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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进路，将湛甘泉置身于儒学大传统的整体背景之中，在鸟瞰甘泉思想全貌、体贴其精神旨趣的基础上，以基本问题和重要话头为线索，对其思想演进、主旨的展开作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分析，并结合他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及其围绕这些问题与同道之间的交流与辩难，揭示其哲学思想的意涵和特点，进而立体地豁显其哲学思想在这一传统中的地位和意义。
湛甘泉的思想存在一个动态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一条重要的时间线索已经为以往的研究所指出。湛甘泉早年从学陈白沙期间，经历了著名的弘治丁巳“随处体认天理”之悟，从此登堂入室，直探心学门庭。但大致在甘泉五十岁左右，他坦承以往自身学思多偏于涵养而忽略致知功夫，主张由“自得之学”转向内外合一之学。正德丁丑甘泉入西樵山，锐意讲学和著述，从此开始了一段于其学问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以往没有过多关注的理气心性本体论的问题以及格物致知、知行关系都有所措意，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也相应地得到扩充和完善。同时他一贯坚持的自然宗旨也因为要与其天理中正、内外合一的观点相合而生出些许的变奏。因此，论文的主体内容即是遵循这条时间的线索一一揭示甘泉思想中本体论、格物说、知行观、工夫论以及境界说的具体内涵，同时聚焦于“随处体认天理”、“自然”之旨、“合一”之学等代表性命题，做深入分析和探讨。
天理是湛甘泉思想的主题。自丁巳之悟以来，甘泉思想的主旨不脱“天理”二字，“天理”是道德根据和原则，又是范导工夫作用过程的核心，同时在甘泉的理解中，天理也是一种“天然爱敬之心”，是以仁爱的情感为出发点的。吾心之“天理”是道德、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从而与他所强调的“心”是根本出发点的观点互相调和。“中正”则是甘泉对心体、天理的独特描述，可以看到，“天理者，吾心本体之中正也”的界定一方面体现出甘泉的强烈的伦理立场，另一方面也为甘泉体系的自圆其说带来了麻烦。此外，“中正”也代表甘泉哲学不偏不倚、内外合一的性格，与偏于空寂、虚无的佛老之学相区隔。“合一”是甘泉思想整体表现出来的倾向和一贯追求，除了在天人、理气、知行等方面的贯彻，还在工夫论上具体体现为心事、内外、体用的合一和动静、虚实、有无合一，敬与勿忘勿助的合一，以及在大的儒学传统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兼举，集中展现了他对儒家理想人格和境界的追求。如果说“中正”、“合一”彰显出甘泉哲学儒学性格中不同于完全的内向主义的一面，对“自然”的关注和阐发则又使他迥异于同类型学者。“自然”一方面是境界上的追求，一方面则是甘泉始终坚持的一种工夫原则，他主张以自然功夫合自然本体，并以“勿忘勿助”为自然地实现道德的最重要的方式。
湛甘泉思想的发展与其身处的外在环境、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一方面，他与陈白沙有着剪不断的因缘，但从整体来看，在自觉追求与白沙自然之学的统一的同时，他的思想格局已超出白沙，其精神旨向虽然有趋近于白沙的一面，但还是有所突破的。另一方面，甘泉思想与阳明之学的共生与互动，以及阳明身后良知学的兴盛对他所造成的冲击，这些因素交错叠加在一起，成为甘泉思想发展的又一动因。在与王阳明的对比中，更可看到他的特点及其所代表的工夫型态的意义所在:他对道德实践的考察无疑是深入和复杂的，他不仅重视知识活动的必要性，对于实践慎思他也有深刻的思考，前者主要体现在他对格物与致知的阐发上，后者则体现在他对“随处体认天理”工夫的持续性与复杂性的探讨中。
湛甘泉的思想存在一个动态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一条重要的时间线索已经为以往的研究所指出。湛甘泉早年从学陈白沙期间，经历了著名的弘治丁巳“随处体认天理”之悟，从此登堂入室，直探心学门庭。但大致在甘泉五十岁左右，他坦承以往自身学思多偏于涵养而忽略致知功夫，主张由“自得之学”转向内外合一之学。正德丁丑甘泉入西樵山，锐意讲学和著述，从此开始了一段于其学问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以往没有过多关注的理气心性本体论的问题以及格物致知、知行关系都有所措意，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也相应地得到扩充和完善。同时他一贯坚持的自然宗旨也因为要与其天理中正、内外合一的观点相合而生出些许的变奏。因此，论文的主体内容即是遵循这条时间的线索一一揭示甘泉思想中本体论、格物说、知行观、工夫论以及境界说的具体内涵，同时聚焦于“随处体认天理”、“自然”之旨、“合一”之学等代表性命题，做深入分析和探讨。
天理是湛甘泉思想的主题。自丁巳之悟以来，甘泉思想的主旨不脱“天理”二字，“天理”是道德根据和原则，又是范导工夫作用过程的核心，同时在甘泉的理解中，天理也是一种“天然爱敬之心”，是以仁爱的情感为出发点的。吾心之“天理”是道德、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从而与他所强调的“心”是根本出发点的观点互相调和。“中正”则是甘泉对心体、天理的独特描述，可以看到，“天理者，吾心本体之中正也”的界定一方面体现出甘泉的强烈的伦理立场，另一方面也为甘泉体系的自圆其说带来了麻烦。此外，“中正”也代表甘泉哲学不偏不倚、内外合一的性格，与偏于空寂、虚无的佛老之学相区隔。“合一”是甘泉思想整体表现出来的倾向和一贯追求，除了在天人、理气、知行等方面的贯彻，还在工夫论上具体体现为心事、内外、体用的合一和动静、虚实、有无合一，敬与勿忘勿助的合一，以及在大的儒学传统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兼举，集中展现了他对儒家理想人格和境界的追求。如果说“中正”、“合一”彰显出甘泉哲学儒学性格中不同于完全的内向主义的一面，对“自然”的关注和阐发则又使他迥异于同类型学者。“自然”一方面是境界上的追求，一方面则是甘泉始终坚持的一种工夫原则，他主张以自然功夫合自然本体，并以“勿忘勿助”为自然地实现道德的最重要的方式。
湛甘泉思想的发展与其身处的外在环境、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一方面，他与陈白沙有着剪不断的因缘，但从整体来看，在自觉追求与白沙自然之学的统一的同时，他的思想格局已超出白沙，其精神旨向虽然有趋近于白沙的一面，但还是有所突破的。另一方面，甘泉思想与阳明之学的共生与互动，以及阳明身后良知学的兴盛对他所造成的冲击，这些因素交错叠加在一起，成为甘泉思想发展的又一动因。在与王阳明的对比中，更可看到他的特点及其所代表的工夫型态的意义所在:他对道德实践的考察无疑是深入和复杂的，他不仅重视知识活动的必要性，对于实践慎思他也有深刻的思考，前者主要体现在他对格物与致知的阐发上，后者则体现在他对“随处体认天理”工夫的持续性与复杂性的探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