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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做理想的电影
记者：为什么要拍摄《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
张扬：《冈仁波齐》只是一个想法，是没有剧本的，就是讲述一群人去转山朝圣的故事。这是我很多年前就有的一个想法。以前去西藏路上的时候我会经常碰到这样磕长头的人，对他们的这种信仰和生活我很有兴趣，对我来说有很强的吸引力，所以，在很多年前就想拍一个关于信仰的东西，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缺乏信仰的时代。现在去做这样一个电影，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反观自己，通过他们的信仰看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我最开始想做这部电影的一个动机。
记者：拍完《冈仁波齐》，你有什么触动？
张扬：没有剧本，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把可能发生的不断变成我们的故事，编进电影里去。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完全崭新的创作，和以前不一样，很有意思，是关于艺术的一次实践，一种对电影的重新认识。以前我们觉得电影这样拍就可以了，基本成为了一种习惯，这次重新给了我一个可能性，用新的视角、方法，所以第一从艺术创作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崭新的尝试。第二，花一年的时间去做一部电影，就和平平常常地拍一部电影有非常大的差别。在西藏最重要的是你生活的一面，生活对我们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换句话说，我们自身也在寻找，不光是拍电影的寻找，你自己也在探索一些人生的看法和观点。我们是没有信仰的人，但在这样的一年慢慢的旅程中，虽然不一定就能找到信仰，但也许你就更接近于自我了，自己想要什么，真正的愿望是什么，在这条路上看得更清楚了。
记者：你看重这两部电影的票房吗？
张扬：我不大想这事，首先我是在为自己拍的电影，而这是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这两部电影本身也是比较偏艺术性、实验性的电影，所以我也不怎么会去考虑市场。反过来说，现在太多电影都是为了市场票房在拍，我也想明白了，以后一定不为了市场去拍电影，要拍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至于能有多少票房，有多少观众，交给真正做市场的人去做。为自己做一个理想的电影，而在当今中国真正缺乏的是有内容有世界观的电影。这才是创作者应该去做的一种东西。 中国汽车文化中没有那么酷的故事
记者：在你看来，小说要改编成电影应当具备什么因素？
张扬：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的观念，它在传达一个什么东西，选中一部小说是因为它的主题吸引了你。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大的余地让你在影像上去创造，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种写得太满了的小说，换句话说长篇小说，就很难去改编。我现在改编的都是一些中短篇小说，它们留下的空间比较大，甚至可以在原来小说的基础上去创作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像扎西达娃的小说就比较魔幻现实主义，和拉美的那种比较接近，这和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又特别贴近。他不像我们汉族小说一直在刻画人物，从几个人物出发，而这些人物角度有时候改编起来是比较难的，因为你必须围绕这几个人物的命运去做。而他的小说就比较飘逸，从电影的角度来说特别好改编。
记者：所以你对小说本身的故事性不是很看重？
张扬：对，我们用了两个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改编成一部电影《皮绳上的魂》，其中《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吸引了我，但是本身这个故事还不够，所以我们又找了《去拉萨的路上》，用它的故事来填充另一部小说的不足。这两部作品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东西，与之前两部小说都不一样。所以我倒是觉得小说改编成电影不能简单地照搬小说，得有重新的创作。
记者：你心目中的公路片是什么样的？
张扬：从美国公路片的类型来说，它有自己一套相对模式化的东西，比如说肯定有点离奇、凶杀之类，更重要是探讨存在的意义。而中国的公路片，我觉得它一定还是得落在中国人很实在的生活里，不能简单地照搬美国公路片的概念，因为首先中国的汽车文化的历史就很短，没有那么酷的故事，没有那么概念的东西。所以就像《落叶归根》里，更多的是以更接近中国现实的一种方式来表现“在路上”的状态。我自己觉得公路片就是这一条路，你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非常重要，所以像现在拍的《冈仁波齐》这部片子，它就是一条路，从头至尾都是一条路，但这条路确实在电影里承载了非常多，你从大从小都可去理解这条路代表了什么东西。
自己做到最好，再去寻找观众
记者：毕竟你在票房上也有自己的成绩，你觉得以前走过的路，成功在什么地方？
张扬：还是片子本身吧，最重要的是能够和观众有共鸣。比如说《洗澡》这部电影，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写出了新旧的关系、两代人的关系，包括老北京的味道，很多人喜欢这样的片子就是因为找到了共鸣。像《昨天》那个电影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因为他们确实看到了很多成长当中的迷茫、挣扎。《爱情麻辣烫》呢，和当时年轻人的文化、他们所思所想的东西很贴近，所以就有了所谓的基础。当你不是做纯商业片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靠电影本身的主题、内容、想传达的世界观，用这种方法去和观众沟通，至于这个观众有多少，你也没法判断。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去迎合观众，而是你得先自己做到最好，然后再去寻找你的观众。
记者：对于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你现在能调和吗？
张扬：这是没有办法调和的，以前我还觉得商业和艺术可以中和的，后来发现不行。如果你想在艺术上有突破，就要在艺术上做得更极致，当艺术的概念达到极致的时候，它离商业会越来越远。所以你得想清楚你要什么，你就得在哪一个方面做得更充分。至于投资人的要求这方面，我的投资人就对我比较信任，像我一部电影连剧本都没有、拍摄结果也未知，在今天的中国是很难想象的。这就完全体现了他对一个导演的信任。我觉得也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是从单纯的市场角度出发考虑投资，还是有很多人希望能做出不一样的、好的电影。我也相信在很多领域都需要这样的投资人。国外也不是所有的电影都按照纯商业的模式来运作，尽管会有大公司关注回报，但是确实有很多基金、机构的主要目的是资助那些在艺术上有不同想法的人，而不太考虑利益的回收。在中国，在这样一个时代，电影本身就是多元化的，除了商业电影以外，我们真的需要这样有魄力有远见的投资人。 记者：如果一个有钱的投资人就是要求你拍一部有票房的商业片，你会拒绝吗？
张扬：我基本上都会拒绝，我的好几个投资人都在找我拍这种票房回报很高的商业片，但是这背离了我自己的内心，不是我想做的东西。我虽然知道这些投资人都是站在朋友角度，抱着帮助我的想法，但我还是挺坚持的。
商业化在考验每个人的定力
记者：你觉得第六代导演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张扬：以前就是电影审查这方面，尤其是对第六代导演，当你真正想去做艺术片，不管是想探讨社会话题还是做一个艺术实践，都希望走得更极致，但审查就很难让你往极致走，一旦极致了就很容易触动禁忌的话题。所以电影还没开始拍，一些固步自封的东西就已经在你脑子里了。所以从创作角度来说，这是根本上的障碍。在今天的时代，就是商业化这个概念在考验每个人的定力，现在大家都将票房作为评判一个导演成功与否的标准，很少人会真正去尊重一个好电影，这时候就看导演能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对有的导演就比较难，他们走着走着就将自己改变了。
记者：对于一些新进入这个行业的导演，你有什么建议？
张扬：要么在商业道路上追求成功，只要能拍出好的商业片，市场马上就能接受你，成绩也立竿见影；要么就是看你能不能在艺术上有一些独特的见解，自己坚持。电影无非就这两条路，没有什么更中和的东西了。
信仰本身决定了很多东西
记者：什么人合适做演员？
张扬：我认为其实什么人都可以当演员，关键在于你挑的这个人是不是适合你的角色。我现在的这两部电影，有一部里面全是非职业演员，我也觉得他们演得非常好；另一部片子里也只有两三个专业演员，所以我从来没有一定要找职业演员的概念。当然有一些戏职业演员可能更容易达到你的要求，毕竟非职业演员还是有很多放不开的地方。实际上到最后，一个演员是否能演好戏，在于导演对这部电影的认识是什么。即使是一个好演员，他的表演也都在导演的掌控之下，一个好演员如果在一个烂导演手里，你会发现他演得也会很烂，因为这个分寸的把握实际上是由导演来判断的。
记者：现在你认为一部经典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扬：像有部意大利人拍的电影叫《木屐树》，我就特别喜欢，非常朴实地描写生活，事无巨细地从一个村庄的生活开始展现一个完整的风貌。还有像黑泽明的《七武士》，从叙事到刻画人物，包括整个节奏、情绪，确实都是经典的电影。为什么很多导演都喜欢黑泽明的电影，就是因为很多方面他都做到了一种极致。
记者：有人喜欢用伊朗比照当下中国的电影现实，他们优秀的电影作品似乎不少。
张扬：对伊朗社会，我太不了解，不过我觉得伊朗的大环境就没有中国这么商业，可能在那样的社会人们对艺术更尊重，所以这些导演也都将艺术作为自己追求的东西。他们的审查也许比中国还严，可能出于宗教原因，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是有信仰的社会，这个信仰本身就决定了很多东西，是有底线和分寸的。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就缺少了点底线和分寸。
生活在大理，找到另外一个自己
记者：大理最吸引你的是空气、阳光？
张扬：对，我认为这是基本的，还有就是特别好的气候，一年四季都比较舒服。大理这个地方给人感觉非常开阔，每天的云都不一样，这种感觉是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的。自然的东西还是能给你很大的震撼；第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在大理聚集了非常多的艺术家，给了我们特别好的邻居。有朋友说，大理的文化就是串门的文化，住在这里不单单有景色和空气，还有不断的和人接触的过程，十分舒服。
记者：这么多年你在大理，距离所谓的市场信息都比较远，大理的生活对你的创作、心态有什么影响？
张扬：我觉得还是有点影响的。住在大理，对自己来说，也许就是想远离主流的文化，想寻找到另外一个自己。这都需要自己想明白，甚至需要些勇气，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一般人虽然说大理风花雪月，是个如何美好的地方，但完全住在这儿，那就得和过去的生活切割开来。我在这里找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在西藏的一年一样，我喜欢这种漫无目的的、自由的感觉，没有条条框框的拘束。因为越是远离政治经济中心，文化越是多元的，所以聚集了很多艺术家、有意思的人，这些人之间互相探讨的东西又是另外一个天地，非常能开阔眼界。
记者：对自己的电影创作有什么计划？
张扬：目前没什么计划，因为我已经拍了两个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电影，跟我之前的电影都不太一样，对我而言我是已经迈了一个台阶了，所以对后面的电影会更慎重，得想得足够清楚了，再去拍下一部电影。
记者：为什么要拍摄《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
张扬：《冈仁波齐》只是一个想法，是没有剧本的，就是讲述一群人去转山朝圣的故事。这是我很多年前就有的一个想法。以前去西藏路上的时候我会经常碰到这样磕长头的人，对他们的这种信仰和生活我很有兴趣，对我来说有很强的吸引力，所以，在很多年前就想拍一个关于信仰的东西，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缺乏信仰的时代。现在去做这样一个电影，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反观自己，通过他们的信仰看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我最开始想做这部电影的一个动机。
记者：拍完《冈仁波齐》，你有什么触动？
张扬：没有剧本，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把可能发生的不断变成我们的故事，编进电影里去。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完全崭新的创作，和以前不一样，很有意思，是关于艺术的一次实践，一种对电影的重新认识。以前我们觉得电影这样拍就可以了，基本成为了一种习惯，这次重新给了我一个可能性，用新的视角、方法，所以第一从艺术创作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崭新的尝试。第二，花一年的时间去做一部电影，就和平平常常地拍一部电影有非常大的差别。在西藏最重要的是你生活的一面，生活对我们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换句话说，我们自身也在寻找，不光是拍电影的寻找，你自己也在探索一些人生的看法和观点。我们是没有信仰的人，但在这样的一年慢慢的旅程中，虽然不一定就能找到信仰，但也许你就更接近于自我了，自己想要什么，真正的愿望是什么，在这条路上看得更清楚了。
记者：你看重这两部电影的票房吗？
张扬：我不大想这事，首先我是在为自己拍的电影，而这是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这两部电影本身也是比较偏艺术性、实验性的电影，所以我也不怎么会去考虑市场。反过来说，现在太多电影都是为了市场票房在拍，我也想明白了，以后一定不为了市场去拍电影，要拍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至于能有多少票房，有多少观众，交给真正做市场的人去做。为自己做一个理想的电影，而在当今中国真正缺乏的是有内容有世界观的电影。这才是创作者应该去做的一种东西。 中国汽车文化中没有那么酷的故事
记者：在你看来，小说要改编成电影应当具备什么因素？
张扬：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的观念，它在传达一个什么东西，选中一部小说是因为它的主题吸引了你。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大的余地让你在影像上去创造，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种写得太满了的小说，换句话说长篇小说，就很难去改编。我现在改编的都是一些中短篇小说，它们留下的空间比较大，甚至可以在原来小说的基础上去创作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像扎西达娃的小说就比较魔幻现实主义，和拉美的那种比较接近，这和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又特别贴近。他不像我们汉族小说一直在刻画人物，从几个人物出发，而这些人物角度有时候改编起来是比较难的，因为你必须围绕这几个人物的命运去做。而他的小说就比较飘逸，从电影的角度来说特别好改编。
记者：所以你对小说本身的故事性不是很看重？
张扬：对，我们用了两个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改编成一部电影《皮绳上的魂》，其中《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吸引了我，但是本身这个故事还不够，所以我们又找了《去拉萨的路上》，用它的故事来填充另一部小说的不足。这两部作品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东西，与之前两部小说都不一样。所以我倒是觉得小说改编成电影不能简单地照搬小说，得有重新的创作。
记者：你心目中的公路片是什么样的？
张扬：从美国公路片的类型来说，它有自己一套相对模式化的东西，比如说肯定有点离奇、凶杀之类，更重要是探讨存在的意义。而中国的公路片，我觉得它一定还是得落在中国人很实在的生活里，不能简单地照搬美国公路片的概念，因为首先中国的汽车文化的历史就很短，没有那么酷的故事，没有那么概念的东西。所以就像《落叶归根》里，更多的是以更接近中国现实的一种方式来表现“在路上”的状态。我自己觉得公路片就是这一条路，你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非常重要，所以像现在拍的《冈仁波齐》这部片子，它就是一条路，从头至尾都是一条路，但这条路确实在电影里承载了非常多，你从大从小都可去理解这条路代表了什么东西。
自己做到最好，再去寻找观众
记者：毕竟你在票房上也有自己的成绩，你觉得以前走过的路，成功在什么地方？
张扬：还是片子本身吧，最重要的是能够和观众有共鸣。比如说《洗澡》这部电影，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写出了新旧的关系、两代人的关系，包括老北京的味道，很多人喜欢这样的片子就是因为找到了共鸣。像《昨天》那个电影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因为他们确实看到了很多成长当中的迷茫、挣扎。《爱情麻辣烫》呢，和当时年轻人的文化、他们所思所想的东西很贴近，所以就有了所谓的基础。当你不是做纯商业片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靠电影本身的主题、内容、想传达的世界观，用这种方法去和观众沟通，至于这个观众有多少，你也没法判断。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去迎合观众，而是你得先自己做到最好，然后再去寻找你的观众。
记者：对于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你现在能调和吗？
张扬：这是没有办法调和的，以前我还觉得商业和艺术可以中和的，后来发现不行。如果你想在艺术上有突破，就要在艺术上做得更极致，当艺术的概念达到极致的时候，它离商业会越来越远。所以你得想清楚你要什么，你就得在哪一个方面做得更充分。至于投资人的要求这方面，我的投资人就对我比较信任，像我一部电影连剧本都没有、拍摄结果也未知，在今天的中国是很难想象的。这就完全体现了他对一个导演的信任。我觉得也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是从单纯的市场角度出发考虑投资，还是有很多人希望能做出不一样的、好的电影。我也相信在很多领域都需要这样的投资人。国外也不是所有的电影都按照纯商业的模式来运作，尽管会有大公司关注回报，但是确实有很多基金、机构的主要目的是资助那些在艺术上有不同想法的人，而不太考虑利益的回收。在中国，在这样一个时代，电影本身就是多元化的，除了商业电影以外，我们真的需要这样有魄力有远见的投资人。 记者：如果一个有钱的投资人就是要求你拍一部有票房的商业片，你会拒绝吗？
张扬：我基本上都会拒绝，我的好几个投资人都在找我拍这种票房回报很高的商业片，但是这背离了我自己的内心，不是我想做的东西。我虽然知道这些投资人都是站在朋友角度，抱着帮助我的想法，但我还是挺坚持的。
商业化在考验每个人的定力
记者：你觉得第六代导演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张扬：以前就是电影审查这方面，尤其是对第六代导演，当你真正想去做艺术片，不管是想探讨社会话题还是做一个艺术实践，都希望走得更极致，但审查就很难让你往极致走，一旦极致了就很容易触动禁忌的话题。所以电影还没开始拍，一些固步自封的东西就已经在你脑子里了。所以从创作角度来说，这是根本上的障碍。在今天的时代，就是商业化这个概念在考验每个人的定力，现在大家都将票房作为评判一个导演成功与否的标准，很少人会真正去尊重一个好电影，这时候就看导演能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对有的导演就比较难，他们走着走着就将自己改变了。
记者：对于一些新进入这个行业的导演，你有什么建议？
张扬：要么在商业道路上追求成功，只要能拍出好的商业片，市场马上就能接受你，成绩也立竿见影；要么就是看你能不能在艺术上有一些独特的见解，自己坚持。电影无非就这两条路，没有什么更中和的东西了。
信仰本身决定了很多东西
记者：什么人合适做演员？
张扬：我认为其实什么人都可以当演员，关键在于你挑的这个人是不是适合你的角色。我现在的这两部电影，有一部里面全是非职业演员，我也觉得他们演得非常好；另一部片子里也只有两三个专业演员，所以我从来没有一定要找职业演员的概念。当然有一些戏职业演员可能更容易达到你的要求，毕竟非职业演员还是有很多放不开的地方。实际上到最后，一个演员是否能演好戏，在于导演对这部电影的认识是什么。即使是一个好演员，他的表演也都在导演的掌控之下，一个好演员如果在一个烂导演手里，你会发现他演得也会很烂，因为这个分寸的把握实际上是由导演来判断的。
记者：现在你认为一部经典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扬：像有部意大利人拍的电影叫《木屐树》，我就特别喜欢，非常朴实地描写生活，事无巨细地从一个村庄的生活开始展现一个完整的风貌。还有像黑泽明的《七武士》，从叙事到刻画人物，包括整个节奏、情绪，确实都是经典的电影。为什么很多导演都喜欢黑泽明的电影，就是因为很多方面他都做到了一种极致。
记者：有人喜欢用伊朗比照当下中国的电影现实，他们优秀的电影作品似乎不少。
张扬：对伊朗社会，我太不了解，不过我觉得伊朗的大环境就没有中国这么商业，可能在那样的社会人们对艺术更尊重，所以这些导演也都将艺术作为自己追求的东西。他们的审查也许比中国还严，可能出于宗教原因，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是有信仰的社会，这个信仰本身就决定了很多东西，是有底线和分寸的。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就缺少了点底线和分寸。
生活在大理，找到另外一个自己
记者：大理最吸引你的是空气、阳光？
张扬：对，我认为这是基本的，还有就是特别好的气候，一年四季都比较舒服。大理这个地方给人感觉非常开阔，每天的云都不一样，这种感觉是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的。自然的东西还是能给你很大的震撼；第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在大理聚集了非常多的艺术家，给了我们特别好的邻居。有朋友说，大理的文化就是串门的文化，住在这里不单单有景色和空气，还有不断的和人接触的过程，十分舒服。
记者：这么多年你在大理，距离所谓的市场信息都比较远，大理的生活对你的创作、心态有什么影响？
张扬：我觉得还是有点影响的。住在大理，对自己来说，也许就是想远离主流的文化，想寻找到另外一个自己。这都需要自己想明白，甚至需要些勇气，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一般人虽然说大理风花雪月，是个如何美好的地方，但完全住在这儿，那就得和过去的生活切割开来。我在这里找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在西藏的一年一样，我喜欢这种漫无目的的、自由的感觉，没有条条框框的拘束。因为越是远离政治经济中心，文化越是多元的，所以聚集了很多艺术家、有意思的人，这些人之间互相探讨的东西又是另外一个天地，非常能开阔眼界。
记者：对自己的电影创作有什么计划？
张扬：目前没什么计划，因为我已经拍了两个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电影，跟我之前的电影都不太一样，对我而言我是已经迈了一个台阶了，所以对后面的电影会更慎重，得想得足够清楚了，再去拍下一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