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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而又极其重要的时期。学者们多将其视为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即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开端。晚明社会的诸多变化,如社会经济的空前活跃,经济结构的诸多改变,思想上反传统思潮的涌现与学派蜂起,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塑等,都曾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从经济与文化的角度看,这确是一个生机勃发的时代,特别是万历前期曾经一度的富庶与辉煌,更被后人视为有明一朝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但是,晚明王朝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之下很快又走向灭亡,这一历史悲剧令人慨叹,发人深省。
其实,当万历朝富庶的光环渐渐退却之时,明王朝便开始了其不可回转的颓废之路。经历了万历后期的朝政荒怠、朋党之争,特别是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专权跋扈、残害忠良,到明思宗朱由检即位时,所接手的已是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了。他不仅要面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要对前朝“阉党”专政所造成的政治后遗症痛加针砭,尤其要面对内外交困的潜在危机。“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崇祯长编》卷十四,崇祯元年十月戊子),是其处境最生动的写照;“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崇祯长编》卷十五,崇祯元年十一月甲子)之感叹,透露了其当时内心的焦虑。为了拨乱反正,为了大明王朝的中兴,他几乎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的举措。《明史》说他“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纪二》),是并不为过的。
然而,长年累月形成的官场积弊,并不是明察苛求所能奏效的,这些积弊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身处官场之人大多已习以为常。而思宗求治心切,对臣下要求有时近乎苛刻,也就必然造成臣下终日畏怵,畏首畏尾,最终沦为皇上一人独劳的局面。崇祯时期朝政的一大特色,便是深得思宗宠信并居相位达八年之久的温体仁推行没有阉党的阉党路线,大搞帮派体系,加剧党派之争。
回首万历中叶以来,明朝廷中便党争不断,直到天启年间的“阉党”专政,朝政已不堪收拾。思宗即位后拨乱反正,钦定“阉党”逆案,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应该说党争似乎可以画上一个休止符了。但事与愿违,历经长年累月的发展,官僚队伍中的帮派门户之争,已经在官僚队伍中形成了思维定式。经过天启年间的激化,门户之见似乎已渗透到每个官僚的身心之中,一旦朝廷中发生政治纷争,人们习惯成自然地分门立户,各依一派互相攻讦,朝廷中的政治分歧几乎都要与党争牵丝攀藤。因而,在强大的惯性带动下,整个崇祯朝党争从未间断。从温体仁攻讦钱谦益事件,到由袁崇焕之狱引发的钱龙锡案,再到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各种政治纷争与权力争夺,演化成一幕又一幕乌烟瘴气的党争。“体仁以告讦见知于上,结党之说深启圣疑,攻者愈力,而圣疑愈坚矣。”(文秉《烈皇小识》卷二)这种局面使得思宗希望禁绝朋党的急切期望化作泡影,最终只能喟然长叹:“诸臣但知党同伐异,便己肥家!”(《崇祯长编》卷五十三,崇祯四年闰十一月辛丑)党争的结果便是最后“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黄宗羲《汰存录纪辨》,见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二编卷四)。纷乱不断的党争,是晚明朝政无法遏止的痼疾,也是其走向衰败的罪魁祸首。无谓的内耗争斗,直接削弱了明政府的统治能力,加剧了日益严重的边防与内政危机,使得明政府面对着内外交困的社会危机,自乱阵脚,力不从心。
以边防而言,万历初年,辽东在李成梁的镇守下,尚属平静。但随着李成梁逐渐居功自傲,出现了一些诸如虚冒战功、纵兵杀掠之类的事情,激化了内外矛盾。神宗于万历十九年(1591)无可奈何地罢免了李成梁,派无能的杨绍勋出任辽东总兵。此后十年间,辽东更易八帅,没有一个人的军事才干可与李成梁相匹敌,辽东边备因而日趋废弛。
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与努尔哈赤的萨尔浒之战,成为双方势力的转折点,此后明朝控制后金的凶猛攻击已属不易,遑论收复失地。明政府起用堪称帅才、在战略上有独到之见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出来收拾残局。但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病逝后,熊廷弼就遭到言官出于党派门户之见的无端攻击,致仕罢官。取代熊廷弼出行辽东经略的袁应泰不懂军事却固执己见,导致辽东战备重镇沈阳、辽东政治中心辽阳相继沦陷。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投靠“阉党”的王化贞为辽东巡抚,致使经抚不和,酿成广宁战役的惨败。熊廷弼被逮入狱,又遭“阉党”诬陷,终落个被杀后又传首九边的下场。
随后,朝廷又任命对辽东充满使命感的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辽东经营又出现一些起色。但令人惋惜的是,不久,孙承宗便因受“阉党”爪牙无端攻击,被迫辞官回乡。一切的运筹帷幄与文韬武略统统落空,辽东局势急转直下。后来,在同努尔哈赤的交锋中,镇守宁远的袁崇焕崭露头角,大败努尔哈赤,给明政府扭转颓废的辽东战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时机。然而,当时正值“阉党”专政的时代,袁崇焕遭到魏忠贤党羽的上疏诬劾,也被迫辞官回乡。
思宗即位伊始,渴望扭转辽东的忧患局面,袁崇焕又重新被委以重任,全权掌管辽东事务。但是,崇祯二年(1629)的“己巳之变”直接导致了袁崇焕的被捕入狱。其实,思宗最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并没有要把他处死的意思。当时,朝廷大臣中也多有为袁崇焕鸣冤者,只是惮于皇上震怒,而未敢轻易进谏。但是,朝廷中另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袁崇焕的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使事情越来越复杂化,以致无法收拾。
就这样,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几任有为的辽东边将,莫不因朝内党争而横遭牵连。袁崇焕的悲剧固然有皇太极反间计的影响,但同时也是明末党争的直接恶果。为了达到个人或一己小集团的利益,往往欲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更把国家社会利益丢诸脑后,这是明末党争最典型的特点。如果当时朝廷内外能够同心协力、一致对外,又何至于走到如此地步?对思宗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脚,自毁长城,此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如果说,辽东外患的严重性已经在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中得到充分的暴露,而且,朝臣内部的尔虞我诈直接削弱了明政府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力量,那么,面对黄土高原地区日呈燎原之势的民变危机,以温体仁为首的朝臣们仍然无动于衷,仍然醉心于彼此之间的尔虞我诈——“当是时,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温体仁)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不计国事。明廷从内阁到六部,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听任局势的日益恶化。
朝政内的党派内耗,使明政府最终丧失了全面掌控内外局势的能力。面对日益严重的民变危机,在抚与剿之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面对日益恶化的边境局势,在和与战当中优柔寡断,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最后,当陈新甲因承担和谈之罪名而被法办之后,明政府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危机。为此,谈迁曾深深感叹:“大臣不深为社稷虑,惟私旨是徇,鲜有不覆者,况抢攘危急之秋哉!”(谈迁《国榷》卷九十八,崇祯十五年九月己丑)
以全球化的视角观之,晚明时期的中国经济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量白银不断外流进而带来的经济几近崩溃相比,占世界产量三分之一乃至更多的白银,于晚明时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是一种无可争议的辉煌。但是,透过晚明时期明廷内部的朝臣争斗与内外危机,我们也看到,万历年间的辉煌,实是“烈火烹油”般的“锦花拥簇”。在看似繁盛的背后,其实已蕴含着冰山将融、大厦即倾、危如累卵的社会危机。愈演愈烈的“党同伐异”之风使晚明朝政乌烟瘴气,并将万历新政带来的社会新气象折腾得荡然无存,使明政府失去了一次最好的中兴机会,这是晚明政府莫大的悲哀。及至崇祯时期,民变蜂起的社会危机,以及强敌窥视之际边将袁崇焕与毛文龙之间的“同室操戈”,更将晚明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因如此,晚明悲剧的教训是惨痛的,特别是晚明社会的政治体制面对外来经济文化冲击时的麻木不仁与无所作为,尤其令人深思。应该说,晚明时期开始的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已经开始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改变当时统治者对世界的看法,对统治者来说,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仍然是帝国政治的老传统。一如樊树志先生在其《晚明史》中所言,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间,朝廷上下都忙于政治派系之争,忙于窝里斗,而且斗得不可开交,“听任政治的腐朽性极大地消耗它的国力,使它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逐渐丧失”。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朱由检在位十七年,他也曾试图挽狂澜于危难,缔造中兴局面,终于未能成功。在东北崛起的满洲铁骑和内地农民起义的双重夹击下,明朝廷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最终在“无可奈何花落去”之中,走到了其历史的尽头。因此,明亡的祸根实在是历久深远,至崇祯时,已是“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二》)。换言之,不待义军蜂起、清兵入关,明王朝的生命力已在人与人之间无尽的内耗中厮杀殆尽了,这也可以说是晚明朝政的最大悲剧。
晚明朝政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直观、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种种恶果,其体制内的诸种弊端,到了晚明时期可谓之腐因毕呈,沉疴难起。从张居正所倡导的万历新政因“政以人举又以人亡”的失败,到明思宗——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他们殚精竭虑,使出浑身解数,最终仍不堪重负,筋疲力尽地以悲剧告终,任谁也无力改变明朝衰亡的命运。这也向人们昭示,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所谓的经济繁荣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而诸多个体的努力又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与体制保护,再繁华的经济大厦也是非常容易倾覆的。晚明时局的历史变迁表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治理效率与应变能力,实在已无力支撑与掌控明朝历史的大变局。
至此,对晚明历史悲剧的反思,会更多地启迪今天的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这对我们今天如何在世界发展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形势下,抓住机遇、走向富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实,当万历朝富庶的光环渐渐退却之时,明王朝便开始了其不可回转的颓废之路。经历了万历后期的朝政荒怠、朋党之争,特别是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专权跋扈、残害忠良,到明思宗朱由检即位时,所接手的已是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了。他不仅要面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要对前朝“阉党”专政所造成的政治后遗症痛加针砭,尤其要面对内外交困的潜在危机。“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崇祯长编》卷十四,崇祯元年十月戊子),是其处境最生动的写照;“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崇祯长编》卷十五,崇祯元年十一月甲子)之感叹,透露了其当时内心的焦虑。为了拨乱反正,为了大明王朝的中兴,他几乎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的举措。《明史》说他“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纪二》),是并不为过的。
然而,长年累月形成的官场积弊,并不是明察苛求所能奏效的,这些积弊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身处官场之人大多已习以为常。而思宗求治心切,对臣下要求有时近乎苛刻,也就必然造成臣下终日畏怵,畏首畏尾,最终沦为皇上一人独劳的局面。崇祯时期朝政的一大特色,便是深得思宗宠信并居相位达八年之久的温体仁推行没有阉党的阉党路线,大搞帮派体系,加剧党派之争。
回首万历中叶以来,明朝廷中便党争不断,直到天启年间的“阉党”专政,朝政已不堪收拾。思宗即位后拨乱反正,钦定“阉党”逆案,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应该说党争似乎可以画上一个休止符了。但事与愿违,历经长年累月的发展,官僚队伍中的帮派门户之争,已经在官僚队伍中形成了思维定式。经过天启年间的激化,门户之见似乎已渗透到每个官僚的身心之中,一旦朝廷中发生政治纷争,人们习惯成自然地分门立户,各依一派互相攻讦,朝廷中的政治分歧几乎都要与党争牵丝攀藤。因而,在强大的惯性带动下,整个崇祯朝党争从未间断。从温体仁攻讦钱谦益事件,到由袁崇焕之狱引发的钱龙锡案,再到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各种政治纷争与权力争夺,演化成一幕又一幕乌烟瘴气的党争。“体仁以告讦见知于上,结党之说深启圣疑,攻者愈力,而圣疑愈坚矣。”(文秉《烈皇小识》卷二)这种局面使得思宗希望禁绝朋党的急切期望化作泡影,最终只能喟然长叹:“诸臣但知党同伐异,便己肥家!”(《崇祯长编》卷五十三,崇祯四年闰十一月辛丑)党争的结果便是最后“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黄宗羲《汰存录纪辨》,见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二编卷四)。纷乱不断的党争,是晚明朝政无法遏止的痼疾,也是其走向衰败的罪魁祸首。无谓的内耗争斗,直接削弱了明政府的统治能力,加剧了日益严重的边防与内政危机,使得明政府面对着内外交困的社会危机,自乱阵脚,力不从心。
以边防而言,万历初年,辽东在李成梁的镇守下,尚属平静。但随着李成梁逐渐居功自傲,出现了一些诸如虚冒战功、纵兵杀掠之类的事情,激化了内外矛盾。神宗于万历十九年(1591)无可奈何地罢免了李成梁,派无能的杨绍勋出任辽东总兵。此后十年间,辽东更易八帅,没有一个人的军事才干可与李成梁相匹敌,辽东边备因而日趋废弛。
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与努尔哈赤的萨尔浒之战,成为双方势力的转折点,此后明朝控制后金的凶猛攻击已属不易,遑论收复失地。明政府起用堪称帅才、在战略上有独到之见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出来收拾残局。但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病逝后,熊廷弼就遭到言官出于党派门户之见的无端攻击,致仕罢官。取代熊廷弼出行辽东经略的袁应泰不懂军事却固执己见,导致辽东战备重镇沈阳、辽东政治中心辽阳相继沦陷。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投靠“阉党”的王化贞为辽东巡抚,致使经抚不和,酿成广宁战役的惨败。熊廷弼被逮入狱,又遭“阉党”诬陷,终落个被杀后又传首九边的下场。
随后,朝廷又任命对辽东充满使命感的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辽东经营又出现一些起色。但令人惋惜的是,不久,孙承宗便因受“阉党”爪牙无端攻击,被迫辞官回乡。一切的运筹帷幄与文韬武略统统落空,辽东局势急转直下。后来,在同努尔哈赤的交锋中,镇守宁远的袁崇焕崭露头角,大败努尔哈赤,给明政府扭转颓废的辽东战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时机。然而,当时正值“阉党”专政的时代,袁崇焕遭到魏忠贤党羽的上疏诬劾,也被迫辞官回乡。
思宗即位伊始,渴望扭转辽东的忧患局面,袁崇焕又重新被委以重任,全权掌管辽东事务。但是,崇祯二年(1629)的“己巳之变”直接导致了袁崇焕的被捕入狱。其实,思宗最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并没有要把他处死的意思。当时,朝廷大臣中也多有为袁崇焕鸣冤者,只是惮于皇上震怒,而未敢轻易进谏。但是,朝廷中另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袁崇焕的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使事情越来越复杂化,以致无法收拾。
就这样,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几任有为的辽东边将,莫不因朝内党争而横遭牵连。袁崇焕的悲剧固然有皇太极反间计的影响,但同时也是明末党争的直接恶果。为了达到个人或一己小集团的利益,往往欲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更把国家社会利益丢诸脑后,这是明末党争最典型的特点。如果当时朝廷内外能够同心协力、一致对外,又何至于走到如此地步?对思宗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脚,自毁长城,此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如果说,辽东外患的严重性已经在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中得到充分的暴露,而且,朝臣内部的尔虞我诈直接削弱了明政府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力量,那么,面对黄土高原地区日呈燎原之势的民变危机,以温体仁为首的朝臣们仍然无动于衷,仍然醉心于彼此之间的尔虞我诈——“当是时,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温体仁)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不计国事。明廷从内阁到六部,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听任局势的日益恶化。
朝政内的党派内耗,使明政府最终丧失了全面掌控内外局势的能力。面对日益严重的民变危机,在抚与剿之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面对日益恶化的边境局势,在和与战当中优柔寡断,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最后,当陈新甲因承担和谈之罪名而被法办之后,明政府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危机。为此,谈迁曾深深感叹:“大臣不深为社稷虑,惟私旨是徇,鲜有不覆者,况抢攘危急之秋哉!”(谈迁《国榷》卷九十八,崇祯十五年九月己丑)
以全球化的视角观之,晚明时期的中国经济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量白银不断外流进而带来的经济几近崩溃相比,占世界产量三分之一乃至更多的白银,于晚明时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是一种无可争议的辉煌。但是,透过晚明时期明廷内部的朝臣争斗与内外危机,我们也看到,万历年间的辉煌,实是“烈火烹油”般的“锦花拥簇”。在看似繁盛的背后,其实已蕴含着冰山将融、大厦即倾、危如累卵的社会危机。愈演愈烈的“党同伐异”之风使晚明朝政乌烟瘴气,并将万历新政带来的社会新气象折腾得荡然无存,使明政府失去了一次最好的中兴机会,这是晚明政府莫大的悲哀。及至崇祯时期,民变蜂起的社会危机,以及强敌窥视之际边将袁崇焕与毛文龙之间的“同室操戈”,更将晚明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因如此,晚明悲剧的教训是惨痛的,特别是晚明社会的政治体制面对外来经济文化冲击时的麻木不仁与无所作为,尤其令人深思。应该说,晚明时期开始的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已经开始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改变当时统治者对世界的看法,对统治者来说,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仍然是帝国政治的老传统。一如樊树志先生在其《晚明史》中所言,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间,朝廷上下都忙于政治派系之争,忙于窝里斗,而且斗得不可开交,“听任政治的腐朽性极大地消耗它的国力,使它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逐渐丧失”。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朱由检在位十七年,他也曾试图挽狂澜于危难,缔造中兴局面,终于未能成功。在东北崛起的满洲铁骑和内地农民起义的双重夹击下,明朝廷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最终在“无可奈何花落去”之中,走到了其历史的尽头。因此,明亡的祸根实在是历久深远,至崇祯时,已是“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二》)。换言之,不待义军蜂起、清兵入关,明王朝的生命力已在人与人之间无尽的内耗中厮杀殆尽了,这也可以说是晚明朝政的最大悲剧。
晚明朝政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直观、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种种恶果,其体制内的诸种弊端,到了晚明时期可谓之腐因毕呈,沉疴难起。从张居正所倡导的万历新政因“政以人举又以人亡”的失败,到明思宗——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他们殚精竭虑,使出浑身解数,最终仍不堪重负,筋疲力尽地以悲剧告终,任谁也无力改变明朝衰亡的命运。这也向人们昭示,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所谓的经济繁荣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而诸多个体的努力又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与体制保护,再繁华的经济大厦也是非常容易倾覆的。晚明时局的历史变迁表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治理效率与应变能力,实在已无力支撑与掌控明朝历史的大变局。
至此,对晚明历史悲剧的反思,会更多地启迪今天的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这对我们今天如何在世界发展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形势下,抓住机遇、走向富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