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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中国文化自优羲氐画先天八卦而始，历经夏、商、周，至春秋形成诸子百家之繁盛局面，文化无一不在每一时期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经济，民俗及艺术创造等世俗生活。而随着地域、政治的统一，先秦时期所形成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也被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单一局面所替代。任何创造难以脱离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艺术创造亦是如此。两汉时期以经学最盛，其思潮的权威者便是建议罢黜百家的董仲舒，董仲舒虽是主张独尊孔氏，但其思想却是儒家和阴阳家的混合，如好讲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等形而上之学说，而这一时期美术中的表现形式之壁画，其内容也大多反映了当时的世俗生活和儒家的道德观念，形象地展现了那一时代的社会特点。
在两汉文化思想发展史上，西汉以形成独尊儒术的一统局面，而到东汉至魏晋，则玄学大盛，但这时从外面进入了一支思潮，使当时思想为之变色，那就是佛教的传入。
佛教的创始者为乔达摩．悉达多，是出生于古代印度西北部喜玛拉雅山脚下一个叫迦毗罗卫的地方（在今尼泊尔境内与印度交界的提拉科持），他的父亲是迦毗罗卫的国王净饭王，母亲是摩耶夫人。依中国佛教的史料记载，释迦牟尼诞生于公元前563年，逝世于公元前486年，他活了八十岁，与我国春秋时的孔子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由于他出身王族，所以悉达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他学过婆罗门教的经典，还练习过骑马射箭等武艺。他的父亲净饭王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继承自己的王位，成为一个文韬武略，功勋卓著的英明帝王。但是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悉达多太子并未按照他父亲的愿望成长，舒适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未使他陶醉于享乐之中，现实中人生的生、老、病、死等种种痛苦和烦恼现象，反而使他悟到世事的无常和人生的变幻莫测，引起他的感触和深思，于是在他二十九岁时他决定出家修行，寻求一条能够解脱身心痛苦和烦恼的道路。
大地几度新绿，秋叶几度枯黄，不觉间已经过了六年，在六年苦行生活中，悉达多尝尽了千辛万苦，然而得到的却只是枯槁的容颜和赢弱的身体，却并没能达到他原先所期望的精神解脱，事实使他醒悟苦行是无益的，于是他决定放弃苦修，他来到尼连禅河边，一洗六年的积垢，并接受了一位牧女供养的奶酪，慢慢恢复了体力。而当时跟随他多年的五个侍者见他放弃了苦修，又接受了牧女的供养，以为他对修行失去了信心，十分失望，便离开了他。于是他一个人来到尼连禅河边菩提伽耶附近的一棵菩提树下，面向东方，铺草打坐，并发誓说：“我今如不能证得无上大觉，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起此座。”经过了七天七夜的苦思冥想，在禅定中他战胜了来自各方面的烦恼魔障，最终在一天的黎明时分彻悟了人生无尽苦恼的根源和解脱的方法，从而成为了获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释迦牟尼成佛后，首先来到波罗奈城的鹿野苑，向过去跟随他的五个侍者宣讲所悟的“苦、集、灭、道”四谛之理。五个侍者听后随即投入佛陀门下，成为佛陀最早的五个弟子，而鹿野苑初次说法，侨陈如等五人出家为佛弟子，从而构成佛教的三个基本要素即佛、法、僧“三宝”具备，佛教正是创立。
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开始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当时只是在一部分人中悄悄流传，大多只是根据传说。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各种传说中历史上谈论的最多的就是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使佛法流传汉地的故事。从汉代一直到魏晋时期的数百年间的发展，在中国佛教中由于大乘佛教的学说更适合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环境，以至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分裂的时代，各个封建政权之间战乱不断，人民的生活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而这时佛教思想中“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四谛，十二因缘”等基本思想更容易让人们通过现实而接受。这也无形中对中国的绘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具有典范意义的敦煌壁画。在早期的壁画中本生故事画为主要的题材。本生故事是指释迦牟尼在成佛以前无量世忍辱苦修，积极行善，适时救度众生的故事。而敦煌壁画早期就以本生故事为主要题材。
如在莫高窟壁画275窟中，其壁画内容为佛生前某世为萨波达国王时的故事，故事出自《六度集经》卷一《萨波达王本生》，内容大意为萨波达王为救一只被饿鹰追赶的鸽子，不顾众人的劝阻，割去自己身上的肉以喂饿鹰来挖去鸽子的生命。画面结构严谨，主题突出，主要表现了萨波达王之高大身躯以及他在舍身喂鹰时镇静自若的无畏精神。另第254窟摩诃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其故事内容大意是佛生前某世为摩诃萨埵太子时，一日与二兄游猎山林，见山崖中母虎饿的奄奄一息，遂发宏愿救虎，以竹刺破颈，舍身跳崖，使虎饮血食肉而得救。其画面表现形式在单幅中突破了时空局限，以摩诃萨埵太子舍身为中心主题，再辅以故事发展中的复杂情节，通过跳崖的强烈动作而突出摩诃萨埵太子，一心为解救饿虎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悲壮精神。
经过近三百年的分裂时代，中国封建政权形成了隋唐相对统一的局面。而壁画仍是当时绘画的主要形式，而且发展到相当兴盛的阶段，佛教壁画更是发达。这时佛教思想经三百多年的发展，经中国佛教僧人对佛教义理的研究和发展，取得的很大的突破。在此基础上，一些中国僧人和佛教学者开始以新的观点系统地组织和发挥佛教的某些经论，从而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如以《法华经》为主要宗要而形成的天台宗，以《华严经》为主要宗要而形成的天台宗，以《中论》，《百论》，《十三门论》为主要依据的三论宗，由玄奘及窥基创立的法相宗，以《佛说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三部经典为主要依据的净土宗，由六组慧能发展创立的禅宗等诸多宗派。而壁画内容的表现上也由本生故事改变到以表现佛经的故事为主要体裁，如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西方净土变相，把西方极乐世界描绘成宏伟福利的殿堂和幽雅的庭院，其形式特征为在表现净土画面四周还穿插和排列佛经故事。宏伟富丽的大幅经变画已成了唐代佛教壁画的特点。
盛唐时期，山水画已走向成熟，水墨山水画也开始兴起。从吴道子起，王维，张璪等人更是对后世的山水画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时佛教思想对绘画的影响，不仅在于画面形式的改变，更主要是创作思想的突破．如王维，其家世信佛，公事之余常至寺院与高僧讨论佛道．其作品取材于观察现实生活，但在创作思想上受禅宗“自然任运，不拘俗流”思想的影响，表现的“得心应手，意到便成，造理入神，迥得真趣。”如其曾作《袁安卧雪图》，所画芭蕉与常见景场迥然不同。而张燥自谓其画，“处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则有内在联系。
唐末五代至宋初是中国佛教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禅宗的发展最为突出，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南宗，到了唐末五代之际就形成了沩仰，临济，云门，曹洞，法眼五家，加上宋代临济宗下分出的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作“五家七宗”。而这一时期也是山水画“南宗”进入发展时期。王世贞云“山水至二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荆浩博通经史，因五代战乱而隐于太行山之洪谷常与禅僧相往．邺都青莲寺僧大愚曾以诗向他之画。关仝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之景，其作品使人观之“如在灞桥风雪中，三峡闻猿时”。这也和画家有深刻的禅学意境是分不开的。巨然则是南唐江宁开元寺的和尚，其画内清淡雅逸，意境深远。这则更得力于其禅家心性之学。
至明清时期，佛教对绘画的影响除在壁画内容和形式上保留一些之外，在水墨画等其他画种上主要是以创作思想的启发，如董其昌言“行年五十方知此派（北宗）画殊不可学，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清代石涛和尚更是指出作画，“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挽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
俱往，纵观历史，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的绘画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从魏晋的画面内容的表达到隋唐中国佛教内容的突破，更是一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而自宋元以后到明清佛教的影响已从画面内容的固有形式上升到了对绘画创作精神的启发，从而成了中国绘画创作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已至今日，愿众多艺术工作者能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基础，结合中国佛教和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中国绘画的发展而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两汉文化思想发展史上，西汉以形成独尊儒术的一统局面，而到东汉至魏晋，则玄学大盛，但这时从外面进入了一支思潮，使当时思想为之变色，那就是佛教的传入。
佛教的创始者为乔达摩．悉达多，是出生于古代印度西北部喜玛拉雅山脚下一个叫迦毗罗卫的地方（在今尼泊尔境内与印度交界的提拉科持），他的父亲是迦毗罗卫的国王净饭王，母亲是摩耶夫人。依中国佛教的史料记载，释迦牟尼诞生于公元前563年，逝世于公元前486年，他活了八十岁，与我国春秋时的孔子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由于他出身王族，所以悉达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他学过婆罗门教的经典，还练习过骑马射箭等武艺。他的父亲净饭王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继承自己的王位，成为一个文韬武略，功勋卓著的英明帝王。但是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悉达多太子并未按照他父亲的愿望成长，舒适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未使他陶醉于享乐之中，现实中人生的生、老、病、死等种种痛苦和烦恼现象，反而使他悟到世事的无常和人生的变幻莫测，引起他的感触和深思，于是在他二十九岁时他决定出家修行，寻求一条能够解脱身心痛苦和烦恼的道路。
大地几度新绿，秋叶几度枯黄，不觉间已经过了六年，在六年苦行生活中，悉达多尝尽了千辛万苦，然而得到的却只是枯槁的容颜和赢弱的身体，却并没能达到他原先所期望的精神解脱，事实使他醒悟苦行是无益的，于是他决定放弃苦修，他来到尼连禅河边，一洗六年的积垢，并接受了一位牧女供养的奶酪，慢慢恢复了体力。而当时跟随他多年的五个侍者见他放弃了苦修，又接受了牧女的供养，以为他对修行失去了信心，十分失望，便离开了他。于是他一个人来到尼连禅河边菩提伽耶附近的一棵菩提树下，面向东方，铺草打坐，并发誓说：“我今如不能证得无上大觉，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起此座。”经过了七天七夜的苦思冥想，在禅定中他战胜了来自各方面的烦恼魔障，最终在一天的黎明时分彻悟了人生无尽苦恼的根源和解脱的方法，从而成为了获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释迦牟尼成佛后，首先来到波罗奈城的鹿野苑，向过去跟随他的五个侍者宣讲所悟的“苦、集、灭、道”四谛之理。五个侍者听后随即投入佛陀门下，成为佛陀最早的五个弟子，而鹿野苑初次说法，侨陈如等五人出家为佛弟子，从而构成佛教的三个基本要素即佛、法、僧“三宝”具备，佛教正是创立。
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开始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当时只是在一部分人中悄悄流传，大多只是根据传说。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各种传说中历史上谈论的最多的就是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使佛法流传汉地的故事。从汉代一直到魏晋时期的数百年间的发展，在中国佛教中由于大乘佛教的学说更适合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环境，以至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分裂的时代，各个封建政权之间战乱不断，人民的生活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而这时佛教思想中“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四谛，十二因缘”等基本思想更容易让人们通过现实而接受。这也无形中对中国的绘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具有典范意义的敦煌壁画。在早期的壁画中本生故事画为主要的题材。本生故事是指释迦牟尼在成佛以前无量世忍辱苦修，积极行善，适时救度众生的故事。而敦煌壁画早期就以本生故事为主要题材。
如在莫高窟壁画275窟中，其壁画内容为佛生前某世为萨波达国王时的故事，故事出自《六度集经》卷一《萨波达王本生》，内容大意为萨波达王为救一只被饿鹰追赶的鸽子，不顾众人的劝阻，割去自己身上的肉以喂饿鹰来挖去鸽子的生命。画面结构严谨，主题突出，主要表现了萨波达王之高大身躯以及他在舍身喂鹰时镇静自若的无畏精神。另第254窟摩诃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其故事内容大意是佛生前某世为摩诃萨埵太子时，一日与二兄游猎山林，见山崖中母虎饿的奄奄一息，遂发宏愿救虎，以竹刺破颈，舍身跳崖，使虎饮血食肉而得救。其画面表现形式在单幅中突破了时空局限，以摩诃萨埵太子舍身为中心主题，再辅以故事发展中的复杂情节，通过跳崖的强烈动作而突出摩诃萨埵太子，一心为解救饿虎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悲壮精神。
经过近三百年的分裂时代，中国封建政权形成了隋唐相对统一的局面。而壁画仍是当时绘画的主要形式，而且发展到相当兴盛的阶段，佛教壁画更是发达。这时佛教思想经三百多年的发展，经中国佛教僧人对佛教义理的研究和发展，取得的很大的突破。在此基础上，一些中国僧人和佛教学者开始以新的观点系统地组织和发挥佛教的某些经论，从而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如以《法华经》为主要宗要而形成的天台宗，以《华严经》为主要宗要而形成的天台宗，以《中论》，《百论》，《十三门论》为主要依据的三论宗，由玄奘及窥基创立的法相宗，以《佛说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三部经典为主要依据的净土宗，由六组慧能发展创立的禅宗等诸多宗派。而壁画内容的表现上也由本生故事改变到以表现佛经的故事为主要体裁，如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西方净土变相，把西方极乐世界描绘成宏伟福利的殿堂和幽雅的庭院，其形式特征为在表现净土画面四周还穿插和排列佛经故事。宏伟富丽的大幅经变画已成了唐代佛教壁画的特点。
盛唐时期，山水画已走向成熟，水墨山水画也开始兴起。从吴道子起，王维，张璪等人更是对后世的山水画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时佛教思想对绘画的影响，不仅在于画面形式的改变，更主要是创作思想的突破．如王维，其家世信佛，公事之余常至寺院与高僧讨论佛道．其作品取材于观察现实生活，但在创作思想上受禅宗“自然任运，不拘俗流”思想的影响，表现的“得心应手，意到便成，造理入神，迥得真趣。”如其曾作《袁安卧雪图》，所画芭蕉与常见景场迥然不同。而张燥自谓其画，“处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则有内在联系。
唐末五代至宋初是中国佛教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禅宗的发展最为突出，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南宗，到了唐末五代之际就形成了沩仰，临济，云门，曹洞，法眼五家，加上宋代临济宗下分出的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作“五家七宗”。而这一时期也是山水画“南宗”进入发展时期。王世贞云“山水至二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荆浩博通经史，因五代战乱而隐于太行山之洪谷常与禅僧相往．邺都青莲寺僧大愚曾以诗向他之画。关仝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之景，其作品使人观之“如在灞桥风雪中，三峡闻猿时”。这也和画家有深刻的禅学意境是分不开的。巨然则是南唐江宁开元寺的和尚，其画内清淡雅逸，意境深远。这则更得力于其禅家心性之学。
至明清时期，佛教对绘画的影响除在壁画内容和形式上保留一些之外，在水墨画等其他画种上主要是以创作思想的启发，如董其昌言“行年五十方知此派（北宗）画殊不可学，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清代石涛和尚更是指出作画，“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挽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
俱往，纵观历史，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的绘画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从魏晋的画面内容的表达到隋唐中国佛教内容的突破，更是一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而自宋元以后到明清佛教的影响已从画面内容的固有形式上升到了对绘画创作精神的启发，从而成了中国绘画创作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已至今日，愿众多艺术工作者能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基础，结合中国佛教和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中国绘画的发展而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