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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开启了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历程。乡村日益处于边缘化地位。鉴于乡村危机和农民苦难的现实，一批知识分子把建设的目光由城市转向农村，发起了包括教育在内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的来看，乡村建设派试图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走一条改良性质的内生发展道路是不可能成功的。面对中国近代社会危机与民众苦难，与上述乡村建设运动者所走的社会改良道路相反，中国共产党选择通过推翻现存政权和体制以使劳苦大众翻身的革命道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教育开启了中国乡村教育的时代。尽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进行革命的宣传和动员，扫盲识字运动也是围绕革命展开。但不论怎样，它所起到的革命启蒙与识字启蒙作用依然值得我们称道。
关键词：近代;乡村危机;中国教育
一、近代乡村危机中的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
在传统中国社会，城乡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界限。士绅与乡村本土知识分子是传统乡村社会教育的主导者。安土重迁观念使他们将故乡作为情感的最终归宿，而游学或从政之地则不过是其人生驿站，最终他们还是要选择回到家乡。他们在回到故里的同时，也将文化带回了乡村。不过，传统乡村文化教育是一种“教化”形式的教育，其教育内容主要不是围绕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展开的，相反，教育是以追求儒家伦理道德框架下的礼序安稳为目标的。正是因为有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发生作用，传统中国乡村虽然发展迟滞，但却相对稳定。
但是近代以来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被迫开启了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历程。[1]根据现代化的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意味着乡村日益处于边缘化地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不断深入，加之连年的军阀混战和频发的自然灾害，农村遭掠夺和边缘化的趋势进一步加重，许多农村地区经济残破不堪、难以为继，而农民生活无所依托、挣扎在死亡线上，民不聊生。乡村的知识精英们纷纷涌入城市导致乡村文化教育资源日趋匮乏。而来自西方的所谓“新教育”的引入，则根本不能适应中国乡村本土的实际情况，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中国乡村的政治、经济危机。教育家们纷纷批评这种现象，其中颇具有代表性的是陶行知的批评，他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子第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2]晏阳初也对“新教育”不顾中国实际、因袭外国这一做法进行了犀利的批评：“现在所谓‘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在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东西。……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人找不着事，事找不着人，这是充分去模仿外国的结果，整个教育因此破产。”[3]新教育尽管听起来是那样先进、时髦、美好，但实际情况是新教育并未给乡村建设以及农民的生活带来太多实际的好处。
不仅如此，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乡村失去了道德的支撑和价值的引领。旧的道德价值系统遭到损毁，而新的价值系统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民以前所依赖的道德精神榜样逐渐崩塌、消失，导致了传统农村社会以前所依赖的传统伦理秩序也随之崩溃。鉴于乡村危机和农民苦难的现实，以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俞庆棠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把建设的目光由城市转向了农村，纷纷提出“到乡村去”、“到民间去”的口号，进行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1926年前后，乡村建设运动规模空前，他们发起、组织社团，如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社等，只为立志改造农村、解救农民于水火之中。为了提高农民的素质，改善农村环境，他们亲力亲为，甚至与困苦的农民们一起生活。
然而，随着乡村教育运动的逐渐展开，其问题也慢慢暴露出来。乡村建设派的领导者们意识到，乡村改造是一个整体的改造，因此不能仅仅只搞乡村教育而不重视其它问题。比如，乡村儿童和乡村成人是乡村教育的主要对象，但现实问题是，生活困苦的农民连生计都应付不过来，哪里还有什么空闲时间接受教育，哪怕简单的识字教育都是相当困难的。退一步说，即使他们认识一些字了，可是对农民的实际生活帮助也不大，他们依然在貧困线上挣扎。因此，农民的学习积极性非常低。经过一段时间的乡村教育运动，晏阳初发现，“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4]。于是，全面建设乡村的乡村建设运动发展起来。
尽管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包含乡村教育在内的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的来看，乡村建设派既摒弃欧美近代资本主义道路，又反对走俄式革命发展道路，而试图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走一条改良性质的内生发展道路。面对近代灾难如此深重的中华民族，面对科学技术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的中华民族，只一味地依靠改良，依靠自身内部的改造，显然不可能使中国乡村彻底摆脱落后的面貌，也不可能使中国民族摆脱“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
二、中国革命的农村转向及其早期农民启蒙
面对中国近代社会危机与民众苦难，与上述乡村建设运动者所走的社会改良道路相反，中国共产党走一条旨在通过推翻现存政权和体制以使劳苦大众翻身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中国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基本规律还在摸索中，自身的理论准备非常不充分。中共早期革命道路和理论策略既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但同时又不免受其牵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许多革命成功范例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比如巴黎公社革命，再比如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取得巨大成功的苏俄十月革命，其具体模式被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奉为行动的样板。即中共的武装斗争其指导思想是以开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为中心。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连串暴动、起义频频失利，特别是1927年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城市中心论”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如果想要在严重失利受挫的情况下保存力量、继续革命，就必须改弦更张，把革命阵地转向农村。农民问题与农村革命道路问题也因此逐渐成为中共思考的焦点。 中国共产党中较早关注农民问题的代表人物当属毛泽东。“早在1925年间，毛泽东就开始关注中国农民问题。不过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建党初期，他主要关注的是工人问题及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5]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通过对家乡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与對农民的组织发动工作，尤其是通过对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为农民大革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力量兴奋不已，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6]“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7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7]1926年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3月19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这届讲习所共开设了二十五门课程，课程内容主要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革命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不注意团结农民，比如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两千农民的拥护。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根据学生来源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研究问题。当时，澎湃领导的以广东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广东陆海丰地区的东江实习两周，那里是澎湃领导的农民运动最为成功的地方。这些实际工作大大加深了学员对农民运动真实情况的了解。
三、乡村割据理论的形成与根据地教育的起步
1927年底，“城市中心论”者和“农村割据论”者都逐渐认识到中共在城市力量的薄弱、在城市迎来“革命高潮”的落空。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暴动或起义的领导人在经历了暴动或者起义挫折后，发现在城市暂时很难立足，于是不得不将连同保存下来的各地武装力量，均相继转入乡村，以保存力量继续开着武装斗争。革命转入农村，于是便有一个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反过来，根据地创建的实践又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从理论高度看待中共革命的发展路径问题。正是因为有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苏区的斗争实践经验，毛泽东才能够对当时许多人主张的乡村“割据”问题进行提炼和总结后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乡村割据理论。这正是有了这一较为完备和系统的理论作指导，中国革命才逐渐走出低谷。
毛泽东对乡村割据理论的探索，井冈山时期是一个重要阶段。根据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实践经验的积累，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期间，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经毛泽东修改）和《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系列文献。这些文献集中呈现了毛泽东的乡村割据理论。毛泽东乡村割据思想即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体。其中，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农村根据地是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先在的根本前提和依托。所以，根据地的建设非常重要。而根据地的建设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建设。
毛泽东强调井冈山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有相当力量的红军”[8]。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的兵源很杂，他们旧军队作风、游民习气、雇佣思想很严重。这就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又因为红军中的多数人是文盲，还有许多农民出身的战士不会打仗，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识字。在井冈山根据地，尽管作战频繁，物质条件极差，但党政军领导机关还是创办了军事教导队和各种训练班等教育机构，培养党、政、军各方面干部。
在红军日常教育展开的同时，井冈山劳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也在积极展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于地处偏僻山区，经济贫困，文化落后。在根据地建立之前私塾和小学很少，只有地主豪绅的子弟才能入学读书，劳苦群众及其子女是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的，所以不识字的文盲占总人口的90%以上。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中心区域如宁冈、永新、遂川的县城和农村都建立了小学，吸收贫苦儿童读书。在宁冈县办学没有课本，毛泽东就指示当地同志编写了旨在提高儿童革命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小学《识字课本》，由他亲自审定后印发全县的小学采用。同时，各乡各村都成立了夜校，动员群众上夜校学习《井冈山土地法》和各种革命道理，进行识字扫盲活动。许多群众通过夜校学习，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得到了提高，同时提高的还有阶级觉悟，他们纷纷成了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
尽管井冈山时期的教育还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教育探索的起步阶段，但它却有着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乡村割据理论，为农村根据地建设中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由此取得了独立领导工农教育的地位。不可否认，乡村建设派在中国农村进行了广泛的乡村教育实验并取得一些成效，但这些实验就广度和深度而言，还远远不能改变中国教育的总体面貌。而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教育则开启了中国乡村教育的时代，标志着中国教育从总体上而言其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这意味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道路途中迈出重要的一步。尽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进行革命宣传和动员，扫盲识字运动也是围绕革命展开。但不论怎样，它所起到的革命启蒙与识字启蒙作用依然值得我们称道。
参考文献
[1]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00-1949）（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2-3.
[2]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155.
[3]马秋帆、熊明安主编.晏阳初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60.
[4]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246.
[5]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10.
[6][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35.
[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11：112-113.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57.
作者简介：
曹咏萍，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邮编510635，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关键词：近代;乡村危机;中国教育
一、近代乡村危机中的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
在传统中国社会，城乡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界限。士绅与乡村本土知识分子是传统乡村社会教育的主导者。安土重迁观念使他们将故乡作为情感的最终归宿，而游学或从政之地则不过是其人生驿站，最终他们还是要选择回到家乡。他们在回到故里的同时，也将文化带回了乡村。不过，传统乡村文化教育是一种“教化”形式的教育，其教育内容主要不是围绕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展开的，相反，教育是以追求儒家伦理道德框架下的礼序安稳为目标的。正是因为有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发生作用，传统中国乡村虽然发展迟滞，但却相对稳定。
但是近代以来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被迫开启了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历程。[1]根据现代化的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意味着乡村日益处于边缘化地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不断深入，加之连年的军阀混战和频发的自然灾害，农村遭掠夺和边缘化的趋势进一步加重，许多农村地区经济残破不堪、难以为继，而农民生活无所依托、挣扎在死亡线上，民不聊生。乡村的知识精英们纷纷涌入城市导致乡村文化教育资源日趋匮乏。而来自西方的所谓“新教育”的引入，则根本不能适应中国乡村本土的实际情况，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中国乡村的政治、经济危机。教育家们纷纷批评这种现象，其中颇具有代表性的是陶行知的批评，他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子第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2]晏阳初也对“新教育”不顾中国实际、因袭外国这一做法进行了犀利的批评：“现在所谓‘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在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东西。……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人找不着事，事找不着人，这是充分去模仿外国的结果，整个教育因此破产。”[3]新教育尽管听起来是那样先进、时髦、美好，但实际情况是新教育并未给乡村建设以及农民的生活带来太多实际的好处。
不仅如此，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乡村失去了道德的支撑和价值的引领。旧的道德价值系统遭到损毁，而新的价值系统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民以前所依赖的道德精神榜样逐渐崩塌、消失，导致了传统农村社会以前所依赖的传统伦理秩序也随之崩溃。鉴于乡村危机和农民苦难的现实，以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俞庆棠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把建设的目光由城市转向了农村，纷纷提出“到乡村去”、“到民间去”的口号，进行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1926年前后，乡村建设运动规模空前，他们发起、组织社团，如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社等，只为立志改造农村、解救农民于水火之中。为了提高农民的素质，改善农村环境，他们亲力亲为，甚至与困苦的农民们一起生活。
然而，随着乡村教育运动的逐渐展开，其问题也慢慢暴露出来。乡村建设派的领导者们意识到，乡村改造是一个整体的改造，因此不能仅仅只搞乡村教育而不重视其它问题。比如，乡村儿童和乡村成人是乡村教育的主要对象，但现实问题是，生活困苦的农民连生计都应付不过来，哪里还有什么空闲时间接受教育，哪怕简单的识字教育都是相当困难的。退一步说，即使他们认识一些字了，可是对农民的实际生活帮助也不大，他们依然在貧困线上挣扎。因此，农民的学习积极性非常低。经过一段时间的乡村教育运动，晏阳初发现，“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4]。于是，全面建设乡村的乡村建设运动发展起来。
尽管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包含乡村教育在内的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的来看，乡村建设派既摒弃欧美近代资本主义道路，又反对走俄式革命发展道路，而试图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走一条改良性质的内生发展道路。面对近代灾难如此深重的中华民族，面对科学技术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的中华民族，只一味地依靠改良，依靠自身内部的改造，显然不可能使中国乡村彻底摆脱落后的面貌，也不可能使中国民族摆脱“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
二、中国革命的农村转向及其早期农民启蒙
面对中国近代社会危机与民众苦难，与上述乡村建设运动者所走的社会改良道路相反，中国共产党走一条旨在通过推翻现存政权和体制以使劳苦大众翻身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中国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基本规律还在摸索中，自身的理论准备非常不充分。中共早期革命道路和理论策略既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但同时又不免受其牵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许多革命成功范例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比如巴黎公社革命，再比如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取得巨大成功的苏俄十月革命，其具体模式被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奉为行动的样板。即中共的武装斗争其指导思想是以开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为中心。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连串暴动、起义频频失利，特别是1927年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城市中心论”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如果想要在严重失利受挫的情况下保存力量、继续革命，就必须改弦更张，把革命阵地转向农村。农民问题与农村革命道路问题也因此逐渐成为中共思考的焦点。 中国共产党中较早关注农民问题的代表人物当属毛泽东。“早在1925年间，毛泽东就开始关注中国农民问题。不过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建党初期，他主要关注的是工人问题及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5]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通过对家乡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与對农民的组织发动工作，尤其是通过对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为农民大革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力量兴奋不已，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6]“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7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7]1926年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3月19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这届讲习所共开设了二十五门课程，课程内容主要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革命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不注意团结农民，比如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两千农民的拥护。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根据学生来源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研究问题。当时，澎湃领导的以广东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广东陆海丰地区的东江实习两周，那里是澎湃领导的农民运动最为成功的地方。这些实际工作大大加深了学员对农民运动真实情况的了解。
三、乡村割据理论的形成与根据地教育的起步
1927年底，“城市中心论”者和“农村割据论”者都逐渐认识到中共在城市力量的薄弱、在城市迎来“革命高潮”的落空。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暴动或起义的领导人在经历了暴动或者起义挫折后，发现在城市暂时很难立足，于是不得不将连同保存下来的各地武装力量，均相继转入乡村，以保存力量继续开着武装斗争。革命转入农村，于是便有一个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反过来，根据地创建的实践又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从理论高度看待中共革命的发展路径问题。正是因为有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苏区的斗争实践经验，毛泽东才能够对当时许多人主张的乡村“割据”问题进行提炼和总结后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乡村割据理论。这正是有了这一较为完备和系统的理论作指导，中国革命才逐渐走出低谷。
毛泽东对乡村割据理论的探索，井冈山时期是一个重要阶段。根据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实践经验的积累，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期间，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经毛泽东修改）和《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系列文献。这些文献集中呈现了毛泽东的乡村割据理论。毛泽东乡村割据思想即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体。其中，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农村根据地是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先在的根本前提和依托。所以，根据地的建设非常重要。而根据地的建设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建设。
毛泽东强调井冈山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有相当力量的红军”[8]。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的兵源很杂，他们旧军队作风、游民习气、雇佣思想很严重。这就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又因为红军中的多数人是文盲，还有许多农民出身的战士不会打仗，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识字。在井冈山根据地，尽管作战频繁，物质条件极差，但党政军领导机关还是创办了军事教导队和各种训练班等教育机构，培养党、政、军各方面干部。
在红军日常教育展开的同时，井冈山劳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也在积极展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于地处偏僻山区，经济贫困，文化落后。在根据地建立之前私塾和小学很少，只有地主豪绅的子弟才能入学读书，劳苦群众及其子女是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的，所以不识字的文盲占总人口的90%以上。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中心区域如宁冈、永新、遂川的县城和农村都建立了小学，吸收贫苦儿童读书。在宁冈县办学没有课本，毛泽东就指示当地同志编写了旨在提高儿童革命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小学《识字课本》，由他亲自审定后印发全县的小学采用。同时，各乡各村都成立了夜校，动员群众上夜校学习《井冈山土地法》和各种革命道理，进行识字扫盲活动。许多群众通过夜校学习，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得到了提高，同时提高的还有阶级觉悟，他们纷纷成了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
尽管井冈山时期的教育还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教育探索的起步阶段，但它却有着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乡村割据理论，为农村根据地建设中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由此取得了独立领导工农教育的地位。不可否认，乡村建设派在中国农村进行了广泛的乡村教育实验并取得一些成效，但这些实验就广度和深度而言，还远远不能改变中国教育的总体面貌。而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教育则开启了中国乡村教育的时代，标志着中国教育从总体上而言其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这意味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道路途中迈出重要的一步。尽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进行革命宣传和动员，扫盲识字运动也是围绕革命展开。但不论怎样，它所起到的革命启蒙与识字启蒙作用依然值得我们称道。
参考文献
[1]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00-1949）（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2-3.
[2]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155.
[3]马秋帆、熊明安主编.晏阳初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60.
[4]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246.
[5]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10.
[6][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35.
[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11：112-113.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57.
作者简介：
曹咏萍，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邮编510635，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