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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在中国立足并融入中国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本文将以两晋至隋唐六百多年的历史为中心，考察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双向互动——即佛教的中国本土化和中国社会的佛教化过程。本文不拟对学理佛教作思想史的梳理，重心在于考察作为信仰的佛教是如何进行调整以适应中国本土文化，走向世俗社会，并对民众心理、社会生活习俗产生影响的。
本文由七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概述选题的意义，并交代论文材料来源和论文框架。第一章和第二章着重考察“神僧”这个特殊的僧人群体在佛教传播中的作用。佛教初传，出于生存的需要，在汉魏两晋南北朝间出现了很多拥有奇术的“神僧”，塑造了佛教法力无边的形象。隋唐五代，“神僧”群体发生变化，出现了一批疯癫的“狂僧”，他们颠覆了僧人的形象，却因为既符合佛教教义又迎合民众心理而成为中国佛教的形象代言人。第三章详细分析晋唐时期的僧医现象。靠医术传播宗教并不稀奇，但像佛教这样成功的却少见。佛教利用咒术和医方相结合的方法提高了治病效果，将佛教的愿力治病与中国的孝感文化相结合满足民众精神需求，再以治病救人的精神树立佛教大慈大悲的社会形象，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佛教深入人心。第四章旨在通过对流行于晋唐时期的僧人占相的研究，考察佛教是如何学习和改造中国本土占相之术，来取悦权贵、取信百姓的。通过对流传于朝野的佛教谶言的研究，考察佛教是如何利用谶言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第五章着重考察的是这一时期流行于中土佛教徒之中的焚身供养现象。以自残甚至自杀的方式出现的焚身供养，与中国文化珍视生命的传统严重背离，却得到了很多高僧的支持，也一度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充分说明了佛教的巨大影响力。第六章主要考察佛教的“年三月六斋”在晋唐时期的变化情况以及对民间社会产生的影响。“年三月六”斋本为佛教所固有，却被唐朝皇帝变成了“年三月十”斋。佛教因势利导，主动将“年三月十”作为自己的斋月和斋日，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另外，“三长斋”在民俗化的过程中与阴阳家“择吉”说相混淆，竟形成宋明所谓“三恶月”之俗，也说明佛教走向世俗要付出代价。
本文是把佛教当成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来研究，所以更多地采用宗教社会学的方法。本文力图证明，唐宋之际的佛教转型绝非偶然，宋代以后兴起的民俗佛教是晋唐时期佛教信仰民众化的必然结果。本文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佛教成功融入中土，是自身不断调适的结果。佛法最具包容和圆融精神，佛教弘法的形式也最具多样性和灵活性，这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也是非常突出的。佛教坚定不移地走本土化道路，并“上弘佛道，下化众生”，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外来文化融入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本文由七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概述选题的意义，并交代论文材料来源和论文框架。第一章和第二章着重考察“神僧”这个特殊的僧人群体在佛教传播中的作用。佛教初传，出于生存的需要，在汉魏两晋南北朝间出现了很多拥有奇术的“神僧”，塑造了佛教法力无边的形象。隋唐五代，“神僧”群体发生变化，出现了一批疯癫的“狂僧”，他们颠覆了僧人的形象，却因为既符合佛教教义又迎合民众心理而成为中国佛教的形象代言人。第三章详细分析晋唐时期的僧医现象。靠医术传播宗教并不稀奇，但像佛教这样成功的却少见。佛教利用咒术和医方相结合的方法提高了治病效果，将佛教的愿力治病与中国的孝感文化相结合满足民众精神需求，再以治病救人的精神树立佛教大慈大悲的社会形象，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佛教深入人心。第四章旨在通过对流行于晋唐时期的僧人占相的研究，考察佛教是如何学习和改造中国本土占相之术，来取悦权贵、取信百姓的。通过对流传于朝野的佛教谶言的研究，考察佛教是如何利用谶言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第五章着重考察的是这一时期流行于中土佛教徒之中的焚身供养现象。以自残甚至自杀的方式出现的焚身供养，与中国文化珍视生命的传统严重背离，却得到了很多高僧的支持，也一度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充分说明了佛教的巨大影响力。第六章主要考察佛教的“年三月六斋”在晋唐时期的变化情况以及对民间社会产生的影响。“年三月六”斋本为佛教所固有，却被唐朝皇帝变成了“年三月十”斋。佛教因势利导，主动将“年三月十”作为自己的斋月和斋日，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另外，“三长斋”在民俗化的过程中与阴阳家“择吉”说相混淆，竟形成宋明所谓“三恶月”之俗，也说明佛教走向世俗要付出代价。
本文是把佛教当成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来研究，所以更多地采用宗教社会学的方法。本文力图证明，唐宋之际的佛教转型绝非偶然，宋代以后兴起的民俗佛教是晋唐时期佛教信仰民众化的必然结果。本文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佛教成功融入中土，是自身不断调适的结果。佛法最具包容和圆融精神，佛教弘法的形式也最具多样性和灵活性，这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也是非常突出的。佛教坚定不移地走本土化道路，并“上弘佛道，下化众生”，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外来文化融入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