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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和死亡是人的一对翅膀，都思索领悟了，才能飞翔。只有愿意并准备好结束生命的人，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人生。
深夜的深圳市莲花路是漆黑的，但是却有一处大楼整层都灯火通明。这里就是一个叫做“残友”的残疾人“共和国”。这个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社会企业，可谓是残疾人世界的奇迹。16年时间，从五个残疾人小组发展成为了一个资产过千万的上千人的集团，一路走来他们无数次遇到过捉襟见肘的困境，却只有一个人因为身体原因离开过团队。他们中的多数人过着倒数生命的日子，他们戏称自己是习惯了死亡的一群人，在互联网这个瞬息万变的行业，他们却用残缺之躯拼搏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路过“残友”总部的时候，人们偶尔会发现有奔驰、路虎或者保时捷这些名车停在外面，并排而列的是铭有“残友”标志的残疾人专用车。名车是义工们的，其中不乏有深圳时尚集团董事长郭奎章、“奔驰玫瑰”田英这样的名人，更有低调的中信公司财务总监王莉莉、高级形象顾问朱红秀、《深圳商报》记者朱锐等这样低调的爱心人士。“在这里能看到久违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情。”田英说。
做梦的勇气
在“残友”，每个人都叫郑卫宁“大哥”。这样称呼一个企业的创始人是少有的，但是就如郑卫宁自己说的，“这不是一门生意，这里是一个家”。
初次见郑卫宁，未见其人就已先闻其声了。年近六十的郑卫宁现在已经辞去了自己在残友集团的大部分职务，业余的时候会去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残友”内部的工作人员见他的机会也少了，于是人还没进门，就开始急切地打起招呼。
看着眼前这个爽朗、幽默的老先生，似乎过去的苦难都被他的笑容融化了。郑卫宁，1955年出生在军人之家，父母皆为老红军，其母是“双枪老太婆”电影角色的原型。不幸的是他却是先天的血友病患者。血友病是一种遗传病，患者体内的凝血因子缺乏，缺乏到一定的量之后，即便是每天绝对地卧床，身体关节、肌肉和内脏也会自发性地出血。“我是重症，现在每周都要补充健全人的凝血因子两到三次。”郑卫宁介绍，“如果不及时输血，一个小时内就会有生命危险。”虽然家庭富足，但是因为长期输血需要大量的费用，加上自己根本无法工作，导致郑卫宁非常悲观，甚至三度自杀。
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在国内兴起，身处在深圳这块互联网热土的郑卫宁因为一次诺基亚公司的演讲而进入了互联网的世界。接触了互联网之后的郑卫宁如发现了新大陆的哥伦布般欣喜。“《圣经》上说，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电脑屏幕就是上帝为我们打开的一扇生命之窗。压抑了千年的生产力突然找到了爆发点，突然出现了一个让残疾人坐在家里就可以接触世界、生产产品，并参与社会建设的工具。”郑卫宁说。
1997年，郑卫宁通过深圳市义工联找到了李虹、刘勇、钱斌、罗军、麦建强五位残疾人在母亲留下的房子里创建了“残友”。郑卫宁从父亲退休的武汉海军工程大学请来一个教授教大家用电脑。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周一到周五都住在郑卫宁家，周末他再把大家送回去。“刚来的时候，刘勇仅仅会在电脑上打字。来了之后，每天有15个小时趴在电脑前。”郑卫宁回忆。从1997年开始工作，1999年刘勇就拿到了深圳市的网页设计冠军，2000年2月份获得广东省的网页设计的冠军，5月份又拿到了全国网页设计的亚军，8月份代表中国到了布拉格参加世界网页设计大赛，拿了第五名。“我又不是选了5000个人，我选了5个人里面就能出这么好的成绩，那就说明残疾人在电脑上有着后发的先天优势的。”郑卫宁自豪地说。
从1997年到1999年，残友都没有盈利。1999年的平安夜是大家的第一次拿工资，当时香港的3个残疾人一起凑了6张面额为500的港币发给六个人，每人一张。到2010年，残友集团的销售收入已高达9400多万元。郑卫宁说：“一直到今天，那些香港的残疾朋友只要到深圳，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无障碍车、升降轮椅去接他们，去尽力地安排，非常感恩。”
一眨眼16年过去了，刘勇已经去喀什两年了。而北大才子李虹已经退养近7年时间。“李虹去年就开始停药了，已经是多活一年了。医生都在跟我说准备办后事，现在是在依靠个人的意志在生存，只能期待奇迹了。”郑卫宁说，“残疾人的一生中，与金钱相比更重要的是光荣。因为身体的限制，让我们从小不敢有梦想。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有着色彩各异的梦想，但是对全部的残疾人来说，在走向社会的那一刻，唯一的梦想就是养活自己。我们不敢挑职业，更不敢去想自己有所成就，但是就是仅仅这一个梦也很难实现。刘勇选择去喀什，我们支持他。他的一生就在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
刘勇并非先天残疾，幼年玩耍时不慎掉入菜窖，脊骨受损。经过多次生命攸关的大手术，一直以一根钢筋支撑着躯体，身高仅1.4米。2011年，刘勇来到新疆，喀什残友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两年时间刘勇把60人的团队发展到200多人。太太生孩子也没让回深圳，孩子取名疆疆。当地没有进口奶粉，就直接给孩子喝羊奶。
祸兮？福兮？
在“残友”总部的墙上贴着一张集体婚礼的照片，郑卫宁说那是他最感动的时刻。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个叫李元毅的男孩子。李元毅患有严重的脑瘫，基本上无法说话，但是在编程的时候，文案写得最好。他通过做架构师找到了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健全女朋友，现在女儿也出生了。
“活着，对我们来说，每天都是最后一天。每天我睁开眼来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我爱你。每天睡去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亲爱的，我爱你。”这是摘自《七米爱情》里面的语句。这看似普通、平静的情话，写来却是不易的。书的作者正是“残友”的软件之父李虹和他的妻子胡英。身患“渐冻人”症的李虹毕业于北京大学，妻子胡英十三岁患病导致双下肢高位截瘫，是个安静的四川姑娘。胡英爱好文学，给自己取了个诗意的笔名叫“诗盈”。有一天，胡英在“中华残疾人服务网”上申请了一个个人主页，但是费好半天劲上传后却显示不出来，她打电话来网站问，接电话的正好是李虹，两人也就因此而相识。之所以叫《七米爱情》，是因为李虹病重不能上班，每天只能送在残联工作的妻子到电梯口，从家到电梯口的距离刚好七米。 郑卫宁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刘海军是学中医出身的，曾开过医疗诊所。刘海军笑言直至现在自己挣的钱都没以前开诊所的时候多，但是这种生活却让他感觉幸福与价值。同时，也是在“残友”他收获了爱情。“海军的太太是个很漂亮的香港女孩，之前来这边做义工和海军相识。父母都在香港，平时她都是香港和深圳两地来回。结婚当天，刘海军请了一天假，花了9块钱办了结婚证，没有婚宴，唯一的仪式就是花三千多元在红树林照了一天的婚纱照。”郑卫宁介绍。
“情，总是在琐事中，在一点一滴或大起大落的欢欣与磨难共同积累的，这样的情才是真正的财富。”刘海军这样解释自己的爱情观。在“残友”，有太多这样的患难夫妻了。八零后小伙子占炉华，因儿时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严重残疾。体重两百多斤的占炉华，智商却超群，不到26岁就成了残友软件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曾说：“我相信幸运的人有他们幸运的理由。”大学期间，幸运降临在了他的身上。大学期间回乡探亲，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小胡。一个健全的姑娘因为爱他，义无反顾地跟随他来到深圳，女儿现在已经六岁。
残疾人本身经受的苦难使他们格外地包容，并珍惜爱情，另外他们的心思也格外地细腻，所以残疾人家庭分外和睦。“我们的集体婚礼的时候，我的那些残疾人男孩子找到了健全的女孩子，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在这里，不存在‘富二代’，‘官二代’，任何一个女孩子来找他们都不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或者财富的，而是他们本身的心灵和才华，李元毅是最明显的。身体的残缺是祸，但是反而来看，他们收获的感情却分外地纯洁，这岂不是福呢？”郑卫宁感慨道。
修行的人们
采访当天，“残友”总部门外停着一部路虎，这是“奔驰玫瑰”田英的新车。初见田英，有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亲密地称她为“田姐”。田英，原本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之前和丈夫一起管理着家族企业。2008年，她退出商界，每天开着奔驰到“残友”为大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从而有“奔驰玫瑰”的外号。
“我以前和郑大哥是邻居，有一次我家的电脑坏了就找他们修，也就这样和郑大哥成了朋友。”田英回忆起初识郑卫宁的场景。彻底离开商业圈并到“残友”成为一个全职的工作人员，对田英来说改变是巨大的。田英在“残友”，每个月只能拿到两千元的补贴相比于她自己公司的收入可谓是少之又少，但是她却选择了在这里做一个全职的后勤人员。“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商界的地方，这里的人比较单纯，善良，同时也非常上进。在他们的身上能看到一种非常纯真的人间本色。而且，这是一群非常乐观的人，所以就慢慢地走近了，时间越长就越是离不开。”
她常带着同事们去逛商场，每当遇到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的时候，她就非常愤怒。来自北京的田英说话利落，骨子里也有股北方人的韧劲。很多次，她就站出来和路人在大街上理论了起来。每年除了有两个月的时间和家人出门旅游之外，其它时间她都在“残友”。最近，刚从澳大利亚回来的田英感慨走到哪都还挂记着这里的人。有一次，她去西藏旅游回来，给每个人都带来一串天珠，祈求平安。田英说：“来‘残友’已经不再是业余时间要做的事情了，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长时间不来，就感觉自己找不到方向了。”田英把自己在“残友”的一举一动称为自我的修行，在帮人的同时，为自己找到心灵的慰藉。
田英已经成为“残友”义工的代言人了，但她自己却对此感到愤愤不平。“社会上有很多人认为我开着名车来做义工就值得宣传，我觉得这不公平。”和田英一样长期在“残友”做义工的还有中信公司的王莉莉女士，以及发廊主朱红秀。王莉莉女士从“残友”创建之初就加入进来，并一直义务担任着“残友”的财务总监。而朱红秀女士则十年如一日地为“残友”每一个人义务理发，就连郑卫宁大哥自己这多年的头发也是她一缕缕剪的。
随着“残友”的发展，郑卫宁出席社交场合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但是企业家中真正和他走得近的也只有深圳时尚集团的总裁郭奎章一个人。随着“巴菲特午餐”的出现，和财富大鳄见面的机会都被人们变相地买卖。但是，郑卫宁以矜持的态度远离功利和投机者，本着自己的初衷宣扬残疾人的事业，就如他16年来未向任何组织借贷一样。郭奎章主动走向了“残友”。刘勇去喀什，郭奎章为他一年买一辆车。“这十几年来，每年春节他都过来发红包，每个红包都一百块钱，不管有多少人，见人就发。他也时常来这边端盘子，推轮椅。当时，我们就开玩笑叫他‘开着保时捷的义工’，后来，他的海上皇宫建了之后，我们的十周年活动也是在那边办的。”郑卫宁说。
但是，就在去年，曾经受到胡锦涛主席5次接见的郑卫宁在自己家小区楼下，因为向人借火燃烟而被人误以为乞丐。面对这样的误会，他常借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的那句“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不是不理解，而是不了解”，来宽慰自己。
深夜的深圳市莲花路是漆黑的，但是却有一处大楼整层都灯火通明。这里就是一个叫做“残友”的残疾人“共和国”。这个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社会企业，可谓是残疾人世界的奇迹。16年时间，从五个残疾人小组发展成为了一个资产过千万的上千人的集团，一路走来他们无数次遇到过捉襟见肘的困境，却只有一个人因为身体原因离开过团队。他们中的多数人过着倒数生命的日子，他们戏称自己是习惯了死亡的一群人，在互联网这个瞬息万变的行业，他们却用残缺之躯拼搏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路过“残友”总部的时候，人们偶尔会发现有奔驰、路虎或者保时捷这些名车停在外面，并排而列的是铭有“残友”标志的残疾人专用车。名车是义工们的，其中不乏有深圳时尚集团董事长郭奎章、“奔驰玫瑰”田英这样的名人，更有低调的中信公司财务总监王莉莉、高级形象顾问朱红秀、《深圳商报》记者朱锐等这样低调的爱心人士。“在这里能看到久违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情。”田英说。
做梦的勇气
在“残友”，每个人都叫郑卫宁“大哥”。这样称呼一个企业的创始人是少有的，但是就如郑卫宁自己说的，“这不是一门生意，这里是一个家”。
初次见郑卫宁，未见其人就已先闻其声了。年近六十的郑卫宁现在已经辞去了自己在残友集团的大部分职务，业余的时候会去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残友”内部的工作人员见他的机会也少了，于是人还没进门，就开始急切地打起招呼。
看着眼前这个爽朗、幽默的老先生，似乎过去的苦难都被他的笑容融化了。郑卫宁，1955年出生在军人之家，父母皆为老红军，其母是“双枪老太婆”电影角色的原型。不幸的是他却是先天的血友病患者。血友病是一种遗传病，患者体内的凝血因子缺乏，缺乏到一定的量之后，即便是每天绝对地卧床，身体关节、肌肉和内脏也会自发性地出血。“我是重症，现在每周都要补充健全人的凝血因子两到三次。”郑卫宁介绍，“如果不及时输血，一个小时内就会有生命危险。”虽然家庭富足，但是因为长期输血需要大量的费用，加上自己根本无法工作，导致郑卫宁非常悲观，甚至三度自杀。
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在国内兴起，身处在深圳这块互联网热土的郑卫宁因为一次诺基亚公司的演讲而进入了互联网的世界。接触了互联网之后的郑卫宁如发现了新大陆的哥伦布般欣喜。“《圣经》上说，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电脑屏幕就是上帝为我们打开的一扇生命之窗。压抑了千年的生产力突然找到了爆发点，突然出现了一个让残疾人坐在家里就可以接触世界、生产产品，并参与社会建设的工具。”郑卫宁说。
1997年，郑卫宁通过深圳市义工联找到了李虹、刘勇、钱斌、罗军、麦建强五位残疾人在母亲留下的房子里创建了“残友”。郑卫宁从父亲退休的武汉海军工程大学请来一个教授教大家用电脑。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周一到周五都住在郑卫宁家，周末他再把大家送回去。“刚来的时候，刘勇仅仅会在电脑上打字。来了之后，每天有15个小时趴在电脑前。”郑卫宁回忆。从1997年开始工作，1999年刘勇就拿到了深圳市的网页设计冠军，2000年2月份获得广东省的网页设计的冠军，5月份又拿到了全国网页设计的亚军，8月份代表中国到了布拉格参加世界网页设计大赛，拿了第五名。“我又不是选了5000个人，我选了5个人里面就能出这么好的成绩，那就说明残疾人在电脑上有着后发的先天优势的。”郑卫宁自豪地说。
从1997年到1999年，残友都没有盈利。1999年的平安夜是大家的第一次拿工资，当时香港的3个残疾人一起凑了6张面额为500的港币发给六个人，每人一张。到2010年，残友集团的销售收入已高达9400多万元。郑卫宁说：“一直到今天，那些香港的残疾朋友只要到深圳，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无障碍车、升降轮椅去接他们，去尽力地安排，非常感恩。”
一眨眼16年过去了，刘勇已经去喀什两年了。而北大才子李虹已经退养近7年时间。“李虹去年就开始停药了，已经是多活一年了。医生都在跟我说准备办后事，现在是在依靠个人的意志在生存，只能期待奇迹了。”郑卫宁说，“残疾人的一生中，与金钱相比更重要的是光荣。因为身体的限制，让我们从小不敢有梦想。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有着色彩各异的梦想，但是对全部的残疾人来说，在走向社会的那一刻，唯一的梦想就是养活自己。我们不敢挑职业，更不敢去想自己有所成就，但是就是仅仅这一个梦也很难实现。刘勇选择去喀什，我们支持他。他的一生就在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
刘勇并非先天残疾，幼年玩耍时不慎掉入菜窖，脊骨受损。经过多次生命攸关的大手术，一直以一根钢筋支撑着躯体，身高仅1.4米。2011年，刘勇来到新疆，喀什残友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两年时间刘勇把60人的团队发展到200多人。太太生孩子也没让回深圳，孩子取名疆疆。当地没有进口奶粉，就直接给孩子喝羊奶。
祸兮？福兮？
在“残友”总部的墙上贴着一张集体婚礼的照片，郑卫宁说那是他最感动的时刻。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个叫李元毅的男孩子。李元毅患有严重的脑瘫，基本上无法说话，但是在编程的时候，文案写得最好。他通过做架构师找到了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健全女朋友，现在女儿也出生了。
“活着，对我们来说，每天都是最后一天。每天我睁开眼来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我爱你。每天睡去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亲爱的，我爱你。”这是摘自《七米爱情》里面的语句。这看似普通、平静的情话，写来却是不易的。书的作者正是“残友”的软件之父李虹和他的妻子胡英。身患“渐冻人”症的李虹毕业于北京大学，妻子胡英十三岁患病导致双下肢高位截瘫，是个安静的四川姑娘。胡英爱好文学，给自己取了个诗意的笔名叫“诗盈”。有一天，胡英在“中华残疾人服务网”上申请了一个个人主页，但是费好半天劲上传后却显示不出来，她打电话来网站问，接电话的正好是李虹，两人也就因此而相识。之所以叫《七米爱情》，是因为李虹病重不能上班，每天只能送在残联工作的妻子到电梯口，从家到电梯口的距离刚好七米。 郑卫宁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刘海军是学中医出身的，曾开过医疗诊所。刘海军笑言直至现在自己挣的钱都没以前开诊所的时候多，但是这种生活却让他感觉幸福与价值。同时，也是在“残友”他收获了爱情。“海军的太太是个很漂亮的香港女孩，之前来这边做义工和海军相识。父母都在香港，平时她都是香港和深圳两地来回。结婚当天，刘海军请了一天假，花了9块钱办了结婚证，没有婚宴，唯一的仪式就是花三千多元在红树林照了一天的婚纱照。”郑卫宁介绍。
“情，总是在琐事中，在一点一滴或大起大落的欢欣与磨难共同积累的，这样的情才是真正的财富。”刘海军这样解释自己的爱情观。在“残友”，有太多这样的患难夫妻了。八零后小伙子占炉华，因儿时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严重残疾。体重两百多斤的占炉华，智商却超群，不到26岁就成了残友软件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曾说：“我相信幸运的人有他们幸运的理由。”大学期间，幸运降临在了他的身上。大学期间回乡探亲，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小胡。一个健全的姑娘因为爱他，义无反顾地跟随他来到深圳，女儿现在已经六岁。
残疾人本身经受的苦难使他们格外地包容，并珍惜爱情，另外他们的心思也格外地细腻，所以残疾人家庭分外和睦。“我们的集体婚礼的时候，我的那些残疾人男孩子找到了健全的女孩子，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在这里，不存在‘富二代’，‘官二代’，任何一个女孩子来找他们都不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或者财富的，而是他们本身的心灵和才华，李元毅是最明显的。身体的残缺是祸，但是反而来看，他们收获的感情却分外地纯洁，这岂不是福呢？”郑卫宁感慨道。
修行的人们
采访当天，“残友”总部门外停着一部路虎，这是“奔驰玫瑰”田英的新车。初见田英，有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亲密地称她为“田姐”。田英，原本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之前和丈夫一起管理着家族企业。2008年，她退出商界，每天开着奔驰到“残友”为大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从而有“奔驰玫瑰”的外号。
“我以前和郑大哥是邻居，有一次我家的电脑坏了就找他们修，也就这样和郑大哥成了朋友。”田英回忆起初识郑卫宁的场景。彻底离开商业圈并到“残友”成为一个全职的工作人员，对田英来说改变是巨大的。田英在“残友”，每个月只能拿到两千元的补贴相比于她自己公司的收入可谓是少之又少，但是她却选择了在这里做一个全职的后勤人员。“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商界的地方，这里的人比较单纯，善良，同时也非常上进。在他们的身上能看到一种非常纯真的人间本色。而且，这是一群非常乐观的人，所以就慢慢地走近了，时间越长就越是离不开。”
她常带着同事们去逛商场，每当遇到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的时候，她就非常愤怒。来自北京的田英说话利落，骨子里也有股北方人的韧劲。很多次，她就站出来和路人在大街上理论了起来。每年除了有两个月的时间和家人出门旅游之外，其它时间她都在“残友”。最近，刚从澳大利亚回来的田英感慨走到哪都还挂记着这里的人。有一次，她去西藏旅游回来，给每个人都带来一串天珠，祈求平安。田英说：“来‘残友’已经不再是业余时间要做的事情了，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长时间不来，就感觉自己找不到方向了。”田英把自己在“残友”的一举一动称为自我的修行，在帮人的同时，为自己找到心灵的慰藉。
田英已经成为“残友”义工的代言人了，但她自己却对此感到愤愤不平。“社会上有很多人认为我开着名车来做义工就值得宣传，我觉得这不公平。”和田英一样长期在“残友”做义工的还有中信公司的王莉莉女士，以及发廊主朱红秀。王莉莉女士从“残友”创建之初就加入进来，并一直义务担任着“残友”的财务总监。而朱红秀女士则十年如一日地为“残友”每一个人义务理发，就连郑卫宁大哥自己这多年的头发也是她一缕缕剪的。
随着“残友”的发展，郑卫宁出席社交场合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但是企业家中真正和他走得近的也只有深圳时尚集团的总裁郭奎章一个人。随着“巴菲特午餐”的出现，和财富大鳄见面的机会都被人们变相地买卖。但是，郑卫宁以矜持的态度远离功利和投机者，本着自己的初衷宣扬残疾人的事业，就如他16年来未向任何组织借贷一样。郭奎章主动走向了“残友”。刘勇去喀什，郭奎章为他一年买一辆车。“这十几年来，每年春节他都过来发红包，每个红包都一百块钱，不管有多少人，见人就发。他也时常来这边端盘子，推轮椅。当时，我们就开玩笑叫他‘开着保时捷的义工’，后来，他的海上皇宫建了之后，我们的十周年活动也是在那边办的。”郑卫宁说。
但是，就在去年，曾经受到胡锦涛主席5次接见的郑卫宁在自己家小区楼下，因为向人借火燃烟而被人误以为乞丐。面对这样的误会，他常借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的那句“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不是不理解，而是不了解”，来宽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