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最近,由“百家讲坛”所引发的关于明清史的讨论屡屡见诸媒体和网络,关于明清易代的评价更是成为知识界乃至草根阶层关注的热点。这里,我们组织了五位学者关于明清易代的评价问题的笔谈,旨在将讨论引向深入。五位学者的观点各异,有的甚至截然对立,但皆可成一家之言。今后,我们还将以《历史学家茶座》为平台,继续组织类似的讨论。
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逻辑发展线索。大一统的君主宗法制社会,经过了一千五百余年的发展,已经明显地开始了转型——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在没有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野蛮扭曲的情况下,这种转型将会沿着自身的轨道迈向近代。但是明清易代改变了这一历史轨迹。我认为,清朝统治是推迟中国近代化的根本原因;清朝统治二百余年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下面,就让我们从明清对比,具体说就是从明中后期到清前期的对比中论证我的观点。
一
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那些与以往各朝大同小异的手段,如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等等,都已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实力,成为当时东方海上贸易的重要角色。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在国内市场,白银已成为普遍的价值衡量标准;因为商业活动发展以致造成白银短缺,万历年间的采矿热正反映了这种深刻的社会背景。
但是,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改变了这种局面。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各地一片荒凉。河南地区“满目荒榛,人丁稀少”;江南各省“大兵所至,田舍一空”;湖南两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江西、福建、广东沿海由于迁海“尽夷其地空其人”。清朝取代李自成入主中原后,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士兵及随从人员、奴仆大量涌进关内,为了他们的享乐生活需要和保证军事供给,他们开始大量圈占土地。以北京地区而言,皇帝所圈占的内务府庄田达到九千顷;各旗王公宗室的庄田达一万三千三百余顷;八旗官兵的旗地达到十四万余顷。这种圈地, 在经济上与关内原有“经济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更为严重的是,在被圈占的土地上,生产方式倒退到农奴制甚至奴隶制。大量的战争俘虏、被掠人口、罪犯家属沦为奴隶,一时间人口买卖颇为盛行。与此对应,在世界的另一边,英国人也在圈地,但那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圈地却在向农奴制以至奴隶制倒退。这颇具讽刺意味。
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重新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二
在科学技术上,明代同样也处于近代化的前沿,虽然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正在向新的突破点逼近。
耶稣会士利玛窦曾这样称赞明代中国的天文学水平,他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何况我们的成绩是与全世界人士通力合作而得到的。”清朝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李明参观过北京观象台后,说:“这些铜制机器已经制造七百年了。……无论是存放地点的宏伟,还是机器设计制造的精美,远非欧洲人所能比。”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上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有了这样的成就,在中国知识界中就有一种将其向前推进的动势,就能够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异质的但是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明末西学东渐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本身。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面临转型的边缘。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即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中国学术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东西方经过长期各自独立的发展,一同走到了近代的边缘。这个机会可谓千载难逢。
但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在政治高压干预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间推动的,是自下而上并得到朝廷鼓励的。清朝顺治、康熙时期,清朝与对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交往仅限于朝廷。他们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梅毂成、何国宗等在其编纂的介绍自晚明以来传入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算术知识的《数理精蕴》中宣称:这些西学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也就是说,西学源于中学。 “西学中源”说颇可使“天朝大国”的骄矜心理得到满足,但它却导致了故步自封,导致了对新事物的蔑视和拒斥。
康熙三年(1664)七月,爆发了汤若望教案。“徽州府县民杨光先年六十八”上书攻击汤若望,“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他甚至极端地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罗马教廷解散了耶稣会,由传教士传入西学的过程也就停止了。乾隆五十年(1785),耶稣会的活动得到了恢复,但西学东传却一直没有恢复。
三
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自主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同时,由于明朝政权的衰败,统治机器松动,对社会的控制力大大下降。但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新鲜事物和独立思想所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使士大夫受到了鼓励。这恰与心学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汇成一股潮流,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
士大夫主体意识高涨,他们集会结社,强烈要求参与政治。继东林党之后,复社成为全国性的庞大的政治性社团。它拥有完整的组织和明确的主张,带有一些近代政党的意味。他们那种“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的精神,给晚明社会添加了一份鲜亮的色彩。
同时,由于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启动了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在西方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国的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会所体现的进步的人文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一些西方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赞扬良好的中国政府以及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赞美“一个如此机智民族的计划、管理和实施”。众所周知,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曾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示。
但清朝入主中原,并没有按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轨道继续前进,相反的,它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使本已趋解体的、应该抛弃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均遭到扼杀。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既不求创新,也不求进取。在西方大踏步发展时,它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最终沦为衰败的大国。
随着清朝绝对君主权力的确立和控制的强化,晚明以来“离经叛道”的思想逐渐销声匿迹。到乾隆朝,所谓“文治”达到鼎盛,思想禁锢也走向极致。
清代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康熙年间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乾隆间的曾静张熙案,对士大夫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和打击。舆论被钳制,读书人噤若寒蝉,以致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明朝士大夫那种意气风发、仗义执言、抨击时政,乃至公然指斥皇帝的风气荡然无存。清朝皇帝只需要奴才、走狗和弄臣。
乾隆帝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使中国文化典籍遭到一场空前浩劫。在《四库全书》中大量图书被禁毁,总数达3000余种67万部以上,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这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空前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纂修毫无功绩可言也似无不当。
另外,明廷对待外国人、外国文化的态度是开明的。但清朝建立后却实行了严厉的闭关政策,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明朝是当时的世界强国,其国力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但是到了清代,随着西方国家的发展进步和清朝发展的迟滞,中国已沦为地区性强国。
事态发展的结果已经十分清楚。清朝自身虽然走向强盛,但由于它的僵化封闭,使得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后了,最终出现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清朝从建立走向极盛的大约250年,也正是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250年。中国已经失去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西方侵略者将挟其炮舰之利再次叩开中国国门。
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逻辑发展线索。大一统的君主宗法制社会,经过了一千五百余年的发展,已经明显地开始了转型——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在没有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野蛮扭曲的情况下,这种转型将会沿着自身的轨道迈向近代。但是明清易代改变了这一历史轨迹。我认为,清朝统治是推迟中国近代化的根本原因;清朝统治二百余年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下面,就让我们从明清对比,具体说就是从明中后期到清前期的对比中论证我的观点。
一
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那些与以往各朝大同小异的手段,如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等等,都已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实力,成为当时东方海上贸易的重要角色。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在国内市场,白银已成为普遍的价值衡量标准;因为商业活动发展以致造成白银短缺,万历年间的采矿热正反映了这种深刻的社会背景。
但是,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改变了这种局面。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各地一片荒凉。河南地区“满目荒榛,人丁稀少”;江南各省“大兵所至,田舍一空”;湖南两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江西、福建、广东沿海由于迁海“尽夷其地空其人”。清朝取代李自成入主中原后,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士兵及随从人员、奴仆大量涌进关内,为了他们的享乐生活需要和保证军事供给,他们开始大量圈占土地。以北京地区而言,皇帝所圈占的内务府庄田达到九千顷;各旗王公宗室的庄田达一万三千三百余顷;八旗官兵的旗地达到十四万余顷。这种圈地, 在经济上与关内原有“经济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更为严重的是,在被圈占的土地上,生产方式倒退到农奴制甚至奴隶制。大量的战争俘虏、被掠人口、罪犯家属沦为奴隶,一时间人口买卖颇为盛行。与此对应,在世界的另一边,英国人也在圈地,但那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圈地却在向农奴制以至奴隶制倒退。这颇具讽刺意味。
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重新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二
在科学技术上,明代同样也处于近代化的前沿,虽然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正在向新的突破点逼近。
耶稣会士利玛窦曾这样称赞明代中国的天文学水平,他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何况我们的成绩是与全世界人士通力合作而得到的。”清朝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李明参观过北京观象台后,说:“这些铜制机器已经制造七百年了。……无论是存放地点的宏伟,还是机器设计制造的精美,远非欧洲人所能比。”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上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有了这样的成就,在中国知识界中就有一种将其向前推进的动势,就能够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异质的但是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明末西学东渐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本身。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面临转型的边缘。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即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中国学术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东西方经过长期各自独立的发展,一同走到了近代的边缘。这个机会可谓千载难逢。
但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在政治高压干预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间推动的,是自下而上并得到朝廷鼓励的。清朝顺治、康熙时期,清朝与对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交往仅限于朝廷。他们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梅毂成、何国宗等在其编纂的介绍自晚明以来传入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算术知识的《数理精蕴》中宣称:这些西学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也就是说,西学源于中学。 “西学中源”说颇可使“天朝大国”的骄矜心理得到满足,但它却导致了故步自封,导致了对新事物的蔑视和拒斥。
康熙三年(1664)七月,爆发了汤若望教案。“徽州府县民杨光先年六十八”上书攻击汤若望,“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他甚至极端地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罗马教廷解散了耶稣会,由传教士传入西学的过程也就停止了。乾隆五十年(1785),耶稣会的活动得到了恢复,但西学东传却一直没有恢复。
三
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自主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同时,由于明朝政权的衰败,统治机器松动,对社会的控制力大大下降。但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新鲜事物和独立思想所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使士大夫受到了鼓励。这恰与心学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汇成一股潮流,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
士大夫主体意识高涨,他们集会结社,强烈要求参与政治。继东林党之后,复社成为全国性的庞大的政治性社团。它拥有完整的组织和明确的主张,带有一些近代政党的意味。他们那种“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的精神,给晚明社会添加了一份鲜亮的色彩。
同时,由于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启动了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在西方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国的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会所体现的进步的人文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一些西方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赞扬良好的中国政府以及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赞美“一个如此机智民族的计划、管理和实施”。众所周知,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曾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示。
但清朝入主中原,并没有按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轨道继续前进,相反的,它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使本已趋解体的、应该抛弃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均遭到扼杀。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既不求创新,也不求进取。在西方大踏步发展时,它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最终沦为衰败的大国。
随着清朝绝对君主权力的确立和控制的强化,晚明以来“离经叛道”的思想逐渐销声匿迹。到乾隆朝,所谓“文治”达到鼎盛,思想禁锢也走向极致。
清代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康熙年间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乾隆间的曾静张熙案,对士大夫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和打击。舆论被钳制,读书人噤若寒蝉,以致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明朝士大夫那种意气风发、仗义执言、抨击时政,乃至公然指斥皇帝的风气荡然无存。清朝皇帝只需要奴才、走狗和弄臣。
乾隆帝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使中国文化典籍遭到一场空前浩劫。在《四库全书》中大量图书被禁毁,总数达3000余种67万部以上,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这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空前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纂修毫无功绩可言也似无不当。
另外,明廷对待外国人、外国文化的态度是开明的。但清朝建立后却实行了严厉的闭关政策,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明朝是当时的世界强国,其国力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但是到了清代,随着西方国家的发展进步和清朝发展的迟滞,中国已沦为地区性强国。
事态发展的结果已经十分清楚。清朝自身虽然走向强盛,但由于它的僵化封闭,使得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后了,最终出现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清朝从建立走向极盛的大约250年,也正是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250年。中国已经失去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西方侵略者将挟其炮舰之利再次叩开中国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