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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最“生活”的一位诗人。有诗友，没有江湖；有山居，没有隐逸。如今他带着几分仙气，漫游中美，右手诗歌，左手绘画。“绘画不是跨界，是扩充艺术范围，它在变相地延续我的写作状态。”
4月18日，“浪漫的落差—吕德安作品巡回展”在福建省美术馆开幕。平日里低调的著名诗人舒婷专程坐动车从厦门赶至福州，为吕德安站台。
画家吕德安的诗人身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已露峥嵘。他和朦胧诗代表诗人舒婷的最初相识，并非一见倾心。有一天，这个年轻的诗歌初习者，找到舒婷的家。舒婷穿着一件家居式宽松条纹白睡裙出现了，接过吕德安的“得意之作”，随意翻看两眼就搁在一旁。多年之后，吕德安亲切地回忆道：“传闻中的大诗人，也不过跟病房里跑出来的女人差不多。”
这种文学青年敏感的心理，并没有阻碍诗人间的彼此欣赏。和舒婷交往二十多年，吕德安说，“非常尊重她，但后来我也有了自己对诗歌的一套看法，我成熟了。”很显然，他的诗风并非直接传承舒婷或“朦胧诗”，但他们却似生活中的姐弟。舒婷结婚时，请吕德安以女方家眷的身份，按当地风俗，在出嫁的路上帮她抬嫁妆。吕德安身在外地，无法成行。结果在迎亲路上，嫁妆中的一面大镜子被摔破了。过后，每每提起这件事，舒婷就埋怨吕德安，说都怪他不在。
诗坛“金枪手”
“我最早写诗，是源自一场恋爱。”吕德安至今还保留着一本上世纪80年代的蓝色塑料封面日记本，翻开，普希金、舒婷、北岛、杨炼等人的诗，一篇接一篇。大学时谈起柏拉图式的恋爱，通信时把普希金的诗抄一首送给对方。当时他只知道一个外国诗人，叫普希金。第一次看普希金的诗，吕德安觉得“简直跟白话一模一样。诗歌竟然可以这样写！”那是1976年，他20岁。
1983年，吕德安和朋友金海曙等一些诗友已在福州办起了民间文学刊物《星期五》。“星期五诗社”成为其时飘荡在中国诗歌江湖东南角的一面旗帜。“诗歌要回到常识，表达日常的情感和审美，而‘星期五’这个诗社的命名也似乎更多意味着生活的怡情逸志。”
那时诗人间的串联是常态。譬如和当时“今天”的诗人如北岛、芒克、杨炼等很熟悉的黑大春，就怀揣着某诗人的介绍信到福建找舒婷，舒婷便介绍黑大春到吕德安的学生宿舍住。之后他俩就玩得特别好。“铁哥们，整天在一起，同性恋似的。”在吕德安看来，黑大春颇具“骑士风度”，随时随地喝酒咏诗。“他走路腰杆笔直”。吕德安描述黑大春是那年头的游吟诗人或流浪诗人的先驱，“像马雅可夫斯基所说的‘挺拔而俊美，二十二岁！’他游侠气十足，一身黑社会式的玄色绸缎衣褂，光头、拖鞋，加之喝酒、浪诗、打架、称兄道弟，只是我们在一起很少谈女人。”吕德安又笑，“也没女同学一起玩，那时没这个概念……爱情还在睡觉。”
在黑大春身上，流浪与诗歌本身融合为一，让吕德安着迷。一度他们甚至要计划将他们当时气息相投的诗歌合集出版。“当时‘星期五’诗社的诗友集体动员，想去海南岛—这是心目中的塔希堤岛—支教，去过纯粹的高更式的生活。这个消息甚至让‘圆明园诗社’某些诗人心驰神往，据说彭刚带着北京诗人芒克的口信也赶至福州，但这种浪漫的想法最终不了了之。”就这样，吕德安如钉子户一般，罕见地在“本职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
1998年，一份《诗坛英雄座次排行榜》点燃了沉闷已久的中国诗歌界。在那份“排行榜”上，福建籍诗人吕德安位列第十八，号为“金枪手徐宁”，判词是“练得一手行云流水掌拖泥带水拳，虎虎生风，好连连。故列为马军骠骑将四席”。但那时，中国诗歌江湖上，年轻诗人们在打听吕德安是谁。其时，诗人吕德安又一次从美国返回国内，应邀参与牟森的戏剧创作，暂住牟森的房子里，“边啃鸡脖子，边整天看电视”，似乎对诗坛江湖发生了什么，浑然无知。
纽约街头，偶遇陈丹青
1991年，吕德安以陪读身份跟随前妻来到美国。“我刚到美国，在密里苏州一个小镇，叫曼凯托。雪下得很厚，有一种从没经历过的冷，我觉得那就是我一直向往的北方。我刚到那里，就开始写诗，写了三个月，直到我不得不去谋生，我就去纽约了。”吕德安说，纽约有诗人严力和张耳等几个比较亲近的朋友。他们为欢迎他来到纽约，与一家画廊共同组织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这是吕德安第一次在纽约朗诵自己的诗歌，后来再也没有亮相，当时著名作家残雪也出场朗诵了她的小说片断。
吕德安是美术科班出身，严力介绍，说有一帮中国画家在街头上画画，收入也不错，“暂且当人生的过渡吧。”
鼓足勇气，吕德安拎着画具上街。第一次上街，是在纽约中央公园。有对母女走来，不会招呼生意的吕德安看着她们走向另一个华裔画家。这位华裔画家忙不过来，就分了一个，给吕德安。画到一半，警察来了，大家赶紧转移阵地到公园的一块岩石上，吕德安结束了街头卖艺的第一桩生意。下午，吕德安和一帮画家转战曼哈顿商业繁华的第34街，刚画上就被警察逮个正着，带进警局，没收画具，拍照，按手印，开罚单。“一张画像标价5美元到10美元不等，当天挣了30美元，被罚了50美元。”吕德安笑着给记者回忆，第一天就被抓，当时真有点害怕，就按事前别人的提醒，报了假名，说是新来的。吕德安回忆说，这是他街头画像的第一天，非常戏剧化，就像电视上演的。后来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上午那个分给他生意的画家，“那时我才道他叫陈丹青。”
街头，还是要上的。一到冬天，画家吕德安就歇下来，窝在家，回归诗人身份。就这样，持续了三年。1994年，吕德安不想过这种生活，“不想在那么好的年华为了赚钱而街头卖艺。”吕德安咨询问在纽约的著名诗人江河（他与顾城、北岛、舒婷和杨炼一起并称为“五大朦胧诗人”）：“我有3万美元，在国内生活，可以支撑多久？”江河打听后告诉吕德安：“你不要工作，精打细算的话，至少可以过20年。” 不到5年时间，1998年，梦想一劳永逸的吕德安，口袋很快就告罄了。“主要开销是1995年在老家的山上盖了房子。那时我单身，跟一帮民工一块盖，都成了传说了，那房子在群山里，房前房后都是巨石，还有溪流和池子，先是和两个同道朋友上去盖的，我们隔溪相向，现在来了更多的人家，都有自己的大大的院子，但一些人盖好后又转卖，所以现在有的邻居甚至见都没见过。”
“写出一首天下最笨拙的诗”
吕德安在福州自己亲手打造的山居里，过上了诗友们艳羡的田园生活，但山中不是桃花源。在那座山谷，还住着一位画家。有一天，趁他不在，画家叫人把溪中大石上一棵树砍了，理由是“挡住房子的视线”。一棵树的“人为死亡”让吕德安万分生气，扬言要卖掉房子搬走，好在这棵树又长出枝叶，显露出生机。这件事后来写在他的一首诗《或许可称之为台词》里，成为他在牟森的一出实验戏剧里的台词。
2013年，朋友邀请吕德安去北京，“邀请我主持一个网站的诗歌栏目，酬金正好能支付我在北京工作室的租金”。于是一直喜欢北方的南方诗人，开始“北漂”，似乎那是他生活的一个新起点。“我在山上盖房子也不是所谓的隐居，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讲故事，也许，那种安静的环境适合我诗歌写作中的某种特质。但我选择来北京，却未必意味着它暗合了我绘画的某种特质。它只是一个更容易交流的艺术平台。”
在北京，吕德安的画作得到了评论家的赞许，其间洋溢的诗性，常常是当下其他许多职业画家所缺少的。在吕德安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的起源与诗歌是分不开的，在吕德安近乎抽象的画面，处处隐约可见中国古典山水画原型，透露着对古代笔墨文化的传承和依恋。“我对自然和古典山水的解读，甚至是一种情绪。我想每个创作者都会有一个灵感的源头。”
“中国有这样一个诗人，在福建和纽约两地漫游，在隐遁和出现之间洞察世界，在生与活之间写着素朴而本真的诗。他不急不慌心无旁骛地独自走在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路上。他梦想有一天‘写出一首天下最笨拙的诗’，而他已有的作品业已表明，他是多么智慧的诗人。他是当今诗界少见的不声不响依旧可以俘获伟大读者的诗人，从而成为‘诗人中的诗人’，这个诗人就是吕德安。”这是第九届天问诗歌艺术节组委会写给吕德安的颁奖词，吕德安荣获2014年度“天问诗人奖”。
今年3月，吕德安受邀参加第九届天问诗歌艺术节。这次活动，聚集了他相识多年的诗歌朋友。“今早，起床洗漱时看到镜子里的白发，忽然想，我们真的老了，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老了。”吕德安有点感伤地告诉记者，然后他又说，“在潘洗尘家里，我看到了老《诗刊》，那上面的文本被时代牵制得太大，而我们这一代更自由，更有力量。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比他们更年轻，我们还不老。”
吕德安 著名诗人、画家。1983年创建“星期五”诗社，南京著名诗社“他们”的主要成员。1994年获首届《他们》文学奖。多次参加北京牟森“戏剧车间”从事戏剧实践，2000年后，偏重绘画创作，出版诗集《顽石》，2011年出版诗集《适得其所》。同年获云南高黎贡诗歌主席奖，2015获《十月》诗歌奖，2015年获得“天问诗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