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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考察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2006—2015年中国对54个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结构效应，得出“OFDI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效应有限”的结论。为了发挥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效应，提出加强国家间合作，推动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政策措施。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OFDI的出口结构效应 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8）05（a）-069-04
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不断增长，那么，通过国内企业走出去，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够有效绕过贸易壁垒，吸收国外高新技术，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研究我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商品结构之间的关系，检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是否对我国商品结构优化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这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贸易和投资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文献综述
前人研究中，更多的将关注点放在外商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同时，基于宏观总量层面的OFDI贸易效应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然而基于结构层面的OFDI贸易效应的研究，尤其是OFDI对出口结构效应的研究十分有限，并且研究结论分歧较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结构的效应研究可依据研究结论分为以下三种。
（1）無影响效应或影响效应较弱。得出OFDI对出口结构不存在影响效应的多为国内学者。如冯春晓（2009）主要针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产业优化的影响，然而通过构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指标体系，表明制造业OFDI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非常微弱[1]。随后，刘美玲等（2011）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也得出相似结论，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对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反作用力度较弱[2]。
（2）影响效应明显。国内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对本国产业的影响效应会随着投资动因类型改变而产生变化，如赵伟、江东（2010）认为，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由“初级”到“高级”的叠进式升级，母国产业也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结构升级[3]。隋月红、赵振华（2012）将我国OFDI与贸易结构的命题置于顺—逆梯度OFDI并存框架下，分析了我国OFDI影响贸易结构的机理并作出实证检验，得出“顺一逆梯度OFDI并存提升了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的结论[4]。
（3）影响效应不定。俞毅和万炼（2009）利用VAR模型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对进出口商品结构中各变量均不存在短期因果关系[5]。张海波（2014）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GMM方法实证分析OFDI对母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仅对发达国家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发展中国家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抑制效应[6]。
总而言之，基于OFDI对出口结构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十分有限，并且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整体的研究力度仍然偏弱一些。对此，本文着重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以此为切入点来分析其出口商品结构效应，以期为商品结构优化和多元化贸易提供研究依据。
2 实证模型及数据
2.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近年来，引力模型作为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主流工具，已经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基准模型。本文的引力模型在前人的基础上适当调整解释变量，并用每一类商品出口规模的变化来表示出口结构的变化，同时将OFDI作为最主要的解释变量，试图通过修改后的引力模型实证OFDI对出口结构产生的影响效应。借鉴刘新宇（2016）在其文章中对出口商品的分类[7]，对低技术商品（LTVOL）、中等技术品（MTVOL）和高技术品（HTVOL）三类商品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根据基本的引力模型，分别得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与LTVOL、MTVOL、HTVOL的贸易引力方程，具体表示如下。
（1）OFDI与低技术商品出口规模（LTVOL）的贸易引力模型方程：
在上述三个模型方程中，LTVOLijt、MTVOLijt和HTVOLijt分别表示中国i第t年对东道国j低技术商品、中等技术品和高技术品的出口规模；OFDIijt表示第t年中国i对东道国j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设为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PGDPijt表示第t年中国i与东道国j人均GDP之比；IAVijt表示第t年中国i与东道国j工业增加值之比；DISijt表示中国i对东道国j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其中还包含以下虚拟变量：BORijt表示中国i与东道国j是否拥有共同边界；LANijt表示中国i与东道国j之间是否存在共同语言；FTAijt表示中国i与东道国j是否已经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同时，为了降低异方差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对三个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OFDI、DIS进行对数变换。三个贸易引力模型组成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结构效应模型。
2.2 样本数据来源与处理
2.2.1 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68个，其中，为保证时间序列的完整性和回归结果的平稳性，除去多数年份数据缺失和数额过小的14个国家。最终选取剩余的54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
数据收集包括以下10项变量： 第四，三类技术品对于PGDPijt的回归系数存在较大差异，PGDPijt表示两国人均相对需求能力，中国相对于东道国的需求能力越低，证明东道国的潜在需求能力越高，对出口的促进效应越明显，因此PGDPijt的预期符号为负。而低技术品中PGDPijt的回归系数α2=0.039，与预期不符，但该回归系数并没有通过t检验，因而不显著。同理，根据预期BORijt符号为正，即表示当两国拥有共同边界，贸易成本下降，貿易量增加，而实证结果显示三类技术品的BORijt回归系数都为负，与预期不符，但该回归系数并没有通过t检验，因而不显著。三类技术品回归模型中FTAijt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对此的解释可能是由于中国和东道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我国出口商品数量上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期，并且从协议签订到具体实施存在一定时间周期，因而FTAijt对三类技术品出口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4.2 政策建议
（1）加强国家间合作，积极制定政策措施，推动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OFDI对其三种产品出口规模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里虽然高技术产品出口作用相对小，但是仍然在出口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政府要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加强合作，为推动增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定有利的政策措施，从而促进OFDI对出口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出口结构优化。研究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距离决定了两国贸易的运输成本，并显著影响三类技术品的出口规模，因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成本。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倡议和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的在于更大程度上满足亚洲和各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需求，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和基建需求，达到吸引外资、更新设备、引进技术和开发资源的目的；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最终降低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9]。
（3）实施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互补性高技术产业。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并没有与广大的东盟新兴国家形成产业落差，无法在产业上形成互补性，所以高技术品的出口效应在三者中处于最小部分。因此，中国急需推动“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其根本在于迅速实现制造业升级，尽早使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大国第二方阵，形成对后发国家的互补，摆脱同质化竞争，才能与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形成产业互补。在当前中国要优先选择少数几个有发展前途的高技术产业进行战略性培育，例如在航空设备、医用设备、农业机械设备领域取得突破，在此基础上，再在其他相关行业进行突破。
参考文献
[1] 冯春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以制造业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09（8）.
[2] 刘美玲，方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商品结构关系研究——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济， 2011（10）.
[3] 赵伟，江东.OFDI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浙江大学学报，2010，40（3）.
[4] 隋月红，赵振华.我国OFDI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机理与实证——兼论我国OFDI动机的拓展[J].财贸经济，2012（4）.
[5] 俞毅，万炼.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框架[J].国际贸易问题，2009（6）.
[6] 张海波.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基于跨国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14（2）.
[7] 刘新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
[8] 魏浩.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重新测算[J].国际贸易问题， 2015（4）.
[9] 郑荷芳，马淑琴，徐英侠.基础设施投入对服务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3（5）.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OFDI的出口结构效应 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8）05（a）-069-04
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不断增长，那么，通过国内企业走出去，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够有效绕过贸易壁垒，吸收国外高新技术，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研究我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商品结构之间的关系，检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是否对我国商品结构优化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这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贸易和投资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文献综述
前人研究中，更多的将关注点放在外商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同时，基于宏观总量层面的OFDI贸易效应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然而基于结构层面的OFDI贸易效应的研究，尤其是OFDI对出口结构效应的研究十分有限，并且研究结论分歧较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结构的效应研究可依据研究结论分为以下三种。
（1）無影响效应或影响效应较弱。得出OFDI对出口结构不存在影响效应的多为国内学者。如冯春晓（2009）主要针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产业优化的影响，然而通过构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指标体系，表明制造业OFDI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非常微弱[1]。随后，刘美玲等（2011）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也得出相似结论，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对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反作用力度较弱[2]。
（2）影响效应明显。国内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对本国产业的影响效应会随着投资动因类型改变而产生变化，如赵伟、江东（2010）认为，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由“初级”到“高级”的叠进式升级，母国产业也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结构升级[3]。隋月红、赵振华（2012）将我国OFDI与贸易结构的命题置于顺—逆梯度OFDI并存框架下，分析了我国OFDI影响贸易结构的机理并作出实证检验，得出“顺一逆梯度OFDI并存提升了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的结论[4]。
（3）影响效应不定。俞毅和万炼（2009）利用VAR模型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对进出口商品结构中各变量均不存在短期因果关系[5]。张海波（2014）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GMM方法实证分析OFDI对母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仅对发达国家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发展中国家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抑制效应[6]。
总而言之，基于OFDI对出口结构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十分有限，并且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整体的研究力度仍然偏弱一些。对此，本文着重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以此为切入点来分析其出口商品结构效应，以期为商品结构优化和多元化贸易提供研究依据。
2 实证模型及数据
2.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近年来，引力模型作为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主流工具，已经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基准模型。本文的引力模型在前人的基础上适当调整解释变量，并用每一类商品出口规模的变化来表示出口结构的变化，同时将OFDI作为最主要的解释变量，试图通过修改后的引力模型实证OFDI对出口结构产生的影响效应。借鉴刘新宇（2016）在其文章中对出口商品的分类[7]，对低技术商品（LTVOL）、中等技术品（MTVOL）和高技术品（HTVOL）三类商品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根据基本的引力模型，分别得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与LTVOL、MTVOL、HTVOL的贸易引力方程，具体表示如下。
（1）OFDI与低技术商品出口规模（LTVOL）的贸易引力模型方程：
在上述三个模型方程中，LTVOLijt、MTVOLijt和HTVOLijt分别表示中国i第t年对东道国j低技术商品、中等技术品和高技术品的出口规模；OFDIijt表示第t年中国i对东道国j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设为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PGDPijt表示第t年中国i与东道国j人均GDP之比；IAVijt表示第t年中国i与东道国j工业增加值之比；DISijt表示中国i对东道国j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其中还包含以下虚拟变量：BORijt表示中国i与东道国j是否拥有共同边界；LANijt表示中国i与东道国j之间是否存在共同语言；FTAijt表示中国i与东道国j是否已经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同时，为了降低异方差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对三个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OFDI、DIS进行对数变换。三个贸易引力模型组成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结构效应模型。
2.2 样本数据来源与处理
2.2.1 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68个，其中，为保证时间序列的完整性和回归结果的平稳性，除去多数年份数据缺失和数额过小的14个国家。最终选取剩余的54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
数据收集包括以下10项变量： 第四，三类技术品对于PGDPijt的回归系数存在较大差异，PGDPijt表示两国人均相对需求能力，中国相对于东道国的需求能力越低，证明东道国的潜在需求能力越高，对出口的促进效应越明显，因此PGDPijt的预期符号为负。而低技术品中PGDPijt的回归系数α2=0.039，与预期不符，但该回归系数并没有通过t检验，因而不显著。同理，根据预期BORijt符号为正，即表示当两国拥有共同边界，贸易成本下降，貿易量增加，而实证结果显示三类技术品的BORijt回归系数都为负，与预期不符，但该回归系数并没有通过t检验，因而不显著。三类技术品回归模型中FTAijt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对此的解释可能是由于中国和东道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我国出口商品数量上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期，并且从协议签订到具体实施存在一定时间周期，因而FTAijt对三类技术品出口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4.2 政策建议
（1）加强国家间合作，积极制定政策措施，推动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OFDI对其三种产品出口规模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里虽然高技术产品出口作用相对小，但是仍然在出口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政府要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加强合作，为推动增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定有利的政策措施，从而促进OFDI对出口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出口结构优化。研究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距离决定了两国贸易的运输成本，并显著影响三类技术品的出口规模，因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成本。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倡议和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的在于更大程度上满足亚洲和各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需求，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和基建需求，达到吸引外资、更新设备、引进技术和开发资源的目的；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最终降低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9]。
（3）实施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互补性高技术产业。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并没有与广大的东盟新兴国家形成产业落差，无法在产业上形成互补性，所以高技术品的出口效应在三者中处于最小部分。因此，中国急需推动“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其根本在于迅速实现制造业升级，尽早使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大国第二方阵，形成对后发国家的互补，摆脱同质化竞争，才能与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形成产业互补。在当前中国要优先选择少数几个有发展前途的高技术产业进行战略性培育，例如在航空设备、医用设备、农业机械设备领域取得突破，在此基础上，再在其他相关行业进行突破。
参考文献
[1] 冯春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以制造业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09（8）.
[2] 刘美玲，方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商品结构关系研究——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济， 2011（10）.
[3] 赵伟，江东.OFDI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浙江大学学报，2010，40（3）.
[4] 隋月红，赵振华.我国OFDI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机理与实证——兼论我国OFDI动机的拓展[J].财贸经济，2012（4）.
[5] 俞毅，万炼.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框架[J].国际贸易问题，2009（6）.
[6] 张海波.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基于跨国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14（2）.
[7] 刘新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
[8] 魏浩.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重新测算[J].国际贸易问题， 2015（4）.
[9] 郑荷芳，马淑琴，徐英侠.基础设施投入对服务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