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是1987年元月份从费城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转到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书的，那个时候洛杉矶华人不多，我住在靠近市中心“鹰岩区”（Eagle Rock）妹妹家几个月，离靠近市中心的唐人街很近，傍晚、周末有空就会去那里走走。那里有两三家小书店，其中一间好像叫做“东方书店”，靠近去帕萨迪纳的101公路出入口，下一个比较陡的坡就是，马路边可以停车。
那家书店面积不大，主要卖大陆图书，价格也颇合适，书很多，密密麻麻有十多层高，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书架之间很窄狭，很有旧书店的感觉。我在费城的时候，很难找到国内的出版物，这个书店很解决问题，因此成了我时常去的地方。
书店里经常就是一个售货员，坐在入口的收银机后面，顾客很少，自己看书、找书，找好了到门口交钱，收款台后面值班的是一个个子很高的青年，修长文静，面善却冷淡，看起来大约年龄也就三十岁的样子，我进书店门的时候他仅仅抬头看看我，也没有打招呼，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面熟，一下子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第二次去的时候，看见他安静地坐在柜台后面继续看书，我忽然想起来，是写《伤痕》这篇小说的作者卢新华。于是过去打招呼，说“我看过你的书”，他笑笑，轻轻回答说：谢谢。我问他在洛杉矶做什么呢，他说在加州大学攻读学位，学文学，我说文学不好读。他倒也不问我做什么，和他聊了几句，谈不热络，就没有谈下去了，之后再去书店多次，有时是买书，有时仅仅买份报纸，他也都客客气气的打招呼。
每次去都和他聊聊生活，知道他除了在书店卖书之外，有时候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所在的“西木区”（West Wood）给游客踩三轮车，据说收入不错。西木是一个大学、电影院很多的旅游区，靠近滨海的圣塔莫妮卡区，游人很多，三轮车是旅游噱头，并非我们中国人意义中的三轮车，游客给现金，有些大学生在放假的时候会做的。
第一次见卢新华好像是在1988年，过了几年，大约到1993年前后，我搬到另外一个靠东面的区里去了，因此书店去得比较少，何况当时在蒙特利公园市已经开了两家新的中文书店，无需去唐人街淘书了。但是有时候还是去，因为那家书店有好像“文革”期间积存的书，是别处没有的。但是不见卢新华在书店了，问书店的老板，说他去拉斯维加斯赌场发牌去了，前后五年，“伤痕”文学的开创人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是一段很特别的记忆，因为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他的那篇小说的影响可就大了。而他的这种安于天命的平静消沉，也和他的《伤痕》那种对时代充满了控诉张力的文章中彰显的气势大相径庭。
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在艺术上出现了两股潮流，一股是用控诉“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来创作，因为以暴露伤痕为主要方法，称之为“伤痕艺术”，而第一次用“伤痕”这个说法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因为从来没有这样揭露政治伤痕的艺术形式出现过，因而出来的时候非常轰动；另外一股潮流就是形式主义，包括模仿印象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林林总总，两股风延续了几年，到1978年末、79年初期的政治异议艺术出现，好像“星星画展”，伤痕艺术、形式主义潮流就慢慢消退，逐步在1980年代为类似政治波普、理性群体取而代之，如果从发展历史上来看，伤痕、1970年代后期的形式主义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只不过前者用简单的学院派写实主义手法揭疮疤，批评强度不足；而后者模仿早期西方现代主义形式居多，始终没有自己的立足点，因而逐步消失。
我最早看到小说《伤痕》是在1978年，这篇小说当时刊载在当年夏天的《文汇报》上，《文汇报》是上海的报纸，我当时还在武汉，朋友拿来，说“痛快痛快”，这篇七千余字的小说一炮而红，据说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一夜之间，“卢新华”这个名字为国人所熟知，“伤痕”一词很快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伤痕文学”也经由这篇小说发轫、命名。不过卢新华在1986年就去了洛杉矶，在加州大学读研究生，为了弥补家计，也在书店打工，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在书店工作恐怕是最惬意的了。
那家书店面积不大，主要卖大陆图书，价格也颇合适，书很多，密密麻麻有十多层高，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书架之间很窄狭，很有旧书店的感觉。我在费城的时候，很难找到国内的出版物，这个书店很解决问题，因此成了我时常去的地方。
书店里经常就是一个售货员，坐在入口的收银机后面，顾客很少，自己看书、找书，找好了到门口交钱，收款台后面值班的是一个个子很高的青年，修长文静，面善却冷淡，看起来大约年龄也就三十岁的样子，我进书店门的时候他仅仅抬头看看我，也没有打招呼，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面熟，一下子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第二次去的时候，看见他安静地坐在柜台后面继续看书，我忽然想起来，是写《伤痕》这篇小说的作者卢新华。于是过去打招呼，说“我看过你的书”，他笑笑，轻轻回答说：谢谢。我问他在洛杉矶做什么呢，他说在加州大学攻读学位，学文学，我说文学不好读。他倒也不问我做什么，和他聊了几句，谈不热络，就没有谈下去了，之后再去书店多次，有时是买书，有时仅仅买份报纸，他也都客客气气的打招呼。
每次去都和他聊聊生活，知道他除了在书店卖书之外，有时候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所在的“西木区”（West Wood）给游客踩三轮车，据说收入不错。西木是一个大学、电影院很多的旅游区，靠近滨海的圣塔莫妮卡区，游人很多，三轮车是旅游噱头，并非我们中国人意义中的三轮车，游客给现金，有些大学生在放假的时候会做的。
第一次见卢新华好像是在1988年，过了几年，大约到1993年前后，我搬到另外一个靠东面的区里去了，因此书店去得比较少，何况当时在蒙特利公园市已经开了两家新的中文书店，无需去唐人街淘书了。但是有时候还是去，因为那家书店有好像“文革”期间积存的书，是别处没有的。但是不见卢新华在书店了，问书店的老板，说他去拉斯维加斯赌场发牌去了，前后五年，“伤痕”文学的开创人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是一段很特别的记忆，因为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他的那篇小说的影响可就大了。而他的这种安于天命的平静消沉，也和他的《伤痕》那种对时代充满了控诉张力的文章中彰显的气势大相径庭。
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在艺术上出现了两股潮流，一股是用控诉“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来创作，因为以暴露伤痕为主要方法，称之为“伤痕艺术”，而第一次用“伤痕”这个说法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因为从来没有这样揭露政治伤痕的艺术形式出现过，因而出来的时候非常轰动；另外一股潮流就是形式主义，包括模仿印象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林林总总，两股风延续了几年，到1978年末、79年初期的政治异议艺术出现，好像“星星画展”，伤痕艺术、形式主义潮流就慢慢消退，逐步在1980年代为类似政治波普、理性群体取而代之，如果从发展历史上来看，伤痕、1970年代后期的形式主义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只不过前者用简单的学院派写实主义手法揭疮疤，批评强度不足；而后者模仿早期西方现代主义形式居多，始终没有自己的立足点，因而逐步消失。
我最早看到小说《伤痕》是在1978年，这篇小说当时刊载在当年夏天的《文汇报》上，《文汇报》是上海的报纸，我当时还在武汉，朋友拿来，说“痛快痛快”，这篇七千余字的小说一炮而红，据说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一夜之间，“卢新华”这个名字为国人所熟知，“伤痕”一词很快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伤痕文学”也经由这篇小说发轫、命名。不过卢新华在1986年就去了洛杉矶，在加州大学读研究生，为了弥补家计，也在书店打工，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在书店工作恐怕是最惬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