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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已成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一种潮流和趋势所向，同时也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在搜集和梳理国内外关于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研究相关资料基础上，概括了政府与民众沟通研究的基本情况，并进行了相关评析和总结，试图找出这一领域存在的不足，为后继学者们在政民沟通领域的深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新媒体 地方政府 民众 公共关系沟通
沟通是政府公共关系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通过沟通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也是保证政府有效行政的基础。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不断突显，人们的利益诉求更具复杂性与多样性。而在此阶段，快速发展的网络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为政府与民众沟通拓展了途径，同时也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以“新媒体”、“政民沟通”、“公共关系”等作为搜索词，查找了相关文献资料，对新媒体时代下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围绕当前学界关于政民沟通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沟通中存在的障碍与问题等方面进行述评，找出这一领域研究还存在的不足，同时也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发展提出预测，为学界关于政府与民众沟通研究提供些许参考和借鉴。
一、政民沟通的内涵与价值取向研究
1.新媒体下政民沟通的内涵。研究政府与民众的沟通，首先必须要理解好沟通的含义。对于沟通，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沟通的内涵。根据赫伯特·西蒙的说法，沟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程序，它可以在组织成员之间传递想法或建议。“沟通是一个过程，主要通过一个组织成员向另一个组织成员传输决策。”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从沟通过程的双向性角度解释了沟通的内涵，他所强调的是沟通不仅在于信息的传达，更在于信息如何传达、以及沟通对象如何接受和反馈信息。周三多（2005）认为“沟通意味着人们可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理解信息或思想，在传递或交换过程中，把管理作为信息传递的一种整合，整个管理过程都与沟通有关。”
2.新媒体下政民沟通的价值取向。我国正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要服务好民众、建设好服务型政府，首先要与民众进行沟通与协作。在当前经济、社会环境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多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出现，政民沟通的价值与意义显得尤为深刻。具体来说，关于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意义与价值的探讨，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角度来研究：
（1）政民沟通与政府良好形象的塑造。王颖、韦焕进（2013）认为在新时期，各级政府部门要以民为本，维护良好的政府形象，密切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取信于民，减少社会冲突和矛盾。宋晨（2013）指出作为政府行政的重要手段，政府公共关系中重要的实践环节就是沟通，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良好的政府形象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其关键就在于建立政府与公众间的良好沟通。樊晓艳（2005）认为，政府为社会、全体人民工作，涉及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涉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民众更多互动与参与。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府公共关系的状况。新媒体时代的快速发展，民众沟通意识不断增强，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带来了新机遇。
（2）政民沟通影响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新媒体时代下，公众舆论对公共决策的影响日益加深。常金萍（2012）认为通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这样一种互动沟通模式，以主体身份直接建言献策参与决策过程，积极主动与政府进行对话沟通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及透明化，确保公共政策为公共利益服务。汤景泰（2013）指出将民意纳入公共决策，在决策中充分与民对話沟通，能够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决策合理化、合法化。王治元（2013）指出政府、民众和社会团体等运用新兴媒体进行沟通对我国的政府科学民主的决策会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加快了政府民主决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对网络媒体的监管缺乏规范性的情况下也会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邓何苗、闫晓彤（2013）认为微博作为新媒体的手段之一，能够提高公众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张国强（2014）以PX项目的群体性事件为例，指出这种舆论迫使政府放弃原来的决策，暴露了政府在公共决策和公众有效沟通方面的不足。他认为政府决策须从民意角度出发，保障决策的公平性与科学性。
（3）政民沟通促进网络协商民主的建设。武新波（2012）指出，政民沟通这一形式能够有效培养民主理念。政民沟通和民主是相互促进、互不可分，民主的每一次进步都少不了政民沟通的推动；而政民沟通之所以能够深化发展，正因为有民主制度作为保障，这两者缺一不可。刘远亮（2015）认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体现。在当下中国，互联网络已成为二者互动的全新场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民沟通互动的过程明显涵盖了民主的精神和要旨。同时他也提出了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可以通过政民网络互动来促进中国协商民主建设。刘舒（2017）从互联网领域的下的协商民主出发，分析了网络协商民主存在的诸多缺陷，提出了最关键的是要提升政府的网络沟通能力，形成一种与民众自由交流、对话的模式，从而推动网络协商民主的发展。
二、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的过程
1.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内容。关于政民沟通的内容研究，学者们主要研究了以下成果。刘学彬（2014）指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内容是关于公共产品，即公共产品是否是有效的，是否结合了民众需求与政府职能。政府与民众沟通什么？这是当前政府与民众都必须明确的问题，对沟通内容的认可反映了沟通的实效性。他从现代民众需求的特点、政府职能的定位以及民众需求与政府职能的有效结合三方面论述了政府与民众沟通能力的现代化。樊晓艳（2005）认为由于现代政府行政面临复杂多样的事务，因此，沟通内容更应全面丰富。一般情况下，但凡是没有涉及公共安全、国家机密的行政信息，都应该向民众公开。特别是对于社会热点、民众关注的焦点等，政府及政府部门应及时回应权威信息。武新波（2012）指出，沟通包含政务的公开、政府的回应和民主监督三个层面，他们相互依存、互相促进。蒋辽原（2014）从公共危机中的信息公开角度，根据不同信息种类将我国公共危机中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进行划分，主要包括必须公开的信息、被限制的信息、涉及到国家机密的无法公开的信息。 2.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原则。政府部门与民众顺利沟通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潘宏筠（2006）从构建沟通型政府的角度指出，政府与民众双向沟通的建立，良好形象和声誉的树立都离不开政府公共关系领域。应遵循整体利益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全员参与原则三种原则构建与发展我国的政府公共关系。樊晓艳（2005）认为，政府公众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互动要坚持如下基本原则：一是主动沟通，即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建立官民间良好的信任关系。二是双向沟通，即政府在沟通过程中是双向的，形成自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良性互动关系。三是真诚沟通，即沟通必须真诚、实事求是，确保所传播的信息的真实性。
3.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方式。新时期下政府沟通是一种双向互动，不同时期的渠道构建的选择是政府沟通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政民沟通的渠道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学者李姣、王佳（2009），他们把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渠道分为两个类别，一是直接沟通渠道，包括信访办公室、公众信箱等政府设置的专门沟通方式，以及网络沟通平台如政府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二是间接沟通渠道，政府利用第三方与社会公众进行沟通过，例如大众媒体、各种非政府组织等，举办专门的新闻发布会、通气会等形式利用第三方向社会公众传递信息。樊飞燕、韩顺法（2009）提出博客的自由、开放、个性化、资源共享等特点使官员博客成为web2.0时代政民沟通的新渠道，推动了民主政治的进程。刘江成（2010）提出构建畅通政群沟通的七大方面，对沟通渠道的建设提出创新性的看法：主要包括成立政府咨询委员会；增强工、青、妇等人民组织的职能，广泛发展民间社会组织；为人大代表设立办事机构；成立政府背景下的民间智库，由大学学者、社会专家组成，代表政府发表拟推出的重大决策，事先了解社会反响；创办有价值的能反应社会舆情的信息刊物；完善现有公众沟通渠道，完善各类咨询问政热线、网络平台的建设。张冬（2014）通过讨论各种沟通渠道并分析其优劣势，提出了完善关于有效建设沟通渠道的对策建议，包括试行人大代表的阶段专职制；监督信访部门；重视网民动向；落实传媒人员资格建设。马桂萍（2016）指出政务“双微”平台模式的创建，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所向，是一种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新渠道。王山（2017）提出在基于信息技术下的新时代，大数据技术为政府信息公开和建设透明政府提供了技术平台，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机遇，为智慧治理社会提供了新技术。
4.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的能力。祝小宁、白秀银（2008）从提高政府公信力角度出发，在分析政府、媒体、公众三大信息主体信息沟通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提升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能力有助于赢得社会信任，提高政府公信力。卢雪聪（2009）指出在处理公共危机的过程中，沟通能力与沟通效率是密不可分的。他对于沟通效率低下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余满和（2014）从提升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府沟通能力出发，指出地方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需具备系统性的沟通能力，包括多个方面的能力维度。张亚军（2012）认为，沟通速度、沟通质量、沟通的准确度影响政府沟通能力的评估。沟通速度在政府应急沟通过程中直接关系到掌握危机信息的程度。他提出了六个问题对政府应急沟通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认为沟通的质量取决于沟通的有效性。他分析了美国心理学家巴维拉斯的研究，五种不同的沟通网络包括链式、轮式、环式、“ Y”式、全道式，认为在实践中没有一个沟通网络对所有群体行为是最好的，需要根据群体的具体目标来选择需要的沟通网络，进而提高沟通的准确性，这是衡量一个政府沟通能力的重要方面。
5.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障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因此对于政府沟通问题与障碍的一直是专家学者的研究重点。曾正勇（2007）把沟通障碍分为主观因素障碍、客观因素障碍以及沟通方式的障碍。其中沟通方式的障碍包括语言沟通方式障碍和沟通渠道的障碍。祝小宁、白秀银（2008）在培养政府信息沟通能力的探究中，分析了政府、媒体、公众三大信息沟通主体的现状，认为公众处在由不平衡性的信息技术发展所建立的“数字鸿沟”中，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困难重重。朱华桂，贾学军（2013）以西方管理科学的沟通过程为理论基础，从思维模式、双重标准以及面子问题三个角度，对我国沟通障碍的产生进行研究。在思维模式上，中国人“三分法”的是非判断标准难以产生明确的对错标准，判断问题复杂难以达成共识；在双重标准上，人本是自利的，在沟通过程中倾向于符合自己利益价值的判断，沟通时造成了与他人方案的抵触，形成沟通的障碍；在面子问题上，中国人独特的心理追求就是面子，在沟通中如果某一方感觉失了面子，沟通过程就会难以为继。李玉明（2014）分析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沟通，认为群体性事件中政府沟通能力乏弱主要是因为信息传播的不顺畅，主要沟通障碍表现为信息表达、信息传递及信息收受三方面的障碍。赵群（2016）在行政沟通障碍问题研究中提出，在公共危机的管理中，行政沟通的障碍主要包括语言交流、对事物的判断、地位顺序及沟通手段四个方面。其中地位顺序障碍主要是指行政机构中的人员因其地位与角色的不同而导致沟通过程中的信息阻滞。
三、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未来展望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政民沟通带来发展的机遇，提升了沟通的高效性，同时也对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新媒体时代背景，研究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问题对政府公共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当前学术界关于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沟通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新媒体下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相关机制建设亟待完善。在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下，地方政府与民众进行高效的沟通需要相关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以及信息技术等多方面的保障与监督条件。不同的群体通过新媒体表达出的诉求呈现多样化和不均衡的特点，如果不及时对这些问题进行处置，将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新的公共危机，因此，在有效利用新媒体优势的同时，要对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沟通机制加以完善。當前对于沟通保障机制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同时对于新媒体下信息沟通的管理机制研究同样比较缺乏。面对复杂的互联网环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加强新媒体舆论监督的主体建设。同时，可以对于网络信息沟通进行追踪监控，以便有效的监督信息沟通的环境，适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立法部门来说，应完善互联网立法，对信息沟通的过程实行法制化监管。 2.新媒体下政民信息沟通的内容亟待丰富。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发现，关于新媒体时代下的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具体内容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是学者从新媒体作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论述了关于新媒体的重要性。包括政府与新闻媒体的沟通、沟通的重要性及意义等方面，但是对于新媒体环境下的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内容研究较少。不少学者们认为，在快速发展的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民众作为政府信息沟通的受众群体，与政府部门沟通的信息应真实有效反映自身的需求。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栏目应积极关注民间各类诉求，避免无关民生的新闻资讯的泛滥。从公共危机管理角度来看，在发生公共危机时，地方政府应根据危机运动与发展的生命周期规律，结合危机发生的不同阶段，政府部门主动回应，满足民众所需，有针对性地发布危机管理中的行政信息，引导舆论的正确方向。这些还需要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综合多个视角，融合与运用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3.新媒体时代，沟通过程中如何综合运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是未来的一种研究趋势。众所周知，新媒体的运用为政府与民众进行信息沟通带来了机遇，信息沟通的互动性增强，民众的参与意识提高，有效促进了地方政府与民众的信息沟通。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沟通活动的影响因素、运作过程等也更为复杂。新媒体使社会民众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内容的可靠性不强。如何有效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将其作用发挥到最优，将是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趋势之一。传统媒体可以结合新媒体——“双微”、客户端等通过平台直接报道，同时，借助新旧媒体的融合，建立信息联合发布机制，从而保证信息的公开和通畅，及时、准确地掌握舆论的话语权。由于新媒体是现代科技不断进步发展的产物，关于如何利用新旧媒体的优势互补密切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切实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进而实现沟通价值的最大化是未来学者们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探讨的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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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 地方政府 民众 公共关系沟通
沟通是政府公共关系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通过沟通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也是保证政府有效行政的基础。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不断突显，人们的利益诉求更具复杂性与多样性。而在此阶段，快速发展的网络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为政府与民众沟通拓展了途径，同时也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以“新媒体”、“政民沟通”、“公共关系”等作为搜索词，查找了相关文献资料，对新媒体时代下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围绕当前学界关于政民沟通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沟通中存在的障碍与问题等方面进行述评，找出这一领域研究还存在的不足，同时也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发展提出预测，为学界关于政府与民众沟通研究提供些许参考和借鉴。
一、政民沟通的内涵与价值取向研究
1.新媒体下政民沟通的内涵。研究政府与民众的沟通，首先必须要理解好沟通的含义。对于沟通，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沟通的内涵。根据赫伯特·西蒙的说法，沟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程序，它可以在组织成员之间传递想法或建议。“沟通是一个过程，主要通过一个组织成员向另一个组织成员传输决策。”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从沟通过程的双向性角度解释了沟通的内涵，他所强调的是沟通不仅在于信息的传达，更在于信息如何传达、以及沟通对象如何接受和反馈信息。周三多（2005）认为“沟通意味着人们可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理解信息或思想，在传递或交换过程中，把管理作为信息传递的一种整合，整个管理过程都与沟通有关。”
2.新媒体下政民沟通的价值取向。我国正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要服务好民众、建设好服务型政府，首先要与民众进行沟通与协作。在当前经济、社会环境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多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出现，政民沟通的价值与意义显得尤为深刻。具体来说，关于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意义与价值的探讨，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角度来研究：
（1）政民沟通与政府良好形象的塑造。王颖、韦焕进（2013）认为在新时期，各级政府部门要以民为本，维护良好的政府形象，密切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取信于民，减少社会冲突和矛盾。宋晨（2013）指出作为政府行政的重要手段，政府公共关系中重要的实践环节就是沟通，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良好的政府形象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其关键就在于建立政府与公众间的良好沟通。樊晓艳（2005）认为，政府为社会、全体人民工作，涉及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涉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民众更多互动与参与。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府公共关系的状况。新媒体时代的快速发展，民众沟通意识不断增强，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带来了新机遇。
（2）政民沟通影响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新媒体时代下，公众舆论对公共决策的影响日益加深。常金萍（2012）认为通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这样一种互动沟通模式，以主体身份直接建言献策参与决策过程，积极主动与政府进行对话沟通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及透明化，确保公共政策为公共利益服务。汤景泰（2013）指出将民意纳入公共决策，在决策中充分与民对話沟通，能够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决策合理化、合法化。王治元（2013）指出政府、民众和社会团体等运用新兴媒体进行沟通对我国的政府科学民主的决策会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加快了政府民主决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对网络媒体的监管缺乏规范性的情况下也会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邓何苗、闫晓彤（2013）认为微博作为新媒体的手段之一，能够提高公众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张国强（2014）以PX项目的群体性事件为例，指出这种舆论迫使政府放弃原来的决策，暴露了政府在公共决策和公众有效沟通方面的不足。他认为政府决策须从民意角度出发，保障决策的公平性与科学性。
（3）政民沟通促进网络协商民主的建设。武新波（2012）指出，政民沟通这一形式能够有效培养民主理念。政民沟通和民主是相互促进、互不可分，民主的每一次进步都少不了政民沟通的推动；而政民沟通之所以能够深化发展，正因为有民主制度作为保障，这两者缺一不可。刘远亮（2015）认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体现。在当下中国，互联网络已成为二者互动的全新场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民沟通互动的过程明显涵盖了民主的精神和要旨。同时他也提出了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可以通过政民网络互动来促进中国协商民主建设。刘舒（2017）从互联网领域的下的协商民主出发，分析了网络协商民主存在的诸多缺陷，提出了最关键的是要提升政府的网络沟通能力，形成一种与民众自由交流、对话的模式，从而推动网络协商民主的发展。
二、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的过程
1.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内容。关于政民沟通的内容研究，学者们主要研究了以下成果。刘学彬（2014）指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内容是关于公共产品，即公共产品是否是有效的，是否结合了民众需求与政府职能。政府与民众沟通什么？这是当前政府与民众都必须明确的问题，对沟通内容的认可反映了沟通的实效性。他从现代民众需求的特点、政府职能的定位以及民众需求与政府职能的有效结合三方面论述了政府与民众沟通能力的现代化。樊晓艳（2005）认为由于现代政府行政面临复杂多样的事务，因此，沟通内容更应全面丰富。一般情况下，但凡是没有涉及公共安全、国家机密的行政信息，都应该向民众公开。特别是对于社会热点、民众关注的焦点等，政府及政府部门应及时回应权威信息。武新波（2012）指出，沟通包含政务的公开、政府的回应和民主监督三个层面，他们相互依存、互相促进。蒋辽原（2014）从公共危机中的信息公开角度，根据不同信息种类将我国公共危机中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进行划分，主要包括必须公开的信息、被限制的信息、涉及到国家机密的无法公开的信息。 2.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原则。政府部门与民众顺利沟通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潘宏筠（2006）从构建沟通型政府的角度指出，政府与民众双向沟通的建立，良好形象和声誉的树立都离不开政府公共关系领域。应遵循整体利益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全员参与原则三种原则构建与发展我国的政府公共关系。樊晓艳（2005）认为，政府公众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互动要坚持如下基本原则：一是主动沟通，即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建立官民间良好的信任关系。二是双向沟通，即政府在沟通过程中是双向的，形成自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良性互动关系。三是真诚沟通，即沟通必须真诚、实事求是，确保所传播的信息的真实性。
3.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方式。新时期下政府沟通是一种双向互动，不同时期的渠道构建的选择是政府沟通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政民沟通的渠道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学者李姣、王佳（2009），他们把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渠道分为两个类别，一是直接沟通渠道，包括信访办公室、公众信箱等政府设置的专门沟通方式，以及网络沟通平台如政府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二是间接沟通渠道，政府利用第三方与社会公众进行沟通过，例如大众媒体、各种非政府组织等，举办专门的新闻发布会、通气会等形式利用第三方向社会公众传递信息。樊飞燕、韩顺法（2009）提出博客的自由、开放、个性化、资源共享等特点使官员博客成为web2.0时代政民沟通的新渠道，推动了民主政治的进程。刘江成（2010）提出构建畅通政群沟通的七大方面，对沟通渠道的建设提出创新性的看法：主要包括成立政府咨询委员会；增强工、青、妇等人民组织的职能，广泛发展民间社会组织；为人大代表设立办事机构；成立政府背景下的民间智库，由大学学者、社会专家组成，代表政府发表拟推出的重大决策，事先了解社会反响；创办有价值的能反应社会舆情的信息刊物；完善现有公众沟通渠道，完善各类咨询问政热线、网络平台的建设。张冬（2014）通过讨论各种沟通渠道并分析其优劣势，提出了完善关于有效建设沟通渠道的对策建议，包括试行人大代表的阶段专职制；监督信访部门；重视网民动向；落实传媒人员资格建设。马桂萍（2016）指出政务“双微”平台模式的创建，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所向，是一种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新渠道。王山（2017）提出在基于信息技术下的新时代，大数据技术为政府信息公开和建设透明政府提供了技术平台，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机遇，为智慧治理社会提供了新技术。
4.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的能力。祝小宁、白秀银（2008）从提高政府公信力角度出发，在分析政府、媒体、公众三大信息主体信息沟通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提升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能力有助于赢得社会信任，提高政府公信力。卢雪聪（2009）指出在处理公共危机的过程中，沟通能力与沟通效率是密不可分的。他对于沟通效率低下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余满和（2014）从提升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府沟通能力出发，指出地方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需具备系统性的沟通能力，包括多个方面的能力维度。张亚军（2012）认为，沟通速度、沟通质量、沟通的准确度影响政府沟通能力的评估。沟通速度在政府应急沟通过程中直接关系到掌握危机信息的程度。他提出了六个问题对政府应急沟通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认为沟通的质量取决于沟通的有效性。他分析了美国心理学家巴维拉斯的研究，五种不同的沟通网络包括链式、轮式、环式、“ Y”式、全道式，认为在实践中没有一个沟通网络对所有群体行为是最好的，需要根据群体的具体目标来选择需要的沟通网络，进而提高沟通的准确性，这是衡量一个政府沟通能力的重要方面。
5.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障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因此对于政府沟通问题与障碍的一直是专家学者的研究重点。曾正勇（2007）把沟通障碍分为主观因素障碍、客观因素障碍以及沟通方式的障碍。其中沟通方式的障碍包括语言沟通方式障碍和沟通渠道的障碍。祝小宁、白秀银（2008）在培养政府信息沟通能力的探究中，分析了政府、媒体、公众三大信息沟通主体的现状，认为公众处在由不平衡性的信息技术发展所建立的“数字鸿沟”中，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困难重重。朱华桂，贾学军（2013）以西方管理科学的沟通过程为理论基础，从思维模式、双重标准以及面子问题三个角度，对我国沟通障碍的产生进行研究。在思维模式上，中国人“三分法”的是非判断标准难以产生明确的对错标准，判断问题复杂难以达成共识；在双重标准上，人本是自利的，在沟通过程中倾向于符合自己利益价值的判断，沟通时造成了与他人方案的抵触，形成沟通的障碍；在面子问题上，中国人独特的心理追求就是面子，在沟通中如果某一方感觉失了面子，沟通过程就会难以为继。李玉明（2014）分析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沟通，认为群体性事件中政府沟通能力乏弱主要是因为信息传播的不顺畅，主要沟通障碍表现为信息表达、信息传递及信息收受三方面的障碍。赵群（2016）在行政沟通障碍问题研究中提出，在公共危机的管理中，行政沟通的障碍主要包括语言交流、对事物的判断、地位顺序及沟通手段四个方面。其中地位顺序障碍主要是指行政机构中的人员因其地位与角色的不同而导致沟通过程中的信息阻滞。
三、新媒体时代政府与民众沟通未来展望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政民沟通带来发展的机遇，提升了沟通的高效性，同时也对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新媒体时代背景，研究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问题对政府公共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当前学术界关于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沟通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新媒体下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相关机制建设亟待完善。在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下，地方政府与民众进行高效的沟通需要相关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以及信息技术等多方面的保障与监督条件。不同的群体通过新媒体表达出的诉求呈现多样化和不均衡的特点，如果不及时对这些问题进行处置，将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新的公共危机，因此，在有效利用新媒体优势的同时，要对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沟通机制加以完善。當前对于沟通保障机制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同时对于新媒体下信息沟通的管理机制研究同样比较缺乏。面对复杂的互联网环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加强新媒体舆论监督的主体建设。同时，可以对于网络信息沟通进行追踪监控，以便有效的监督信息沟通的环境，适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立法部门来说，应完善互联网立法，对信息沟通的过程实行法制化监管。 2.新媒体下政民信息沟通的内容亟待丰富。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发现，关于新媒体时代下的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具体内容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是学者从新媒体作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论述了关于新媒体的重要性。包括政府与新闻媒体的沟通、沟通的重要性及意义等方面，但是对于新媒体环境下的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内容研究较少。不少学者们认为，在快速发展的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民众作为政府信息沟通的受众群体，与政府部门沟通的信息应真实有效反映自身的需求。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栏目应积极关注民间各类诉求，避免无关民生的新闻资讯的泛滥。从公共危机管理角度来看，在发生公共危机时，地方政府应根据危机运动与发展的生命周期规律，结合危机发生的不同阶段，政府部门主动回应，满足民众所需，有针对性地发布危机管理中的行政信息，引导舆论的正确方向。这些还需要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综合多个视角，融合与运用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3.新媒体时代，沟通过程中如何综合运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是未来的一种研究趋势。众所周知，新媒体的运用为政府与民众进行信息沟通带来了机遇，信息沟通的互动性增强，民众的参与意识提高，有效促进了地方政府与民众的信息沟通。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沟通活动的影响因素、运作过程等也更为复杂。新媒体使社会民众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内容的可靠性不强。如何有效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将其作用发挥到最优，将是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趋势之一。传统媒体可以结合新媒体——“双微”、客户端等通过平台直接报道，同时，借助新旧媒体的融合，建立信息联合发布机制，从而保证信息的公开和通畅，及时、准确地掌握舆论的话语权。由于新媒体是现代科技不断进步发展的产物，关于如何利用新旧媒体的优势互补密切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切实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进而实现沟通价值的最大化是未来学者们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探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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