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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华裔作家任碧莲的小说经常以家庭这个小单位中各个成员间的文化对峙与融合来反映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如何与社会中的主流群体进行交流及共存的问题。任碧莲笔下的家庭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她通过一个变化的家庭揭示整个社会人们身份的流动和变化。她的短篇小说《谁是爱尔兰人》中,由华裔与爱尔兰人组成的家庭表明了她流动的家庭观。而她在第三篇小说《爱妻》中,通过一个多种族的家庭更加突显了这一流动的家庭观。
关键词:任碧莲;《谁是爱尔兰人》;《爱妻》;流动的家庭观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0)03-0199-3
任碧莲1955年生于纽约州的斯卡斯达尔,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又在衣阿华大学作家班学习。《典型美国人》是她的处女作,后来任碧莲又创作了《莫娜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和《爱妻》。任碧莲的作品中往往汇聚代表多个少数民族的个体,如华裔、日裔、犹太裔、黑人,同时还包括主流群体的白人,这对以往美国华裔文学着重表现单一华裔群体是一个突破。任碧莲曾说:“作为作家,我常自问:‘这些是我的创作领域吗?我该接受主流文化所认定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领域吗?’答案是否定的。我的作品是一个广义的美国社会。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都不希望被永远限制于本民族的题材范围之内,我希望成为题材广泛的作家。亚裔是我的起点,正如许多评论家认定的那样,但我希望这不是终点。”(转引自Shiroishi, 1996)
任碧莲的《谁是爱尔兰人》是其1999年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中最著名的一篇。小说充分展现一位华裔母亲与她已美国化的女儿及爱尔兰裔的女婿间的矛盾,矛盾最终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解决了:华裔母亲搬出自己女儿的家,与自己的爱尔兰裔亲家住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家庭。这一独特的家庭模式充分反映了任碧莲流动的家庭观,从本质上反映了这位作家超越种族和民族的反本质主义观点。而任碧莲在后来发表的第三部小说《爱妻》中则将这一流动的家庭观体现得更淋漓尽致,刻画了一个多种族的全新美国家庭。通过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创作,任碧莲重新诠释了“美国家庭”的概念,提供建立一种超越血缘关系和族裔新式家庭的可能性,有力地回击了以白人为标志来认定美国国家身份的本质主义式观念。
1. 任碧莲反本质主义的创作思想
“本质论”假定有种特殊的素质是团体外其他人所无法共有的,是该团体成员所特有的,能够排除、区分他者的本质性特征。本质主义的身份观认为身份存在其内在的稳定性,它把一些固定的“特性”或“本质”作为普遍的东西归结于某一族群或人群的身份上,认为个人的身份是自然拥有的或是生成的(张静,2006:47)。反本质主义或者说非本质主义实际上是对本质主义理性的一种颠覆。所谓的反本质主义身份观,就是把身份的形成视为一种建构的过程,从价值立场上出发,反对某一层面上的本质,借以颠覆“理性的霸权”,解构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并主张身份是由其主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来决定的,认为个人和群体的身份是强加的、分裂的、流动的、残缺的、碎片化的、开放的。在另一个层次上,梳理反本质主义与后现代主体观的关系时发现,前者与后者一脉相承。反本质主义与后现代的非中心化思潮、解构主义、非理性主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本质主义那种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追求不随时空变化的永恒本质正是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在后现代的主体观念里,整体统一的、稳定的身份变得破碎了,“主体不只包含着一个,而是好几个,有时还是相互矛盾或者未决定的身份”(Hall, 2005:276)。可以说,后现代的主体被界定为没有固定本质或者永恒的身份。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身份是建构的、流动的和变化的,这种后现代身份观实际上与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异曲同工。
任碧莲的作品有着强烈的后现代性,同时她也曾公开表示过自己的反本质主义式的创作倾向。在一次与单德兴的访谈中,她表示“身为反本质论者,我很相信改变”,同时声称:“我的立场——是很反本质论式的……每个所谓‘族裔集团’的族裔都是由每个人自由选择的,其中存在着自由。……许多人认为族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转引自单德兴,2001:142)这种反本质主义式的创作倾向促使任碧莲挑战固定的、过去确定性的身份概念,从而拓展身份建构新的可能性。在其作品中,她将华人移民问题与其他移民和族裔问题结合起来,超越了族裔、文化、国家乃至家庭进行分类的本质主义式的身份模式,从更广阔的视野分析了美国少数族裔移民在身份问题上产生的困惑。
2. 任碧莲流动的家庭观
任碧莲流动的家庭观是基于其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的。正是其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促使她创作时以家庭为单位,通过探讨一个家庭的变迁、家庭成员身份的变化反映家庭这个单位的流动性,从而从大的方面反映少数族裔文化身份的流动性,解构白人对其刻板过时的身份概念,以揭示身份的变化性和复杂性。具体而言,流动的家庭观是指一个家庭是可以超越国家、种族、民族甚至血缘关系而存在的,它会随着不同的时代背景而进行变化,以适应世界多元文化主义的大潮。
3. 任碧莲短篇小说《谁是爱尔兰人》中对流动的家庭观的初步体现
任碧莲短篇小说《谁是爱尔兰人》中,每个人的身份都处于变化之中,而这一变化在作者所构建的家庭模式中充分反映出来了。这个家庭和普通的美国家庭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家庭的女主人奈特利是一位已完全西化的华裔妇女,很有能力,以自己的能力供养着一家的生活,为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一直很努力。她的丈夫是一个爱尔兰人,没有工作,长期靠福利金生活。夫妻二人的状况虽如此,但生活还算平静,没有大的矛盾出现。他们的女儿索非亚活泼可爱,是个快乐的美国孩子。丈夫的三个弟兄和他一样,而他们的母亲退休前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职业女性。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就是奈特利的母亲搬到女儿家帮助照顾外孙女索非亚开始,这个家庭随之出现矛盾。奈特利的母亲是一个仍相信中国家庭思想的华裔,在她心中理想的家庭模式应是中国式的男耕女织或者叫男主外女主内的,她企盼自己也能像大多数中国的外祖母一样享受着天伦之乐,可女儿家的家庭状况与她的理想相差甚远。后来她因为外孙女的教育问题与女儿和女婿发生了矛盾。因为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为教育孩子而体罚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有句俗语就是这样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而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体罚孩子是不可想象的并被认为是绝对不可以的。女儿和女婿因为已完全接受美国的思想,在外祖母体罚过他们的女儿后将其赶出了自己的家。在被赶出后,外祖母传统的中国式家庭观念完全改变了。虽然她和女儿间存在血缘关系,但她不再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这个美国家庭的一分子。而在被自己一直鄙视的爱尔兰亲家收留后,她的家庭观念更是发生了质的改变。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族裔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两位老祖母最后住在了一起,两个没有血缘,也不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血缘、国家、民族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们相亲相爱。这个新型家庭的构建使人们看到超越族裔、国家及种族的可能性,为人们重新定义了美国人,有力地回击了以白人为标志来认定美国国家身份的本质主义式观念。
4. 任碧莲《爱妻》中对流动的家庭观的充分体现
任碧莲短篇小说《谁是爱尔兰人》中对“家庭”的叙述已经超越了传统。令很多读者吃惊的是,任碧莲在她的第三部小说《爱妻》中重新勾勒了一个“新型美国家庭”的故事。这个家庭看起来和一般美国家庭没什么两样,一对父母带着三个孩子,和祖父母不住在一起,有一个看小孩的保姆。但若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个家庭的不同寻常之处。首先,在这个家庭中,有华裔,也有亚裔,还有美国白人。每个人的身份都很复杂,不同家庭成员的身份就可以代表不同族裔的身份。这一组成本身就可以说明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主义倾向,家里的父母一个是华裔,一个是美国白人,两个女儿是领养的,没有血源关系。不同身份、不同种族的人生活在一起。用布朗蒂的话讲,就是一个他们自己制造并选择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血源关系和身份、种族都不是很重要,维系这家人的是相互之间的爱。各个成员之间当然会有矛盾,但基本上能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这也表达了任碧莲对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生活模式的一种期望:各种族、各种身份的人都能自由交流,和睦相处,构建一个和谐的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由此,任碧莲更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原有种族和肤色的忽视立场:主动选择可以超越原先的血统和环境限制,人类的共同理想高于其血缘和种族历史。正如霍尔所说:“文化属性不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并非超越了空间、时间、历史、文化。文化属性来自某处,具有历史。但就像每一件历史事物一样,会不断变形。他们绝非永恒固定于某些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受制于历史、文化、权力的持续“游戏”(1989)。在《爱妻》这篇小说中,任碧莲通过创造出卡内基一家这个以制造和选择著称的家庭,并以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变化充分展现其创作关注的大主题:人们身份认同具有流动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少数族裔要求文化的平等及承认种族差异的平等,最终实现各民族、各种族间的平等交流及文化身份的自由流动。任碧莲曾说过:“对于美国我有我自己的定义。”(转引自Shiroishi, 1996)她的定义是不同于其他人的符合美国多元文化背景的超越国家、种族、民族乃至家庭的全新阐释。
5. 结语
通过对美国式新型家庭的展现,任碧莲对本质论进行了解构,并以此建构了少数族裔的身份,提出所有族裔的人都是美国人的事实,并表达了世界大同的愿望。对少数族裔而言,只有不断吸收不同异质文化的精髓,融合祖先传承文化与主流文化,才不至于迷失在强大的主流话语之中,从而最终明确自己的美国身份。可以说,任碧莲的作品代表了华裔文学的一个发展方向,但也应该看到这种策略如果想从真正意义上获得成功,还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为此,人们应摒弃以前对少数族裔的不正确想法,共同朝着各族裔真正平等、自由的目标而努力。
参考文献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J]. Framework, 1989.
Hall Stuart.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A]. in Hall Stuart, David Held & Tony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eatures[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276.
Shiroishi, Julie. American as apple pie[J]. Asian Week, 1996.
单德兴. 对话与交流[M]. 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142.
张静. 身份认同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7.
关键词:任碧莲;《谁是爱尔兰人》;《爱妻》;流动的家庭观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0)03-0199-3
任碧莲1955年生于纽约州的斯卡斯达尔,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又在衣阿华大学作家班学习。《典型美国人》是她的处女作,后来任碧莲又创作了《莫娜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和《爱妻》。任碧莲的作品中往往汇聚代表多个少数民族的个体,如华裔、日裔、犹太裔、黑人,同时还包括主流群体的白人,这对以往美国华裔文学着重表现单一华裔群体是一个突破。任碧莲曾说:“作为作家,我常自问:‘这些是我的创作领域吗?我该接受主流文化所认定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领域吗?’答案是否定的。我的作品是一个广义的美国社会。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都不希望被永远限制于本民族的题材范围之内,我希望成为题材广泛的作家。亚裔是我的起点,正如许多评论家认定的那样,但我希望这不是终点。”(转引自Shiroishi, 1996)
任碧莲的《谁是爱尔兰人》是其1999年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中最著名的一篇。小说充分展现一位华裔母亲与她已美国化的女儿及爱尔兰裔的女婿间的矛盾,矛盾最终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解决了:华裔母亲搬出自己女儿的家,与自己的爱尔兰裔亲家住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家庭。这一独特的家庭模式充分反映了任碧莲流动的家庭观,从本质上反映了这位作家超越种族和民族的反本质主义观点。而任碧莲在后来发表的第三部小说《爱妻》中则将这一流动的家庭观体现得更淋漓尽致,刻画了一个多种族的全新美国家庭。通过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创作,任碧莲重新诠释了“美国家庭”的概念,提供建立一种超越血缘关系和族裔新式家庭的可能性,有力地回击了以白人为标志来认定美国国家身份的本质主义式观念。
1. 任碧莲反本质主义的创作思想
“本质论”假定有种特殊的素质是团体外其他人所无法共有的,是该团体成员所特有的,能够排除、区分他者的本质性特征。本质主义的身份观认为身份存在其内在的稳定性,它把一些固定的“特性”或“本质”作为普遍的东西归结于某一族群或人群的身份上,认为个人的身份是自然拥有的或是生成的(张静,2006:47)。反本质主义或者说非本质主义实际上是对本质主义理性的一种颠覆。所谓的反本质主义身份观,就是把身份的形成视为一种建构的过程,从价值立场上出发,反对某一层面上的本质,借以颠覆“理性的霸权”,解构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并主张身份是由其主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来决定的,认为个人和群体的身份是强加的、分裂的、流动的、残缺的、碎片化的、开放的。在另一个层次上,梳理反本质主义与后现代主体观的关系时发现,前者与后者一脉相承。反本质主义与后现代的非中心化思潮、解构主义、非理性主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本质主义那种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追求不随时空变化的永恒本质正是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在后现代的主体观念里,整体统一的、稳定的身份变得破碎了,“主体不只包含着一个,而是好几个,有时还是相互矛盾或者未决定的身份”(Hall, 2005:276)。可以说,后现代的主体被界定为没有固定本质或者永恒的身份。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身份是建构的、流动的和变化的,这种后现代身份观实际上与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异曲同工。
任碧莲的作品有着强烈的后现代性,同时她也曾公开表示过自己的反本质主义式的创作倾向。在一次与单德兴的访谈中,她表示“身为反本质论者,我很相信改变”,同时声称:“我的立场——是很反本质论式的……每个所谓‘族裔集团’的族裔都是由每个人自由选择的,其中存在着自由。……许多人认为族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转引自单德兴,2001:142)这种反本质主义式的创作倾向促使任碧莲挑战固定的、过去确定性的身份概念,从而拓展身份建构新的可能性。在其作品中,她将华人移民问题与其他移民和族裔问题结合起来,超越了族裔、文化、国家乃至家庭进行分类的本质主义式的身份模式,从更广阔的视野分析了美国少数族裔移民在身份问题上产生的困惑。
2. 任碧莲流动的家庭观
任碧莲流动的家庭观是基于其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的。正是其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促使她创作时以家庭为单位,通过探讨一个家庭的变迁、家庭成员身份的变化反映家庭这个单位的流动性,从而从大的方面反映少数族裔文化身份的流动性,解构白人对其刻板过时的身份概念,以揭示身份的变化性和复杂性。具体而言,流动的家庭观是指一个家庭是可以超越国家、种族、民族甚至血缘关系而存在的,它会随着不同的时代背景而进行变化,以适应世界多元文化主义的大潮。
3. 任碧莲短篇小说《谁是爱尔兰人》中对流动的家庭观的初步体现
任碧莲短篇小说《谁是爱尔兰人》中,每个人的身份都处于变化之中,而这一变化在作者所构建的家庭模式中充分反映出来了。这个家庭和普通的美国家庭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家庭的女主人奈特利是一位已完全西化的华裔妇女,很有能力,以自己的能力供养着一家的生活,为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一直很努力。她的丈夫是一个爱尔兰人,没有工作,长期靠福利金生活。夫妻二人的状况虽如此,但生活还算平静,没有大的矛盾出现。他们的女儿索非亚活泼可爱,是个快乐的美国孩子。丈夫的三个弟兄和他一样,而他们的母亲退休前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职业女性。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就是奈特利的母亲搬到女儿家帮助照顾外孙女索非亚开始,这个家庭随之出现矛盾。奈特利的母亲是一个仍相信中国家庭思想的华裔,在她心中理想的家庭模式应是中国式的男耕女织或者叫男主外女主内的,她企盼自己也能像大多数中国的外祖母一样享受着天伦之乐,可女儿家的家庭状况与她的理想相差甚远。后来她因为外孙女的教育问题与女儿和女婿发生了矛盾。因为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为教育孩子而体罚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有句俗语就是这样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而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体罚孩子是不可想象的并被认为是绝对不可以的。女儿和女婿因为已完全接受美国的思想,在外祖母体罚过他们的女儿后将其赶出了自己的家。在被赶出后,外祖母传统的中国式家庭观念完全改变了。虽然她和女儿间存在血缘关系,但她不再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这个美国家庭的一分子。而在被自己一直鄙视的爱尔兰亲家收留后,她的家庭观念更是发生了质的改变。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族裔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两位老祖母最后住在了一起,两个没有血缘,也不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血缘、国家、民族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们相亲相爱。这个新型家庭的构建使人们看到超越族裔、国家及种族的可能性,为人们重新定义了美国人,有力地回击了以白人为标志来认定美国国家身份的本质主义式观念。
4. 任碧莲《爱妻》中对流动的家庭观的充分体现
任碧莲短篇小说《谁是爱尔兰人》中对“家庭”的叙述已经超越了传统。令很多读者吃惊的是,任碧莲在她的第三部小说《爱妻》中重新勾勒了一个“新型美国家庭”的故事。这个家庭看起来和一般美国家庭没什么两样,一对父母带着三个孩子,和祖父母不住在一起,有一个看小孩的保姆。但若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个家庭的不同寻常之处。首先,在这个家庭中,有华裔,也有亚裔,还有美国白人。每个人的身份都很复杂,不同家庭成员的身份就可以代表不同族裔的身份。这一组成本身就可以说明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主义倾向,家里的父母一个是华裔,一个是美国白人,两个女儿是领养的,没有血源关系。不同身份、不同种族的人生活在一起。用布朗蒂的话讲,就是一个他们自己制造并选择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血源关系和身份、种族都不是很重要,维系这家人的是相互之间的爱。各个成员之间当然会有矛盾,但基本上能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这也表达了任碧莲对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生活模式的一种期望:各种族、各种身份的人都能自由交流,和睦相处,构建一个和谐的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由此,任碧莲更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原有种族和肤色的忽视立场:主动选择可以超越原先的血统和环境限制,人类的共同理想高于其血缘和种族历史。正如霍尔所说:“文化属性不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并非超越了空间、时间、历史、文化。文化属性来自某处,具有历史。但就像每一件历史事物一样,会不断变形。他们绝非永恒固定于某些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受制于历史、文化、权力的持续“游戏”(1989)。在《爱妻》这篇小说中,任碧莲通过创造出卡内基一家这个以制造和选择著称的家庭,并以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变化充分展现其创作关注的大主题:人们身份认同具有流动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少数族裔要求文化的平等及承认种族差异的平等,最终实现各民族、各种族间的平等交流及文化身份的自由流动。任碧莲曾说过:“对于美国我有我自己的定义。”(转引自Shiroishi, 1996)她的定义是不同于其他人的符合美国多元文化背景的超越国家、种族、民族乃至家庭的全新阐释。
5. 结语
通过对美国式新型家庭的展现,任碧莲对本质论进行了解构,并以此建构了少数族裔的身份,提出所有族裔的人都是美国人的事实,并表达了世界大同的愿望。对少数族裔而言,只有不断吸收不同异质文化的精髓,融合祖先传承文化与主流文化,才不至于迷失在强大的主流话语之中,从而最终明确自己的美国身份。可以说,任碧莲的作品代表了华裔文学的一个发展方向,但也应该看到这种策略如果想从真正意义上获得成功,还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为此,人们应摒弃以前对少数族裔的不正确想法,共同朝着各族裔真正平等、自由的目标而努力。
参考文献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J]. Framework, 1989.
Hall Stuart.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A]. in Hall Stuart, David Held & Tony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eatures[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276.
Shiroishi, Julie. American as apple pie[J]. Asian Week, 1996.
单德兴. 对话与交流[M]. 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142.
张静. 身份认同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