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史，农民是影响革命走势和国家走势的重要因素，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大跃进运动时期，国家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进一步对乡村社会进行政治整合，那么在此过程中取得农民对于人民公社的认同是重要问题。在大跃进运动初期，斜庙生产大队的农民对于人民公社的态度由质疑转变为认同并积极参与到大跃进运动中来，农民自下而上的参与使得国家政权顺利下渗到乡村社会这一级，重构了乡村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史，农民是影响革命走势和国家走势的重要因素，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大跃进运动时期，国家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进一步对乡村社会进行政治整合，那么在此过程中取得农民对于人民公社的认同是重要问题。在大跃进运动初期，斜庙生产大队的农民对于人民公社的态度由质疑转变为认同并积极参与到大跃进运动中来，农民自下而上的参与使得国家政权顺利下渗到乡村社会这一级，重构了乡村社会秩序，完成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中国共产党究竟是采用了何种方式来获取农民的认同，进而推动大跃进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直到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这是本文研究的问题。
本文以山东省寿光市X村和L村5位大跃进运动当事人口述为依据，以个案访谈为基础，再现了大跃进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时农民的思想动态与行为细节，揭示了大跃进运动初期农民对人民公社和各级生产队干部的态度及行为变化的内在机理，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整合所采用的方式和技巧。本文首先介绍大跃进运动初期乡村社会的基本情况，各级生产队队长威信力弱、措施不当激化与普通社员的矛盾，社员们对各项措施采取抵抗的方式，人民公社难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为此人民公社根据乡村社会实际情况，积极培育认同国家意志的有志青年，通过各方面整合组成青年队，使国家行政权力进一步向乡村社会下渗。最后阐述青年队成立后，是通过何种运作机制帮助全国实现对于乡村社会的整合的。
总体来看，青年队是大跃进时期的特殊产物，相比于各级生产队干部和工作组来说，青年队有着特殊的优势，而人民公社正是利用青年队的这种优势，通过组织整合、利益满足和有效动员，激发了社员们对人民公社的政治认同和劳动热情，推动大跃进运动向高潮发展，帮助国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青年队的实质就是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组织化手段。
其他文献
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建制在全国农村正式运行,传统农村家户农业寿终正寝,由农民自主安排的家庭农事生产模式宣告结束。农村、农业、农民统一纳入到国家的“一盘棋”,国家成为农业生产的指挥者。这一时期以任务为载体的管理模式借鉴了战争年代的动员组织形式,任务执行用运动方式来组织农民,以跃进思维来开展生产,并形成了国家对农村进行管理的初始方式。人民公社初期的大跃进运动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拉开帷幕。为了提高农
衣食住行是人类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活动，其中，食又成为最紧要部分，食物消费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比重较大，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选择什么样的吃饭形式、在哪吃可以说是家庭甚至是个人的行为，各家各户分散做饭也是人们的习惯。然而，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公共食堂应运而生，改变了各家各户分散做饭、分开吃饭这一习惯，意味着国家走进了农民日常生活，进入人们的私人空间领域。农民的日常生活活动极具私人性
“大跃进”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次失败的探索活动,就其发动的过程和运动的结果来说,不仅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给当代政治活动以深刻经验教训。然而,仅从运动结果这一单一层面来评判“大跃进”容易对其中很多“创举“产生价值低估,难以准确把握内在逻辑。抛开对“大跃进”运动本身的价值研读,本文从政治传播视角出发,分析宣传画内容对于基层群众政策认知、政治认同以及行动肯定的作用影响。并根据调查得到
生育是政治,政治形塑了生育。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刚拉开序幕(1949-1977)的二十八年间,中国农村生育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受国家生育政策的支配,也受家庭生育选择的影响,前者体现着国家意志和国家理性,后者体现着家庭理性。两种理性在实践中究竟是一致还是博弈,成为塑造农村人口政治的基本力量。本文基于在四川省矮桥村的口述史调研,着力研究了1949年至1977年间,也就是计划生育被写入国家
大跃进时期是中国比较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运动较多，尤其集中在农村地区，比如大炼钢铁运动、深耕土地运动、积肥积粪运动等，这些运动深入影响了农民们的生活。而生产队队长作为国家管理农村地区的主要成员，不仅仅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成为国家代理人。同时生产队队长是村庄的当家人，也承担着维护村庄利益的义务。还有生产队队长更是理性营利者，需要考虑自我利益。所以不同的角色要求生产队队长采取不同的行为选择。 以
声音是一种真实、客观存在的现象，却因其“过于常见”而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所有的声音都自然、和谐的存在着，没有一种声音能够主宰其他声音。集体化时期喇叭进入乡村，通过每天在村里定时响起、较长的放音时间和能够覆盖村落的音量等操作，在村庄中形成了以喇叭为中心的声音景象。集体化时期喇叭得以在乡村存在、运行，背后的逻辑和意义是什么，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以山东省诸城市皇华镇集体化时
本文旨在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构建问题。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永久和平制度”(2005年9月19日，《朝韩联合声明》，(2018年4月27日，《板门店宣言》)一直是朝鲜半岛关联各方关心的热点话题，特别是美国小布什总统提出“战争终结宣言”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可能性步骤后，关于半岛永久性和平制度的研究显得更为紧迫。 本文在对“和平”、“机制”等概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首先就朝鲜半岛是否
和解是国家间关系中一种典型的、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国家间互动形式。目前学术界既有的关于国家间和解的研究描述多于诠释、案例多于理论，存在着忽视和解的阶段性特征、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逻辑等缺陷。基于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国家间和解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国家间和解的发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往往肇始于较为强烈的安全关切，是国家在维护国内政治合法性与国家安全之间做出的一种平衡;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为了继承和发扬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思想并进一步根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沉疴旧病，调整因勃列日涅夫对外过度扩张而致使的国民经济结构畸形并借此克服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避免核战争所带来的全盘皆输的后果并致力于共同解决新兴的全球性问题，提出了意在推进苏联全面改革的“改革与新思维”。苏联外交在新思维的指导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裁军为契机寻求退出美苏冷战;通过与联邦德国的再“缓和”致力于建设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