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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我与黎澍先生并不认识，但也不是没有照过面。1978年6月初在天津召开全国史学规划筹备会，这是“文革”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史学会议，出席者有两三百人，史学界几乎所有的耆老在经历了磨难之后，能来的都来了。我当时已年过不惑，但属于“少年”，当时像我这样的与会者为数很少。我在会上有个发言，正好由黎澍先生主持。我走上台时，他招手让我过去。他坐在发言台的一侧，我俯身到他面前，这是我与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照面。黎澍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胖胖的、圆脸、光头。当时规定每人发言不得超过30分钟，前边有几位先生发言超过时间，他便不停地递条子请结束。但他却悄悄地对我说：“你放开讲，时间不限。”我顿时感到有一只有劲的手在推着我向前。
1978年和1979年我发表了三篇多少有点轰动效应的文章，我也因此名噪一时。事后我才知道这三篇文章后边的主要推手是黎澍先生。先生在世时，我曾多次想前往拜谢，但我是个乡巴佬，比较怯生，犹豫而止。待到先生作古之后，我每想起此事，都感到有缺，也是终生的遗憾。有一次我与徐宗勉先生(曾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谈起此事，徐先生说，黎先生非常平易近人，很愿意与年轻人交往。这更增加了我的遗憾。
一、《打碎枷锁解放史学》一文在大会上发言与刊出
1978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学校值班室(离我住处很近)的熟人跑到我家，说有北京长途电话。我一时很纳闷，谁会给我打电话?一接电话竟是《历史研究》副主编丁伟志先生。他先问我接到开会的特邀信没有?我回答接到了(我为什么会受到“特邀”，以后有机会再说)。他又问，你最近有没有批判“四人帮”的文章?真凑巧，我正好写完一篇，题目就是《打碎枷锁解放史学》，他即刻回应：这个题目挺好，能否在会议上发言?我说，得请你们看看，是否合适?我随后把打印稿寄给丁先生，很快得到答复，说可以用这个稿在会上发言。
现在回头看，文章的八股气自不待言，但在当时还是有冲击性的。打倒“四人帮”之后批判文章多多，我也写过几篇，主要批所谓的“影射史学”，就史学界而言，还没有针对“史学革命”进行正面清理。过来人都知道，那个时期是“两个凡是”时期，凡是伟大领袖的言行都是神圣的，作为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更是不能稍有异议的，而“史学要革命”就是最高指示。“文革”初期，1966年6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文中传达了“史学要革命”的最高指示。由此可以看到“史学革命”在“文革”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不把“文革”中的“史学革命”打碎，史学就不能从桎梏中解放出来。我的文章不能不既要投鼠，又要忌器，现在看来荒唐、可笑。其实时下在体制内仍有“忌器”问题，可况当时!
不管这篇文章有多少缺陷，但在当时对冲决“史学革命”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黎澍的特别关照，我的一万多字的文章在会议上读毕，占用了超量的时间。我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了多数人的共鸣，我这个二十多年的“老”小助教，一下子引起与会者的关注。
发言之后，丁伟志先生立即约稿，丁先生等大编辑们进行了一些文字修饰，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全文刊出。
这篇文章的刊出首先是丁伟志先生垂爱，从黎澍先生的嘱言推测，肯定是黎澍先生最后拍板。文章虽然拐弯抹角，人们不难看出是“打着红旗反(主要是“反思”)红旗”的。
在当时的思想解放思潮中，黎澍先生是史学界的引领者之一。他的一篇文章对我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1977年10月初，辽宁大学举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黎澍先生虽没有出席，但提交了一篇论文，由蔡美彪先生代发言。题目我记不太清了，主旨是反思和批判封建主义在现实中的影响问题。黎澍先生的文章在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反对者近似“怒斥”，赞成者相对含蓄，多数保持沉默，我估计沉默者是心有余悸而内心是支持的。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大体相符。对这个问题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思考，但远没有黎澍先生那么深刻和系统。因此对我依然有启蒙意义，这对我研究政治思想史有方向指导意义。
二、《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在大会上发言
1978年6月全国史学规划筹备会上我的发言虽然有一定影响，但我感到远没有深入，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本质。“文革”以及文革以前种种“左”的东西其理论依据究竟是什么?史学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左?我先解剖自己为什么跟着跑?就我自己来说，最根本的是对绝对化的阶级斗争说深信不疑；对全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都接受。可是“文革”中的许多事让人心烦、讨厌，然而都是在阶级斗争旗帜下进行的，阶级斗争的调门越高，事情越乱，我逐渐萌生疑念(我有1976年的日记可证，希望能有机会公开，为我辈当时的心情提供一点参考)。史学规划筹备会之后，我感到无论如何应从铁桶式的阶级斗争说的笼罩中走出来。然而在当时的氛围下还是有“危险”的，因为当时的口号是“抓纲举目”，“纲”依然是阶级斗争说。在这种局势下，就有个如何切入的问题。经济学界、哲学界有一批文章为“四人帮”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翻案，但还没有直接涉及极端的阶级斗争说。不冲破这个桎梏，很难走出樊篱。但从哪里人手，很费心思，既要点出要害，又要能在体制内的刊物上发表，想来想去还只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于是从“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作切入点展开论说。文章的核心观点是要把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说往后移，置于次要位置。整个夏季，我与王连生同志合作，投入全部精力撰写这篇文章。我们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提出“生产斗争是一种普照的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一切历史变革的终极原因”。当时的人都能看明白，我们在向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极端化的阶级斗争观念发出质疑。
1978年10月写就初稿，当时的刊物很少，投给谁呢?谁敢用呢?会不会给自己招来麻烦?我们反复掂量后，多少有点“豁出去”的精神，最后决定投给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很快收到了王思治先生的回信。王思治先生是我们这一辈很有名气的少壮派史学家，他的多篇文章我早就拜读过。但我与王先生并不认识，也不知道他在主持《教学与研究》。他的来信使我们受到鼓舞，他肯定了我们的思路，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讨论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在寄回的原稿上，还有与他笔迹不同的其他人的批语和建议，说明初审的不止王先生一人。我们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又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到12月完稿。很快在1979年第2期发表，同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
本文作者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斗争或生产活动，并论述了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生产力如何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领域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需要认真深入地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完整地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我们希望哲学和史学工作者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
就实说，我们的文章的确涉及了当时流行的诸多理论问题，“编者按”中特 别提出的两点的确是我们的核心。把阶级斗争“降位”，又说上层建筑不都是阶级性的，显然与当时的主流观念相违背，能没有“危险性”吗?这里附带说一句，就目前学界诸多人几乎只字不提阶级性的思潮而言，我个人倒认为应适当注意阶级斗争(包含阶层、利益集团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的意义，对上层建筑某些阶级性问题也应关注。
正待《教学与研究》发稿时，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定于1979年4月初在成都召开，会议筹备组向全国有关单位发出征稿启事。我们冒昧地把稿子也投寄给了会议筹备组。会期临近时通知我在大会上发言。会议前南开一行五人随郑天挺先生先到西安访问，但车票紧张，老先生乘车去成都，我与另一位少壮改乘飞机。由于秦岭气候原因飞机延期，没有按时到会，影响了大会发言人安排，给主持者增添了麻烦。恰在我们之前，大批北京与会者所乘的飞机腾空之后，在北京上空盘桓一个多小时，又在北京机场降落。飞机降落后，一看周围有多辆救火车和救护车，原来是起落架出了故障，幸而有惊无险，大家互相道贺。我们虽把飞机改期的事电告了南开先到的先生，没有想到电报在我们到达之后才送来，引发他们不安，往南开打电话询问，把我妻子急坏了。会议上一些人传言我们的飞机出事了，引起熟人的担心，待我们安全到达后，才松了一口气。我已经错过发言机会，但铅印稿已发给出席者，见到一些熟人，他们还是很关注我提出的问题。随后，秘书处的负责人(一位女同志，好像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科研处处长)通知我：“你和王戎笙先生的发言不在大会上讲了，铅印的发言稿也要收回。”我当时摸不着头脑，感到出了问题，有些惴惴不安，听说是北京传来了有关“原则”的讲话，担心我与王戎笙先生的文章“出格”，引起麻烦。可是第二天，还是这位女同志又通知我，仍然要在全体会上发言。从会议安排上看是临时增加了一次全体会议。
正在开会之时，我们的文章在《教学与研究》第2期刊出；王戎笙先生对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质疑的文章不久在《光明日报》刊出；戴逸先生的发言也有一大段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唯一动力说进行质疑，后来在《历史研究》刊出。显然，戴逸、王戎笙和我的发言是会议组织者经慎重考虑后安排的。黎澍先生是会议主持者之一，我相信他肯定是其中的重要推手。
会议之后，在史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大讨论，各地举办了多场专门讨论会，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呈现了“文革”后第一轮百家争鸣局面。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遴选了二十几篇文章，出版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集》。近几年几位先生在总论三十年来史学进展时，都把这场争论视为冲破禁区、走出教条主义的一次重要的认识分水岭，给予了充分肯定。但稍感遗憾的是没有点出引起争论的三篇由头文章。
现在回头看我们的文章，无疑有很多缺陷。我自己的看法后来也有很多变化。但有一点值得欣慰，这次讨论打破了神圣的禁区，极端化的阶级斗争说被多数学人抛弃或边缘化了。
就我们的文章能刊出来说，首先要感谢王思治先生与《教学与研究》的诸位编辑；能引起史学界的大讨论，肯定有黎澍先生的推动。
三、《论秦始皇是非功过》一文的刊出
在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史政论很发达，作为帝王好坏的两级性符号有唐尧虞舜和桀纣。秦始皇、曹操等也是突出的符号性的人物。在现实的政治争斗中，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常常以“秦始皇”比喻领袖。于是秦始皇也就超出历史人物而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话题。
我在“批林批孔”时讲过秦始皇。我没有任何“内线”，不过也知道领袖多次以秦始皇自喻，从小道消息中还听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的最高指示。我当时相当迷信，总的来说我是紧跟风向的，不过我对梁效、罗思鼎的文章并不完全赞成。根据历史事实和阶级分析方法，我除充分肯定秦始皇外，也对秦始皇进行了一些批评。1973年我写成一篇稿子在《南开大学学报》复刊号上刊出。没有想到，当时的政治要求是不能对秦始皇进行一点点批评的。学报刚刚印出尚未发行，正赶上新一轮反回潮的大字报，我不知怎么回事，学校行政楼的大字报向我开火，不仅批评我对秦始皇的看法，由我主持编写的《中国古代史稿》因说了几句孔子的好话，也捎上了。还批评我主张“百家争鸣”，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等。后来知道是教务处主管文科的几位熟人写的。大字报引起了领导的关注。学校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对我进行批评帮助，说我缺乏政治敏感，觉悟低，要我作检查。开始我还抗辩了几句，但领导倒很耐心地晓以利害，我也只能乖乖就范。我的检查文字写在内部铅印《中国古代史稿》“后记”中。学校领导的态度与大字报还真是有别，领导同志一面批评，一面保护，把新印的八千份学报一本不留送到造纸厂。为避开反回潮的风头，1974年春节过后我被安排到农村劳动，事情就这样结束了。1977年《南开大学学报》为了“还债”，把我的稿子又刊登出来。时过境迁，我这个人依然是糊涂，“批林批孔”时期写的东西，即使调门与罗思鼎、梁效有所不同，但我也没有觉悟到对抗的地步。当时的文字藏都藏不及，我怎么竞同意再刊出?糊涂!后来在我写的《打碎枷锁解放史学》一文中虽有一段文字论述，提出应该把秦始皇还给历史，但也没有说透。于是感到有必要再写一篇论秦始皇的文章。由于材料比较具备，又请王连生与我合作，时间不长就写成了。1978年冬季作为自流稿寄给了《历史研究》。我不讳言，在当时环境里，写秦始皇也不可能避开上边说的敏感问题，但我们还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进行论说的。
我没有想到，文章很快就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刊出了。随后编辑部就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其中有多篇是进行政治批判的，说我们包藏祸心、含沙射影、心怀叵测等等，矛头所向，明眼人一看就知，有本事何不把秦始皇换成某某，文章的险恶用心是“砍旗”。就实而论，我们没有“砍旗”之意，但在当时的语境里，也不能说没有“降旗”的效果。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有“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骇世之语。就这个意义来说，其含义太大，事关大局，对秦始皇的认识还真得应继续深入下去。
事后我与庞朴先生说到发稿的事，庞公当时是《历史研究》编辑部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我，是他初审后建议采用的，但这篇稿子可能会引来麻烦，他不敢签发，于是请黎澍同志裁定。黎澍看后说：发稿，有问题我负责!参与审定的还有《历史研究》副主编李学昆先生，原来题目不是《论秦始皇是非功过》，这个题目是李先生改定的。
这三篇文章在收入我的集子《洗耳斋文稿》时，归入“历史认识论”部分。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有很多因素构成，既有社会环境、历史背景、话语环境、社会思潮等等的制约与影响，也有个人的种种因素。我这个人总的来说是体制内的和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内的一个历史工作者，但又是一个有点疑问和想搞“修正”的人。“文革”乍起，我就被群众揪了出来，起初是“准牛鬼蛇神”，被编入“中间组”(不准革命，听候处理)，革命派夺权之后，还真的当了几个月的“牛鬼蛇神”。我的罪名2--就是修正主义苗子。平心而论，我没有能力、胆识和相应学识真正进行什么“修正”，只不过是提出一点疑问而已。上述这三篇文章就是在想走出来，可又有“两个凡是”作紧箍咒的特殊时期所作的一些思考和提出的疑问。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几篇文章什么都算不上，但自己仍有点敝帚自珍，因从那个时期说，对推动史学的认识从禁锢中走出来多少起过一点作用。从历史过程看，也不无意义。
最后我要回到标题。这几篇文章能刊出和在大会上发言，有多位先生的帮助，而黎澍先生是有力的推手。黎澍先生已经作古，文中提到的其他先生都还健在，三十多年来我没有向他们说过一句致意的话。日月如梭，我也年过古稀，现在才说一声致谢，实在太晚了。
1978年和1979年我发表了三篇多少有点轰动效应的文章，我也因此名噪一时。事后我才知道这三篇文章后边的主要推手是黎澍先生。先生在世时，我曾多次想前往拜谢，但我是个乡巴佬，比较怯生，犹豫而止。待到先生作古之后，我每想起此事，都感到有缺，也是终生的遗憾。有一次我与徐宗勉先生(曾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谈起此事，徐先生说，黎先生非常平易近人，很愿意与年轻人交往。这更增加了我的遗憾。
一、《打碎枷锁解放史学》一文在大会上发言与刊出
1978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学校值班室(离我住处很近)的熟人跑到我家，说有北京长途电话。我一时很纳闷，谁会给我打电话?一接电话竟是《历史研究》副主编丁伟志先生。他先问我接到开会的特邀信没有?我回答接到了(我为什么会受到“特邀”，以后有机会再说)。他又问，你最近有没有批判“四人帮”的文章?真凑巧，我正好写完一篇，题目就是《打碎枷锁解放史学》，他即刻回应：这个题目挺好，能否在会议上发言?我说，得请你们看看，是否合适?我随后把打印稿寄给丁先生，很快得到答复，说可以用这个稿在会上发言。
现在回头看，文章的八股气自不待言，但在当时还是有冲击性的。打倒“四人帮”之后批判文章多多，我也写过几篇，主要批所谓的“影射史学”，就史学界而言，还没有针对“史学革命”进行正面清理。过来人都知道，那个时期是“两个凡是”时期，凡是伟大领袖的言行都是神圣的，作为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更是不能稍有异议的，而“史学要革命”就是最高指示。“文革”初期，1966年6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文中传达了“史学要革命”的最高指示。由此可以看到“史学革命”在“文革”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不把“文革”中的“史学革命”打碎，史学就不能从桎梏中解放出来。我的文章不能不既要投鼠，又要忌器，现在看来荒唐、可笑。其实时下在体制内仍有“忌器”问题，可况当时!
不管这篇文章有多少缺陷，但在当时对冲决“史学革命”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黎澍的特别关照，我的一万多字的文章在会议上读毕，占用了超量的时间。我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了多数人的共鸣，我这个二十多年的“老”小助教，一下子引起与会者的关注。
发言之后，丁伟志先生立即约稿，丁先生等大编辑们进行了一些文字修饰，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全文刊出。
这篇文章的刊出首先是丁伟志先生垂爱，从黎澍先生的嘱言推测，肯定是黎澍先生最后拍板。文章虽然拐弯抹角，人们不难看出是“打着红旗反(主要是“反思”)红旗”的。
在当时的思想解放思潮中，黎澍先生是史学界的引领者之一。他的一篇文章对我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1977年10月初，辽宁大学举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黎澍先生虽没有出席，但提交了一篇论文，由蔡美彪先生代发言。题目我记不太清了，主旨是反思和批判封建主义在现实中的影响问题。黎澍先生的文章在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反对者近似“怒斥”，赞成者相对含蓄，多数保持沉默，我估计沉默者是心有余悸而内心是支持的。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大体相符。对这个问题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思考，但远没有黎澍先生那么深刻和系统。因此对我依然有启蒙意义，这对我研究政治思想史有方向指导意义。
二、《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在大会上发言
1978年6月全国史学规划筹备会上我的发言虽然有一定影响，但我感到远没有深入，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本质。“文革”以及文革以前种种“左”的东西其理论依据究竟是什么?史学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左?我先解剖自己为什么跟着跑?就我自己来说，最根本的是对绝对化的阶级斗争说深信不疑；对全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都接受。可是“文革”中的许多事让人心烦、讨厌，然而都是在阶级斗争旗帜下进行的，阶级斗争的调门越高，事情越乱，我逐渐萌生疑念(我有1976年的日记可证，希望能有机会公开，为我辈当时的心情提供一点参考)。史学规划筹备会之后，我感到无论如何应从铁桶式的阶级斗争说的笼罩中走出来。然而在当时的氛围下还是有“危险”的，因为当时的口号是“抓纲举目”，“纲”依然是阶级斗争说。在这种局势下，就有个如何切入的问题。经济学界、哲学界有一批文章为“四人帮”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翻案，但还没有直接涉及极端的阶级斗争说。不冲破这个桎梏，很难走出樊篱。但从哪里人手，很费心思，既要点出要害，又要能在体制内的刊物上发表，想来想去还只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于是从“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作切入点展开论说。文章的核心观点是要把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说往后移，置于次要位置。整个夏季，我与王连生同志合作，投入全部精力撰写这篇文章。我们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提出“生产斗争是一种普照的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一切历史变革的终极原因”。当时的人都能看明白，我们在向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极端化的阶级斗争观念发出质疑。
1978年10月写就初稿，当时的刊物很少，投给谁呢?谁敢用呢?会不会给自己招来麻烦?我们反复掂量后，多少有点“豁出去”的精神，最后决定投给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很快收到了王思治先生的回信。王思治先生是我们这一辈很有名气的少壮派史学家，他的多篇文章我早就拜读过。但我与王先生并不认识，也不知道他在主持《教学与研究》。他的来信使我们受到鼓舞，他肯定了我们的思路，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讨论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在寄回的原稿上，还有与他笔迹不同的其他人的批语和建议，说明初审的不止王先生一人。我们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又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到12月完稿。很快在1979年第2期发表，同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
本文作者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斗争或生产活动，并论述了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生产力如何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领域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需要认真深入地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完整地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我们希望哲学和史学工作者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
就实说，我们的文章的确涉及了当时流行的诸多理论问题，“编者按”中特 别提出的两点的确是我们的核心。把阶级斗争“降位”，又说上层建筑不都是阶级性的，显然与当时的主流观念相违背，能没有“危险性”吗?这里附带说一句，就目前学界诸多人几乎只字不提阶级性的思潮而言，我个人倒认为应适当注意阶级斗争(包含阶层、利益集团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的意义，对上层建筑某些阶级性问题也应关注。
正待《教学与研究》发稿时，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定于1979年4月初在成都召开，会议筹备组向全国有关单位发出征稿启事。我们冒昧地把稿子也投寄给了会议筹备组。会期临近时通知我在大会上发言。会议前南开一行五人随郑天挺先生先到西安访问，但车票紧张，老先生乘车去成都，我与另一位少壮改乘飞机。由于秦岭气候原因飞机延期，没有按时到会，影响了大会发言人安排，给主持者增添了麻烦。恰在我们之前，大批北京与会者所乘的飞机腾空之后，在北京上空盘桓一个多小时，又在北京机场降落。飞机降落后，一看周围有多辆救火车和救护车，原来是起落架出了故障，幸而有惊无险，大家互相道贺。我们虽把飞机改期的事电告了南开先到的先生，没有想到电报在我们到达之后才送来，引发他们不安，往南开打电话询问，把我妻子急坏了。会议上一些人传言我们的飞机出事了，引起熟人的担心，待我们安全到达后，才松了一口气。我已经错过发言机会，但铅印稿已发给出席者，见到一些熟人，他们还是很关注我提出的问题。随后，秘书处的负责人(一位女同志，好像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科研处处长)通知我：“你和王戎笙先生的发言不在大会上讲了，铅印的发言稿也要收回。”我当时摸不着头脑，感到出了问题，有些惴惴不安，听说是北京传来了有关“原则”的讲话，担心我与王戎笙先生的文章“出格”，引起麻烦。可是第二天，还是这位女同志又通知我，仍然要在全体会上发言。从会议安排上看是临时增加了一次全体会议。
正在开会之时，我们的文章在《教学与研究》第2期刊出；王戎笙先生对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质疑的文章不久在《光明日报》刊出；戴逸先生的发言也有一大段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唯一动力说进行质疑，后来在《历史研究》刊出。显然，戴逸、王戎笙和我的发言是会议组织者经慎重考虑后安排的。黎澍先生是会议主持者之一，我相信他肯定是其中的重要推手。
会议之后，在史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大讨论，各地举办了多场专门讨论会，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呈现了“文革”后第一轮百家争鸣局面。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遴选了二十几篇文章，出版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集》。近几年几位先生在总论三十年来史学进展时，都把这场争论视为冲破禁区、走出教条主义的一次重要的认识分水岭，给予了充分肯定。但稍感遗憾的是没有点出引起争论的三篇由头文章。
现在回头看我们的文章，无疑有很多缺陷。我自己的看法后来也有很多变化。但有一点值得欣慰，这次讨论打破了神圣的禁区，极端化的阶级斗争说被多数学人抛弃或边缘化了。
就我们的文章能刊出来说，首先要感谢王思治先生与《教学与研究》的诸位编辑；能引起史学界的大讨论，肯定有黎澍先生的推动。
三、《论秦始皇是非功过》一文的刊出
在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史政论很发达，作为帝王好坏的两级性符号有唐尧虞舜和桀纣。秦始皇、曹操等也是突出的符号性的人物。在现实的政治争斗中，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常常以“秦始皇”比喻领袖。于是秦始皇也就超出历史人物而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话题。
我在“批林批孔”时讲过秦始皇。我没有任何“内线”，不过也知道领袖多次以秦始皇自喻，从小道消息中还听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的最高指示。我当时相当迷信，总的来说我是紧跟风向的，不过我对梁效、罗思鼎的文章并不完全赞成。根据历史事实和阶级分析方法，我除充分肯定秦始皇外，也对秦始皇进行了一些批评。1973年我写成一篇稿子在《南开大学学报》复刊号上刊出。没有想到，当时的政治要求是不能对秦始皇进行一点点批评的。学报刚刚印出尚未发行，正赶上新一轮反回潮的大字报，我不知怎么回事，学校行政楼的大字报向我开火，不仅批评我对秦始皇的看法，由我主持编写的《中国古代史稿》因说了几句孔子的好话，也捎上了。还批评我主张“百家争鸣”，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等。后来知道是教务处主管文科的几位熟人写的。大字报引起了领导的关注。学校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对我进行批评帮助，说我缺乏政治敏感，觉悟低，要我作检查。开始我还抗辩了几句，但领导倒很耐心地晓以利害，我也只能乖乖就范。我的检查文字写在内部铅印《中国古代史稿》“后记”中。学校领导的态度与大字报还真是有别，领导同志一面批评，一面保护，把新印的八千份学报一本不留送到造纸厂。为避开反回潮的风头，1974年春节过后我被安排到农村劳动，事情就这样结束了。1977年《南开大学学报》为了“还债”，把我的稿子又刊登出来。时过境迁，我这个人依然是糊涂，“批林批孔”时期写的东西，即使调门与罗思鼎、梁效有所不同，但我也没有觉悟到对抗的地步。当时的文字藏都藏不及，我怎么竞同意再刊出?糊涂!后来在我写的《打碎枷锁解放史学》一文中虽有一段文字论述，提出应该把秦始皇还给历史，但也没有说透。于是感到有必要再写一篇论秦始皇的文章。由于材料比较具备，又请王连生与我合作，时间不长就写成了。1978年冬季作为自流稿寄给了《历史研究》。我不讳言，在当时环境里，写秦始皇也不可能避开上边说的敏感问题，但我们还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进行论说的。
我没有想到，文章很快就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刊出了。随后编辑部就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其中有多篇是进行政治批判的，说我们包藏祸心、含沙射影、心怀叵测等等，矛头所向，明眼人一看就知，有本事何不把秦始皇换成某某，文章的险恶用心是“砍旗”。就实而论，我们没有“砍旗”之意，但在当时的语境里，也不能说没有“降旗”的效果。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有“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骇世之语。就这个意义来说，其含义太大，事关大局，对秦始皇的认识还真得应继续深入下去。
事后我与庞朴先生说到发稿的事，庞公当时是《历史研究》编辑部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我，是他初审后建议采用的，但这篇稿子可能会引来麻烦，他不敢签发，于是请黎澍同志裁定。黎澍看后说：发稿，有问题我负责!参与审定的还有《历史研究》副主编李学昆先生，原来题目不是《论秦始皇是非功过》，这个题目是李先生改定的。
这三篇文章在收入我的集子《洗耳斋文稿》时，归入“历史认识论”部分。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有很多因素构成，既有社会环境、历史背景、话语环境、社会思潮等等的制约与影响，也有个人的种种因素。我这个人总的来说是体制内的和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内的一个历史工作者，但又是一个有点疑问和想搞“修正”的人。“文革”乍起，我就被群众揪了出来，起初是“准牛鬼蛇神”，被编入“中间组”(不准革命，听候处理)，革命派夺权之后，还真的当了几个月的“牛鬼蛇神”。我的罪名2--就是修正主义苗子。平心而论，我没有能力、胆识和相应学识真正进行什么“修正”，只不过是提出一点疑问而已。上述这三篇文章就是在想走出来，可又有“两个凡是”作紧箍咒的特殊时期所作的一些思考和提出的疑问。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几篇文章什么都算不上，但自己仍有点敝帚自珍，因从那个时期说，对推动史学的认识从禁锢中走出来多少起过一点作用。从历史过程看，也不无意义。
最后我要回到标题。这几篇文章能刊出和在大会上发言，有多位先生的帮助，而黎澍先生是有力的推手。黎澍先生已经作古，文中提到的其他先生都还健在，三十多年来我没有向他们说过一句致意的话。日月如梭，我也年过古稀，现在才说一声致谢，实在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