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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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是一种真实、客观存在的现象，却因其“过于常见”而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所有的声音都自然、和谐的存在着，没有一种声音能够主宰其他声音。集体化时期喇叭进入乡村，通过每天在村里定时响起、较长的放音时间和能够覆盖村落的音量等操作，在村庄中形成了以喇叭为中心的声音景象。集体化时期喇叭得以在乡村存在、运行，背后的逻辑和意义是什么，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以山东省诸城市皇华镇集体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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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是一种真实、客观存在的现象，却因其“过于常见”而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所有的声音都自然、和谐的存在着，没有一种声音能够主宰其他声音。集体化时期喇叭进入乡村，通过每天在村里定时响起、较长的放音时间和能够覆盖村落的音量等操作，在村庄中形成了以喇叭为中心的声音景象。集体化时期喇叭得以在乡村存在、运行，背后的逻辑和意义是什么，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以山东省诸城市皇华镇集体化时期口述史调查、公社放大站工作人员深度访谈以及村庄档案、方志、广播志等文献资料为基础，从声音政治学视角出发，对集体化时期的乡村喇叭进行研究，分析国家政权如何运用喇叭对乡村进行声音渗透，村庄公权力又是如何借助喇叭对农民进行管理，最终促进了集体化时期乡村秩序的形成。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个案概况，并进行相应的概念界定;第二部分是“喇叭入村”:乡村声音景象的重构，主要论述喇叭声音如何重构乡村声音景象;第三部分是“喇叭运行”:
声音中的权力运作，主要探究喇叭声音景象背后的成因，即国家和村庄公权力是如何对喇叭进行运作;第四部分是“喇叭效应”:声音下的秩序塑造，论述在喇叭声音的渗透和影响下，农民形成了思想上的共识、生产和生活上的规范;第五部分是总结，更加深入分析喇叭这种通过声音进行乡村渗透的治理形态，并回扣“喇叭政治”这一主题。
本文认为，集体化时期喇叭的下乡为乡村社会带来了全新的声音景象，农民开始在喇叭的声音景象下生产生活，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国家公权力对“声音的规划和运作”，用日复一日的喇叭声把农民成功地纳入到了国家的管理范围之中。同时，喇叭也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方式的“声音”治理方式，在喇叭声音的规制下农民的听觉得以“社会主义化”，集体生产和生活的秩序也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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