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读美国历史常感叹黑人命运之不幸，也常思考为何黑人的自由之路如此漫长与艰辛。白人种族主义根深蒂固、奴隶主阶级利欲熏心、强调自治的州权理论都是很好的解释，但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直到无意中看到一句话，感慨黑人民权运动的胜利是“一个地区的少数人强迫基本制度发生了违反大多数人意愿的变化”，笔者才意识到，黑人遭受的不仅是种族压迫、阶级压迫，而且还有多数人的压迫。即使在18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黑人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的1／10，在推崇民主、选票决定一切的美国，这是非常不利的政治环境。
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长期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说黑人受到了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很容易理解和接受，但如果说黑人受到了多数人的压迫和排斥则会引发争议。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政治意识中，多数人或民众的立场和态度几乎是不可质疑的。黑人的苦难根源要到少数白人种植园主的经济利益中去寻找，即使白人民众中有种族主义倾向，也是受到了少数南方政客的煽动和蒙蔽，因为贫穷的白人和黑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而种族矛盾和斗争说到底不过是阶级矛盾和斗争。然而，美国历史上的种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的例子不胜枚举，多数人的谬误与偏见也屡见不鲜。
我们正确地认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但是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中的错误是否也负有责任?很少有人正面论述过，因为这首先违背政治正确的原则，在中国和美国都是如此。然而，不考虑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的心理状态，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黑人争取公民权利会那么难!
宣告脱离联邦的南方州是通过州议会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由人民代表会议发布脱离联邦的法令。尽管在这些州中有反对分裂和主张与北方妥协的声音，但最终分裂势力占了上风。有学者指出，南方各州“1860～1861年退出联邦的集会提供了世界上最接近于对战争进行全民公决的例子”。邦联成立后，邦联各州在联邦的参议员，除一人外，全部退出了联邦参议院。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1902名学员中，有1781人为邦联而战；“仍在美国陆军服役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中，大约90％辞去联邦军职，加入了南部邦联”。在南方，绝大多数的奴隶主属于中小奴隶主，1850年，拥有10个以下奴隶的奴隶主占全体奴隶主70％以上；而拥有50个以上奴隶的不及全部奴隶主的3％，约有l千人。也就是说，南方大小奴隶主不过三万人。最终双方军人死亡人数超过61万，其中联邦军人约为36万，在13～43岁的全部北方男子中约占6％；邦联军人约为25.8万，约占南方全部13～43岁男子人口的18％。这样的牺牲比例和绝对死亡人数，在美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南方在内战初期，一度形成男子积极参军，部队士气高昂，妇女支援前线，后勤保障有序的社会环境。正因如此，内战才进行得如此惨烈。
如何解释这些没有奴隶的南方人的心理和行为?被称作邦联精神导师的卡尔霍恩说：“对我们的社会来讲，社会的两个主要区分不在富与穷，而在白与黑；所有的白人，无论富还是穷，都属于社会上层，只要他们诚实和勤劳，他们都受到尊重并被当作平等者来对待；从而他们都有一种由某种特征所带来的地位和荣耀，这种特征是贫穷或不幸不能剥夺的。”换句话说，白人与黑人的距离如此之大，使白人之间的贫富差异变得微不足道了。因此，南方避免了阶级斗争。一位美国学者分析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贫穷的南方白人虽然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自己拥有奴隶，但却捆绑在这种特别的制度上。他们自己的个人尊严感都依系于奴隶制。确实，南方白人社会中的下层人在捍卫奴隶制时最为狂热，因为正是他们，而非富有的奴隶主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了解放奴隶的威胁。从事内战的南方，其精神正在于此。”他还指出，不仅南方穷人如此，北方穷白人也如此。1863年纽约爱尔兰人因《解放奴隶宣言》而反对征兵，认为他们将因解放奴隶而人格受损。
直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60年代初，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依然有很广泛的社会基础，吉姆·克劳法在南方的统治看上去仍是不可动摇的。白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地方政治家、警察甚至大批白人妇女儿童的围观下以私刑处死黑人，并且被地方法院宣告无罪。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案判决中宣布教育中的种族隔离违反宪法精神。1956年，美国国会中100名议员联名发表《南方宣言》，要求否决最高法院的判决。1961年，为了保护一位名叫詹姆斯·梅雷迪斯的黑人学生入学，制止密西西比大学的骚乱，肯尼迪总统共调遣军队、法警和国家警卫队员31000人，耗资270万美元。在密西西比大学所在地牛津的驻军人数比驻西柏林的美军多三倍。先后有500名士兵和法警一直伴随着梅雷迪斯上学，直到1963年他获得政治学学位毕业为止。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震惊世界的小石城事件的当事人、阿肯色州州长福布斯(Orval Faubus)出生于一个痛恨特权的贫困家庭，由他任命到州政府工作的黑人比他的前任都多。他取消了高等学校内的种族隔离，由并反对私刑和人头税。小石城里黑白人之间的冲突并不多。但随着布朗案判决，州里好几所比较小的学校开始接受黑人，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白人的压力。1956年秋，在福布斯想第三次连任州长的竞选期间，他担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白人势力的报复，开始转向并发誓：只要他当州长，就“绝不容许种族融合”。于是，他在白人的支持下成功连任，并于1957年初通过了几个法案，维持中小学校的种族隔离。
1956年大选在即，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想让局面复杂和混乱。9月14日，他在罗德岛单独召见福布斯，在两个小时谈话中，要求他遵守最高法院的判决。福布斯最后似乎被总统说服了，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布朗判决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但福布斯回到阿肯色州后，只是让当地警察替换了国民警卫队，仍阻止黑人入学。与此同时，白人开始骚动，打砸准备接受黑人的学校，袭击过路的黑人，警察对此无动于衷。在小石城里，州与联邦的对峙状态吸引了全国的媒体，白人袭击黑人学生的画面传播到世界各地。
艾森豪威尔被福布斯的两面派态度和电视中的暴行激怒了，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他站在了维护公民权利的立场上。虽然艾森豪威尔认为，联邦政府不应介入这种敏感的社会问题，也无权干涉属于州和地方政府管辖的教育问题。但是在南方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力倾向和州权挑战联邦权的危险信号，在州武装力量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为了联邦政府和宪法的权威与社会秩序，他必须制止南方的种族主义骚乱。他不能容忍一个州长公开挑战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政府权威的行为。1957年9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出动101空降师的1200名伞兵平息了在阿肯色州州长和州国民警卫队纵容和支持下，用暴力阻止黑人中学生入学的小石城事件。福布斯在1955～1967年间，连任六届阿肯色州州长。在1958年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福布斯成为“美国人最钦佩的10位世界名人”之一。不过，从60年代初，他开始疏远极端种族主义团体。在1964年州长选举中，他得到了黑人选票的81％。 乔治·华莱士是亚拉巴马州州长，他主张保护穷人、避免种族迫害。但在他的州长地位遭到被种族分子支持的州司法部长的挑战后，华莱士彻底改变了立场。在州长竞选中，他许诺：将站在本州每一所学校的门前阻止合校运动。1963年，他在州长就职演说中说：“以这块土地上最伟大的人民的名义，我在这里向暴政挑战。我要说：现在种族隔离，明天种族隔离，永远隔离!”
有两名黑人学生向美国最后一所全白人的大学——亚拉巴马大学提出申请，一位联邦法官判决大学在1963年夏季学期接纳他们入学。为了避免最坏的局面出现，联邦司法部事先警告华莱士：要么让步，要么入狱。华莱士毫不示弱地对州司法部长说：“给联邦司法部带个话，我绝不与任何人妥协。我就是要(联邦政府派)军队到本州来。”6月11日，司法部副部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乘车带着那两位学生到大学注册，在电视摄像机的注视下，华莱士伸手阻挡他们进入。卡曾巴赫当即宣读了一份总统命令，要求华莱士退下。华莱士也宣读了他自己的一份声明，强烈谴责联邦政府武力干预亚拉巴马大学事务。卡曾巴赫在部队的保护下，强行带着黑人学生前去注册。但是，由于华莱士兑现了站在校门前阻止合校的承诺，此后他又多次当选该州州长。70年代中期以后，华莱士改变了种族主义立场，并到马丁·路德·金生前主持的教堂表示忏悔，为此他赢得该州黑人90％的选票。他的传奇人生被拍成电影，以他的名字George Wallace为片名。
这些南方的州长们敢于违抗总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的政治勇气，而是因为州长是选票决定而不是总统任命的。在当时的南方，绝大部分选民是白人，政治家必须看这些选民的脸色行事。也正因为黑人手里没有使政治家重视的选票，黑人问题一直没有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议事日程。在60年代前，美国社会学家也没有预见到这个震撼全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尽管他们对种族关系的理论和实际都有很多研究。总之，从内战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历史看，黑人公民权利迟迟不能落实的原因，绝不是少数白人的问题。
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为了生计，从南方向北方和西部的城市迁徙，对于美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以前分散于南方各地农村，被吉姆·克劳法剥夺了选举权的黑人，迁徙到北方和西部城市后很容易成为选民，而且因工作或居住相对集中而便于联络与组织。有统计显示，从1910到1960年间，进入北方和西部各州的黑人有428万，其中1940年到1960年有272万。这些新增的选民在两大党势均力敌的地方就会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很自然，这些黑人选票引起了政治家们的关注。有人指出，在1944年的大选中，黑人的政治抉择对民主党的获胜是“决定性”的。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如果不是黑人选票使杜鲁门在加州、伊利诺斯州和俄亥俄州以微弱优势获胜，美国就会多一位叫杜威的总统。在黑人选民人数大增的同时，联邦政府将黑人问题提到空前重要的位置，甚至以前顽固的南方州长也转变立场，这些变化之间显然有着内在联系。
谢国荣《民权运动的前奏》一书中讲的就是黑人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使公民权利问题上升到杜鲁门政府的国内议事日程的。他指出，南部白人尤其下层白人是反对种族隔离的主要力量，而保守的政治家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以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美国政府和民众截然分开是有问题的。事实是在民主自治旗号下的多数白人，而不仅是一小撮白人种族主义者或奴隶主阻碍了黑人的自由平等之路。不仅是公民资格，就是美国工会会员资格对黑人也是逐渐才得以开放的。其实，美国北方和西部城市也不是黑人自由平等之地，随着黑人的增加，下层白人与黑人在就业和居住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在60年代中期发生过很多种族骚乱。
值得指出的是，与南非当年的种族隔离制度不同，那里的黑人约占全国人口的80％，白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比美国的黑人还低。今天，黑人在美国依然是少数民族，如果白人不认可黑人的公民权利，黑人权利也不可能靠选票的多数获胜。如同当时一位南方政治家对杜鲁门的警告：“最近你的民权立场和你的民权讲话毫无疑问会吸引数百万黑人选民，但是你的这种立场会使你失去数千万白人的选票。”正因如此，奥巴马当选总统被认为是实现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它充分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公民权利的胜利不仅是黑人的，也是全体美国人的胜利。一位美国保守派作家甚至称，奥巴马当选是美国人送给世界的独特礼物。
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其最短的那块桶板。衡量一个国家对公民权利的维护程度，最好看它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的权利状况是怎样的。增添一个多数与少数群体的视角，能更全面地理解黑人的经历和美国的历史。让人们接受一种原则也许不难，让他们用这种原则改变其社会生活则不容易；如果他们恰好是社会中的大多数，这种改变就会更困难。美国黑人的自由之路正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走过来的。
马丁·路德·金曾在1957年的一次演讲中大声疾呼：“给我们选票，我们就不再担忧联邦政府给予我们的基本权利；……给我们选票，我们会让议会大厅里充满了善良之人；……给我们选票，我们将使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基于正义与和平的新社会。”事实证明：让公民真正掌握自己手中的选票至为关键，即使他们是少数人。黑人正是利用手中选票形成的杠杆效应，在国内外其他有利因素的配合下，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环境，创造了历史。
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长期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说黑人受到了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很容易理解和接受，但如果说黑人受到了多数人的压迫和排斥则会引发争议。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政治意识中，多数人或民众的立场和态度几乎是不可质疑的。黑人的苦难根源要到少数白人种植园主的经济利益中去寻找，即使白人民众中有种族主义倾向，也是受到了少数南方政客的煽动和蒙蔽，因为贫穷的白人和黑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而种族矛盾和斗争说到底不过是阶级矛盾和斗争。然而，美国历史上的种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的例子不胜枚举，多数人的谬误与偏见也屡见不鲜。
我们正确地认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但是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中的错误是否也负有责任?很少有人正面论述过，因为这首先违背政治正确的原则，在中国和美国都是如此。然而，不考虑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的心理状态，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黑人争取公民权利会那么难!
宣告脱离联邦的南方州是通过州议会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由人民代表会议发布脱离联邦的法令。尽管在这些州中有反对分裂和主张与北方妥协的声音，但最终分裂势力占了上风。有学者指出，南方各州“1860～1861年退出联邦的集会提供了世界上最接近于对战争进行全民公决的例子”。邦联成立后，邦联各州在联邦的参议员，除一人外，全部退出了联邦参议院。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1902名学员中，有1781人为邦联而战；“仍在美国陆军服役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中，大约90％辞去联邦军职，加入了南部邦联”。在南方，绝大多数的奴隶主属于中小奴隶主，1850年，拥有10个以下奴隶的奴隶主占全体奴隶主70％以上；而拥有50个以上奴隶的不及全部奴隶主的3％，约有l千人。也就是说，南方大小奴隶主不过三万人。最终双方军人死亡人数超过61万，其中联邦军人约为36万，在13～43岁的全部北方男子中约占6％；邦联军人约为25.8万，约占南方全部13～43岁男子人口的18％。这样的牺牲比例和绝对死亡人数，在美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南方在内战初期，一度形成男子积极参军，部队士气高昂，妇女支援前线，后勤保障有序的社会环境。正因如此，内战才进行得如此惨烈。
如何解释这些没有奴隶的南方人的心理和行为?被称作邦联精神导师的卡尔霍恩说：“对我们的社会来讲，社会的两个主要区分不在富与穷，而在白与黑；所有的白人，无论富还是穷，都属于社会上层，只要他们诚实和勤劳，他们都受到尊重并被当作平等者来对待；从而他们都有一种由某种特征所带来的地位和荣耀，这种特征是贫穷或不幸不能剥夺的。”换句话说，白人与黑人的距离如此之大，使白人之间的贫富差异变得微不足道了。因此，南方避免了阶级斗争。一位美国学者分析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贫穷的南方白人虽然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自己拥有奴隶，但却捆绑在这种特别的制度上。他们自己的个人尊严感都依系于奴隶制。确实，南方白人社会中的下层人在捍卫奴隶制时最为狂热，因为正是他们，而非富有的奴隶主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了解放奴隶的威胁。从事内战的南方，其精神正在于此。”他还指出，不仅南方穷人如此，北方穷白人也如此。1863年纽约爱尔兰人因《解放奴隶宣言》而反对征兵，认为他们将因解放奴隶而人格受损。
直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60年代初，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依然有很广泛的社会基础，吉姆·克劳法在南方的统治看上去仍是不可动摇的。白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地方政治家、警察甚至大批白人妇女儿童的围观下以私刑处死黑人，并且被地方法院宣告无罪。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案判决中宣布教育中的种族隔离违反宪法精神。1956年，美国国会中100名议员联名发表《南方宣言》，要求否决最高法院的判决。1961年，为了保护一位名叫詹姆斯·梅雷迪斯的黑人学生入学，制止密西西比大学的骚乱，肯尼迪总统共调遣军队、法警和国家警卫队员31000人，耗资270万美元。在密西西比大学所在地牛津的驻军人数比驻西柏林的美军多三倍。先后有500名士兵和法警一直伴随着梅雷迪斯上学，直到1963年他获得政治学学位毕业为止。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震惊世界的小石城事件的当事人、阿肯色州州长福布斯(Orval Faubus)出生于一个痛恨特权的贫困家庭，由他任命到州政府工作的黑人比他的前任都多。他取消了高等学校内的种族隔离，由并反对私刑和人头税。小石城里黑白人之间的冲突并不多。但随着布朗案判决，州里好几所比较小的学校开始接受黑人，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白人的压力。1956年秋，在福布斯想第三次连任州长的竞选期间，他担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白人势力的报复，开始转向并发誓：只要他当州长，就“绝不容许种族融合”。于是，他在白人的支持下成功连任，并于1957年初通过了几个法案，维持中小学校的种族隔离。
1956年大选在即，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想让局面复杂和混乱。9月14日，他在罗德岛单独召见福布斯，在两个小时谈话中，要求他遵守最高法院的判决。福布斯最后似乎被总统说服了，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布朗判决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但福布斯回到阿肯色州后，只是让当地警察替换了国民警卫队，仍阻止黑人入学。与此同时，白人开始骚动，打砸准备接受黑人的学校，袭击过路的黑人，警察对此无动于衷。在小石城里，州与联邦的对峙状态吸引了全国的媒体，白人袭击黑人学生的画面传播到世界各地。
艾森豪威尔被福布斯的两面派态度和电视中的暴行激怒了，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他站在了维护公民权利的立场上。虽然艾森豪威尔认为，联邦政府不应介入这种敏感的社会问题，也无权干涉属于州和地方政府管辖的教育问题。但是在南方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力倾向和州权挑战联邦权的危险信号，在州武装力量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为了联邦政府和宪法的权威与社会秩序，他必须制止南方的种族主义骚乱。他不能容忍一个州长公开挑战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政府权威的行为。1957年9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出动101空降师的1200名伞兵平息了在阿肯色州州长和州国民警卫队纵容和支持下，用暴力阻止黑人中学生入学的小石城事件。福布斯在1955～1967年间，连任六届阿肯色州州长。在1958年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福布斯成为“美国人最钦佩的10位世界名人”之一。不过，从60年代初，他开始疏远极端种族主义团体。在1964年州长选举中，他得到了黑人选票的81％。 乔治·华莱士是亚拉巴马州州长，他主张保护穷人、避免种族迫害。但在他的州长地位遭到被种族分子支持的州司法部长的挑战后，华莱士彻底改变了立场。在州长竞选中，他许诺：将站在本州每一所学校的门前阻止合校运动。1963年，他在州长就职演说中说：“以这块土地上最伟大的人民的名义，我在这里向暴政挑战。我要说：现在种族隔离，明天种族隔离，永远隔离!”
有两名黑人学生向美国最后一所全白人的大学——亚拉巴马大学提出申请，一位联邦法官判决大学在1963年夏季学期接纳他们入学。为了避免最坏的局面出现，联邦司法部事先警告华莱士：要么让步，要么入狱。华莱士毫不示弱地对州司法部长说：“给联邦司法部带个话，我绝不与任何人妥协。我就是要(联邦政府派)军队到本州来。”6月11日，司法部副部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乘车带着那两位学生到大学注册，在电视摄像机的注视下，华莱士伸手阻挡他们进入。卡曾巴赫当即宣读了一份总统命令，要求华莱士退下。华莱士也宣读了他自己的一份声明，强烈谴责联邦政府武力干预亚拉巴马大学事务。卡曾巴赫在部队的保护下，强行带着黑人学生前去注册。但是，由于华莱士兑现了站在校门前阻止合校的承诺，此后他又多次当选该州州长。70年代中期以后，华莱士改变了种族主义立场，并到马丁·路德·金生前主持的教堂表示忏悔，为此他赢得该州黑人90％的选票。他的传奇人生被拍成电影，以他的名字George Wallace为片名。
这些南方的州长们敢于违抗总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的政治勇气，而是因为州长是选票决定而不是总统任命的。在当时的南方，绝大部分选民是白人，政治家必须看这些选民的脸色行事。也正因为黑人手里没有使政治家重视的选票，黑人问题一直没有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议事日程。在60年代前，美国社会学家也没有预见到这个震撼全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尽管他们对种族关系的理论和实际都有很多研究。总之，从内战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历史看，黑人公民权利迟迟不能落实的原因，绝不是少数白人的问题。
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为了生计，从南方向北方和西部的城市迁徙，对于美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以前分散于南方各地农村，被吉姆·克劳法剥夺了选举权的黑人，迁徙到北方和西部城市后很容易成为选民，而且因工作或居住相对集中而便于联络与组织。有统计显示，从1910到1960年间，进入北方和西部各州的黑人有428万，其中1940年到1960年有272万。这些新增的选民在两大党势均力敌的地方就会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很自然，这些黑人选票引起了政治家们的关注。有人指出，在1944年的大选中，黑人的政治抉择对民主党的获胜是“决定性”的。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如果不是黑人选票使杜鲁门在加州、伊利诺斯州和俄亥俄州以微弱优势获胜，美国就会多一位叫杜威的总统。在黑人选民人数大增的同时，联邦政府将黑人问题提到空前重要的位置，甚至以前顽固的南方州长也转变立场，这些变化之间显然有着内在联系。
谢国荣《民权运动的前奏》一书中讲的就是黑人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使公民权利问题上升到杜鲁门政府的国内议事日程的。他指出，南部白人尤其下层白人是反对种族隔离的主要力量，而保守的政治家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以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美国政府和民众截然分开是有问题的。事实是在民主自治旗号下的多数白人，而不仅是一小撮白人种族主义者或奴隶主阻碍了黑人的自由平等之路。不仅是公民资格，就是美国工会会员资格对黑人也是逐渐才得以开放的。其实，美国北方和西部城市也不是黑人自由平等之地，随着黑人的增加，下层白人与黑人在就业和居住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在60年代中期发生过很多种族骚乱。
值得指出的是，与南非当年的种族隔离制度不同，那里的黑人约占全国人口的80％，白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比美国的黑人还低。今天，黑人在美国依然是少数民族，如果白人不认可黑人的公民权利，黑人权利也不可能靠选票的多数获胜。如同当时一位南方政治家对杜鲁门的警告：“最近你的民权立场和你的民权讲话毫无疑问会吸引数百万黑人选民，但是你的这种立场会使你失去数千万白人的选票。”正因如此，奥巴马当选总统被认为是实现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它充分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公民权利的胜利不仅是黑人的，也是全体美国人的胜利。一位美国保守派作家甚至称，奥巴马当选是美国人送给世界的独特礼物。
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其最短的那块桶板。衡量一个国家对公民权利的维护程度，最好看它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的权利状况是怎样的。增添一个多数与少数群体的视角，能更全面地理解黑人的经历和美国的历史。让人们接受一种原则也许不难，让他们用这种原则改变其社会生活则不容易；如果他们恰好是社会中的大多数，这种改变就会更困难。美国黑人的自由之路正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走过来的。
马丁·路德·金曾在1957年的一次演讲中大声疾呼：“给我们选票，我们就不再担忧联邦政府给予我们的基本权利；……给我们选票，我们会让议会大厅里充满了善良之人；……给我们选票，我们将使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基于正义与和平的新社会。”事实证明：让公民真正掌握自己手中的选票至为关键，即使他们是少数人。黑人正是利用手中选票形成的杠杆效应，在国内外其他有利因素的配合下，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环境，创造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