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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古”理想的推动下，魏孝文帝开启了一个门阀士族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寒门出身的士人又会有何种际遇?李彪一生的经历，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真切的个案。
李彪出身寒门，有才智，有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愿望，依靠自己的奋斗和一些高官的援引，他在朝廷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在鲜卑豪门和汉族门阀主导的北魏政坛，在极端崇尚门第的孝文帝眼中，“出身低下”就像标签一样贴在李彪身上挥之不去。他可以终生忍受歧视，但作为一个父亲，不忍心子女也沦为门第政策的牺牲品。高傲的个性、对子女命运的焦虑和时代氛围的压抑，最终酿成了李彪的悲剧结局。通过李彪的一生，我们能更深切地认识改革家——魏孝文帝和他所开创的时代。
一、出身与早年奋斗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生于445年。他的名字是后来孝文帝改的，原名我们已经不知道了。李彪出身寒微，从小就是孤儿，和诸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子弟一样，他改变命运的方式是学习。那时还没有给平民开办的国立教育机构，但民间有一些学者老儒会开私塾授课。李彪就是从同乡一位儒生那里接受了文化教育。
对李彪来说，求学的意义不仅是学习知识，也能结交到身份高一些的士人。学成后，他开始和家乡附近的一些士族官宦子弟交游。不久，一位年轻的鲜卑贵族、平原王陆叡，改变了同样年轻的李彪的人生。他偶然路过李彪家乡，很钦佩李彪的学问人品，带他一起回到当时的都城·——平城。李彪在陆家做家庭教师，陆叡给他提供衣服、车马甚至仆人，待遇很优厚。
这时，年幼的孝文帝刚刚接受了父亲传给的帝位，朝政实际控制在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手中。靠着陆叡和一些同乡官僚的推荐，李彪结识了一位很受冯太后器重的官员李冲。李冲出自曾经割据凉州的豪门、著名的陇西李氏，比李彪小五岁，但较早得到冯太后宠信，担任类似太后的秘书长职位，而且很可能也是太后的面首，在朝廷势力很大。李彪地位寒微，又不愿折腰事权贵，本来没机会从政，但李冲非常欣赏李彪的才学，对他礼敬有加，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还经常向冯太后推荐，最终使李彪被任命朝廷中书省的“博士”职位，给宗室和权贵子弟教授文化课。这时的孝文帝不足十岁，李彪三十多岁。
李彪任中书博士长达十几年，工作兢兢业业，学问、人品都是公认的楷模。这个过程里，他的行政才能逐渐显露出来，开始得到冯太后的任用。太和七年(483)是南齐武帝萧赜即位第一年，这年七月，李彪奉命出使南齐。这是南齐建立五年来，南北间首次通使。此后，魏、齐之间通使频繁，八年里李彪出使南齐有六次之多。
太和十年(486)，孝文帝年满二十岁，正式亲政。但冯太后权力欲极强，仍继续控制朝政。孝文帝自幼聪颖好学，是儒家复古理想的忠实信徒，现在不能在内政外交的大事上作决策，就把兴趣放在礼乐制度的研究上。此后不久，李彪由中书博士调任秘书丞，级别是正四品下，负责编修国史。
以前，北魏朝廷的修史工作时断时续，成效甚微。李彪则积极从事修史，把原来编年体的国史改为纪传体，增设了纪、传、表、志等体例，以致数十年后魏收在修《魏书》时，还在感叹李彪的功劳。年轻的孝文帝此时还为李彪改了名字，因为班彪、班固父子作《汉书》、司马彪作《续汉书》。现在给他改名为“彪”，也是希望他在修史上做一番事业。
李彪最后两次出使南齐时，冯太后已经去世。这期间的南齐皇帝一直是萧赜。本来在通使之初，萧赜想给北魏使臣一点下马威，专门安排在玄武湖进行军事演习，在战舰上会见李彪。但随着互相了解的深入，他越来越钦佩李彪的才能，二人居然成了好友。萧赜喜欢诗文，经常和李彪赋诗唱答。李彪最后一次到南齐时，萧赜赋诗伤怀，感慨流连不已，亲自为李彪送行，直到长江边。这种君臣际遇，却是李彪在自己的乡邦难以奢望的。
二、逐渐遭遇门第歧视
冯太后去世之后，24岁的孝文帝才真正有了皇帝的权力。但和几乎所有的帝王都不一样，他全盘接受了冯太后选拔的官僚队伍，其中也包括李彪和李冲。
大概在太和十六年(492)，李彪升职为秘书令(从三品上)。孝文帝成年后的诏书都是亲笔所作，任命李彪的诏书为：
历观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荫，著德当时；或见拔幽陋，流名后叶。故毛遂起贱，奋抗楚之辩，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虽宿非清第，本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忧吏若家，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可特迁秘书令，以酬厥款。这个诏书很明显地表现了孝文帝对门第的看重，和对出身寒微士人的偏见。他声称“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但又念念不忘地指出李彪“宿非清第，本阙华资”，虽然严谨聪明、学识渊博、辛劳奉公，但这个提拔还是属于常例之外的“特迁”。
太和十七年(493)八月，孝文帝迁都洛阳。第二年底，李彪调任御史中尉(正三品上)，这个职位负责监察百官，类似现代的监察部长。就在这一时期，孝文帝除了和南方的齐朝开战外，又开始构思宏大的改革官制计划。在他的复古思维中，周代的“世卿世禄”大概就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所以他把当前的门阀士族看做是中原儒家正统文化的代表，希望高官都由士族担任，这奠定了官制改革的基调。
此时的满朝官员虽然几乎都是宗室、门阀出身，对于孝文这个理想色彩十足的想法，也没人敢公开表示赞同。孝文帝曾和大臣们进行过一次气氛轻松的讨论：门第和做高官是否应该有必然联系?他先指出了一个魏晋以来的普遍现象：一直存在门第高低贵贱之分，这决定着士人的仕途。孝文帝自称对这个现象既赞同又保留，拿不定主意，让群臣发表意见。
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的尚书左仆射李冲首先发难。他质问孝文帝：“自古设立官职，是为了让豪门子弟养尊处优，还是为了帮助君主治理天下?”孝文帝自然承认是为了治理天下。李冲又问：“既然如此，那陛下当今为什么专门推崇门第，不命令各地选拔寒微人才?”孝文解释说：“普通人如果才能出众，自然会脱颖而出；门阀子弟即使没有才能，但肯定德行敦厚，可放心使用。”李冲继续追问：“商、周时候的傅岩、吕望，难道也是依靠门第做官的?”孝文辩解道：“傅岩、吕望这种人是不世之才，只能看做特例。”
李冲大概不想光自己一个人唱反调，于是向其他臣僚戏言：“希望诸位来援助我!”李彪接过话头说：“我这里兵力不多，难以救援。不过心里的话，也不敢不表白：如果陛下专门看重门第，那么以孔子为例，不知道是鲁国的三卿优秀，还是孔门四科优秀?”这是暗示世族政治的弊病，即势力强大的贵族会威胁君主统治。孝文帝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我刚说过了。其实孝文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他也许是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中书侍郎韩显宗以前就批评过孝文帝“贵古而贱今”，他也继而发难：“现在陛下规定，中书、秘书省的令、监之子，一入仕就可以担任秘书郎。本朝历任监、令很多，他们的儿子，难道都能胜任秘书郎工作?”大概前代令、监的儿子多有不成器的，韩显宗才会这么问。孝文帝的回答是：“现任监、令的儿子们总胜任吧?”这又把球踢给了群臣，这些人总不好说自己的孩子不合格。最后，孝文帝象征性 地作了点承诺：如果真有高明出众的英才，我也不会只按章程，埋没人才。
不久，孝文帝在朝堂正式引见群臣，发布刚刚制订的官员品令制度。这套制度大概比较明确地规定了门第评定标准和高门任官特权。孝文帝在朝会上说：
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这还是和众臣论战时的论调：如果有特殊的贤才，也可以不拘门第，“起家为三公”，但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讲究门第。
门第压力没有使李彪萎靡不振。他性格刚直果敢，在御史中尉任上，这种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弹劾不避亲贵，不法宗室、高官都有所收敛。孝文帝将他比作汉武帝的直臣汲黯，经常称呼他为“李生”。汉武帝虽视汲黯为能臣，但对其粗率无礼也颇不满。李彪比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还要大十岁，此时已经五十多岁。“李生”这个亲昵称呼的背后，隐含着一丝轻亵的意味。重其才干，用而不亲，这大概就是孝文帝对李彪的真实心态。
太和二十一年(497)夏，李彪因为安抚汾州叛胡和告发废太子谋反有功，被孝文帝升为散骑常侍(正二品下)，仍兼御史中尉职务。第二天，孝文就对这个任命后悔了。魏晋以来，散骑常侍都是清要之官，和皇帝见面的机会很多，一贯由高门士族担任，李彪的出身显然不够格。
正巧另一位散骑常侍郭祚在身边，孝文帝对他说：“我昨天错授了一个官职!”郭祚劝他，已成之事就不要再改。孝文还是不甘心，当时授官惯例，臣下都要上书谦让一下，孝文希望等李彪上书趁机改授。李彪大概也体会到了孝文帝的心思，索性上书坦陈心迹：“散骑常侍之职我渴望已久，不敢虚伪辞让。”孝文遂无可奈何。
这年夏天，孝文帝与群臣在新建的园林里宴会。席间，孝文帝对李冲说：“崔光的博学、李彪的正直，是我国家得人才之基础。”这是他对李彪的最高评价。但在宗室、高门看来，李彪始终是和他们出身不同的异类。年轻的远支宗室元志担任洛阳县令，在路上遇到李彪车队，两人互不让路。官司打到孝文帝前，孝文帝让二人同样待遇，分路而行。二人出门后，孝文帝对身边人夸赞元志的血统气质：“这年轻人不错，正是所谓王孙公子，不用雕琢自成大器!”
三、压抑与爆发
孝文帝时期，乃至整个北朝，“门第”虽然是为官的重要因素，但却从来没有过一套严格的、可操作的标准。只要父亲、祖父辈担任过高官，就可以算有“门第”出身；声称远祖是汉代、魏晋的某位高官，也是一个办法。当时选拔官员的制度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讲究地域平衡，每个州、郡都有自己的高门大姓。很多人“自云”先祖是汉魏晋时某高官，其实他们往往只是同乡、同姓而已，年深日久，无从查考，只要自己一口咬定，一般也就得到默认了。不幸的是，李彪自己出身寒微，而家乡顿丘还有一个李姓高门——李崇家族。他和李崇家族实在攀不上亲，前代顿丘籍的李姓名人，自然也轮不到他认作祖先了。
此外，在孝文帝之前，北魏帝王的门第观念还不太重，只要得到皇帝赏识，出身低微者也可以做到高官，不会受人歧视。冯太后当政时，很多宦官都受到宠幸，爵封王、公，甚至担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官职。按照南朝的门第观念，这可都是一流高门才能担任的清要官职。冯太后死后，这些宦官年老资深，依旧很受孝文帝礼敬。
到李彪这一代人进入中年之际，正逢年轻的孝文帝按照复古理想和门第观念改革制度。孝文帝草拟的门阀制度，主要是按三代先祖的官爵高低划分门第，由门第决定从政时的官职。选官制度一旦涉及实际操作层面，就问题重重，何况涉及数十年前的“历史问题”。所以北魏朝廷数次试图确定姓族门第，一直纠纷不断。
这种情况下，那些门第不是特别显赫的士人，更感觉压力重重，拼命标榜自己的先祖名望，并通过排斥、贬低出身更低的人，来显示自己的门第。李彪顺理成章地成了寒门的代表，和他在出身上“划清界限”，就是标榜自己门第的最好办法。
李彪和广平郡的宋弁交好，他们的家乡都是相州。宋弁祖父在先朝担任过中书博士、太守，出身背景比李彪好。宋弁本人的从政资历却比李彪浅，早些年曾是李彪的下级，但靠才能和门第受到孝文帝赏识，迁都洛阳后，仕至散骑常侍，兼领相州大中正，负责划定本州籍官员的门第高低。宋弁和孝文帝私下商量，仍旧把李彪定为寒门。这样做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无私，不为朋友枉法，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产生和自己竞争的同乡门第。
可以想象，生性高傲的李彪知道后，心中会作何感受。退一步说，李彪可以对自己的仕途不作太多奢望。毕竟经过近三十年的奋斗，他从寒微书生爬到了三品高官，可以知足了，但他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子女。
李彪有一子一女，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儿子李志，十余岁就能作文了，女儿也自幼教授识字。李彪对这对子女非常喜爱和自豪。日渐严重的门第压力，使他常为孩子的未来揪心，以致在公私聚谈、宴会场合，都要向同僚们称扬夸赞一番。孝文帝对此难以容忍，还专门批评过他。
太和二十一年八月，孝文帝开始了第二次南伐。尚书仆射李冲、任城王元澄留守洛阳，共同负责后方事宜。李彪也留在洛阳兼任度支尚书，为前方军队提供后勤保障。
这时，李彪的儿子已经到了参加工作的年龄。李彪请求吏部尚书郭祚给李志任命一个官职。郭祚称李彪门第不够格，没有同意。郭祚的解释是：“你和宋弁是同乡至交，是他压低了你的门第。你能不责怪他，只埋怨我吗?”李彪对此深为愤恨。
五十四岁的李彪此时完全失去了控制。他对“门第”的满腔愤怒无处发泄，最终竟然酿成了一场和李冲的冲突。这用常理颇难解释。李冲是最早赏识、提拔李彪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得力的人。李冲性格柔顺，上下级人际关系处理得非常妥帖，几乎从未和任何人有过正面冲突。
但从李彪的角度看，他不敢与宋弁、郭祚这些在门第问题上伤害过他的人翻脸。那样只会显得他是一个谋取私利不遂、转而打击报复的小人，使他和当前的门第政策、和满朝高门彻底决裂。李彪绝对不敢这样。当初李冲对他的提携帮助，在此时的李彪看来，却逐渐变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恩人式的施舍。李冲一帆风顺的经历、游刃有余的个性，又使他在李彪心中成为整个高门阶级的成功代表。以前李彪在御史台工作，李冲在尚书省，碰面机会不多。现在李彪兼度支尚书和李冲整天共事，满腔怨愤逐渐无法克制，变成了对李冲的抵制抗拒、恶语怒目。
《魏书》的李彪本传称，宋弁曾受到李冲压制，遂怂恿李彪攻击李冲。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未必是李彪失态的根本原因。——以他的才智和政治阅历，不会这么容易被人利用，何况此时宋弁正随孝文帝南征，不在洛阳。李彪只是对李冲表达愤怒，并非政治斗争的揽权争利，或者搜集证据告黑状。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这种公开对抗没有任何好处，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
门第压力下，李彪积累了多年的紧张、愤怒情绪彻底爆发，使他失去了理智，恐怕自己也不能解释自己的行为。李冲大概也不理解李彪何以行为失常。他 当面斥责李彪：“尔如狗耳!为人所嗾。”仍是怀疑宋弁在背后怂恿。李彪的反常行为使李冲完全失态，他数次与李彪争吵，震怒中大呼大叫，甚至摔断桌案。
毕竟李冲是李彪的上级。他征得任城王澄支持，逮捕了李彪以及御史台诸侍御史，上书孝文帝要求罢免李彪，送廷尉治罪。上书中，李冲指出，李彪“昔于(在)凡品，特以才拔”。为了证明他与李彪没有私人恩怨，李冲特意提到，李彪在入仕之初曾努力为公，成效卓著。关于李彪的罪错，李冲举出来的也只有昔日会审犯人时严酷刻急，最近行为乖张失常而已，没有政治斗争常用的贪污、谋反等罪名。
李冲性格素来温和，但与李彪的争执使他精神错乱，一病不起，病中还在胡言乱语，责骂李彪是小人，十余天后就死去了，时年四十九岁。孝文帝在前线指挥部看到李冲上表，也惊愕不已：“何意留京如此也!”李冲死讯传来，孝文为之举哀，哭泣不能自持。法官判处李彪死刑，孝文帝予以赦免，只给予免官处罚。李彪不久就回到顿丘家中。
四、修史余生及其子女的际遇
太和二十二年(498)十一月，孝文帝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第二次南征，抱病北还，到达相州治所邺城。李彪在邺城南拜迎车驾。孝文帝接见了平民李彪，对他说：“我当初对你期望之高，希望你尽忠报国。近来看到报告，实在违背我的期望。你自己说，你今天到这地步，是我在整你，是执政大臣整你，还是你咎由自取?”
李彪此时已经从狂躁中安静下来。李冲之死恐怕是他永远难以解脱的包袱。他说：“臣的罪过都是自己招致，既不是陛下，也不是执政无端给的。臣罪至此，早应正法，不该来烦扰陛下。只是听说陛下身体不适，所以前来问安，不敢为谢罪而来。”
宋弁一直找机会替李彪说好话，孝文帝也准备重新任用他。就在这时，有人告发李彪在担任御史中尉期间的一些问题。孝文帝相信李彪的清白，命不必给他上刑具，随车驾一起回洛阳候审。
因疾病缠身，孝文帝在邺城度过了新年。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初，车驾返京，在洛阳城外途经李冲之墓。病中的孝文帝卧在车内，遥望新坟，掩泣良久。他不会意识到，这场悲剧的总根源，居然是他自己的复古理想和门第观念。
李彪被带到洛阳不久，就得到赦令，免除了官司纠纷。此年三月，孝文帝第三次南伐，不久病逝于途中，时年三十三岁。年轻的太子元恪继位，是为世宗宣武帝。按孝文遗诏，由尚书令王肃、任城王元澄等五大臣辅政。
李彪不甘心废罢，积极结交王肃等高官，希望靠他们的帮助，复任修史之职。得到王肃承诺后，李彪上书朝廷，称孝文帝一生功业卓著，朝廷应该为之修史立德。自己十几年前修过国史，现在如果让新人负责，恐怕不了解当年的修史体例和工作方法，因此请命为朝廷修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表中，李彪多次提到修史是父子相传之学。他引用了“相门有相，将门有将”的谚语。可以想象，深受门第歧视之苦的李彪，对这个谚语会有多么大的反感。现在，他却要用这个谚语说明“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宜其世矣”。为了证明史官应当世袭，他又引用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承作《史记》，班彪、班固父子合力作《汉书》的先例。
这是何故?大概李彪还在为儿子的出路焦心：李志到此时还没有一官半职。他十分希望李志能和自己一起修史，积累这方面经验，以后继续担任史官。修史之职貌似清要，但无权无钱，实惠不多，高门子弟未必热衷，在“门第决定一切”的官场上，也许是李志得以安身立命的最后一个角落。
朝廷批准李彪以平民身份在秘书省修史，但没有提到李志。此时李彪没有官爵和俸禄，生活艰难，王肃等人都曾给他些经济上的帮助。
景明二年(501)正月，少年世宗解除了辅政诸大臣的权力，开始亲政。任城王元澄外调雍州刺史。李彪专门到元澄家，请求他给李志安排一个职位。元澄本来和李彪不和，此时却爽快地答应了，报请李志为自己下属，获得时论好评。
其实，此时元澄已经感受到世宗的猜忌，而李彪则被列入了重用的名单中。世宗刚刚解除了辅政诸王的权力，正需要提拔可信赖的得力官员。依常理，此时的李彪白衣待罪，如加以提拔，肯定会感恩戴德，效犬马之劳，且李彪颇有人脉和行政能力，这是世宗的东宫亲信们不具备的。世宗任命李彪兼通直散骑常侍(正四品下阶)，代理汾州刺史。
大概是儿子的“出路”已经解决，李彪此时对现实政治完全失去了热情，恳切上书推辞。世宗不许，连续派人敦促他赴任。李彪还没来得及上路，就病重不起，于这年秋天病逝于洛阳，年五十八岁。
李彪之女名字不详。李彪死后，世宗闻知其女贤淑，迎娶为婕妤。李婕妤在宫中，常教授世宗诸妹文字、经史，后宫都奉她为师长。李婕妤大概没有生育子女。世宗死后，她出家为尼，由于熟谙经义，常开讲佛理，连高僧们都尊重叹服。
李志后来逐级升迁，到熙平年间(516～517)已升至从三品。正光二年(521)年五月，被任命为南荆州刺史。
正光四年(523，也即梁武帝普通四年)，武帝二十岁的皇子萧纲任雍州刺史，和李志的辖区南北相临。萧纲很有文采，曾写信给李志劝降。《艺文类聚》卷二十五收录了这封劝降书。有趣的是，萧纲在信中称李志“门世英华，中州旧族”。诱降书自然会用些恭维词句，但这也说明，当时的所谓门阀制度并不严格，如果父亲做过高官，到儿子辈还能做高官，也就能用高门旧族来恭维了。
李志大概对萧纲的劝说有所动心。此时的北魏王朝已经进入兵乱四起的动荡之中。到武泰元年(528)四月，尔朱荣带兵进入洛阳，在河阴屠杀朝臣，北魏全境大乱，大量宗室、官员逃奔梁朝。六月，李志也拥南荆州叛归梁朝，此后的事迹就不见于史书了。
李彪出身寒门，有才智，有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愿望，依靠自己的奋斗和一些高官的援引，他在朝廷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在鲜卑豪门和汉族门阀主导的北魏政坛，在极端崇尚门第的孝文帝眼中，“出身低下”就像标签一样贴在李彪身上挥之不去。他可以终生忍受歧视，但作为一个父亲，不忍心子女也沦为门第政策的牺牲品。高傲的个性、对子女命运的焦虑和时代氛围的压抑，最终酿成了李彪的悲剧结局。通过李彪的一生，我们能更深切地认识改革家——魏孝文帝和他所开创的时代。
一、出身与早年奋斗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生于445年。他的名字是后来孝文帝改的，原名我们已经不知道了。李彪出身寒微，从小就是孤儿，和诸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子弟一样，他改变命运的方式是学习。那时还没有给平民开办的国立教育机构，但民间有一些学者老儒会开私塾授课。李彪就是从同乡一位儒生那里接受了文化教育。
对李彪来说，求学的意义不仅是学习知识，也能结交到身份高一些的士人。学成后，他开始和家乡附近的一些士族官宦子弟交游。不久，一位年轻的鲜卑贵族、平原王陆叡，改变了同样年轻的李彪的人生。他偶然路过李彪家乡，很钦佩李彪的学问人品，带他一起回到当时的都城·——平城。李彪在陆家做家庭教师，陆叡给他提供衣服、车马甚至仆人，待遇很优厚。
这时，年幼的孝文帝刚刚接受了父亲传给的帝位，朝政实际控制在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手中。靠着陆叡和一些同乡官僚的推荐，李彪结识了一位很受冯太后器重的官员李冲。李冲出自曾经割据凉州的豪门、著名的陇西李氏，比李彪小五岁，但较早得到冯太后宠信，担任类似太后的秘书长职位，而且很可能也是太后的面首，在朝廷势力很大。李彪地位寒微，又不愿折腰事权贵，本来没机会从政，但李冲非常欣赏李彪的才学，对他礼敬有加，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还经常向冯太后推荐，最终使李彪被任命朝廷中书省的“博士”职位，给宗室和权贵子弟教授文化课。这时的孝文帝不足十岁，李彪三十多岁。
李彪任中书博士长达十几年，工作兢兢业业，学问、人品都是公认的楷模。这个过程里，他的行政才能逐渐显露出来，开始得到冯太后的任用。太和七年(483)是南齐武帝萧赜即位第一年，这年七月，李彪奉命出使南齐。这是南齐建立五年来，南北间首次通使。此后，魏、齐之间通使频繁，八年里李彪出使南齐有六次之多。
太和十年(486)，孝文帝年满二十岁，正式亲政。但冯太后权力欲极强，仍继续控制朝政。孝文帝自幼聪颖好学，是儒家复古理想的忠实信徒，现在不能在内政外交的大事上作决策，就把兴趣放在礼乐制度的研究上。此后不久，李彪由中书博士调任秘书丞，级别是正四品下，负责编修国史。
以前，北魏朝廷的修史工作时断时续，成效甚微。李彪则积极从事修史，把原来编年体的国史改为纪传体，增设了纪、传、表、志等体例，以致数十年后魏收在修《魏书》时，还在感叹李彪的功劳。年轻的孝文帝此时还为李彪改了名字，因为班彪、班固父子作《汉书》、司马彪作《续汉书》。现在给他改名为“彪”，也是希望他在修史上做一番事业。
李彪最后两次出使南齐时，冯太后已经去世。这期间的南齐皇帝一直是萧赜。本来在通使之初，萧赜想给北魏使臣一点下马威，专门安排在玄武湖进行军事演习，在战舰上会见李彪。但随着互相了解的深入，他越来越钦佩李彪的才能，二人居然成了好友。萧赜喜欢诗文，经常和李彪赋诗唱答。李彪最后一次到南齐时，萧赜赋诗伤怀，感慨流连不已，亲自为李彪送行，直到长江边。这种君臣际遇，却是李彪在自己的乡邦难以奢望的。
二、逐渐遭遇门第歧视
冯太后去世之后，24岁的孝文帝才真正有了皇帝的权力。但和几乎所有的帝王都不一样，他全盘接受了冯太后选拔的官僚队伍，其中也包括李彪和李冲。
大概在太和十六年(492)，李彪升职为秘书令(从三品上)。孝文帝成年后的诏书都是亲笔所作，任命李彪的诏书为：
历观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荫，著德当时；或见拔幽陋，流名后叶。故毛遂起贱，奋抗楚之辩，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虽宿非清第，本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忧吏若家，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可特迁秘书令，以酬厥款。这个诏书很明显地表现了孝文帝对门第的看重，和对出身寒微士人的偏见。他声称“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但又念念不忘地指出李彪“宿非清第，本阙华资”，虽然严谨聪明、学识渊博、辛劳奉公，但这个提拔还是属于常例之外的“特迁”。
太和十七年(493)八月，孝文帝迁都洛阳。第二年底，李彪调任御史中尉(正三品上)，这个职位负责监察百官，类似现代的监察部长。就在这一时期，孝文帝除了和南方的齐朝开战外，又开始构思宏大的改革官制计划。在他的复古思维中，周代的“世卿世禄”大概就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所以他把当前的门阀士族看做是中原儒家正统文化的代表，希望高官都由士族担任，这奠定了官制改革的基调。
此时的满朝官员虽然几乎都是宗室、门阀出身，对于孝文这个理想色彩十足的想法，也没人敢公开表示赞同。孝文帝曾和大臣们进行过一次气氛轻松的讨论：门第和做高官是否应该有必然联系?他先指出了一个魏晋以来的普遍现象：一直存在门第高低贵贱之分，这决定着士人的仕途。孝文帝自称对这个现象既赞同又保留，拿不定主意，让群臣发表意见。
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的尚书左仆射李冲首先发难。他质问孝文帝：“自古设立官职，是为了让豪门子弟养尊处优，还是为了帮助君主治理天下?”孝文帝自然承认是为了治理天下。李冲又问：“既然如此，那陛下当今为什么专门推崇门第，不命令各地选拔寒微人才?”孝文解释说：“普通人如果才能出众，自然会脱颖而出；门阀子弟即使没有才能，但肯定德行敦厚，可放心使用。”李冲继续追问：“商、周时候的傅岩、吕望，难道也是依靠门第做官的?”孝文辩解道：“傅岩、吕望这种人是不世之才，只能看做特例。”
李冲大概不想光自己一个人唱反调，于是向其他臣僚戏言：“希望诸位来援助我!”李彪接过话头说：“我这里兵力不多，难以救援。不过心里的话，也不敢不表白：如果陛下专门看重门第，那么以孔子为例，不知道是鲁国的三卿优秀，还是孔门四科优秀?”这是暗示世族政治的弊病，即势力强大的贵族会威胁君主统治。孝文帝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我刚说过了。其实孝文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他也许是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中书侍郎韩显宗以前就批评过孝文帝“贵古而贱今”，他也继而发难：“现在陛下规定，中书、秘书省的令、监之子，一入仕就可以担任秘书郎。本朝历任监、令很多，他们的儿子，难道都能胜任秘书郎工作?”大概前代令、监的儿子多有不成器的，韩显宗才会这么问。孝文帝的回答是：“现任监、令的儿子们总胜任吧?”这又把球踢给了群臣，这些人总不好说自己的孩子不合格。最后，孝文帝象征性 地作了点承诺：如果真有高明出众的英才，我也不会只按章程，埋没人才。
不久，孝文帝在朝堂正式引见群臣，发布刚刚制订的官员品令制度。这套制度大概比较明确地规定了门第评定标准和高门任官特权。孝文帝在朝会上说：
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这还是和众臣论战时的论调：如果有特殊的贤才，也可以不拘门第，“起家为三公”，但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讲究门第。
门第压力没有使李彪萎靡不振。他性格刚直果敢，在御史中尉任上，这种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弹劾不避亲贵，不法宗室、高官都有所收敛。孝文帝将他比作汉武帝的直臣汲黯，经常称呼他为“李生”。汉武帝虽视汲黯为能臣，但对其粗率无礼也颇不满。李彪比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还要大十岁，此时已经五十多岁。“李生”这个亲昵称呼的背后，隐含着一丝轻亵的意味。重其才干，用而不亲，这大概就是孝文帝对李彪的真实心态。
太和二十一年(497)夏，李彪因为安抚汾州叛胡和告发废太子谋反有功，被孝文帝升为散骑常侍(正二品下)，仍兼御史中尉职务。第二天，孝文就对这个任命后悔了。魏晋以来，散骑常侍都是清要之官，和皇帝见面的机会很多，一贯由高门士族担任，李彪的出身显然不够格。
正巧另一位散骑常侍郭祚在身边，孝文帝对他说：“我昨天错授了一个官职!”郭祚劝他，已成之事就不要再改。孝文还是不甘心，当时授官惯例，臣下都要上书谦让一下，孝文希望等李彪上书趁机改授。李彪大概也体会到了孝文帝的心思，索性上书坦陈心迹：“散骑常侍之职我渴望已久，不敢虚伪辞让。”孝文遂无可奈何。
这年夏天，孝文帝与群臣在新建的园林里宴会。席间，孝文帝对李冲说：“崔光的博学、李彪的正直，是我国家得人才之基础。”这是他对李彪的最高评价。但在宗室、高门看来，李彪始终是和他们出身不同的异类。年轻的远支宗室元志担任洛阳县令，在路上遇到李彪车队，两人互不让路。官司打到孝文帝前，孝文帝让二人同样待遇，分路而行。二人出门后，孝文帝对身边人夸赞元志的血统气质：“这年轻人不错，正是所谓王孙公子，不用雕琢自成大器!”
三、压抑与爆发
孝文帝时期，乃至整个北朝，“门第”虽然是为官的重要因素，但却从来没有过一套严格的、可操作的标准。只要父亲、祖父辈担任过高官，就可以算有“门第”出身；声称远祖是汉代、魏晋的某位高官，也是一个办法。当时选拔官员的制度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讲究地域平衡，每个州、郡都有自己的高门大姓。很多人“自云”先祖是汉魏晋时某高官，其实他们往往只是同乡、同姓而已，年深日久，无从查考，只要自己一口咬定，一般也就得到默认了。不幸的是，李彪自己出身寒微，而家乡顿丘还有一个李姓高门——李崇家族。他和李崇家族实在攀不上亲，前代顿丘籍的李姓名人，自然也轮不到他认作祖先了。
此外，在孝文帝之前，北魏帝王的门第观念还不太重，只要得到皇帝赏识，出身低微者也可以做到高官，不会受人歧视。冯太后当政时，很多宦官都受到宠幸，爵封王、公，甚至担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官职。按照南朝的门第观念，这可都是一流高门才能担任的清要官职。冯太后死后，这些宦官年老资深，依旧很受孝文帝礼敬。
到李彪这一代人进入中年之际，正逢年轻的孝文帝按照复古理想和门第观念改革制度。孝文帝草拟的门阀制度，主要是按三代先祖的官爵高低划分门第，由门第决定从政时的官职。选官制度一旦涉及实际操作层面，就问题重重，何况涉及数十年前的“历史问题”。所以北魏朝廷数次试图确定姓族门第，一直纠纷不断。
这种情况下，那些门第不是特别显赫的士人，更感觉压力重重，拼命标榜自己的先祖名望，并通过排斥、贬低出身更低的人，来显示自己的门第。李彪顺理成章地成了寒门的代表，和他在出身上“划清界限”，就是标榜自己门第的最好办法。
李彪和广平郡的宋弁交好，他们的家乡都是相州。宋弁祖父在先朝担任过中书博士、太守，出身背景比李彪好。宋弁本人的从政资历却比李彪浅，早些年曾是李彪的下级，但靠才能和门第受到孝文帝赏识，迁都洛阳后，仕至散骑常侍，兼领相州大中正，负责划定本州籍官员的门第高低。宋弁和孝文帝私下商量，仍旧把李彪定为寒门。这样做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无私，不为朋友枉法，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产生和自己竞争的同乡门第。
可以想象，生性高傲的李彪知道后，心中会作何感受。退一步说，李彪可以对自己的仕途不作太多奢望。毕竟经过近三十年的奋斗，他从寒微书生爬到了三品高官，可以知足了，但他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子女。
李彪有一子一女，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儿子李志，十余岁就能作文了，女儿也自幼教授识字。李彪对这对子女非常喜爱和自豪。日渐严重的门第压力，使他常为孩子的未来揪心，以致在公私聚谈、宴会场合，都要向同僚们称扬夸赞一番。孝文帝对此难以容忍，还专门批评过他。
太和二十一年八月，孝文帝开始了第二次南伐。尚书仆射李冲、任城王元澄留守洛阳，共同负责后方事宜。李彪也留在洛阳兼任度支尚书，为前方军队提供后勤保障。
这时，李彪的儿子已经到了参加工作的年龄。李彪请求吏部尚书郭祚给李志任命一个官职。郭祚称李彪门第不够格，没有同意。郭祚的解释是：“你和宋弁是同乡至交，是他压低了你的门第。你能不责怪他，只埋怨我吗?”李彪对此深为愤恨。
五十四岁的李彪此时完全失去了控制。他对“门第”的满腔愤怒无处发泄，最终竟然酿成了一场和李冲的冲突。这用常理颇难解释。李冲是最早赏识、提拔李彪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得力的人。李冲性格柔顺，上下级人际关系处理得非常妥帖，几乎从未和任何人有过正面冲突。
但从李彪的角度看，他不敢与宋弁、郭祚这些在门第问题上伤害过他的人翻脸。那样只会显得他是一个谋取私利不遂、转而打击报复的小人，使他和当前的门第政策、和满朝高门彻底决裂。李彪绝对不敢这样。当初李冲对他的提携帮助，在此时的李彪看来，却逐渐变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恩人式的施舍。李冲一帆风顺的经历、游刃有余的个性，又使他在李彪心中成为整个高门阶级的成功代表。以前李彪在御史台工作，李冲在尚书省，碰面机会不多。现在李彪兼度支尚书和李冲整天共事，满腔怨愤逐渐无法克制，变成了对李冲的抵制抗拒、恶语怒目。
《魏书》的李彪本传称，宋弁曾受到李冲压制，遂怂恿李彪攻击李冲。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未必是李彪失态的根本原因。——以他的才智和政治阅历，不会这么容易被人利用，何况此时宋弁正随孝文帝南征，不在洛阳。李彪只是对李冲表达愤怒，并非政治斗争的揽权争利，或者搜集证据告黑状。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这种公开对抗没有任何好处，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
门第压力下，李彪积累了多年的紧张、愤怒情绪彻底爆发，使他失去了理智，恐怕自己也不能解释自己的行为。李冲大概也不理解李彪何以行为失常。他 当面斥责李彪：“尔如狗耳!为人所嗾。”仍是怀疑宋弁在背后怂恿。李彪的反常行为使李冲完全失态，他数次与李彪争吵，震怒中大呼大叫，甚至摔断桌案。
毕竟李冲是李彪的上级。他征得任城王澄支持，逮捕了李彪以及御史台诸侍御史，上书孝文帝要求罢免李彪，送廷尉治罪。上书中，李冲指出，李彪“昔于(在)凡品，特以才拔”。为了证明他与李彪没有私人恩怨，李冲特意提到，李彪在入仕之初曾努力为公，成效卓著。关于李彪的罪错，李冲举出来的也只有昔日会审犯人时严酷刻急，最近行为乖张失常而已，没有政治斗争常用的贪污、谋反等罪名。
李冲性格素来温和，但与李彪的争执使他精神错乱，一病不起，病中还在胡言乱语，责骂李彪是小人，十余天后就死去了，时年四十九岁。孝文帝在前线指挥部看到李冲上表，也惊愕不已：“何意留京如此也!”李冲死讯传来，孝文为之举哀，哭泣不能自持。法官判处李彪死刑，孝文帝予以赦免，只给予免官处罚。李彪不久就回到顿丘家中。
四、修史余生及其子女的际遇
太和二十二年(498)十一月，孝文帝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第二次南征，抱病北还，到达相州治所邺城。李彪在邺城南拜迎车驾。孝文帝接见了平民李彪，对他说：“我当初对你期望之高，希望你尽忠报国。近来看到报告，实在违背我的期望。你自己说，你今天到这地步，是我在整你，是执政大臣整你，还是你咎由自取?”
李彪此时已经从狂躁中安静下来。李冲之死恐怕是他永远难以解脱的包袱。他说：“臣的罪过都是自己招致，既不是陛下，也不是执政无端给的。臣罪至此，早应正法，不该来烦扰陛下。只是听说陛下身体不适，所以前来问安，不敢为谢罪而来。”
宋弁一直找机会替李彪说好话，孝文帝也准备重新任用他。就在这时，有人告发李彪在担任御史中尉期间的一些问题。孝文帝相信李彪的清白，命不必给他上刑具，随车驾一起回洛阳候审。
因疾病缠身，孝文帝在邺城度过了新年。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初，车驾返京，在洛阳城外途经李冲之墓。病中的孝文帝卧在车内，遥望新坟，掩泣良久。他不会意识到，这场悲剧的总根源，居然是他自己的复古理想和门第观念。
李彪被带到洛阳不久，就得到赦令，免除了官司纠纷。此年三月，孝文帝第三次南伐，不久病逝于途中，时年三十三岁。年轻的太子元恪继位，是为世宗宣武帝。按孝文遗诏，由尚书令王肃、任城王元澄等五大臣辅政。
李彪不甘心废罢，积极结交王肃等高官，希望靠他们的帮助，复任修史之职。得到王肃承诺后，李彪上书朝廷，称孝文帝一生功业卓著，朝廷应该为之修史立德。自己十几年前修过国史，现在如果让新人负责，恐怕不了解当年的修史体例和工作方法，因此请命为朝廷修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表中，李彪多次提到修史是父子相传之学。他引用了“相门有相，将门有将”的谚语。可以想象，深受门第歧视之苦的李彪，对这个谚语会有多么大的反感。现在，他却要用这个谚语说明“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宜其世矣”。为了证明史官应当世袭，他又引用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承作《史记》，班彪、班固父子合力作《汉书》的先例。
这是何故?大概李彪还在为儿子的出路焦心：李志到此时还没有一官半职。他十分希望李志能和自己一起修史，积累这方面经验，以后继续担任史官。修史之职貌似清要，但无权无钱，实惠不多，高门子弟未必热衷，在“门第决定一切”的官场上，也许是李志得以安身立命的最后一个角落。
朝廷批准李彪以平民身份在秘书省修史，但没有提到李志。此时李彪没有官爵和俸禄，生活艰难，王肃等人都曾给他些经济上的帮助。
景明二年(501)正月，少年世宗解除了辅政诸大臣的权力，开始亲政。任城王元澄外调雍州刺史。李彪专门到元澄家，请求他给李志安排一个职位。元澄本来和李彪不和，此时却爽快地答应了，报请李志为自己下属，获得时论好评。
其实，此时元澄已经感受到世宗的猜忌，而李彪则被列入了重用的名单中。世宗刚刚解除了辅政诸王的权力，正需要提拔可信赖的得力官员。依常理，此时的李彪白衣待罪，如加以提拔，肯定会感恩戴德，效犬马之劳，且李彪颇有人脉和行政能力，这是世宗的东宫亲信们不具备的。世宗任命李彪兼通直散骑常侍(正四品下阶)，代理汾州刺史。
大概是儿子的“出路”已经解决，李彪此时对现实政治完全失去了热情，恳切上书推辞。世宗不许，连续派人敦促他赴任。李彪还没来得及上路，就病重不起，于这年秋天病逝于洛阳，年五十八岁。
李彪之女名字不详。李彪死后，世宗闻知其女贤淑，迎娶为婕妤。李婕妤在宫中，常教授世宗诸妹文字、经史，后宫都奉她为师长。李婕妤大概没有生育子女。世宗死后，她出家为尼，由于熟谙经义，常开讲佛理，连高僧们都尊重叹服。
李志后来逐级升迁，到熙平年间(516～517)已升至从三品。正光二年(521)年五月，被任命为南荆州刺史。
正光四年(523，也即梁武帝普通四年)，武帝二十岁的皇子萧纲任雍州刺史，和李志的辖区南北相临。萧纲很有文采，曾写信给李志劝降。《艺文类聚》卷二十五收录了这封劝降书。有趣的是，萧纲在信中称李志“门世英华，中州旧族”。诱降书自然会用些恭维词句，但这也说明，当时的所谓门阀制度并不严格，如果父亲做过高官，到儿子辈还能做高官，也就能用高门旧族来恭维了。
李志大概对萧纲的劝说有所动心。此时的北魏王朝已经进入兵乱四起的动荡之中。到武泰元年(528)四月，尔朱荣带兵进入洛阳，在河阴屠杀朝臣，北魏全境大乱，大量宗室、官员逃奔梁朝。六月，李志也拥南荆州叛归梁朝，此后的事迹就不见于史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