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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外需大幅萎缩，出口深陷低迷，4月份出口下滑了22.6％，显然，中国经济增长无法依靠出口来拉动，只能转而依靠内需。在内需中，消费向来就相对平稳，短期内大幅启动消费也是不现实的。于是，只能靠投资来托住经济，避免其陷入更深的下滑状态。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8.8％，而刚刚公布的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一步提高，达到了30.5％。经济增长投资驱动型的特征进一步强化。
进一步看，4月份分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细项数据有某种程度的吻合。与政府投资密切相关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速分别高达11.7%和11.1%，同时，由于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刺激，汽车需求旺盛，再加上政府对铁路方面的投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9.6%。而更多的行业受制于终端需求，其增加值增速依旧低迷。
4月份的信贷数据进一步佐证了政府投资拉动型经济的特征。4月信贷增量较前几月大幅下降，回落到5918 亿元，但其中的中长期贷款的占比大幅提升，占到新增贷款的84%。央行5月6日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显示，一季度中长期贷款的50.1％投向基础设施行业。与之对应的是，一季度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速高达102％。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4月的中长期贷款的大部分依然是流入政府投资项目，这会在后续时间内继续支撑政府投资项目的高增长，从而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保持在高位。必须指出，信贷支撑投资的隐忧在于，经济复苏后的加息周期或将加重企业财务负担。
如果投资侧重于供给面的调整，即压缩或消减落后产能、进行技术改造等促进结构升级的行为，投资增长则无隐忧可言。但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印证这一逻辑。一方面，除基建投资外，政府投资更多地表现为产能的简单扩张，由此，将加剧这些投资方向的产能过剩状况。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短期能够缓解中上游产能过剩问题，弥补终端需求的缺失，同时，基础设施改善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但是，基础设施同样也存在投资效率问题，如过度投资则形同产能过剩。
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新增GDP/固定资产投资）能够直观反映出投资的宏观收益。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长期变动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在经济高增长期过后下降，并随着经济波动同向波动。以美国为例，1961~2003年，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维持在0.2左右，经济下滑时，效果系数也下降。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在1992年以后出现了持续下降，已经接近美国的长期平均值0.2。1992年，每百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导致GDP增加45.5元，到2003年每百元固定资产投资只能使GDP增加24.2元。按照经验数据，在经济收缩阶段，由于乘数降低，投资效果系数会下降，投资对经济的驱动更为艰难，效应更低。因此，在出口难以指望，消费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唯有更高的投资能够驱动经济增速的回升。而这恰使我们担心，这种主要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增长，可持续性值得怀疑。由此，不排除这样的情况，经济在短期回升后可能面临再度衰退的风险，或重现1998年“W型”触底。
进一步看，4月份分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细项数据有某种程度的吻合。与政府投资密切相关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速分别高达11.7%和11.1%，同时，由于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刺激，汽车需求旺盛，再加上政府对铁路方面的投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9.6%。而更多的行业受制于终端需求，其增加值增速依旧低迷。
4月份的信贷数据进一步佐证了政府投资拉动型经济的特征。4月信贷增量较前几月大幅下降，回落到5918 亿元，但其中的中长期贷款的占比大幅提升，占到新增贷款的84%。央行5月6日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显示，一季度中长期贷款的50.1％投向基础设施行业。与之对应的是，一季度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速高达102％。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4月的中长期贷款的大部分依然是流入政府投资项目，这会在后续时间内继续支撑政府投资项目的高增长，从而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保持在高位。必须指出，信贷支撑投资的隐忧在于，经济复苏后的加息周期或将加重企业财务负担。
如果投资侧重于供给面的调整，即压缩或消减落后产能、进行技术改造等促进结构升级的行为，投资增长则无隐忧可言。但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印证这一逻辑。一方面，除基建投资外，政府投资更多地表现为产能的简单扩张，由此，将加剧这些投资方向的产能过剩状况。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短期能够缓解中上游产能过剩问题，弥补终端需求的缺失，同时，基础设施改善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但是，基础设施同样也存在投资效率问题，如过度投资则形同产能过剩。
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新增GDP/固定资产投资）能够直观反映出投资的宏观收益。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长期变动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在经济高增长期过后下降，并随着经济波动同向波动。以美国为例，1961~2003年，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维持在0.2左右，经济下滑时，效果系数也下降。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在1992年以后出现了持续下降，已经接近美国的长期平均值0.2。1992年，每百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导致GDP增加45.5元，到2003年每百元固定资产投资只能使GDP增加24.2元。按照经验数据，在经济收缩阶段，由于乘数降低，投资效果系数会下降，投资对经济的驱动更为艰难，效应更低。因此，在出口难以指望，消费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唯有更高的投资能够驱动经济增速的回升。而这恰使我们担心，这种主要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增长，可持续性值得怀疑。由此，不排除这样的情况，经济在短期回升后可能面临再度衰退的风险，或重现1998年“W型”触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