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 不再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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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人把导演当成剧组『皇帝』而他偏偏不干的男人,用一年时间拍完了十几年来念念不忘的两部电影,驾着车,逆着青藏高原上的朝圣者之路,从横断山区的险峰深谷之间逶迤而过,回到大理洱海之畔的家中。一年藏区的拍片工作,让张扬『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不打算在商业片和艺术片之间委屈调和。他只想做自己理想的电影,『否则,我宁愿多晒晒阳光』。
  在大理,阳光好时,忙碌的人会自己觉得是有罪的。
  4月,洱海边的大理双廊玉几岛村,春光泛滥。导演张扬在他临水的别墅露台上,泡着咖啡,一坐就是一下午,“每天的云彩都不一样。”耳边,鸟鸣不已,汽笛声沉沉划过。从露台可以沿梯下水。兴起,张扬会乘舟漫游。
  1996年,张扬第一次来到大理,捣鼓自己首部电影的剧本 《爱情麻辣烫》。后来张扬凭借该片获得第1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第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从此,大理成了他的福地和生活后院。
  2013年10月,张扬从大理出发,过雪山,进藏,开始拍摄至今对他最重要的两部影片—《皮绳上的魂》和《冈仁波齐》;2015年2月,他执导“大理民间春晚”,旅居大理的众多名流,如诗人潘洗尘、艺术家叶永青等热情出演。
  一年多藏地拍摄,张扬肤色黝黑、长发披肩,藏式礼帽时刻扣着。樱花热烈的3月,张扬现身第九届天问诗歌艺术节开幕式,有人打探,那真的是导演张扬吗?
  进入旅游季,双廊玉几岛村路上车马纷乱,透明的阳光下,尘埃嚣张。张扬娴熟地将车停在路边的一处空地。张扬安家双廊多年,埋头走路,冷不丁,路边闲聊的村妇、擦身而过的开拖拉机的小伙,会冲他打声招呼。张扬早已习惯这里的味道。洱海边一年四季温柔的阳光,并没有晒软他的锋芒,“电影是卖导演的,一个演员是否能演好戏,其实在于导演对这部电影的认识是什么。”他不再愿被商业片绑架,“从西藏回来这两个月,我其实已经推掉六部电影的邀约,就是因为它们和我今天追求的东西背道而驰了,我宁愿就这么闲着待上一年,慢慢去想自己下一步真正想拍的东西。”


  “通过他们的信仰看自己的生活”
  “嘛呢叭咪……”零星的喇嘛和香客,一边念动六字真言,一边磕着五体投地的长头,从尘世的四面八方,一路虔诚地跪拜而来,从一个寂寥的清晨到另一个寂寥的清晨,从一个金色的黄昏到另一个金色的黄昏。手掌上桐木板的清脆,回荡在雪山和荒漠之上。这是张扬2014年在藏区拍摄《冈仁波齐》常看到的情景。在拍摄《冈仁波齐》的间隙,张扬的另一部藏区题材的影片《皮绳上的魂》也开始“套种”。
  1990年张扬第一次去西藏,那时西藏几近是文艺工作者的圣地。张扬可谓一见倾心。后来张扬拍电影《洗澡》时在纳木错拍了一小段镜头。1998年再次赴藏游历。那时他就萌生拍摄一部反映藏地文化的电影。一次,在香格里拉游玩时,一位朋友向张扬推荐:“看看扎西达娃的小说吧。”张扬就真的遍观他的作品,从此爱不释手。经朋友引见,张扬和扎西达娃终于坐到一起。电影剧本《皮绳上的魂》改编自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
  为了改编剧本,更深地体验藏地文化,2007年,张扬自己开车去西藏,看遍了西藏大部分地方。在拉萨,他住了下来,和扎西达娃讨论藏地文化。剧本反反复复修改了七八遍。
  “扎西达娃的小说极具魅力,他自己也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一起做剧本的时候非常愉快。不过,作为作者,离自己的作品太近,对于剧本改编不一定是件好事,所以我们在一起经常沟通。”扎西达娃以前也帮别人写过剧本,但他自己的小说被拍成电影还是第一次。张扬提出结构框架,扎西达娃自己操刀,大刀阔斧地砍削、勾连、糅合,让一些故事和细节更电影化、视觉化。2007年,剧本成形。张扬如豹潜伏,开始等待开机的那一刻。
  机会终于来了。2014年是藏历马年,也是释迦牟尼佛和神山冈仁波齐的本命年,据说在马年转山一周相当于平常年份的十三周,所以每到这个年份的夏秋之际,转山的藏族信徒络绎不绝。而想拍转山的片子,是张扬十几年来的梦想。获得了投资人的支持,张扬决定将《皮绳上的魂》和《冈仁波齐》的拍摄锁定于2014年。
  《冈仁波齐》是一部专门讲述赴西藏转山朝圣的片子,剧组跟着一群转山朝圣的信徒,用纪录片的手法,一路拍过去,“一路上充满着未知,把可能发生的不断变成我们的故事。”回忆起这两部片子,张扬津津乐道。


  在拍摄《冈仁波齐》时,张扬没有一个成型的剧本,只是一个想法,甚至没有一个职业演员,选用的全都是真正的转山的农民。这对张扬来说是一次完全崭新的创作。“这次探索给了我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克服了传统的拍摄习惯,对电影也有了新的认识。花一年的时间去潜心做一部电影,和平平常常拍一部电影差别很大。”
  “这不是演员,这是真正的藏族村民,十九岁,但有三兄弟三个老公,十五岁出嫁,和我们一起在路上。”2014年3月30日,张扬在朋友圈里发出一张飞雪中的笑脸,这时,他正在拍《冈仁波齐》。路上,他碰到了转山的藏民。
  张扬回忆,整个《冈仁波齐》的拍摄先后碰到十五六支规模不一的朝圣队伍,他们要么单枪匹马,唐古(一种口袋)装满糌粑,把车先拉到前面,再返回出发点开始磕头,直到停车的地方;再拉车,走回来,继续磕头。要么夫妻做伴,丈夫磕头,妻子拉车。人多的朝圣队伍,还会有专门的后勤人员,负责在队伍前面搭帐篷,生火做饭,等后面的人跟上来。   张扬的剧组每在路上碰到一组磕头的人,可能都会和他们聊一聊,跟着他们两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细节,“然后才开始我们在路上的创作拍摄”。
  “多年前我就想拍一个关于信仰的电影,那时候我开车走在西藏的公路上,碰到很多这样磕着长头的人,偶尔也会钻到藏民的帐篷里跟他们聊天。”张扬说,“做这样一部电影,可以让我们反观自己,通过他们的信仰看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我做这部电影的缘起。”
  在拉萨待了一年,一起出入的很多是藏族的演员,张扬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文化,“这和作为旅行者的感受有着天壤之别”。


  真实,让电影更有力量
  2014年10月22日,一则著名导演张扬为拍《皮绳上的魂》杀“怀孕母鹿”的消息不胫而走,网上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非议。张扬回忆起那场风波,至今依然觉得杀鹿是必要的。在他的看来,杀鹿在这部电影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部电影叙述一个人从杀生无数到最后的不再杀生,最终的概念就是化解仇恨,所以杀鹿对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直观而重要。他首先是一个猎人,所以我们觉得一开始得直观地表现出他恶的一面,然后整个电影就可以写出他的变化,到最后他面对他的仇人,在有机会杀了仇人的时候,他觉悟了,选择不杀生。”
  “鹿是杀了,但绝不是子虚乌有的怀孕母鹿,也不是野生鹿,它是我们剧组从养殖场买来的食用鹿,也向有关部门报批。”张扬也承认,“当时的气氛确实挺伤感的,因为大家知道毕竟是杀生了,所以有的藏族演员也写了经文,在安葬鹿的时候在旁边念经。”
  从《爱情麻辣烫》对现代都市人的白描开始,到《太阳花》里纪录式的镜头,再到《冈仁波齐》直接采用真人记录的方式,鲜明的写实主义色彩在张扬的电影里是一以贯之的。“当然我比较喜欢这种写实的风格。一般的电影,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永远不及真实的东西更有力量。《冈仁波齐》里面都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件、真实的行程,所有东西都是真实地呈现,这样的电影拍摄方式之前根本想不到。同时因为真实,它传达出了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为了拍摄《皮绳上的魂》和《冈仁波齐》,张扬带着剧组在高原上生活了整整一年,平均的拍摄海拔在4500米左右,中间病倒了三个工作人员。“很正常,这是在高原拍摄必须付出的代价。”张扬说。
  帐篷里,酥油灯下,张扬细致地推敲着每一个镜头,而帐篷外,神出鬼没的高原狼很可能正在虎视眈眈。“这个过程看似很艰苦,但实际上大家都很享受,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拍摄,这样的经历,也许以后一辈子再也不会碰到。”他形容那时他们的工作“每天都是极限时刻”,但“缺氧不缺精神”。
  张扬喜欢旅行,对公路片他有着天然的偏爱,他的不少作品都展现了一种“在路上”的状态,这成为写实色彩之外,很“张扬”的特点。
  从取材自新闻报道的《落叶归根》,到《皮绳上的魂》和《冈仁波齐》,都和路有无尽的关系。路伸向远方,方向明确,但路上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知。在喜欢公路片的张扬看来,美国的公路片已经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模式。中国汽车文化尚处于成长期,没有那么酷的故事,没有那么概念化形而上的东西。《落叶归根》更多地是以更接近中国现实的一种方式来表现“在路上”的状态,然后用黑色幽默去解构,让它不那么苦。
  “《冈仁波齐》这部片子,它从头至尾就是一条路,从西藏的东边到西藏的西边,两千多公里,没有分岔。这条路确实在电影里承载了非常多,你从大从小都可去理解这条路代表了什么东西。”张扬说。


  “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张扬的父亲张华勋也是电影导演,作为著名导演崔嵬的助手,参加了《小兵张嘎》《风雨里程》等影片的拍摄,独立执导《神秘的大佛》《武林志》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一次随父亲进剧组的时候,张扬13岁,当时父亲在执导电影《神秘的大佛》,后来张扬也见证了大名鼎鼎的《武林志》的诞生。那时张扬只是觉得拍电影好玩,“顺便还能游山玩水,自由极了。”
  大学毕业之后,张扬跟着父亲的副导演,领略了不少老导演的一些工作方法,“比如做分镜头,在剧本阶段就把分镜头做得非常详细,等到拍摄的时候就很容易掌握周期,条理非常清楚。”张华勋在《鲁豫有约》中当着张扬的面说,“我很自我,个性很强,很认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张华勋能写小说和诗歌,又会木匠活,“当年家里的桌子、沙发、柜子,全都是我自己做的。”
  父亲七十多岁了,“还老想拍戏,还老想当导演,但是人家不找他了,要么就是每次找他,人家都会说:‘能不能把你儿子叫上?’”张扬几乎不会让父亲到自己的片场,他喜欢独立地做自己喜欢的作品。他认为父辈那代电影导演,是比较痛苦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正好经历了“文革”,他们的创作观念甚至整个青春都在运动过程中被磨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导演很难像以后的那些导演能做出自己的风格,很多东西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想明白”。
  在父亲张华勋看来,少年时的张扬并不像是人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性格温和内敛,反而是叛逆乖张。多年间,父子两人的关系也一度崩溃到剑拔弩张之态。高中时,父母希望张扬能学理科,但他坚持选了文科。为了远离父母,他高考时选择了南方的中山大学。
  凡事喜欢逆着父母的性格在他当了导演后,有了一些改变。父亲也体会到儿子的贴心,张扬给他买的一双皮鞋、一台取暖电风扇,都能让他记挂多年。
  为了向一段岁月告别,2005年,张扬执导了带有自传色彩的电影《向日葵》。在片头,张扬写下,“给我的父亲”。张扬说,他很用心地去做这个电影,融入了自己的很多情感。他曾说:“这个电影的好多细节,都是那种跟我生活有关系的,比如地震,真实的生活里,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我父亲在床上把我一夹,跑出去,我们家房子一面墙就倒了,所以很自然把它写到电影里边去。“   为了让父亲对生活的态度有点改变,让父亲放下,张扬在执导老年人的“青春励志片”《飞越老人院》时,特意约上父亲做演员,希望他体验另外一种放松而快乐的人生。“他没把自己当成导演,演戏就是演戏。”张扬没有被强势的父亲“欺负”,片场导戏时就直接喊“张华勋同志”,“吴天明(饰演《飞越老人院》中一个角色)也是导演,像他们越是当导演的人,越是明白在拍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尊重导演的想法”。
  想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棵黄葛树上,有五六种鸟,几十只,飞来飞去,叫个不停。每天被这些鸟儿叫醒的日子要结束了。”4月20日,张扬在微信朋友圈里感叹。自2015年2月到大理过年后,他一直就待在大理。那里有朋友戏称的“大理国艺术团”,张扬被推举为艺术团总导演。这个“艺术团”,排了2015年大理“春晚”,尤其是大理版《茶馆》第一幕,引起一时轰动。
  2002年,张扬在大理古城租了一个院子,于是发呆、写剧本就有了固定的地方。2009年时,张扬和朋友闲逛,距离大理古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双廊玉几岛村,被他看上了。耗资一千多万元,用近三年时间,张扬盖起了面朝洱海的别墅。所有房屋都是落地玻璃,鲜少遮掩,几乎每个角落都能直面阳光。张扬有很多朋友来大理游玩,再加上自己也不是一年所有时间都住在这儿,房子需要有人打理,“那就当做客栈吧。”双廊的景色非常独特,仿佛另外一个世界,张扬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更多来这个地方的朋友。
  张扬爱上大理,大理也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那就是在大理聚集了非常多的艺术家,他们成了张扬“特别好的邻居”。张扬的微电影《生活在别处》,就拍摄了大理一群有意思的人。“从前来大理是说‘到大理’,现在都是说‘回大理’。”在大理住得久了,张扬感觉自己慢慢变得不那么急功近利了。
  “以前我还觉得商业和艺术是中和的,后来发现不行。”坐在洱海边的自家阳台上,张扬轻抿一口茶,语气淡定地对记者说,没有委婉,直截了当,“两者之间的冲突时没有办法调和的。如果你想在艺术上有所突破,就要在艺术上做得更极致。当艺术的经营达到极致的时候,它离商业会越来越远。所以你得想清楚你要什么,你就得在哪一个方面做得更充分。”
  “朝圣者,对于他们来说,今天和明天无非是重复着的简单而同样的动作,但就是这种简单的重复,他们离心中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在拍摄《冈仁波齐》的日子里,张扬曾经忍不住在微信里感叹。
  踏过他人的朝圣之路,张扬也开始了自己的转山之旅。“现在太多电影都是为了市场票房在拍,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以后一定不为了市场去拍电影,要拍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至于能有多少票房,有多少观众,这个问题还是交给真正做市场的人去做。”
  张扬 著名电影导演、编剧。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第六代导演之一。他的作品兼顾艺术家勇气和商业卖点,擅长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执导影片。1997年执导电影处女作《爱情麻辣烫》大获成功。之后多部作品屡获国内国际电影大奖。代表作品有《洗澡》 《飞越老人院》等。2014年,他完成两部反映藏区生活和信仰的电影《皮绳上的魂》《冈仁波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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