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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阐释了对于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解释的看法，通过对于书中主要观点的提炼和总结，并且适当地对于韦伯的思想观点加以哲学维度上的评论和阐发，提出了“理性”和“道德”作为韦伯关注的两个重点，进而揭示出本文的主旨。
关键词：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禁欲主义；理性
中图分类号：B0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4-0066-02
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
--马克思•韦伯
正如书名所示，韦伯此书讲述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出生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且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想要理解韦伯书中的很多观点和细节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任务。且不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韦伯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有过多么深刻的批判，也暂时撇开汗牛充栋的韦伯学说研究著作，在細致地读完本书之后，我只想谈谈个人对于韦伯关于二者关系的解释的看法。
文章开篇韦伯提出的那个问题，让我立刻联想到李约瑟提出的那个著名的难题。二人在不同维度上提出了两个相似的问题，那就是为何那些具有高度精密性的知识和严密的思维形式的理性的、系统的、专门的一系列文学艺术政治各方面的现象仅存在于西方？为何是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并且带来了近代的伟大革命？是因为古代的中国太过重视实验理性而轻视逻辑的可能性导致中国有技艺无科学还是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这只是按照自然发展规律必然来临的一个时代？关于这个问题有诸多的解释，而韦伯将其归结于一种东方和古代都不曾拥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单凭这一点，韦伯已必然受到唯物主义学家的残酷批评。然而，个人认为，韦伯通篇所强调的是一种价值理性行动，也就是说，韦伯认为理性是具有照耀资本主义发展前路的作用的。韦伯一方面强调根源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中的理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列出了许许多多的实例来佐证他的学说。因此，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韦伯所说的理性。这里的理性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先天生成的，而是后天经验特别是劳动操作的实践产物。它是由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操作活动，通过转换为独立的脱离开特定的操作和情境的符号运算，再内化为思维规则的。用韦伯的话说，他否认直觉体知。韦伯通过对资本主义精神萌芽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和各种社会现象的细致考察和深入分析，发现了一些基本规律，如，相比天主教徒，新教徒往往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这是基于共时性层面的考察。接下来通过对历时性的历史沿革的考察，韦伯发现在16世纪即便是最发达的地区也是赞成教会中的改革的，亦即，新教徒无论何时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而这一点，自然只能通过对其宗教的内在特征的分析而不是暂时的外在政治历史处境才能揭示。因此韦伯对于新教的禁欲主义伦理的分析对于揭示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自然就显得格外重要。
既然这个问题明了了，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韦伯关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的认识。卢梭说，加尔文是“世俗世界中的僧侣”。加尔文也曾说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不同于天主教禁欲主义的出世原则，新教的禁欲主义是入世的，是一种“义务的禁欲主义”。也不同于自由开放环境里的路德教单纯、敏感而又特别情感化的虔诚， “阴郁”的加尔文教义通过将绝对有依据的规范的信仰、绝对的预定论和上帝的彻底超验性三者加以结合，要求教徒对自己的生活进行精确而系统的规范，对个人行为进行有理性的控制，从而避免了过早地堕落为一种在尘世行善的纯粹功利主义学说，并在以后成为各个禁欲主义运动模仿，或灵感的源泉，或以资比较的材料。虽然以后的虔信派和循道宗从不同程度上有对于情感的偏倚，但是他们都强调宗教团体应该仅仅被看做是由那些相信重生的信徒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并且只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团体。宗教生活应该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中度过而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你看见殷勤办事的人么？他必站在上帝面前。” 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清教徒时常争辩说，期待自己一贫如洗不啻是希望自己病入膏肓；它名为弘扬善行，实为贬损上帝的荣耀。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的后果只是使有组织地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受到越来越高的道德重视、越来越多的教会许可。由此证明，韦伯关注的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机构的新教，也不是其伦理道德影响或教会戒律（虽然这一点韦伯也曾多次强调，后文将继续介绍），而是接受禁欲主义信仰对于个人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在韦伯看来，这往往被忽略的部分恰恰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正如韦伯所说，“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先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存在。这也是韦伯备受批判的地方，韦伯否定了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的决定作用，却也忽视了马克思所指出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有效的反作用，而后者恰恰是辩证法的精髓。但这一问题过多牵扯到哲学层面，而偏离了对于实际场景的考察，因此我这里的叙述只是局限于特定目的的一种考察—即关于韦伯所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认识，毫无疑问，韦伯所述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确是早在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出现之前就已经零零散散地出现于个别人和地区中了。但是只有自由劳动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才真正将其变成了持续的集体的制度化的行为。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们都有着对于财富的天然渴望，但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不道德的做法与资本主义的严格限制的伦理观是相对的，二者都能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但是方式却不同。前者通过不道德的投机、暴力等方式，后者通过自我克制和严格限制的伦理观的指导作用。出于纯粹的宗教信仰而引发的对于消费的限制和对于获利的自由的追求使得新教徒们不仅迅速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而且这些财富并没有用来贷款从而赚取利息，而总是重新用于商业投资。所以，这场革命并不是由不断用于工业投资的新货币引起的，而是由于这种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了，即，不是资本额的问题，而是精神气质的问题。这也是为何韦伯认定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先验性的存在的原因。
但其实，通篇看来，韦伯也并没有给资本主义精神做出一个精确的定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并不能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把握，而是要以具体发生着的各组关系来把握，必须逐步地把那些从历史实在中抽取出来的具有个体性特征的部分构成为整体，从而组成这个概念。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狡猾的伎俩。但是我们可以从韦伯大力肯定的富兰克林的那段话里总结出，至少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应该是具有诚实、守时、勤奋、节俭和期在必得的品性的。这是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而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简单的大胆的个人嗜好的冒险家似的践行。另一方面，伴随着共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分离，精确的筹划与核算的商业簿记的发展，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系统地、理性地进行商业投资和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表现。而这些恰恰是与禁欲主义伦理密不可分的。禁欲主义对于固定职业的强调是资本主义分工化专业劳动的基础，教义中的道德律例规定促进形成了束身自好、严肃庄重的行为，对于生活统一性的规定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标准化的源泉。由此可见，韦伯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解释中两个关键词应该是“理性”与“道德”，所谓理性照耀前路，道德清扫蛮荒的喻义在此。
韦伯曾在前文反复指出，“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但是文章的最后，他却不得不承认一个问题，禁欲主义是“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财产占有的诱惑力。“禁欲主义的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只有在纯粹的宗教热情过去之后才会显现出来，这时，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道登说，“尽最大可能地利用现世和来世”的原则终于取得主导地位时，所谓行善的良知只不过成了享乐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手段之一。当价值理性行动被工具理性行动所取代，虔诚的信仰、严格的自我限制和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而进行的“义务禁欲主义”都变成了侈谈，我们只能看到一位历史的桥头上默默转身离去的老人的背影。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7.
[2]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2008.
[3]哈特穆特•莱曼,京特•罗特.韦伯的新教伦理[M].阎克文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4]顾忠华.韦伯学说[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禁欲主义；理性
中图分类号：B0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4-0066-02
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
--马克思•韦伯
正如书名所示，韦伯此书讲述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出生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且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想要理解韦伯书中的很多观点和细节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任务。且不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韦伯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有过多么深刻的批判，也暂时撇开汗牛充栋的韦伯学说研究著作，在細致地读完本书之后，我只想谈谈个人对于韦伯关于二者关系的解释的看法。
文章开篇韦伯提出的那个问题，让我立刻联想到李约瑟提出的那个著名的难题。二人在不同维度上提出了两个相似的问题，那就是为何那些具有高度精密性的知识和严密的思维形式的理性的、系统的、专门的一系列文学艺术政治各方面的现象仅存在于西方？为何是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并且带来了近代的伟大革命？是因为古代的中国太过重视实验理性而轻视逻辑的可能性导致中国有技艺无科学还是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这只是按照自然发展规律必然来临的一个时代？关于这个问题有诸多的解释，而韦伯将其归结于一种东方和古代都不曾拥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单凭这一点，韦伯已必然受到唯物主义学家的残酷批评。然而，个人认为，韦伯通篇所强调的是一种价值理性行动，也就是说，韦伯认为理性是具有照耀资本主义发展前路的作用的。韦伯一方面强调根源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中的理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列出了许许多多的实例来佐证他的学说。因此，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韦伯所说的理性。这里的理性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先天生成的，而是后天经验特别是劳动操作的实践产物。它是由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操作活动，通过转换为独立的脱离开特定的操作和情境的符号运算，再内化为思维规则的。用韦伯的话说，他否认直觉体知。韦伯通过对资本主义精神萌芽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和各种社会现象的细致考察和深入分析，发现了一些基本规律，如，相比天主教徒，新教徒往往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这是基于共时性层面的考察。接下来通过对历时性的历史沿革的考察，韦伯发现在16世纪即便是最发达的地区也是赞成教会中的改革的，亦即，新教徒无论何时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而这一点，自然只能通过对其宗教的内在特征的分析而不是暂时的外在政治历史处境才能揭示。因此韦伯对于新教的禁欲主义伦理的分析对于揭示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自然就显得格外重要。
既然这个问题明了了，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韦伯关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的认识。卢梭说，加尔文是“世俗世界中的僧侣”。加尔文也曾说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不同于天主教禁欲主义的出世原则，新教的禁欲主义是入世的，是一种“义务的禁欲主义”。也不同于自由开放环境里的路德教单纯、敏感而又特别情感化的虔诚， “阴郁”的加尔文教义通过将绝对有依据的规范的信仰、绝对的预定论和上帝的彻底超验性三者加以结合，要求教徒对自己的生活进行精确而系统的规范，对个人行为进行有理性的控制，从而避免了过早地堕落为一种在尘世行善的纯粹功利主义学说，并在以后成为各个禁欲主义运动模仿，或灵感的源泉，或以资比较的材料。虽然以后的虔信派和循道宗从不同程度上有对于情感的偏倚，但是他们都强调宗教团体应该仅仅被看做是由那些相信重生的信徒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并且只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团体。宗教生活应该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中度过而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你看见殷勤办事的人么？他必站在上帝面前。” 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清教徒时常争辩说，期待自己一贫如洗不啻是希望自己病入膏肓；它名为弘扬善行，实为贬损上帝的荣耀。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的后果只是使有组织地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受到越来越高的道德重视、越来越多的教会许可。由此证明，韦伯关注的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机构的新教，也不是其伦理道德影响或教会戒律（虽然这一点韦伯也曾多次强调，后文将继续介绍），而是接受禁欲主义信仰对于个人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在韦伯看来，这往往被忽略的部分恰恰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正如韦伯所说，“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先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存在。这也是韦伯备受批判的地方，韦伯否定了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的决定作用，却也忽视了马克思所指出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有效的反作用，而后者恰恰是辩证法的精髓。但这一问题过多牵扯到哲学层面，而偏离了对于实际场景的考察，因此我这里的叙述只是局限于特定目的的一种考察—即关于韦伯所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认识，毫无疑问，韦伯所述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确是早在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出现之前就已经零零散散地出现于个别人和地区中了。但是只有自由劳动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才真正将其变成了持续的集体的制度化的行为。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们都有着对于财富的天然渴望，但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不道德的做法与资本主义的严格限制的伦理观是相对的，二者都能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但是方式却不同。前者通过不道德的投机、暴力等方式，后者通过自我克制和严格限制的伦理观的指导作用。出于纯粹的宗教信仰而引发的对于消费的限制和对于获利的自由的追求使得新教徒们不仅迅速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而且这些财富并没有用来贷款从而赚取利息，而总是重新用于商业投资。所以，这场革命并不是由不断用于工业投资的新货币引起的，而是由于这种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了，即，不是资本额的问题，而是精神气质的问题。这也是为何韦伯认定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先验性的存在的原因。
但其实，通篇看来，韦伯也并没有给资本主义精神做出一个精确的定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并不能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把握，而是要以具体发生着的各组关系来把握，必须逐步地把那些从历史实在中抽取出来的具有个体性特征的部分构成为整体，从而组成这个概念。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狡猾的伎俩。但是我们可以从韦伯大力肯定的富兰克林的那段话里总结出，至少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应该是具有诚实、守时、勤奋、节俭和期在必得的品性的。这是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而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简单的大胆的个人嗜好的冒险家似的践行。另一方面，伴随着共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分离，精确的筹划与核算的商业簿记的发展，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系统地、理性地进行商业投资和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表现。而这些恰恰是与禁欲主义伦理密不可分的。禁欲主义对于固定职业的强调是资本主义分工化专业劳动的基础，教义中的道德律例规定促进形成了束身自好、严肃庄重的行为，对于生活统一性的规定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标准化的源泉。由此可见，韦伯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解释中两个关键词应该是“理性”与“道德”，所谓理性照耀前路，道德清扫蛮荒的喻义在此。
韦伯曾在前文反复指出，“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但是文章的最后，他却不得不承认一个问题，禁欲主义是“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财产占有的诱惑力。“禁欲主义的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只有在纯粹的宗教热情过去之后才会显现出来，这时，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道登说，“尽最大可能地利用现世和来世”的原则终于取得主导地位时，所谓行善的良知只不过成了享乐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手段之一。当价值理性行动被工具理性行动所取代，虔诚的信仰、严格的自我限制和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而进行的“义务禁欲主义”都变成了侈谈，我们只能看到一位历史的桥头上默默转身离去的老人的背影。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7.
[2]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2008.
[3]哈特穆特•莱曼,京特•罗特.韦伯的新教伦理[M].阎克文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4]顾忠华.韦伯学说[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