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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称为“最后一位士大夫作家”的汪曾祺以小说《受戒》等横空出世，有人误认为他远离现实生活了。在心力不支的最后的人生阶段，他为了民族未来文明不厌其烦地解剖现实人物。我们，应解其中味。
关键词：民族 文明 野人 汪曾祺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284-03
1996年5—9月，汪曾祺创作了（本年底次年初分别发表于《当代》和《小说》）五篇另类短篇小说，以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可有可无的人》，5月27日；《三列马》，8月14日；《大尾巴猫》，8月15日；《去年属马》，8月17日；《吃饭》，9月初。从写作日期来看，也许首篇属于偶然为之，而后有意使之成为系列（写作首篇以后四个月连续创作出后四篇，其中第二至第四篇是一周之内完成的）。其中，《可有可无的人》和《吃饭》以“当代野人”为副标题，另三篇总标题是《当代野人系列三篇》（简称《三篇》）。五篇作品也可以题之为《当代野人——可有可无的人》和《当代野人——三列马》等，简言之可谓“当代野人系列”。《三篇》后面附的400字《题记》中说：“这几篇小说是有实在的感受和材料的，但是都已经经过了‘复合和延伸’，不是照搬生活。”“我最近写的小说，背景都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扭曲的文化心理的一次大暴露。盲从、自私、残忍、野蛮……这一组小说以‘当代野人’为标题，原因在此”。“应该使我们这个民族文明起来”，是本篇题记的最后一个自然段。这实际是“五篇”的题记。“五篇”以外的《不朽》（1996年8月5日发表）和未编年的《无缘无故的恨》、《鞋底》（两篇合称《非往事》）、《历史》按立意、风格也应该归为“当代野人系列”。
汪曾祺于1997年5月病逝，本年度未创作小说。而1996年也只写了12篇小说，其中写故乡旧生活的是6篇，当代野人系列占到一半。一个散淡的作家，在接近人生终点的阶段，提出“应该使我们这个民族文明起来”这个严肃的宏观的命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假以时日，“当代野人系列”可能还要继续写下去。这个系列塑造了一组栩栩如生、个性各异的野人形象。
一
“谁都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可有可无的人》开头句，有禅意，可以由此说开去：不少自以为或许多人认为显赫的人，其实也是可有可无的。我们想想看。名篇就是这样，其中有不少值得玩味的话。首句思想容量拓展了：提高人的素质迫在眉睫。
“戏曲界多数演员学戏、唱戏，实在是一场误会，根本不够条件，要嗓子没嗓子”。几代都是唱戏的人家，把孩子往科班里一送，家里就少了一张嘴。总比检破烂好些。庹世荣就是这一块料：管事的在派角色时总是先考虑别人，剩下的他来凑数。有一次被地方小评剧团请去帮衬，人家说他到底是京剧班子的，脸勾得好，他屡屡提起，以为是一世之荣。月初拿戳子到会计室领钱，颇为神气。“他爱吃猪下水、肠子、肚子、猪心、肺头”。价钱大的他吃不起。贪吃的他“也到练功厅练练功”——活动活动筋骨，吃饭香。可想而知，庹世荣是何等的艺术人才。他“跑进跑出，传递消息，跟着喊‘万岁’，喊‘打倒’，满脸通红，浑身是汗”。乙派的人想用卡车把甲派控制的走资派夺走，他冒着生命危险往车前一躺。走资派又被拖了下来。如果没有走资派，批斗会怎么开呢。他的“形象高大起来了，他自己也觉得俨然是黄继光、董存瑞式的英雄”。他参加了革委会可是真的，领导班子成员。
庹世荣得了病，血压高得异乎寻常，低压一百二，高压二百三。护士说：“给他验血，抽了一试管，竟有半试管是油”。他死于多种疾病并发症。为了在分房子和子女就业等问题上得到照顾，他老婆不同意马上开追悼会，要求追认他为党员，党委会也没有同意。他没有什么可恨的地方，所以“遗体告别，生前好友大部分都去了”。
人生如戏，小小戏曲界是大社会。看了本篇小说，我脑海里蹦出这几个词：芸芸众生，浑浑噩噩，活力四射。庹世荣对于剧团是可无之人，对于社会也可无，但对家庭可是得有之人——他有一份工资呢。“人多”，是说我们的国情，庹世荣这样的“人多”，可有可无的“人多”。
二
《三列马》文前有一句题记：“‘三’是《三国演义》，‘列’是《东周列国志》，‘马’是马克思主义。”三国戏和列国戏比较多，因此京剧界把《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合称为“三列国”。耿四喜对三列国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得到个“耿三列”的外号。他把十二本“干部必读”精读了一遍，于是外号又扩容为“三列马”了。三列马家几代人都是吃戏饭的。由此自然转换到“他很能吃……早点四两包子，两碗炒肝；中午半斤猪头肉，一斤烙饼”。他“也演过几场戏”——其实是他一生只演过几场戏。他负责管理剧团学员班。他说话爱用成语，每每把最后一个字或者几个字“歇”掉。他动员时说：“同学们，你们都是含苞待，将来都有锦绣前。”——他在业务上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三
“‘文化大革命’调动了很多人出奇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每天都产生各色各样的反革命事件和新闻。”《大尾巴猫》的首句很准确，极具概括力。比如，有人从塑料凉鞋的底部压纹里认出一个“毛”字，越看越像——这可是天大的罪，把领袖踩在了脚下。造反派头头郝大锣（剧团里敲大锣的）希望自己发现类似这样的奇迹，并以此为资本弄个局长处长当当。范宜之是音乐设计，对京剧不熟不能创腔，“业务上不受尊重，政治上求发展”。他“整天翻看报纸文件，想从字里行间揪出个反革命”。编剧齐卓人把《聊斋志异》中的《小翠》改编为剧本，其中有一只“大尾巴猫”。郝、范发现了其中隐含的“诡计”，因而欣喜若狂，连夜赶写大字报。批斗会上，齐卓人希望一个老剧人出来说句公道话，说文艺作品不能牵强附会地分析。老剧人反而火上浇油。齐卓人气得咬牙出血。造反派要审查《小翠》原稿。齐找不到原稿，就说他藏起来了，毁了。资料员手头的艺术档案里有原稿，可他就是不说——不敢说。批斗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齐卓人也不怕了，开始反攻。他理直气壮地走上被告席，说：“你们真是研究象形文字的专家。”郝、范煞有介事，但没有敢明说“大尾巴猫”指的是谁。齐卓人当众摊开字据：“我们认为《小翠》一剧中写的‘大尾巴猫’指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有诬告不实，愿受‘反坐’之责。”接着他讲解“反坐”之意。随后请郝、范上台签字。两位不知所措，不敢签字。被批斗者齐卓人变成主持人了，建议散会。小说具有喜剧色彩。受害者也机智、勇敢地站出来斗争了。后来，郝大锣“得了小脑萎缩”。
四
《去年属马》是以第一人称写的。造反派去抄“我”的家，夏构丕蹬三轮车随队，准备拉“罪证”，他相信罪证如山。他“拿了我的一个剧本仔细仔细地看”、“逐字逐句看”。过一天，向“难友”说夏“审查”剧本时“我”的紧张心情。他们说：你紧张什么？他不识字！夏构丕是孤儿，在阎锡山队伍里蹲过。造花名册时，问他的名字，他说“知不道”，他总是把不知道说成“知不道”。“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真是狗屁！你就叫夏狗屁吧!”夏被俘虏过来了，人事干部来登记，觉得“夏狗屁”太难听了，就改成了夏构丕。问岁数他说“知不道”。问属什么，他说“去年属马”。大庆油田出油了，他异常高兴，大声喊叫：“以后咱们吃炸油饼可以不交（食用）油票了！”又一回，他异常兴奋地走进战斗组，大声说：“刘少奇真坏……他又改名叫‘刘邓陶’啦！”小说的最后两句是：“夏构丕成了红人，各战斗组都想吸收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属马”。小说算是“豹尾”，有需要读者补充的东西：这是“马列毛”的马。本篇是小闹剧，没有出现受害者。野人夏构丕很愚蠢，很可笑，但他无害人之心，未做害人之事，一点也不可恨，作家未安排他死。不过像他这样随波逐流，是可能入“郝大锣”的围，做出害人之事来的。
五
《吃饭》写了数个野人。关荣魁的戏都不“咬人”。他要演《杜鹃山》的主角雷刚，被挡了回来，就唱了句“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夜壶”。剧团里受冷遇，就吹在家里“一切由他说了算”，要吃什么临上班关照媳妇一声就成。人问，要是不给你做呢。他回答得也很麻利：“那就给什么吃什么呗！”他身上有一点精神胜利法。申元镇会的戏曲很多。小声示范，韵味十足，大喊一声就什么也没有——他没有嗓子。他是戏曲鉴赏家，很会谈戏。他的长项没有发挥出来。在家，老婆没有好脸色给他看，他阳痿。老婆当别人面大声喊叫：“我算倒了血霉，嫁了这么个东西，害得我守一辈子活寡！”“但是他们也一直没有离婚。”他是可怜者！可悲者！关、申是过渡性人物，说明野人的多样性。
叶德麟才是主要人物。他也是玩意儿平常的人：“嗓子不响堂，逢高不起，嘴皮子不脆。”他知道人挪活的道理，和哥儿们凭大剧团的“京角”这块招牌去南方闯荡。吃遍大江南北，但小地方的观众并没有买他们的账。忙乎了一些时日，没有弄出什么名堂来，“回”为上策。“刨去路费，所剩无几”。他台上没戏，却有组织才能，加之是党员，很自然地当上了演员队长。他先是空间上的“挪”，现在把自己从业务上挪到了政治上，“活”了。谁能进中南海演出，派哪个去香港、日本演出，他说了算。“叶队长的笔记本是演员的生死簿”。演员多数想走他的路子，因此，逢年过节，得提了一包东西登他的门“问候”。“文化大革命”以后，叶德麟还当演员队长。剧团要去澳大利亚演出，他跑前跑后，满以为他去是笃笃定定的。上面宣布的名单中没有他，他血压猛增，心绞痛发作，差点儿晕死过去。出了医院，他偶尔来医务室要点速效救心丸。去会议室翻翻报纸，希望有人陪他说话，只是大家都淡淡的。过年了，只有儿子给他买了两瓶酒，开酒瓶时的“得唻”一声，很凄凉。叶德麟没有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可是也没有做过什么暖人心的事。他死了，心肌梗塞急性发作。参加追悼会的人稀稀落落。“大家对他都没有什么感情”，“因为他对谁都没有感情。他是一个无情的人”。叶德麟是野人中唯一的党员，握有小实权。
靳元戎，凡事看得开，属于乐天派，是个正面的一度做过小官的形象。下放干校劳动，他没有唉声叹气，而是活得有滋有味。他好吃，也会做，但大多因势利导，自己动手，如逮麻雀捉蚂蚱等。干校解散，他当了演员队长。他秉公办事，平等待人。他对谁的称呼都是“爷们儿”。他讲话很“个”。他得过心绞疼，有人劝他少喝点酒，他说：“没事，我喝足了，就心绞不疼了。”他喝酒前就“先铺好炕，喝完了，把炕桌往边上一踢，伸开腿就进被窝，随即鼾声大作”。他很可爱，但也是野人：逍遥自在，离群索居，仿佛生活在野外，但实际上也没有远离人群。他一点坏事没有做，连随大流的违心话也没有说，还不失时机地逗逗其他野人。干校来了个没有名义的领导，姓高。他是搞政治工作的，被称为“高政工”。他专会讲“毛选”，说空空洞洞的蠢话。他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高招，因此又叫高招。他一再要提高干校的增产指标。靳元戎提出一个增产措施：“把地掏空了，种两层，上面一层，下面一层。”他很严肃地说：“这是个办法！是个办法！”高政工之野停留在嘴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没有造成对他人的伤害。有了“靳”和“高”，表现了野人之野性的多样化。
六
“文革”时期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无缘无故的恨》颠覆了这句话。“我们”正在劳动，写检查，忽然被集合起来。原来从外面来的一个造反派，是个大概读过高中一年级的小伙，要向黑帮训话。他“眼睛露出仇恨的凶光”，“把我们劈头盖脸，没头没脑地臭骂了一顿”。然后跳得老高，对革命群众大叫“你们应该恨他们”。忽然，他咕咚一声倒在地下，死了。“这个造反派并不认识我们，他不知道我们姓甚名谁有什么问题”。小说最后一句话是：“世界上无缘无故的恨是有的！”本篇小说只有400字左右。“恨”是哪里来的？是某种人制造出来的。
萨其马才8岁，上小学二年级。他妈嗤拉嗤拉用毛主席像剪鞋底。他走过去大喝一声：“你是反革命！”并立即去报告家属委员会主任陆阿姨。陆主任问他妈：“是你用毛主席像剪了鞋底？”他妈说：“剪了……俺瞧这纸挺结实。”随即陆主任去派出所报告。回来后说，这事“属于反革命性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位大妈插嘴：“侄子可忍叔不可忍”）！并决定给予监督劳动处分，叫萨其马把鞋底和剪破了的毛主席像保存起来，准备上级来调查“罪证”。时光荏苒。萨其马上了医学院，当了见习医生，翻出当年的“罪证”，“独坐良久，若有所思”。作家在写小说之前，“独坐良久，若有所思”。我们应该在读后“独坐良久，若有所思”。无形之中，有一个制造仇恨的机制。
《历史》中写了三个妇女。“童阿杏是苏州乡下人”，这就是要载入史册的苏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顾阿桃。笔者其时读初中，语文课本中有《顾阿桃日记》。她不识字，画家把他的意思画出来，让她做讲稿到处讲。“我在江西进贤参加土改”，引导群众诉苦。叫一个妇女说她受的剥削压迫，她很诧异。问她：“有没有谁压迫过你？”她说：“有！兔子！兔子好可恨呀！我在山坡上种了点豆子，兔子把豆种翻出来吃了！”她就这样对兔子控诉了半天。“我在海拉尔听到一个区人民代表其其格的故事”。她靠诉苦当上人民代表。她上台总是先把靴子、袜子脱了露出光脚。她说“她的十个脚趾都冻掉了”。为她做翻译的作家实在忍不住了，说：“你的脚趾好好的呀，一个也不缺！”她说：“我后来就走呀走呀……它就又长出来了。”小说直白地揭穿了诉苦者的谎言。
小说最后，作家问：“为什么要树童阿杏、其其格这样的典型？”树这些典型是有实际意义的：利用婆心苦口，造成“听毛主席话”的氛围，强化个人崇拜；掩饰当时百姓日子苦的现状，使之以苦为甜，觉得幸福。“文化大革命”怪事多矣。
七
以写十分人性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享誉文坛的作家汪曾祺在抵达人生终点之前，转换角度，直率地剑指特定时期的人性的丑陋，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讨。野人是与文明人相对的。文明人的标准时什么，起码应该无害人之心。小说中说做演员“不够条件”，实为做文明人不够条件。
本系列中的野人均可有可无。作者用较多的文字来写吃，说明他们是饭桶，是贪吃之徒，像动物一样只会吃。叶德麟贪吃同时吃贪。接着由生物性的吃饭过渡到吃政治饭、谋生、争斗。“吃饭”是本系列的主题词。作者无力回天，为了表现对他们的憎恶，就安排他们中的可恨者忽然死了或者得了怪病。这也是贪吃的必然结果。
作为主体和多数的野人有政治色彩。即使善良者也进入了角色。热衷于政治，本质上是受利益的驱使：“业务上不受尊重，政治上求发展。”他们来当领导，业务上受尊重的人就更遭殃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还有一种人虽然没有发展成领导，但一直在孜孜以“求”。
当代野人有适宜他们的“天时”。小说中点名道姓的野人的外围还有若干个“准野人”，再外围还有一圈“性不善”（还好，也不算恶）人。这些构成了当代野人所处的“天时”。人之本性是善恶杂糅的。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光大其善，抑制其恶。当代野人偏偏遇到“光大”其恶的“天时”。要真正使我们这个民族文明起来，就要消除当代野人得以生存的“天时”。这正是作家所探究的。
汪曾祺小处着笔，写的是小人小事；大处着眼，期盼中华民族提高文明程度。
收稿日期：2011-07-23
作者简介：焦正安（1954-），男，江苏仪征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副教授，从事现代文学、环境保护法研究。
[责任编辑 王晓燕]
关键词：民族 文明 野人 汪曾祺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284-03
1996年5—9月，汪曾祺创作了（本年底次年初分别发表于《当代》和《小说》）五篇另类短篇小说，以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可有可无的人》，5月27日；《三列马》，8月14日；《大尾巴猫》，8月15日；《去年属马》，8月17日；《吃饭》，9月初。从写作日期来看，也许首篇属于偶然为之，而后有意使之成为系列（写作首篇以后四个月连续创作出后四篇，其中第二至第四篇是一周之内完成的）。其中，《可有可无的人》和《吃饭》以“当代野人”为副标题，另三篇总标题是《当代野人系列三篇》（简称《三篇》）。五篇作品也可以题之为《当代野人——可有可无的人》和《当代野人——三列马》等，简言之可谓“当代野人系列”。《三篇》后面附的400字《题记》中说：“这几篇小说是有实在的感受和材料的，但是都已经经过了‘复合和延伸’，不是照搬生活。”“我最近写的小说，背景都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扭曲的文化心理的一次大暴露。盲从、自私、残忍、野蛮……这一组小说以‘当代野人’为标题，原因在此”。“应该使我们这个民族文明起来”，是本篇题记的最后一个自然段。这实际是“五篇”的题记。“五篇”以外的《不朽》（1996年8月5日发表）和未编年的《无缘无故的恨》、《鞋底》（两篇合称《非往事》）、《历史》按立意、风格也应该归为“当代野人系列”。
汪曾祺于1997年5月病逝，本年度未创作小说。而1996年也只写了12篇小说，其中写故乡旧生活的是6篇，当代野人系列占到一半。一个散淡的作家，在接近人生终点的阶段，提出“应该使我们这个民族文明起来”这个严肃的宏观的命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假以时日，“当代野人系列”可能还要继续写下去。这个系列塑造了一组栩栩如生、个性各异的野人形象。
一
“谁都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可有可无的人》开头句，有禅意，可以由此说开去：不少自以为或许多人认为显赫的人，其实也是可有可无的。我们想想看。名篇就是这样，其中有不少值得玩味的话。首句思想容量拓展了：提高人的素质迫在眉睫。
“戏曲界多数演员学戏、唱戏，实在是一场误会，根本不够条件，要嗓子没嗓子”。几代都是唱戏的人家，把孩子往科班里一送，家里就少了一张嘴。总比检破烂好些。庹世荣就是这一块料：管事的在派角色时总是先考虑别人，剩下的他来凑数。有一次被地方小评剧团请去帮衬，人家说他到底是京剧班子的，脸勾得好，他屡屡提起，以为是一世之荣。月初拿戳子到会计室领钱，颇为神气。“他爱吃猪下水、肠子、肚子、猪心、肺头”。价钱大的他吃不起。贪吃的他“也到练功厅练练功”——活动活动筋骨，吃饭香。可想而知，庹世荣是何等的艺术人才。他“跑进跑出，传递消息，跟着喊‘万岁’，喊‘打倒’，满脸通红，浑身是汗”。乙派的人想用卡车把甲派控制的走资派夺走，他冒着生命危险往车前一躺。走资派又被拖了下来。如果没有走资派，批斗会怎么开呢。他的“形象高大起来了，他自己也觉得俨然是黄继光、董存瑞式的英雄”。他参加了革委会可是真的，领导班子成员。
庹世荣得了病，血压高得异乎寻常，低压一百二，高压二百三。护士说：“给他验血，抽了一试管，竟有半试管是油”。他死于多种疾病并发症。为了在分房子和子女就业等问题上得到照顾，他老婆不同意马上开追悼会，要求追认他为党员，党委会也没有同意。他没有什么可恨的地方，所以“遗体告别，生前好友大部分都去了”。
人生如戏，小小戏曲界是大社会。看了本篇小说，我脑海里蹦出这几个词：芸芸众生，浑浑噩噩，活力四射。庹世荣对于剧团是可无之人，对于社会也可无，但对家庭可是得有之人——他有一份工资呢。“人多”，是说我们的国情，庹世荣这样的“人多”，可有可无的“人多”。
二
《三列马》文前有一句题记：“‘三’是《三国演义》，‘列’是《东周列国志》，‘马’是马克思主义。”三国戏和列国戏比较多，因此京剧界把《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合称为“三列国”。耿四喜对三列国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得到个“耿三列”的外号。他把十二本“干部必读”精读了一遍，于是外号又扩容为“三列马”了。三列马家几代人都是吃戏饭的。由此自然转换到“他很能吃……早点四两包子，两碗炒肝；中午半斤猪头肉，一斤烙饼”。他“也演过几场戏”——其实是他一生只演过几场戏。他负责管理剧团学员班。他说话爱用成语，每每把最后一个字或者几个字“歇”掉。他动员时说：“同学们，你们都是含苞待，将来都有锦绣前。”——他在业务上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三
“‘文化大革命’调动了很多人出奇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每天都产生各色各样的反革命事件和新闻。”《大尾巴猫》的首句很准确，极具概括力。比如，有人从塑料凉鞋的底部压纹里认出一个“毛”字，越看越像——这可是天大的罪，把领袖踩在了脚下。造反派头头郝大锣（剧团里敲大锣的）希望自己发现类似这样的奇迹，并以此为资本弄个局长处长当当。范宜之是音乐设计，对京剧不熟不能创腔，“业务上不受尊重，政治上求发展”。他“整天翻看报纸文件，想从字里行间揪出个反革命”。编剧齐卓人把《聊斋志异》中的《小翠》改编为剧本，其中有一只“大尾巴猫”。郝、范发现了其中隐含的“诡计”，因而欣喜若狂，连夜赶写大字报。批斗会上，齐卓人希望一个老剧人出来说句公道话，说文艺作品不能牵强附会地分析。老剧人反而火上浇油。齐卓人气得咬牙出血。造反派要审查《小翠》原稿。齐找不到原稿，就说他藏起来了，毁了。资料员手头的艺术档案里有原稿，可他就是不说——不敢说。批斗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齐卓人也不怕了，开始反攻。他理直气壮地走上被告席，说：“你们真是研究象形文字的专家。”郝、范煞有介事，但没有敢明说“大尾巴猫”指的是谁。齐卓人当众摊开字据：“我们认为《小翠》一剧中写的‘大尾巴猫’指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有诬告不实，愿受‘反坐’之责。”接着他讲解“反坐”之意。随后请郝、范上台签字。两位不知所措，不敢签字。被批斗者齐卓人变成主持人了，建议散会。小说具有喜剧色彩。受害者也机智、勇敢地站出来斗争了。后来，郝大锣“得了小脑萎缩”。
四
《去年属马》是以第一人称写的。造反派去抄“我”的家，夏构丕蹬三轮车随队，准备拉“罪证”，他相信罪证如山。他“拿了我的一个剧本仔细仔细地看”、“逐字逐句看”。过一天，向“难友”说夏“审查”剧本时“我”的紧张心情。他们说：你紧张什么？他不识字！夏构丕是孤儿，在阎锡山队伍里蹲过。造花名册时，问他的名字，他说“知不道”，他总是把不知道说成“知不道”。“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真是狗屁！你就叫夏狗屁吧!”夏被俘虏过来了，人事干部来登记，觉得“夏狗屁”太难听了，就改成了夏构丕。问岁数他说“知不道”。问属什么，他说“去年属马”。大庆油田出油了，他异常高兴，大声喊叫：“以后咱们吃炸油饼可以不交（食用）油票了！”又一回，他异常兴奋地走进战斗组，大声说：“刘少奇真坏……他又改名叫‘刘邓陶’啦！”小说的最后两句是：“夏构丕成了红人，各战斗组都想吸收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属马”。小说算是“豹尾”，有需要读者补充的东西：这是“马列毛”的马。本篇是小闹剧，没有出现受害者。野人夏构丕很愚蠢，很可笑，但他无害人之心，未做害人之事，一点也不可恨，作家未安排他死。不过像他这样随波逐流，是可能入“郝大锣”的围，做出害人之事来的。
五
《吃饭》写了数个野人。关荣魁的戏都不“咬人”。他要演《杜鹃山》的主角雷刚，被挡了回来，就唱了句“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夜壶”。剧团里受冷遇，就吹在家里“一切由他说了算”，要吃什么临上班关照媳妇一声就成。人问，要是不给你做呢。他回答得也很麻利：“那就给什么吃什么呗！”他身上有一点精神胜利法。申元镇会的戏曲很多。小声示范，韵味十足，大喊一声就什么也没有——他没有嗓子。他是戏曲鉴赏家，很会谈戏。他的长项没有发挥出来。在家，老婆没有好脸色给他看，他阳痿。老婆当别人面大声喊叫：“我算倒了血霉，嫁了这么个东西，害得我守一辈子活寡！”“但是他们也一直没有离婚。”他是可怜者！可悲者！关、申是过渡性人物，说明野人的多样性。
叶德麟才是主要人物。他也是玩意儿平常的人：“嗓子不响堂，逢高不起，嘴皮子不脆。”他知道人挪活的道理，和哥儿们凭大剧团的“京角”这块招牌去南方闯荡。吃遍大江南北，但小地方的观众并没有买他们的账。忙乎了一些时日，没有弄出什么名堂来，“回”为上策。“刨去路费，所剩无几”。他台上没戏，却有组织才能，加之是党员，很自然地当上了演员队长。他先是空间上的“挪”，现在把自己从业务上挪到了政治上，“活”了。谁能进中南海演出，派哪个去香港、日本演出，他说了算。“叶队长的笔记本是演员的生死簿”。演员多数想走他的路子，因此，逢年过节，得提了一包东西登他的门“问候”。“文化大革命”以后，叶德麟还当演员队长。剧团要去澳大利亚演出，他跑前跑后，满以为他去是笃笃定定的。上面宣布的名单中没有他，他血压猛增，心绞痛发作，差点儿晕死过去。出了医院，他偶尔来医务室要点速效救心丸。去会议室翻翻报纸，希望有人陪他说话，只是大家都淡淡的。过年了，只有儿子给他买了两瓶酒，开酒瓶时的“得唻”一声，很凄凉。叶德麟没有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可是也没有做过什么暖人心的事。他死了，心肌梗塞急性发作。参加追悼会的人稀稀落落。“大家对他都没有什么感情”，“因为他对谁都没有感情。他是一个无情的人”。叶德麟是野人中唯一的党员，握有小实权。
靳元戎，凡事看得开，属于乐天派，是个正面的一度做过小官的形象。下放干校劳动，他没有唉声叹气，而是活得有滋有味。他好吃，也会做，但大多因势利导，自己动手，如逮麻雀捉蚂蚱等。干校解散，他当了演员队长。他秉公办事，平等待人。他对谁的称呼都是“爷们儿”。他讲话很“个”。他得过心绞疼，有人劝他少喝点酒，他说：“没事，我喝足了，就心绞不疼了。”他喝酒前就“先铺好炕，喝完了，把炕桌往边上一踢，伸开腿就进被窝，随即鼾声大作”。他很可爱，但也是野人：逍遥自在，离群索居，仿佛生活在野外，但实际上也没有远离人群。他一点坏事没有做，连随大流的违心话也没有说，还不失时机地逗逗其他野人。干校来了个没有名义的领导，姓高。他是搞政治工作的，被称为“高政工”。他专会讲“毛选”，说空空洞洞的蠢话。他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高招，因此又叫高招。他一再要提高干校的增产指标。靳元戎提出一个增产措施：“把地掏空了，种两层，上面一层，下面一层。”他很严肃地说：“这是个办法！是个办法！”高政工之野停留在嘴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没有造成对他人的伤害。有了“靳”和“高”，表现了野人之野性的多样化。
六
“文革”时期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无缘无故的恨》颠覆了这句话。“我们”正在劳动，写检查，忽然被集合起来。原来从外面来的一个造反派，是个大概读过高中一年级的小伙，要向黑帮训话。他“眼睛露出仇恨的凶光”，“把我们劈头盖脸，没头没脑地臭骂了一顿”。然后跳得老高，对革命群众大叫“你们应该恨他们”。忽然，他咕咚一声倒在地下，死了。“这个造反派并不认识我们，他不知道我们姓甚名谁有什么问题”。小说最后一句话是：“世界上无缘无故的恨是有的！”本篇小说只有400字左右。“恨”是哪里来的？是某种人制造出来的。
萨其马才8岁，上小学二年级。他妈嗤拉嗤拉用毛主席像剪鞋底。他走过去大喝一声：“你是反革命！”并立即去报告家属委员会主任陆阿姨。陆主任问他妈：“是你用毛主席像剪了鞋底？”他妈说：“剪了……俺瞧这纸挺结实。”随即陆主任去派出所报告。回来后说，这事“属于反革命性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位大妈插嘴：“侄子可忍叔不可忍”）！并决定给予监督劳动处分，叫萨其马把鞋底和剪破了的毛主席像保存起来，准备上级来调查“罪证”。时光荏苒。萨其马上了医学院，当了见习医生，翻出当年的“罪证”，“独坐良久，若有所思”。作家在写小说之前，“独坐良久，若有所思”。我们应该在读后“独坐良久，若有所思”。无形之中，有一个制造仇恨的机制。
《历史》中写了三个妇女。“童阿杏是苏州乡下人”，这就是要载入史册的苏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顾阿桃。笔者其时读初中，语文课本中有《顾阿桃日记》。她不识字，画家把他的意思画出来，让她做讲稿到处讲。“我在江西进贤参加土改”，引导群众诉苦。叫一个妇女说她受的剥削压迫，她很诧异。问她：“有没有谁压迫过你？”她说：“有！兔子！兔子好可恨呀！我在山坡上种了点豆子，兔子把豆种翻出来吃了！”她就这样对兔子控诉了半天。“我在海拉尔听到一个区人民代表其其格的故事”。她靠诉苦当上人民代表。她上台总是先把靴子、袜子脱了露出光脚。她说“她的十个脚趾都冻掉了”。为她做翻译的作家实在忍不住了，说：“你的脚趾好好的呀，一个也不缺！”她说：“我后来就走呀走呀……它就又长出来了。”小说直白地揭穿了诉苦者的谎言。
小说最后，作家问：“为什么要树童阿杏、其其格这样的典型？”树这些典型是有实际意义的：利用婆心苦口，造成“听毛主席话”的氛围，强化个人崇拜；掩饰当时百姓日子苦的现状，使之以苦为甜，觉得幸福。“文化大革命”怪事多矣。
七
以写十分人性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享誉文坛的作家汪曾祺在抵达人生终点之前，转换角度，直率地剑指特定时期的人性的丑陋，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讨。野人是与文明人相对的。文明人的标准时什么，起码应该无害人之心。小说中说做演员“不够条件”，实为做文明人不够条件。
本系列中的野人均可有可无。作者用较多的文字来写吃，说明他们是饭桶，是贪吃之徒，像动物一样只会吃。叶德麟贪吃同时吃贪。接着由生物性的吃饭过渡到吃政治饭、谋生、争斗。“吃饭”是本系列的主题词。作者无力回天，为了表现对他们的憎恶，就安排他们中的可恨者忽然死了或者得了怪病。这也是贪吃的必然结果。
作为主体和多数的野人有政治色彩。即使善良者也进入了角色。热衷于政治，本质上是受利益的驱使：“业务上不受尊重，政治上求发展。”他们来当领导，业务上受尊重的人就更遭殃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还有一种人虽然没有发展成领导，但一直在孜孜以“求”。
当代野人有适宜他们的“天时”。小说中点名道姓的野人的外围还有若干个“准野人”，再外围还有一圈“性不善”（还好，也不算恶）人。这些构成了当代野人所处的“天时”。人之本性是善恶杂糅的。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光大其善，抑制其恶。当代野人偏偏遇到“光大”其恶的“天时”。要真正使我们这个民族文明起来，就要消除当代野人得以生存的“天时”。这正是作家所探究的。
汪曾祺小处着笔，写的是小人小事；大处着眼，期盼中华民族提高文明程度。
收稿日期：2011-07-23
作者简介：焦正安（1954-），男，江苏仪征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副教授，从事现代文学、环境保护法研究。
[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