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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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是中国比较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运动较多，尤其集中在农村地区，比如大炼钢铁运动、深耕土地运动、积肥积粪运动等，这些运动深入影响了农民们的生活。而生产队队长作为国家管理农村地区的主要成员，不仅仅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成为国家代理人。同时生产队队长是村庄的当家人，也承担着维护村庄利益的义务。还有生产队队长更是理性营利者，需要考虑自我利益。所以不同的角色要求生产队队长采取不同的行为选择。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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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是中国比较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运动较多，尤其集中在农村地区，比如大炼钢铁运动、深耕土地运动、积肥积粪运动等，这些运动深入影响了农民们的生活。而生产队队长作为国家管理农村地区的主要成员，不仅仅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成为国家代理人。同时生产队队长是村庄的当家人，也承担着维护村庄利益的义务。还有生产队队长更是理性营利者，需要考虑自我利益。所以不同的角色要求生产队队长采取不同的行为选择。
以往对生产队干部的研究都是从国家视角出发，将生产队干部分为保护型和赢利型两种，而我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发现，大跃进时期生产队干部的角色比较特殊，他们承担了多重角色，既有国家要求的意志执行者角色，也有保护村庄的村民当家人角色，更有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自我营利人角色。本文基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即大跃进时期，根据笔者亲自访问到的生产队队长的访谈记录出发，从生产队队长的视角来分析生产队队长在大跃进时期到底承担了哪些角色?这些角色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是否影响到生产队队长的行为选择。
通过笔者的调查研究，以及自己的思考，对生产队队长的多重角色进行归纳，得出，大跃进时期生产队队长同时承担着国家代理人、村民当家人、理性营利者等多重角色。其中自我营利是第一选择，执行国家命令是其次选择，为民当家是最后选择。因为特殊时期生存压力巨大，理性营利者角色占主导地位，而政治压力不断增加，导致国家代理人角色占次要地位。只有村庄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时，村民当家人角色才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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