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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一百年前的辛亥之年，蒋介石不过25岁。他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做过哪些事情?脑子里又装了多少革命思想?关于辛亥革命的著作文章可谓汗年充栋，对这些问题则语焉不详。究其原因，青年蒋介石当时还是个默默无名的毛头小伙，所留信史十分有限，而有限的史料又十分难寻。因之，研究者受制于史料，无米难炊。本文综合日本和中国台湾有关资料，结合当时与蒋共事者的回忆，试图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
一、刺杀刘师培未遂之秘
蒋介石“刺陶”广为人知，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之前还参与谋刺过另一个名人——晚清文化名宿刘师培。
武昌起义爆发前，入主中原两百多年的大清帝国已步入风烛残年，风雨飘摇。当南中国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正就读于日本东京振武学堂(士官预备学校)，嗣后进入日军部队实习。此外，蒋介石还有另一个身份一同盟会会员。他每年放假回国，都会到上海找他的入会介绍人陈其美，从事一些秘密的革命活动。不过，蒋介石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会党，所做的无非是一些跑腿打杂的小事。蒋介石三回上海，总算赶上一件大事，即参与谋刺内奸，也是晚清著名学者的刘师培。
刘师培曾醉心民族革命，改名“光汉”(光复汉室之意)，是“岳王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又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参与过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有“激烈派第一人”之称。及后，刘师培在东京看到同盟会闹分裂，“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对革命产生失望情绪，与革命渐行渐远。及后，两江总督端方利诱策反了刘妻何震，何震又把“外恨党人，内惧艳妻”的丈夫刘师培拉下水。1907年冬，刘师培夫妇到上海正式向清廷投降，当起了清廷在革命党内的线人。
安庆起义后，各地革命党加紧活动。上海同盟会员陈其美、张恭、王金发相约在天保客栈开会，商讨起义事宜。刘师培的叛徒身份尚未暴露，遂轻易探得这一消息并告密于端方，致张恭被捕。陈其美与王金发侥幸得脱后，决定营救张恭，并查处内奸。蒋介石于1911年夏休假回到上海时，刘师培告密一事已经查实，遂受陈其美之命协助王金发锄奸。对此，《蒋总统秘录》记载道：
当四川省掀起保路运动的1911年夏季，高田的军事留学生们，正好获得了较长期间的休假。蒋总统立即回到上海，往见陈其美，虽然假期不多，但在这个时候还是参加了营救给关于牢狱的同志张恭，和计划暗杀出卖了张恭的刘光汉、何震夫妇。
蒋介石在日军部队当实习生，整天洗马喂马，几次回上海干的也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直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他现在受领刺奸任务，自然视为大好良机，故十分兴奋、十分珍惜、十分卖力。然而，时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不支持陈其美搞暗杀活动。孙中山认为，暗杀有三大坏处：一不足以促成倒清大业，反而容易暴露起义计划；二会牺牲党内优秀同志(孙中山有这种想法当与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被捕有关)；三有损外国人对革命党的印象，影响自己在海外筹款。另一方面，蒋介石假期将满，只好离开上海回日本继续当兵。
蒋介石在谋刺刘师培的行动中具体做过什么只有两个人知道，一是王金发，二是陈其美。然而，他们都于1915年死难，蒋介石的杀手表现遂无从知晓。不过，蒋介石日后从未向旁人道及“刺刘”，倒是一再提起“刺陶”壮举，说他为革命扫除了障碍。显然，“刺刘”既未成功也无影响，蒋介石不会拿来炫耀。
二、未归国共襄义举之因
1911辛亥年年初，蒋介石已从振武学堂毕业，成为日本高田陆军第13师团19联队5中队的实习生，拟一年见习期满后正式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武昌起义爆发前，革命党人曾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尤以1911年初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为高潮。然而，蒋介石未与一役。为何?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这样解释：
当时会中诸同志闻镇南关、钦州、河口等处，迭起举义之师，或奋袂请行，或倾囊输助，革命热点高沸。而公(蒋介石——引者注)以学习陆军，期望远大，不令回国参加战役。
毛思诚是蒋介石的启蒙老师，且食民国之禄。他根据蒋介石部分日记、往来函电和手稿所撰《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成书后是经过蒋本人审定的。毛与蒋有师生和臣君的双重关系，这就难免让人怀疑两人有唱双簧自吹的嫌疑。
实际上，蒋介石的本事难孚国内同志之期望。一是毕业成绩较差。蒋介石在振武学堂的毕业成绩仅65分，在同期毕业生中位例倒数第10(小他两岁的张群95分，位列第三)。二是实习表现一般。蒋介石毕业后在日军联队实习，整天绕着马转，没有机会应用和实践他所学的炮兵知识。日方对蒋介石的实习表现评价如下：“蒋氏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第13师团长长冈外史也回忆说，当时的蒋介石“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也“未见放射任何异彩”。三是军事才能平平。蒋介石所学专业(炮兵)技术性强，但缺乏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方面训练和实践。显然，蒋介石难称“期望远大”。
蒋介石未回国共襄义举，主要还是由于其他两个原因。
其一，没有时间。军队不是旅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何况日本军校和军队以纪律严格著称。按规定，蒋介石平时只有星期天才能外出，每年只能请假一次，不是自由之身。蒋介石人微位轻，国内起义不可能根据他的休假计划来安排。因此，他即使主观上想回国参加起义，客观上也受到很大限制。
其二，缺乏动力。蒋介石在日本军校的学习成绩平平，在日军部队的表现也乏善可陈，而且受到军校或部队纪律(休假时间)的限制，故未回国共襄义举。那么，其他清国留学生是否有回国参加起义呢?以黄花岗起义为例，实际参战的革命党约130人，死难86人，其中留日学生8人。换言之，蒋介石在留日清国学生中并非积极的革命者。武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不顾一切，冒着被开除军籍和丢失文凭的风险回国参加革命，而在这之前无甚动静，何也?原因之一也许是：武昌起义之前的十余次革命无一成功，回国“造反”成功的概率是零。蒋介石即使想回去，也可能因看不到此种冒险的希望而放弃，何况他所期望的士官学校不过咫尺之远。
三、参加杭州起义之疑
武昌起义成功后，当地革命党人四处发电，表示“极望各处响应”，以分清军之势。陈其美接电后，拟在苏、浙举事策应，其举措之一即通过“军国民联合会”(留日学习军事的清国留学生组织的爱国团体)组织在日清国留学生回国共襄大举。蒋介石收到消息，立即向部队请假回国。随后，蒋介石受陈其美指派，参与了光复杭州的行动，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的最大贡献。
关于蒋介石与杭州起义，就笔者目力所及，大多数文章和论著都是简笔带过。笔者对蒋介石参加杭州起义的动机和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
动机与目的：第一，怀抱着爱国热忱。当初，由于赴日学习军事的清国留学生不会日语，亦缺乏军事基础，日方遂专门成立振武学堂，为清国“军事留学生”补习这两课。三年后毕业，学生被分配到日军联队(相当于团)实习一年，然后才 能升入士官学校继续学习。蒋介石正是这样规划自己的人生，故在振武学堂三年中，没有中断学业回国参加南中国屡屡爆发的起义。孰料武昌起义一举成功，蒋介石接到陈其美电报后便面临抉择：留在日本继续学业，还是中断学业回国“造反”?蒋介石选择了后者，这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爱国热血青年热心革命的一面。结果，蒋介石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嗣后被日方开除军籍，失去了进入士官学校的机会。1908年与蒋介石同赴日本学习军事的60名清国留学生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23人)在武昌起义之后选择了回国参加革命，蒋介石便是其中之一，这应该予以肯定。蒋介石本人亦常以参加辛亥之杭州起义自许。1944年1月，他为鼓励从军学生立志抗日，便列举了自己参加杭州起义的往事：“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于是立即从日本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开始献身革命事业。”
第二，做好了牺牲准备。以武装暴动的激烈方式反对政府，这在革命党看来当然是革命，但在清政府和普通老百姓眼里则是“造反”。武昌起义虽然成功，却被一些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视为“意外”，他们对革命前途并无十足信心。因此，不少革命党人也不是那么坚定和决绝，正如杭州起义司令部参谋官葛敬恩所说：“在专制时代，造反是要杀头的，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虽然满腔热血，究竟还没真的干过革命这件事，如今真要举事了，临事而惧，自不无可原。”蒋介石也抱有此种心理，所以他和张群等四人回国前，特地在日本东京合影一张立此存照，甚至买好了毒药，准备在危急时刻自杀成仁。蒋介石回国参加冒险事业，按说应先回家见亲人“最后一面”，况且杭州离他老家奉化也不远(约130公里)。然而，蒋介石没回家，只是写了一封诀别信表示要殉身革命。试想，如果他真死于杭州之役，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蒋介石?
第三，夹带了私心杂念。蒋介石放弃学业回国参加革命，动机并不单纯。据应梦卿(时在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负责保管印信档案)回忆，蒋介石参加杭州起义前，曾向陈其美表露过私心——“意欲任浙江新政府的都督”。不过，陈其美的手伸不了那么远，未许下此诺。起义成功后，未当上浙督的蒋介石专程从杭州赶到上海找陈其美闹过。陈为慰蒋，委之以沪军第2师5团团长一职。此官较浙督相去甚远，但比起在日军中当二等“马兵”可谓连升数级，所以蒋接受了。蒋介石任团长期间教育部下，称自己“革命观念，第一在推倒满清，恢复中华；第二在为平民抱不平，解决社会问题。权位二字，实未丝毫容怀也”，这就有些口是心非了。及后，蒋介石因“刺陶”案发避居日本，杭州起义军南路军指挥官顾乃斌致书蒋，称其“功成不居”。面对知情者，蒋介石自知对方过誉，复信表示“闻之愈不自安也”。后辛亥革命受挫，张群等多人回到日本设法继续学业，但蒋介石没有回炉。这不是因为蒋介石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而是另有玄机。在日军联队，蒋介石不过是最低级的二等兵，离军官尚有五级之遥(一等兵、下士、中士、曹长、特务员)。杭州履险使蒋介石从一个二等兵一口气升到团长位置，他大概从中尝到了甜头，不愿步步奋斗，唯盼一飞冲天。因此，蒋介石在上海滩过起了浪荡和投机生活。
地位和作用：杭州起义成功四天后的11月9日，上海《民立报》发表题为《浙江敢死队的壮观》一文，特别突出了上海敢死队在杭州起义中的作用，蒋介石的名字也首次出现在媒体上。其实，该报道有以偏概全、以次充主之嫌。这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前，光复会与同盟会已经开始闹矛盾搞分家。辛亥革命中，双方为了大局暂时缓和了矛盾，但仍不时爆发冲突，尤其在起义成功后的利益分配上争夺激烈。沪杭起义成功后，陈其美争到了沪军都督的位置，遂利用职务之便让蒋介石做了团长，还与他结拜为兄弟。同时，《民立报》又是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报，社长于右任和主笔宋教仁都是同盟会员。于是，该报在对外宣传杭州光复时，自然要强调上海赴杭敢死队的作用，并突出蒋介石的地位。相反，光复会重实践，轻鼓吹，自动放弃了宣传的话语权。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再怎么打扮，小姑娘也变不成小伙子，历史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上海赴杭敢死队的确为杭州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却并非决定性力量。陈其美策划在苏、浙共同举义，遂于10月21日派人到杭州联络起义事宜。杭州方面答应了，但提出一个要求，即请上海方面加派人手到杭州，增强起义力量。上海起义也需要人，陈其美当然不会把精干力量送到杭州，于是派人到浙江招募了一批曾受过自己恩惠的渔民112人，以之作为上海赴杭敢死队。杭州起义取得成功，当然离不开各路义军配合，但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新军第81、82标(相当于团)，而不是数量上仅约一个连、质量上缺乏军事训练的上海赴杭敢死队。
显然，上海赴杭敢死队只是杭州起义部队的一支偏师。那么，蒋介石在这支偏师中是什么职务，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陈其美的“联络员之一”。武昌起义后，陈其美计划在宁、沪、杭三地发动起义策应，但哪个城市都不想当“出头鸟”打第一枪。为协调沪、杭两地起义时间，陈其美先派姚勇忱到杭州联络，不久又于10月12日至13日亲自到杭州，最后派黄郛、蒋介石、陈泉卿三人一同前往杭州。实际上，蒋介石回到上海时，“陈其美所策划在上海和杭州同时举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完成阶段”，否则沪、杭两地的起义不可能在蒋介石回国后的四五天内就发动起来。可见，陈其美将刚回国的蒋介石派往杭州联络起义，并非独重蒋介石，只不过给急于请命的蒋介石一件差事罢了。值得注意的是，与蒋介石同赴杭州的还有黄郛，他年长蒋介石七岁，是早蒋介石四年毕业的振武学堂师兄。陈其美若相信蒋介石的办事能力，似无必要再派黄郛去杭州。陈也许想让蒋跟着黄师兄学习学习、历练历练。
敢死队的“军事专家”。蒋介石主要在振武学堂接受军事教育，专业是炮兵，而杭州起义中的敢死队根本没有炮。尽管蒋介石自振武学堂毕业后又在日军中干了10个月，但主要工作是伺候战马，谈不上什么技术含量。另外，从蒋介石在日本时发表在《武学》杂志上的文章看，也只是一些简单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常识，并无创见卓识。不过，蒋介石毕竟在日本军校上过学，也在日军部队待过近一年，在军事上比王金发和张伯歧这些“强盗”出身的草莽英雄更专业。因之，蒋介石在敢死队中还是比较受重视，故“负责起草计划、文件等工作”。
敢死队的“指挥官”。起义时，敢死队分为5队(5人持炸弹、15人持手枪，共75人参加战斗，其余为预备队)，其中3个队由张伯歧率领，配合南路第82标攻打巡抚衙门；2个队由王金发率领，配合北路第81标攻打军械局和旗营。至于蒋介石的职务，当时《民立报》和1912年排印的顾乃斌所撰《浙军杭州光复记》都说他是敢死队的“指挥官”。而据笔者考察，蒋指挥官对敢死队的指挥十分有限。一方面，从技术层面看，由于杭州起义在夜间发动，敢死队又分为南北两支5队，加之通讯工具又落后，不可能对敢死队进行统一指挥；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看，蒋介石作为敢死队指挥官，按理应坐镇总部或兼任两路敢死队指挥官之一，但他在实际战斗中只是南路敢死队的一员，亦无突出表现。其实，蒋介石的指挥仅限于起草计划和战前鼓动，至于临阵指挥和冲锋陷阵，乃是具有“造反”经验的江湖草莽张伯歧和王金发等人的强项。
综上所述，辛亥之年的青年蒋介石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敢冒险、肯牺牲的热血革命青年。当然，他也有不足之处，如在革命热院中夹杂了私心杂念。就才能和表现而言，蒋介石在同学和战友中并不突出，但他有一个旁人难及的优点，即敢于冒着丢掉学历和性命的危险去抓住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难得机会。这次冒险参加辛亥革命是第一次，11年后登永丰舰陪侍孙中山则是最重要的一次。
一、刺杀刘师培未遂之秘
蒋介石“刺陶”广为人知，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之前还参与谋刺过另一个名人——晚清文化名宿刘师培。
武昌起义爆发前，入主中原两百多年的大清帝国已步入风烛残年，风雨飘摇。当南中国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正就读于日本东京振武学堂(士官预备学校)，嗣后进入日军部队实习。此外，蒋介石还有另一个身份一同盟会会员。他每年放假回国，都会到上海找他的入会介绍人陈其美，从事一些秘密的革命活动。不过，蒋介石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会党，所做的无非是一些跑腿打杂的小事。蒋介石三回上海，总算赶上一件大事，即参与谋刺内奸，也是晚清著名学者的刘师培。
刘师培曾醉心民族革命，改名“光汉”(光复汉室之意)，是“岳王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又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参与过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有“激烈派第一人”之称。及后，刘师培在东京看到同盟会闹分裂，“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对革命产生失望情绪，与革命渐行渐远。及后，两江总督端方利诱策反了刘妻何震，何震又把“外恨党人，内惧艳妻”的丈夫刘师培拉下水。1907年冬，刘师培夫妇到上海正式向清廷投降，当起了清廷在革命党内的线人。
安庆起义后，各地革命党加紧活动。上海同盟会员陈其美、张恭、王金发相约在天保客栈开会，商讨起义事宜。刘师培的叛徒身份尚未暴露，遂轻易探得这一消息并告密于端方，致张恭被捕。陈其美与王金发侥幸得脱后，决定营救张恭，并查处内奸。蒋介石于1911年夏休假回到上海时，刘师培告密一事已经查实，遂受陈其美之命协助王金发锄奸。对此，《蒋总统秘录》记载道：
当四川省掀起保路运动的1911年夏季，高田的军事留学生们，正好获得了较长期间的休假。蒋总统立即回到上海，往见陈其美，虽然假期不多，但在这个时候还是参加了营救给关于牢狱的同志张恭，和计划暗杀出卖了张恭的刘光汉、何震夫妇。
蒋介石在日军部队当实习生，整天洗马喂马，几次回上海干的也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直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他现在受领刺奸任务，自然视为大好良机，故十分兴奋、十分珍惜、十分卖力。然而，时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不支持陈其美搞暗杀活动。孙中山认为，暗杀有三大坏处：一不足以促成倒清大业，反而容易暴露起义计划；二会牺牲党内优秀同志(孙中山有这种想法当与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被捕有关)；三有损外国人对革命党的印象，影响自己在海外筹款。另一方面，蒋介石假期将满，只好离开上海回日本继续当兵。
蒋介石在谋刺刘师培的行动中具体做过什么只有两个人知道，一是王金发，二是陈其美。然而，他们都于1915年死难，蒋介石的杀手表现遂无从知晓。不过，蒋介石日后从未向旁人道及“刺刘”，倒是一再提起“刺陶”壮举，说他为革命扫除了障碍。显然，“刺刘”既未成功也无影响，蒋介石不会拿来炫耀。
二、未归国共襄义举之因
1911辛亥年年初，蒋介石已从振武学堂毕业，成为日本高田陆军第13师团19联队5中队的实习生，拟一年见习期满后正式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武昌起义爆发前，革命党人曾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尤以1911年初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为高潮。然而，蒋介石未与一役。为何?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这样解释：
当时会中诸同志闻镇南关、钦州、河口等处，迭起举义之师，或奋袂请行，或倾囊输助，革命热点高沸。而公(蒋介石——引者注)以学习陆军，期望远大，不令回国参加战役。
毛思诚是蒋介石的启蒙老师，且食民国之禄。他根据蒋介石部分日记、往来函电和手稿所撰《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成书后是经过蒋本人审定的。毛与蒋有师生和臣君的双重关系，这就难免让人怀疑两人有唱双簧自吹的嫌疑。
实际上，蒋介石的本事难孚国内同志之期望。一是毕业成绩较差。蒋介石在振武学堂的毕业成绩仅65分，在同期毕业生中位例倒数第10(小他两岁的张群95分，位列第三)。二是实习表现一般。蒋介石毕业后在日军联队实习，整天绕着马转，没有机会应用和实践他所学的炮兵知识。日方对蒋介石的实习表现评价如下：“蒋氏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第13师团长长冈外史也回忆说，当时的蒋介石“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也“未见放射任何异彩”。三是军事才能平平。蒋介石所学专业(炮兵)技术性强，但缺乏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方面训练和实践。显然，蒋介石难称“期望远大”。
蒋介石未回国共襄义举，主要还是由于其他两个原因。
其一，没有时间。军队不是旅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何况日本军校和军队以纪律严格著称。按规定，蒋介石平时只有星期天才能外出，每年只能请假一次，不是自由之身。蒋介石人微位轻，国内起义不可能根据他的休假计划来安排。因此，他即使主观上想回国参加起义，客观上也受到很大限制。
其二，缺乏动力。蒋介石在日本军校的学习成绩平平，在日军部队的表现也乏善可陈，而且受到军校或部队纪律(休假时间)的限制，故未回国共襄义举。那么，其他清国留学生是否有回国参加起义呢?以黄花岗起义为例，实际参战的革命党约130人，死难86人，其中留日学生8人。换言之，蒋介石在留日清国学生中并非积极的革命者。武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不顾一切，冒着被开除军籍和丢失文凭的风险回国参加革命，而在这之前无甚动静，何也?原因之一也许是：武昌起义之前的十余次革命无一成功，回国“造反”成功的概率是零。蒋介石即使想回去，也可能因看不到此种冒险的希望而放弃，何况他所期望的士官学校不过咫尺之远。
三、参加杭州起义之疑
武昌起义成功后，当地革命党人四处发电，表示“极望各处响应”，以分清军之势。陈其美接电后，拟在苏、浙举事策应，其举措之一即通过“军国民联合会”(留日学习军事的清国留学生组织的爱国团体)组织在日清国留学生回国共襄大举。蒋介石收到消息，立即向部队请假回国。随后，蒋介石受陈其美指派，参与了光复杭州的行动，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的最大贡献。
关于蒋介石与杭州起义，就笔者目力所及，大多数文章和论著都是简笔带过。笔者对蒋介石参加杭州起义的动机和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
动机与目的：第一，怀抱着爱国热忱。当初，由于赴日学习军事的清国留学生不会日语，亦缺乏军事基础，日方遂专门成立振武学堂，为清国“军事留学生”补习这两课。三年后毕业，学生被分配到日军联队(相当于团)实习一年，然后才 能升入士官学校继续学习。蒋介石正是这样规划自己的人生，故在振武学堂三年中，没有中断学业回国参加南中国屡屡爆发的起义。孰料武昌起义一举成功，蒋介石接到陈其美电报后便面临抉择：留在日本继续学业，还是中断学业回国“造反”?蒋介石选择了后者，这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爱国热血青年热心革命的一面。结果，蒋介石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嗣后被日方开除军籍，失去了进入士官学校的机会。1908年与蒋介石同赴日本学习军事的60名清国留学生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23人)在武昌起义之后选择了回国参加革命，蒋介石便是其中之一，这应该予以肯定。蒋介石本人亦常以参加辛亥之杭州起义自许。1944年1月，他为鼓励从军学生立志抗日，便列举了自己参加杭州起义的往事：“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于是立即从日本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开始献身革命事业。”
第二，做好了牺牲准备。以武装暴动的激烈方式反对政府，这在革命党看来当然是革命，但在清政府和普通老百姓眼里则是“造反”。武昌起义虽然成功，却被一些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视为“意外”，他们对革命前途并无十足信心。因此，不少革命党人也不是那么坚定和决绝，正如杭州起义司令部参谋官葛敬恩所说：“在专制时代，造反是要杀头的，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虽然满腔热血，究竟还没真的干过革命这件事，如今真要举事了，临事而惧，自不无可原。”蒋介石也抱有此种心理，所以他和张群等四人回国前，特地在日本东京合影一张立此存照，甚至买好了毒药，准备在危急时刻自杀成仁。蒋介石回国参加冒险事业，按说应先回家见亲人“最后一面”，况且杭州离他老家奉化也不远(约130公里)。然而，蒋介石没回家，只是写了一封诀别信表示要殉身革命。试想，如果他真死于杭州之役，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蒋介石?
第三，夹带了私心杂念。蒋介石放弃学业回国参加革命，动机并不单纯。据应梦卿(时在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负责保管印信档案)回忆，蒋介石参加杭州起义前，曾向陈其美表露过私心——“意欲任浙江新政府的都督”。不过，陈其美的手伸不了那么远，未许下此诺。起义成功后，未当上浙督的蒋介石专程从杭州赶到上海找陈其美闹过。陈为慰蒋，委之以沪军第2师5团团长一职。此官较浙督相去甚远，但比起在日军中当二等“马兵”可谓连升数级，所以蒋接受了。蒋介石任团长期间教育部下，称自己“革命观念，第一在推倒满清，恢复中华；第二在为平民抱不平，解决社会问题。权位二字，实未丝毫容怀也”，这就有些口是心非了。及后，蒋介石因“刺陶”案发避居日本，杭州起义军南路军指挥官顾乃斌致书蒋，称其“功成不居”。面对知情者，蒋介石自知对方过誉，复信表示“闻之愈不自安也”。后辛亥革命受挫，张群等多人回到日本设法继续学业，但蒋介石没有回炉。这不是因为蒋介石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而是另有玄机。在日军联队，蒋介石不过是最低级的二等兵，离军官尚有五级之遥(一等兵、下士、中士、曹长、特务员)。杭州履险使蒋介石从一个二等兵一口气升到团长位置，他大概从中尝到了甜头，不愿步步奋斗，唯盼一飞冲天。因此，蒋介石在上海滩过起了浪荡和投机生活。
地位和作用：杭州起义成功四天后的11月9日，上海《民立报》发表题为《浙江敢死队的壮观》一文，特别突出了上海敢死队在杭州起义中的作用，蒋介石的名字也首次出现在媒体上。其实，该报道有以偏概全、以次充主之嫌。这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前，光复会与同盟会已经开始闹矛盾搞分家。辛亥革命中，双方为了大局暂时缓和了矛盾，但仍不时爆发冲突，尤其在起义成功后的利益分配上争夺激烈。沪杭起义成功后，陈其美争到了沪军都督的位置，遂利用职务之便让蒋介石做了团长，还与他结拜为兄弟。同时，《民立报》又是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报，社长于右任和主笔宋教仁都是同盟会员。于是，该报在对外宣传杭州光复时，自然要强调上海赴杭敢死队的作用，并突出蒋介石的地位。相反，光复会重实践，轻鼓吹，自动放弃了宣传的话语权。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再怎么打扮，小姑娘也变不成小伙子，历史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上海赴杭敢死队的确为杭州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却并非决定性力量。陈其美策划在苏、浙共同举义，遂于10月21日派人到杭州联络起义事宜。杭州方面答应了，但提出一个要求，即请上海方面加派人手到杭州，增强起义力量。上海起义也需要人，陈其美当然不会把精干力量送到杭州，于是派人到浙江招募了一批曾受过自己恩惠的渔民112人，以之作为上海赴杭敢死队。杭州起义取得成功，当然离不开各路义军配合，但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新军第81、82标(相当于团)，而不是数量上仅约一个连、质量上缺乏军事训练的上海赴杭敢死队。
显然，上海赴杭敢死队只是杭州起义部队的一支偏师。那么，蒋介石在这支偏师中是什么职务，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陈其美的“联络员之一”。武昌起义后，陈其美计划在宁、沪、杭三地发动起义策应，但哪个城市都不想当“出头鸟”打第一枪。为协调沪、杭两地起义时间，陈其美先派姚勇忱到杭州联络，不久又于10月12日至13日亲自到杭州，最后派黄郛、蒋介石、陈泉卿三人一同前往杭州。实际上，蒋介石回到上海时，“陈其美所策划在上海和杭州同时举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完成阶段”，否则沪、杭两地的起义不可能在蒋介石回国后的四五天内就发动起来。可见，陈其美将刚回国的蒋介石派往杭州联络起义，并非独重蒋介石，只不过给急于请命的蒋介石一件差事罢了。值得注意的是，与蒋介石同赴杭州的还有黄郛，他年长蒋介石七岁，是早蒋介石四年毕业的振武学堂师兄。陈其美若相信蒋介石的办事能力，似无必要再派黄郛去杭州。陈也许想让蒋跟着黄师兄学习学习、历练历练。
敢死队的“军事专家”。蒋介石主要在振武学堂接受军事教育，专业是炮兵，而杭州起义中的敢死队根本没有炮。尽管蒋介石自振武学堂毕业后又在日军中干了10个月，但主要工作是伺候战马，谈不上什么技术含量。另外，从蒋介石在日本时发表在《武学》杂志上的文章看，也只是一些简单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常识，并无创见卓识。不过，蒋介石毕竟在日本军校上过学，也在日军部队待过近一年，在军事上比王金发和张伯歧这些“强盗”出身的草莽英雄更专业。因之，蒋介石在敢死队中还是比较受重视，故“负责起草计划、文件等工作”。
敢死队的“指挥官”。起义时，敢死队分为5队(5人持炸弹、15人持手枪，共75人参加战斗，其余为预备队)，其中3个队由张伯歧率领，配合南路第82标攻打巡抚衙门；2个队由王金发率领，配合北路第81标攻打军械局和旗营。至于蒋介石的职务，当时《民立报》和1912年排印的顾乃斌所撰《浙军杭州光复记》都说他是敢死队的“指挥官”。而据笔者考察，蒋指挥官对敢死队的指挥十分有限。一方面，从技术层面看，由于杭州起义在夜间发动，敢死队又分为南北两支5队，加之通讯工具又落后，不可能对敢死队进行统一指挥；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看，蒋介石作为敢死队指挥官，按理应坐镇总部或兼任两路敢死队指挥官之一，但他在实际战斗中只是南路敢死队的一员，亦无突出表现。其实，蒋介石的指挥仅限于起草计划和战前鼓动，至于临阵指挥和冲锋陷阵，乃是具有“造反”经验的江湖草莽张伯歧和王金发等人的强项。
综上所述，辛亥之年的青年蒋介石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敢冒险、肯牺牲的热血革命青年。当然，他也有不足之处，如在革命热院中夹杂了私心杂念。就才能和表现而言，蒋介石在同学和战友中并不突出，但他有一个旁人难及的优点，即敢于冒着丢掉学历和性命的危险去抓住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难得机会。这次冒险参加辛亥革命是第一次，11年后登永丰舰陪侍孙中山则是最重要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