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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忆的年代》精装版首发暨作品分享会
地点：上海，思南公馆
人物：谢尔·埃斯普马克、贾平凹、韩少功、陈思和等
瑞典学院院士、曾17次出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日前携七卷长篇小说总集 《失忆的年代》精装版来到北京上海，与贾平凹、韩少功等中国知名作家、学者对谈。
从2012年10月第一卷《失忆》到今年3月第七卷《欢乐》，埃斯普马克这部“十年力作”的中文版的出版也历时三年。去年年底，出版方有了邀请他再度来到中国的动议，经过两个月的筹备，两场世界级文化沙龙让埃斯普马克的中国行引发了国内一线作家群体的关注。
5月16日下午，上海思南公馆的《失忆的年代》精装版首发暨作品分享会上，著名作家贾平凹、韩少功和著名评论家陈思和，分别以“在‘失忆的年代’”、“灵魂中的七巧板”、“灰色句子在历史中间断裂”等为题，和读者们一起分享了对“失忆的年代”的解读。
当晚，思南读书会的“瑞典文学之夜”作品朗读会上，埃斯普马克及夫人莫妮卡、翻译家万之、作家韩少功，以及故事广播主持人易峰、梁辉等分别选择了特朗斯特罗默、马丁松、恩格道尔和埃斯普马克的诗作、小说片段等与读者一起朗读分享，共享文学盛宴。
世界级文学盛宴
思南公馆的《失忆的年代》精装版首发暨作品分享会于午后两点举办，早在一个小时前，媒体和读者就早已把上百个席位坐得满满当当。此前一天，上海大雨，交通一度拥堵。然而在思南公馆，却丝毫没有喧嚣，只感受到文学的静默。
上海方面派出了国内一线作家、评论家的豪华阵容：作家贾平凹、孙甘露、韩少功和评论家陈思和均出席了分享会，虽然陈晓明因为航班取消无法来到现场，但他也通过主办方带来了贺词。
陪伴埃斯普马克左右的是他的夫人莫妮卡·劳瑞琛和现居瑞典的翻译家万之。莫妮卡曾是电台节目制作人、作家，任哥德堡大学英语文学副教授。而万之2001年起从事职业翻译，是埃斯普马克的中文译者。
“你好。”随着一声中文的问候，埃斯普马克的登场就获得了全场的欢呼。他说，自己在学习中文，他手机里面有六部字典，其中有一部字典就是中文的字典。埃斯普马克是瑞典著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曾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创作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以及文字和诗歌的力量。他于1987年至2004年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在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就瑞典学院如何看待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发表了《诗与社会》。
而埃斯普马克与中国最早的渊源要追溯到1982年，他曾来到中国，与巴金、艾青、丁玲等中国作家会面。2012年，他携《失忆的年代》第一部《失忆》访问中国；去年，他还受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来到北大举办讲座。
《失忆的年代》是埃斯普马克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作者选择了七个不同的角度切入，分别是：失忆、误解、蔑视、忠诚、仇恨、复仇、欢乐，七个故事的七个主人公都是当代瑞典社会生活忠实的见证人，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曾被瑞典最大的早报《每日新闻》称为“二战以后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最有说服力的社会批判性展示”。
“《失忆的年代》是七部较短长篇小说构成的一个系列，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虽然是从瑞典人的眼光去看的，但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有效。我写作这些书，是我在访问布拉格有了那段经历之后就马上开始了，并不远离我从捷克来看问题的角度。”埃斯普马克引用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话：“看来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当下，而过去就好像是一个黑洞，一切都可以在里面消失：英雄、罪犯、明星和无名的群众。甚至活着的人也在里面消失了，不像在过去的时代，活着的人是在自己生命结束后才消失。”这种看法在《失忆的年代》里也有表述，不过时间上更短：一个政治家“在发表苍白无力的竞选演说时就消失了”。而且，“当我的嘴唇上还有我爱人的嘴唇留下的温暖时，我就已经忘记了她。”
埃斯普马克还透露，《失忆的年代》曾有过另一个书名：“一部低于人类的喜剧”，这是戏仿但丁的《神曲》（神圣喜剧）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失忆”有意义
“2012年谢尔·埃斯普马克先生来上海，我参加了他第一本《失忆的年代》新书发布会，他还到我们复旦大学做了一次很精彩的演讲。”陈思和还记得当时的情形。活动安排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大厅里，当时大楼的管理员问陈思和，一个外国人的演讲，来听的学生能坐满这么大一个厅吗？“结果全坐满了。这样的盛况我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在他眼中，这是一部20世纪末的世界巨著，它表现了人类走向后现代以后，处于完全破碎的状态，物质经济高度发展和人性的堕落造成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其实也同样值得借鉴，值得深省。
而当贾平凹遇到《失忆的年代》时，他表示，首先对这个书名很震惊。“欧洲人经历过失忆，欧洲人怎么失忆的，又是如何面对失忆的。”他用陕西方言表达了自己的阅读感受。“以前有一句话，就是‘忘掉一切要面向未来’。一个人总是要活下去，就得忘掉过去的不幸和痛苦，如同走路，走过脚印自然就消失了。但是走向未来，如何走向未来，明白走向哪里，就得知道来自哪里，过去几年，辉煌或者失败，快乐或者悲伤，怎么能忘记，实际上过去的辉煌、快乐常常能记起，而悲伤、失败常常被忘却。”
在贾平凹看来，这个社会失忆导致许多东西就被遮蔽了，失忆使社会常常无序、误解、荒唐、变态，失忆使人们前进的步伐越发艰难。“对我们的启示也就在这里，这个年代，失忆这个词是每个人会遇到的，也是面对着历史和文学所遇到的。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一种记忆，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记忆。鲁迅先生说过‘忘却的记忆’，我们只有记下来以后，才能忘却过去。”
“当信用卡取代《圣经》，手机自拍成了新兴的东西，文化为什么不该是自恋者们的书呢？”韩少功则以提问式独白开场，“在这种情况下，宏大叙事是否成了学界的丑闻，思想、社会、历史、价值观更不要说忠诚和同志们，几乎都成了旧时代的犯罪的工具。被众多作家避之不及，这也许就是谢尔·埃斯普马克先生所面对的失忆之一。”
给社会做的X光透视
因为5月18日要跟随国家代表团去南美，莫言没有能赶到活动现场，《失忆的年代》推荐者之一阎连科因为年初的大手术，身体欠佳也未能来到上海。远在大洋彼岸的余华和苏童则通过主办方送上了对埃斯普马克的问候。
余华说：“谢尔·埃斯普马克是一位行走在历史与现实交界地带的诗人，他坐下来以后就是讲故事的小说家了，他讲故事的方式仍然在交界地带，小说和诗歌的交界地带，因此无论选择叙述对象还是选择叙述方式，谢尔·埃斯普马克都是鱼与熊掌兼得。”
苏童则认为：“谢尔·埃斯普马克先生的小说是我们认识当代瑞典文学的重要路径，祝贺《失忆的年代》七卷全部出齐，对此中国的读者不会失忆。”
活动行将结束时，埃斯普马克再度走上舞台，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之情。他代表瑞典学院授奖予《失忆的年代》出版者的代表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总编辑邵敏。“请你接受一个我们给你的荣誉，一枚银制奖章。”
埃斯普马克同时也表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出版家来出版瑞典文学，我也感谢贾平凹，你对作品的理解，对瑞典的文学批评家更好。这是瑞典的一个手工艺品。同样也感谢韩少功。”
《失忆的年代》“给社会做了一次X光透视”，就像中国作家所评论的那样：“它给东方（中国）写作带来的启示性意义，将会在日后渐显而明白，一如浩瀚戈壁中那束遥远的光，终会被更多的人看见和发现。”
发布会后的签售环节，热情的读者排起井然有序的长龙。在这里，你会感觉到文学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个时代，总有写作者会被尊重。
地点：上海，思南公馆
人物：谢尔·埃斯普马克、贾平凹、韩少功、陈思和等
瑞典学院院士、曾17次出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日前携七卷长篇小说总集 《失忆的年代》精装版来到北京上海，与贾平凹、韩少功等中国知名作家、学者对谈。
从2012年10月第一卷《失忆》到今年3月第七卷《欢乐》，埃斯普马克这部“十年力作”的中文版的出版也历时三年。去年年底，出版方有了邀请他再度来到中国的动议，经过两个月的筹备，两场世界级文化沙龙让埃斯普马克的中国行引发了国内一线作家群体的关注。
5月16日下午，上海思南公馆的《失忆的年代》精装版首发暨作品分享会上，著名作家贾平凹、韩少功和著名评论家陈思和，分别以“在‘失忆的年代’”、“灵魂中的七巧板”、“灰色句子在历史中间断裂”等为题，和读者们一起分享了对“失忆的年代”的解读。
当晚，思南读书会的“瑞典文学之夜”作品朗读会上，埃斯普马克及夫人莫妮卡、翻译家万之、作家韩少功，以及故事广播主持人易峰、梁辉等分别选择了特朗斯特罗默、马丁松、恩格道尔和埃斯普马克的诗作、小说片段等与读者一起朗读分享，共享文学盛宴。
世界级文学盛宴
思南公馆的《失忆的年代》精装版首发暨作品分享会于午后两点举办，早在一个小时前，媒体和读者就早已把上百个席位坐得满满当当。此前一天，上海大雨，交通一度拥堵。然而在思南公馆，却丝毫没有喧嚣，只感受到文学的静默。
上海方面派出了国内一线作家、评论家的豪华阵容：作家贾平凹、孙甘露、韩少功和评论家陈思和均出席了分享会，虽然陈晓明因为航班取消无法来到现场，但他也通过主办方带来了贺词。
陪伴埃斯普马克左右的是他的夫人莫妮卡·劳瑞琛和现居瑞典的翻译家万之。莫妮卡曾是电台节目制作人、作家，任哥德堡大学英语文学副教授。而万之2001年起从事职业翻译，是埃斯普马克的中文译者。
“你好。”随着一声中文的问候，埃斯普马克的登场就获得了全场的欢呼。他说，自己在学习中文，他手机里面有六部字典，其中有一部字典就是中文的字典。埃斯普马克是瑞典著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曾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创作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以及文字和诗歌的力量。他于1987年至2004年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在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就瑞典学院如何看待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发表了《诗与社会》。
而埃斯普马克与中国最早的渊源要追溯到1982年，他曾来到中国，与巴金、艾青、丁玲等中国作家会面。2012年，他携《失忆的年代》第一部《失忆》访问中国；去年，他还受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来到北大举办讲座。
《失忆的年代》是埃斯普马克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作者选择了七个不同的角度切入，分别是：失忆、误解、蔑视、忠诚、仇恨、复仇、欢乐，七个故事的七个主人公都是当代瑞典社会生活忠实的见证人，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曾被瑞典最大的早报《每日新闻》称为“二战以后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最有说服力的社会批判性展示”。
“《失忆的年代》是七部较短长篇小说构成的一个系列，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虽然是从瑞典人的眼光去看的，但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有效。我写作这些书，是我在访问布拉格有了那段经历之后就马上开始了，并不远离我从捷克来看问题的角度。”埃斯普马克引用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话：“看来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当下，而过去就好像是一个黑洞，一切都可以在里面消失：英雄、罪犯、明星和无名的群众。甚至活着的人也在里面消失了，不像在过去的时代，活着的人是在自己生命结束后才消失。”这种看法在《失忆的年代》里也有表述，不过时间上更短：一个政治家“在发表苍白无力的竞选演说时就消失了”。而且，“当我的嘴唇上还有我爱人的嘴唇留下的温暖时，我就已经忘记了她。”
埃斯普马克还透露，《失忆的年代》曾有过另一个书名：“一部低于人类的喜剧”，这是戏仿但丁的《神曲》（神圣喜剧）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失忆”有意义
“2012年谢尔·埃斯普马克先生来上海，我参加了他第一本《失忆的年代》新书发布会，他还到我们复旦大学做了一次很精彩的演讲。”陈思和还记得当时的情形。活动安排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大厅里，当时大楼的管理员问陈思和，一个外国人的演讲，来听的学生能坐满这么大一个厅吗？“结果全坐满了。这样的盛况我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在他眼中，这是一部20世纪末的世界巨著，它表现了人类走向后现代以后，处于完全破碎的状态，物质经济高度发展和人性的堕落造成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其实也同样值得借鉴，值得深省。
而当贾平凹遇到《失忆的年代》时，他表示，首先对这个书名很震惊。“欧洲人经历过失忆，欧洲人怎么失忆的，又是如何面对失忆的。”他用陕西方言表达了自己的阅读感受。“以前有一句话，就是‘忘掉一切要面向未来’。一个人总是要活下去，就得忘掉过去的不幸和痛苦，如同走路，走过脚印自然就消失了。但是走向未来，如何走向未来，明白走向哪里，就得知道来自哪里，过去几年，辉煌或者失败，快乐或者悲伤，怎么能忘记，实际上过去的辉煌、快乐常常能记起，而悲伤、失败常常被忘却。”
在贾平凹看来，这个社会失忆导致许多东西就被遮蔽了，失忆使社会常常无序、误解、荒唐、变态，失忆使人们前进的步伐越发艰难。“对我们的启示也就在这里，这个年代，失忆这个词是每个人会遇到的，也是面对着历史和文学所遇到的。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一种记忆，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记忆。鲁迅先生说过‘忘却的记忆’，我们只有记下来以后，才能忘却过去。”
“当信用卡取代《圣经》，手机自拍成了新兴的东西，文化为什么不该是自恋者们的书呢？”韩少功则以提问式独白开场，“在这种情况下，宏大叙事是否成了学界的丑闻，思想、社会、历史、价值观更不要说忠诚和同志们，几乎都成了旧时代的犯罪的工具。被众多作家避之不及，这也许就是谢尔·埃斯普马克先生所面对的失忆之一。”
给社会做的X光透视
因为5月18日要跟随国家代表团去南美，莫言没有能赶到活动现场，《失忆的年代》推荐者之一阎连科因为年初的大手术，身体欠佳也未能来到上海。远在大洋彼岸的余华和苏童则通过主办方送上了对埃斯普马克的问候。
余华说：“谢尔·埃斯普马克是一位行走在历史与现实交界地带的诗人，他坐下来以后就是讲故事的小说家了，他讲故事的方式仍然在交界地带，小说和诗歌的交界地带，因此无论选择叙述对象还是选择叙述方式，谢尔·埃斯普马克都是鱼与熊掌兼得。”
苏童则认为：“谢尔·埃斯普马克先生的小说是我们认识当代瑞典文学的重要路径，祝贺《失忆的年代》七卷全部出齐，对此中国的读者不会失忆。”
活动行将结束时，埃斯普马克再度走上舞台，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之情。他代表瑞典学院授奖予《失忆的年代》出版者的代表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总编辑邵敏。“请你接受一个我们给你的荣誉，一枚银制奖章。”
埃斯普马克同时也表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出版家来出版瑞典文学，我也感谢贾平凹，你对作品的理解，对瑞典的文学批评家更好。这是瑞典的一个手工艺品。同样也感谢韩少功。”
《失忆的年代》“给社会做了一次X光透视”，就像中国作家所评论的那样：“它给东方（中国）写作带来的启示性意义，将会在日后渐显而明白，一如浩瀚戈壁中那束遥远的光，终会被更多的人看见和发现。”
发布会后的签售环节，热情的读者排起井然有序的长龙。在这里，你会感觉到文学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个时代，总有写作者会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