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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小品文集《板桥杂记》，余怀著。余怀，字澹心，又字无怀。余怀生逢明清易代之际，明亡前的天启、崇祯年间，寓居南京的他游学南雍，文名鼎盛；曾入南京兵部尚书范大司马景文幕，掌平安书记，结交四方宾客，有声于时。加之家道富饶，为人风流潇洒，出入旧院，广识名妓。《板桥杂记》所记述的就是“南都北里旧院逸事”，明季文人和名妓的风流往事，其人其事虽微末琐屑，然颇能使人由此及彼，追想当年旧院笙歌、裙屐风流及文人聚散、制度兴废。
旧院名妓绝非一般的青楼女子，她们的身份是官妓。洪武初年，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为了制造都城的繁荣，实施了诸如迁富户充实京师、调工匠入居京城等措施。这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官妓制”的复立。时人刘辰《国初事迹》云：“太祖立富乐院于乾道桥，复移武定桥。后以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入院。是洪武时制：以旧乐籍及掳获降附人为乐妇”。明初太祖朝官妓有三种来源：一是旧乐籍人。二是元蒙政权降附人的妻、女、亲属。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二记云：“金陵旧院，有顺、脱诸姓，皆元人后，没入教坊者。”三是明朝开国功臣系列大案中“罪臣”的妻、女、亲属。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之《妇学》中指出：“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至诗礼大家，多沦北里。”永乐帝“靖难之役”后，建文忠臣的妻、女、亲属亦被发入教坊，编为乐籍，或被贬入象房，配给象奴。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记道：“胡闰妻女发教坊为娼。”这样，明初南京旧院诸妓，均有不少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除能歌善舞外，工诗画，善吟咏是她们较为普遍的特色。紧要关头，识大义、明是非的女子亦不在少数，她们的作为往往能使缙绅屈尊、权贵侧目，须眉莫之能比。
明代中期以来，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各地娼妓业都十分兴盛，南京旧院独领风骚。究其原因，则与正德皇帝朱厚照南巡有关。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朱厚照借口镇压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宣布“御驾亲征”，出巡南京。南下两年有余，他遍游城郊山水，且召幸旧院名妓……徐釚《续本事诗》记云：“武宗南巡…遍选声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德南巡大大改变了南京的社会风气，亦促进了旧院的繁盛。《秦淮画舫录》以为“前明（南京声妓）之盛，在武宗南巡之后。”旧院日益兴盛，名妓辈出。南京的勋贵、达官，纷纷效仿，奢靡之风，自兹日盛。
旧院的繁荣，除了上行下效之功外，也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更与当时文人士子，富商巨贾们游宴社集、征歌选妓的风气有关。旧院长板桥一带，“旷远芊绵，水烟凝碧…洵可娱目赏心，漱涤尘俗”，清幽异常。旧院的近邻，多是勋贵甲第，名士家宅。而旧院与贡院，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
天启、崇祯的二十余年，政局动荡，社会矛盾激化。西北有农民起义，辽东有满洲崛起，明廷内部有激烈党争。然而，由于农民起义的“流贼”多在陕、豫，边患在辽左，权势之争在北京。南京城高壕深，防御坚固，且有大江为恃，因而东南无事，南都欲见繁华。余怀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当是时，东南无事。方州之彦，咸集陪京。雨花桃叶之间，舟车恒满”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矛盾，引发了江南乃至全国士子的结社活动。继东林党后，在太仓二张（张溥、张采）的支持下，成立复社。复社诸子“厉东汉之气节，掞六朝之才藻，操持清议，矫激抗俗”。复社名士发布檄文，严词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公开抨击朝政和当权者，一度造成很大的声势，撼动朝野。然而，复社社集却受到严重阻挠，书生清议并不见效，他们对社会前景愈加失望和绝望，遂产生幻灭感，逐步失去了对现实与政治的热情关切。斗士的狂放演化为名士的清赏，进而转化为逍遥、自适，隐于声色之间。
东林遗忠，复社名士，是旧院的贵客；教坊名妓、曲中仙姬，是名士的知己。《板桥杂记》所记述的往事正是他们与旧院名妓的交往情状。清人秦际唐有《题余澹心<板桥杂记>》：“笙歌画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订赏音。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盖当日吴越间“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所以才有“家家夫婿是东林”一说。于是，末日来临，江南阽危之际，诸位名妓亦被卷入时代潮头，施衿结褵、患难相扶的情缘，因势推挽、俯仰中流的人生悲喜剧一一呈现。明清易代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旧院这种特殊的繁荣，实已走向“官妓”制度初立时的反面。因此，“官妓制”也已经名存实亡。明亡之后，旧院更遭灭顶之灾，“一片欢场，鞠为茂草。楼馆劫灰，美人尘土。”《板桥杂记》以余怀亲历的见闻，生动描绘了明季南都的社会生活情状，尤详于旧院名妓与诸多名士相识、订盟、诗文之宴的记录。旧院与官妓制的出现和兴盛，与明初皇朝的既定政策有密切关系，而明末旧院的繁华及毁灭又恰好显现了当时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个人的悲剧命运和国家、民族的不幸紧紧结合，风情往事“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
旧院名妓绝非一般的青楼女子，她们的身份是官妓。洪武初年，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为了制造都城的繁荣，实施了诸如迁富户充实京师、调工匠入居京城等措施。这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官妓制”的复立。时人刘辰《国初事迹》云：“太祖立富乐院于乾道桥，复移武定桥。后以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入院。是洪武时制：以旧乐籍及掳获降附人为乐妇”。明初太祖朝官妓有三种来源：一是旧乐籍人。二是元蒙政权降附人的妻、女、亲属。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二记云：“金陵旧院，有顺、脱诸姓，皆元人后，没入教坊者。”三是明朝开国功臣系列大案中“罪臣”的妻、女、亲属。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之《妇学》中指出：“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至诗礼大家，多沦北里。”永乐帝“靖难之役”后，建文忠臣的妻、女、亲属亦被发入教坊，编为乐籍，或被贬入象房，配给象奴。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记道：“胡闰妻女发教坊为娼。”这样，明初南京旧院诸妓，均有不少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除能歌善舞外，工诗画，善吟咏是她们较为普遍的特色。紧要关头，识大义、明是非的女子亦不在少数，她们的作为往往能使缙绅屈尊、权贵侧目，须眉莫之能比。
明代中期以来，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各地娼妓业都十分兴盛，南京旧院独领风骚。究其原因，则与正德皇帝朱厚照南巡有关。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朱厚照借口镇压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宣布“御驾亲征”，出巡南京。南下两年有余，他遍游城郊山水，且召幸旧院名妓……徐釚《续本事诗》记云：“武宗南巡…遍选声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德南巡大大改变了南京的社会风气，亦促进了旧院的繁盛。《秦淮画舫录》以为“前明（南京声妓）之盛，在武宗南巡之后。”旧院日益兴盛，名妓辈出。南京的勋贵、达官，纷纷效仿，奢靡之风，自兹日盛。
旧院的繁荣，除了上行下效之功外，也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更与当时文人士子，富商巨贾们游宴社集、征歌选妓的风气有关。旧院长板桥一带，“旷远芊绵，水烟凝碧…洵可娱目赏心，漱涤尘俗”，清幽异常。旧院的近邻，多是勋贵甲第，名士家宅。而旧院与贡院，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
天启、崇祯的二十余年，政局动荡，社会矛盾激化。西北有农民起义，辽东有满洲崛起，明廷内部有激烈党争。然而，由于农民起义的“流贼”多在陕、豫，边患在辽左，权势之争在北京。南京城高壕深，防御坚固，且有大江为恃，因而东南无事，南都欲见繁华。余怀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当是时，东南无事。方州之彦，咸集陪京。雨花桃叶之间，舟车恒满”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矛盾，引发了江南乃至全国士子的结社活动。继东林党后，在太仓二张（张溥、张采）的支持下，成立复社。复社诸子“厉东汉之气节，掞六朝之才藻，操持清议，矫激抗俗”。复社名士发布檄文，严词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公开抨击朝政和当权者，一度造成很大的声势，撼动朝野。然而，复社社集却受到严重阻挠，书生清议并不见效，他们对社会前景愈加失望和绝望，遂产生幻灭感，逐步失去了对现实与政治的热情关切。斗士的狂放演化为名士的清赏，进而转化为逍遥、自适，隐于声色之间。
东林遗忠，复社名士，是旧院的贵客；教坊名妓、曲中仙姬，是名士的知己。《板桥杂记》所记述的往事正是他们与旧院名妓的交往情状。清人秦际唐有《题余澹心<板桥杂记>》：“笙歌画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订赏音。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盖当日吴越间“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所以才有“家家夫婿是东林”一说。于是，末日来临，江南阽危之际，诸位名妓亦被卷入时代潮头，施衿结褵、患难相扶的情缘，因势推挽、俯仰中流的人生悲喜剧一一呈现。明清易代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旧院这种特殊的繁荣，实已走向“官妓”制度初立时的反面。因此，“官妓制”也已经名存实亡。明亡之后，旧院更遭灭顶之灾，“一片欢场，鞠为茂草。楼馆劫灰，美人尘土。”《板桥杂记》以余怀亲历的见闻，生动描绘了明季南都的社会生活情状，尤详于旧院名妓与诸多名士相识、订盟、诗文之宴的记录。旧院与官妓制的出现和兴盛，与明初皇朝的既定政策有密切关系，而明末旧院的繁华及毁灭又恰好显现了当时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个人的悲剧命运和国家、民族的不幸紧紧结合，风情往事“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