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你听过那首歌吗？”没等我回答，肖全便旁若无人地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唱了起来。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这是朱逢博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年轻人里最为流行的一首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开始复苏的重要时代，也是这个时代，让肖全从一个“拍照的”，成为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
春天来了
1986年，北岛、顾城、舒婷参加了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在望江楼公园竹林，大伙都笑成一团，谢烨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1991年，三毛穿着宽大的衣衫，赤脚坐在地上，一个陪伴她行走各处的背包靠在脚边，旁边是一张倒扣的竹椅。她没有笑，只是看着远方。
1992年，杨丽萍爬上了慕田峪长城的烽火台。那天的风很大，几乎要把手里扬起一块白布的她拉向天边尽头……
这一幕幕构成了肖全在“我们这一代”镜头里的世界。人们从他留下来关于那个年代的影像中，读出了青春和忧伤，读出了不复再现的诗意。然而，那个逝去的八九十年代，在肖全的记忆中却满满地都是欢欣，“春天来了”—他这样总结着一切关于那个年代的故事。
1980年的中国，拨乱反正全面展开，改革开放正式起步。在这之前的1978年，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重新给予中国的科学家们以尊重，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让整个中国也跟着慢慢恢复了元气。“无论是艺术家、作家，还是工人、农民，生长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就像是经过一个冰雪覆盖的冬天，终于等到了冰雪融化、绿叶发芽的春天”，肖全眼里的八十年代，就是“明媚的春光照耀着祖国大地”，像歌里唱的那样：“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所有年轻人都意气风发，觉得青春应该有所作为、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跟这个时代联系在一起。”文化和艺术首先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自由的空气给了作家、艺术家很大的空间，积压了很多年的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艺术观、世界观，非常渴望表达自己对艺术的主张，对世界的看法。”
于是，有了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青春》，有了罗中立的《父亲》……“他们把对时代的理解，对个人命运的理解，都表现在了创作上，这些艺术家意识上的觉醒，直接刺激到当时的电影人”，又有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等为代表的一批电影的出现，中国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人也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辈电影人又影响了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者。
这些相互影响使得整个时代更加的蓬勃，“就像是过春节，你站在楼顶上，看到各处的焰火都在绽放，令人欢欣鼓舞。”而肖全，则负责把各处的焰火都摄入镜头里。
不窥探他们的秘密
其中，最为亮眼的焰火，自然还是来自肖全身边那些文化人和艺术家们。在他的镜头下，北岛、顾城、王安忆、余华、三毛、王朔、崔健、窦唯、陈凯歌、姜文、张艺谋、巩俐、杨丽萍、曾梵志、何多苓、翟永明们，还不是如今被供在神坛上的“文艺偶像”，他们热血轻狂，肆意挥洒着青春。
他们是肖全的朋友，以前是，现在还是。跟文学艺术圈子的人交往，在肖全看来，和工人、农民朋友之间的交往并无两样。“我是拍照的，何多苓是画画的，杨丽萍是跳舞的，朱哲琴是唱歌的，翟永明是写字的……”大家见了面，就把手上的活停下来，聊天聚会，“一样打火锅，一样骂脏话，一样谈论生活琐事和女人……”
也不是一开始就拍那些人。关于摄影，肖全最早的记忆追溯到自己的16岁。1975年，他跟姐姐借来一台相机，给奶奶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身穿旧式长袍的奶奶戴着眼镜，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当时连相机都不大会用，居然也撞上了一张好照片”，肖全笑着说。后来，好友封新城看了那张照片，对他说，“全，你再也没有一张照片超过它。”
1978年，肖全到了部队当兵。没机会再摸相机，就先学了画画。“画来画去，总觉得自己的水平和想要表达的东西有距离—当时非常渴望拥有一个相机”。不久后，用父亲给他寄的钱，肖全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他开始用这台属于自己的相机拍身边的战友，也拍目光所及的一切。他笑说自己年轻时不算愤青，但很热血。“所谓热血，就是早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为之努力。”
在部队的时候，肖全就阅读了许多国外的摄影资料，其中就有摄影大师布列松的画册。“布列松的作品，是我最早期的思想启蒙，这就是我早早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原因，也是一条捷径。”他看布列松用一台莱卡相机拍摄身边的巴黎，自然、真诚，充满生活的乐趣。对肖全来说，布列松的代表作《男孩》是最好的典范：在巴黎拉丁区的穆夫塔尔大街，去给父亲买酒归来的小男孩，迈着轻快的步伐、手里抱着两个大酒瓶，一脸得意洋洋的神色。
几年后，肖全从部队回到了家乡成都。因为认识作曲家何训田，他得以在业余时间进入了名人云集的成都文化圈，认识了何多苓、翟永明、顾城、钟鸣、万夏、欧阳江河、赵野……他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也给他们拍照片。
肖全始终记得布列松在作品《男孩》中捕捉到的自然，于是，他给这帮文艺青年拍的照片也是这样，拍他们大笑，拍他们发呆，拍他们迎风起舞，拍他们在街上闲逛，拍他们最自然最放松的状态，“我不窥探他们的秘密，他们也就不提防我。”一来二往，他成了这帮文艺青年最推崇的摄影师。 后来的十年里，他走出了成都，带着相机在各地漂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留下一组又一组珍贵的照片。1996年，37岁的肖全将自己的摄影作品集结出版，名为《我们这一代》。
见证时代
在杂志社工作的时候，肖全看到法国摄影家何奈·布里的一篇报道，上面写道：“我们这批摄影师，注定成不了富翁，我们的稿费除了能料理房租，就只能买一桶汽油，倒进破旧的大众汽车……但是我们很幸福，我们见证了一个时代。”这段话给了他很大触动。“当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很清晰地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因为你有这个责任。”
也许是“我们这一代”留给大众的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很少人知道，肖全也拍摄了许多见证时代变迁的社会纪实类作品。
实际上，早在拍摄“我们这一代”的同时，他就已经开始扛着相机穿街走巷，将镜头对准了平民百姓的市井生活。他的取景框里，有成都棉纺厂食堂拿着饭盒正大快朵颐的女工，也有在北京故宫前流连忘返的外国旅客……这些关于普罗大众的日常影像，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天”，不断在发展中的中国似乎到了炙热的夏日，“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经济好转，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好日子。人们买车、买房、下海—中国的这个过程，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是一生都很难遇到的。”
2014年，肖全把这些构成“历史语境”的大众日常，连同之前的人像摄影作品，一同放进了最新一版的《我们这一代：历史的语境与肖像》里。有朋友看了很是惊讶，“他光知道我拍人像，没想到我还拍了那么多记录现实的片子”，肖全笑着顿了顿，“他说，原来你还是个对历史有责任感的摄影师啊！”
现在，肖全在深圳生活。早几年，他过着逍遥悠闲的日子，平日里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不在深圳的日子，他就到世界各地旅行。
据说，他去古巴哈瓦那参观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旧居，去巴黎埃菲尔铁塔寻找马克·吕布拍摄油漆工人的位置，还去捷克布拉格向拍《布拉格之春》的约瑟夫·寇德卡致敬。
即使是在路上，他也没有一刻放下自己的相机。他拍自己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拍旅行中遇到的每一个人。照片中手托着钵的仰光僧人、勾肩搭背结伴而行的威尼斯母女，都是让他感动的片刻记录。
坐等水开
那样的悠闲，肖全现在是享受不到了。几个月前，在策展人、好友吕澎的再三催促下，“我们这一代：历史的语境与肖像—肖全摄影作品展”终于正式亮相成都。肖全开始到各地举办讲座，“忙碌”二字成了他近来生活的主题。
由于肖全拍摄的很多记录社会变迁的影像几乎从未展出，吕澎觉得这批照片尤为重要，必须做成展览来呈现在大众面前。偏偏肖全是个慢性子，不着急，慢慢拍，慢慢来。在展览成功举办之前，有很多次办展机会摆在肖全面前，他却迟迟不愿松口答应，坚持要随其自然，到了最合适的时候再办展。“就像煮开水—水还没开，肯定没有热气冒出来。拍了那么多年还不办展，就是在等水开呢。”
他等水开的慢悠悠，不仅表现在这次展览上。这几年，肖全身边总有人催促他赶紧去拍“我们这一代”第二部，拍的内容都想好了，就看看那些已经成名了、老了的文化人这些年的变化。
要知道，当时每拍完一个人，肖全都会跟对方说一句，“十年后我还来拍你！”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拍成。肖全偶尔也琢磨，是不是该开始做计划了？想归想，他终究还是没有动身。“缘分还没到，水还没开”—这是他的解释。
他如今“等水开”的随缘心性，想必与他这些年开始修佛息息相关。他皈依的师父，是五台山上的梦参老和尚—梦参曾经是弘一法师的侍者，今年已经一百岁了。肖全在家设了佛堂，每天供水烧香做功课，听师父讲经。
虽然每日修佛，但肖全说，学佛并不重在仪轨，而是贯穿在自己生命的每个刹那，贯穿在自己每日的为人处世里。“年轻时总是冲动，想到什么就要马上去做，现在更加懂得尊重自然规律，更加理解生命，更加懂得随缘。缘分到了就不要拒绝，缘分没到就不要刻意去攀这个缘。”
如今，肖全生活随缘，交友也随缘。年轻的时候他喜欢结交朋友，如今却疏于交际，仅有的时常联系的还是成都的那几个朋友，“赵野、吕澎、翟永明、钟鸣……还会时常聚聚。”
那么多年来，他没有刻意和自己的拍摄对象保持联系，但肖全觉得，他们大抵都会记得自己给他们留下过那样的作品吧。“如果多年之后不经意在哪里遇到了，就坐下来一起聊聊”，肖全觉得，这种相遇才是缘分所致，更加可贵。
肖全 师从马克·吕布，被誉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拍摄项目“我们这一代”，项目历时十年。顾城、北岛、王安忆、崔健、陈凯歌、姜文、张艺谋、巩俐、杨丽萍、贾平凹、余华、史铁生、陈丹青……他用镜头记录下了那一代人创造力最蓬勃的时期。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这是朱逢博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年轻人里最为流行的一首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开始复苏的重要时代，也是这个时代，让肖全从一个“拍照的”，成为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
春天来了
1986年，北岛、顾城、舒婷参加了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在望江楼公园竹林，大伙都笑成一团，谢烨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1991年，三毛穿着宽大的衣衫，赤脚坐在地上，一个陪伴她行走各处的背包靠在脚边，旁边是一张倒扣的竹椅。她没有笑，只是看着远方。
1992年，杨丽萍爬上了慕田峪长城的烽火台。那天的风很大，几乎要把手里扬起一块白布的她拉向天边尽头……
这一幕幕构成了肖全在“我们这一代”镜头里的世界。人们从他留下来关于那个年代的影像中，读出了青春和忧伤，读出了不复再现的诗意。然而，那个逝去的八九十年代，在肖全的记忆中却满满地都是欢欣，“春天来了”—他这样总结着一切关于那个年代的故事。
1980年的中国，拨乱反正全面展开，改革开放正式起步。在这之前的1978年，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重新给予中国的科学家们以尊重，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让整个中国也跟着慢慢恢复了元气。“无论是艺术家、作家，还是工人、农民，生长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就像是经过一个冰雪覆盖的冬天，终于等到了冰雪融化、绿叶发芽的春天”，肖全眼里的八十年代，就是“明媚的春光照耀着祖国大地”，像歌里唱的那样：“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所有年轻人都意气风发，觉得青春应该有所作为、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跟这个时代联系在一起。”文化和艺术首先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自由的空气给了作家、艺术家很大的空间，积压了很多年的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艺术观、世界观，非常渴望表达自己对艺术的主张，对世界的看法。”
于是，有了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青春》，有了罗中立的《父亲》……“他们把对时代的理解，对个人命运的理解，都表现在了创作上，这些艺术家意识上的觉醒，直接刺激到当时的电影人”，又有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等为代表的一批电影的出现，中国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人也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辈电影人又影响了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者。
这些相互影响使得整个时代更加的蓬勃，“就像是过春节，你站在楼顶上，看到各处的焰火都在绽放，令人欢欣鼓舞。”而肖全，则负责把各处的焰火都摄入镜头里。
不窥探他们的秘密
其中，最为亮眼的焰火，自然还是来自肖全身边那些文化人和艺术家们。在他的镜头下，北岛、顾城、王安忆、余华、三毛、王朔、崔健、窦唯、陈凯歌、姜文、张艺谋、巩俐、杨丽萍、曾梵志、何多苓、翟永明们，还不是如今被供在神坛上的“文艺偶像”，他们热血轻狂，肆意挥洒着青春。
他们是肖全的朋友，以前是，现在还是。跟文学艺术圈子的人交往，在肖全看来，和工人、农民朋友之间的交往并无两样。“我是拍照的，何多苓是画画的，杨丽萍是跳舞的，朱哲琴是唱歌的，翟永明是写字的……”大家见了面，就把手上的活停下来，聊天聚会，“一样打火锅，一样骂脏话，一样谈论生活琐事和女人……”
也不是一开始就拍那些人。关于摄影，肖全最早的记忆追溯到自己的16岁。1975年，他跟姐姐借来一台相机，给奶奶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身穿旧式长袍的奶奶戴着眼镜，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当时连相机都不大会用，居然也撞上了一张好照片”，肖全笑着说。后来，好友封新城看了那张照片，对他说，“全，你再也没有一张照片超过它。”
1978年，肖全到了部队当兵。没机会再摸相机，就先学了画画。“画来画去，总觉得自己的水平和想要表达的东西有距离—当时非常渴望拥有一个相机”。不久后，用父亲给他寄的钱，肖全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他开始用这台属于自己的相机拍身边的战友，也拍目光所及的一切。他笑说自己年轻时不算愤青，但很热血。“所谓热血，就是早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为之努力。”
在部队的时候，肖全就阅读了许多国外的摄影资料，其中就有摄影大师布列松的画册。“布列松的作品，是我最早期的思想启蒙，这就是我早早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原因，也是一条捷径。”他看布列松用一台莱卡相机拍摄身边的巴黎，自然、真诚，充满生活的乐趣。对肖全来说，布列松的代表作《男孩》是最好的典范：在巴黎拉丁区的穆夫塔尔大街，去给父亲买酒归来的小男孩，迈着轻快的步伐、手里抱着两个大酒瓶，一脸得意洋洋的神色。
几年后，肖全从部队回到了家乡成都。因为认识作曲家何训田，他得以在业余时间进入了名人云集的成都文化圈，认识了何多苓、翟永明、顾城、钟鸣、万夏、欧阳江河、赵野……他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也给他们拍照片。
肖全始终记得布列松在作品《男孩》中捕捉到的自然，于是，他给这帮文艺青年拍的照片也是这样，拍他们大笑，拍他们发呆，拍他们迎风起舞，拍他们在街上闲逛，拍他们最自然最放松的状态，“我不窥探他们的秘密，他们也就不提防我。”一来二往，他成了这帮文艺青年最推崇的摄影师。 后来的十年里，他走出了成都，带着相机在各地漂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留下一组又一组珍贵的照片。1996年，37岁的肖全将自己的摄影作品集结出版，名为《我们这一代》。
见证时代
在杂志社工作的时候，肖全看到法国摄影家何奈·布里的一篇报道，上面写道：“我们这批摄影师，注定成不了富翁，我们的稿费除了能料理房租，就只能买一桶汽油，倒进破旧的大众汽车……但是我们很幸福，我们见证了一个时代。”这段话给了他很大触动。“当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很清晰地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因为你有这个责任。”
也许是“我们这一代”留给大众的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很少人知道，肖全也拍摄了许多见证时代变迁的社会纪实类作品。
实际上，早在拍摄“我们这一代”的同时，他就已经开始扛着相机穿街走巷，将镜头对准了平民百姓的市井生活。他的取景框里，有成都棉纺厂食堂拿着饭盒正大快朵颐的女工，也有在北京故宫前流连忘返的外国旅客……这些关于普罗大众的日常影像，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天”，不断在发展中的中国似乎到了炙热的夏日，“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经济好转，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好日子。人们买车、买房、下海—中国的这个过程，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是一生都很难遇到的。”
2014年，肖全把这些构成“历史语境”的大众日常，连同之前的人像摄影作品，一同放进了最新一版的《我们这一代：历史的语境与肖像》里。有朋友看了很是惊讶，“他光知道我拍人像，没想到我还拍了那么多记录现实的片子”，肖全笑着顿了顿，“他说，原来你还是个对历史有责任感的摄影师啊！”
现在，肖全在深圳生活。早几年，他过着逍遥悠闲的日子，平日里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不在深圳的日子，他就到世界各地旅行。
据说，他去古巴哈瓦那参观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旧居，去巴黎埃菲尔铁塔寻找马克·吕布拍摄油漆工人的位置，还去捷克布拉格向拍《布拉格之春》的约瑟夫·寇德卡致敬。
即使是在路上，他也没有一刻放下自己的相机。他拍自己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拍旅行中遇到的每一个人。照片中手托着钵的仰光僧人、勾肩搭背结伴而行的威尼斯母女，都是让他感动的片刻记录。
坐等水开
那样的悠闲，肖全现在是享受不到了。几个月前，在策展人、好友吕澎的再三催促下，“我们这一代：历史的语境与肖像—肖全摄影作品展”终于正式亮相成都。肖全开始到各地举办讲座，“忙碌”二字成了他近来生活的主题。
由于肖全拍摄的很多记录社会变迁的影像几乎从未展出，吕澎觉得这批照片尤为重要，必须做成展览来呈现在大众面前。偏偏肖全是个慢性子，不着急，慢慢拍，慢慢来。在展览成功举办之前，有很多次办展机会摆在肖全面前，他却迟迟不愿松口答应，坚持要随其自然，到了最合适的时候再办展。“就像煮开水—水还没开，肯定没有热气冒出来。拍了那么多年还不办展，就是在等水开呢。”
他等水开的慢悠悠，不仅表现在这次展览上。这几年，肖全身边总有人催促他赶紧去拍“我们这一代”第二部，拍的内容都想好了，就看看那些已经成名了、老了的文化人这些年的变化。
要知道，当时每拍完一个人，肖全都会跟对方说一句，“十年后我还来拍你！”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拍成。肖全偶尔也琢磨，是不是该开始做计划了？想归想，他终究还是没有动身。“缘分还没到，水还没开”—这是他的解释。
他如今“等水开”的随缘心性，想必与他这些年开始修佛息息相关。他皈依的师父，是五台山上的梦参老和尚—梦参曾经是弘一法师的侍者，今年已经一百岁了。肖全在家设了佛堂，每天供水烧香做功课，听师父讲经。
虽然每日修佛，但肖全说，学佛并不重在仪轨，而是贯穿在自己生命的每个刹那，贯穿在自己每日的为人处世里。“年轻时总是冲动，想到什么就要马上去做，现在更加懂得尊重自然规律，更加理解生命，更加懂得随缘。缘分到了就不要拒绝，缘分没到就不要刻意去攀这个缘。”
如今，肖全生活随缘，交友也随缘。年轻的时候他喜欢结交朋友，如今却疏于交际，仅有的时常联系的还是成都的那几个朋友，“赵野、吕澎、翟永明、钟鸣……还会时常聚聚。”
那么多年来，他没有刻意和自己的拍摄对象保持联系，但肖全觉得，他们大抵都会记得自己给他们留下过那样的作品吧。“如果多年之后不经意在哪里遇到了，就坐下来一起聊聊”，肖全觉得，这种相遇才是缘分所致，更加可贵。
肖全 师从马克·吕布，被誉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拍摄项目“我们这一代”，项目历时十年。顾城、北岛、王安忆、崔健、陈凯歌、姜文、张艺谋、巩俐、杨丽萍、贾平凹、余华、史铁生、陈丹青……他用镜头记录下了那一代人创造力最蓬勃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