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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回溯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游走于限知与全知之间，作者对事件产生的作用更有把握，从而可以在有限的篇幅之内，构造出更丰富的外在与内在世界。但三三在这篇小说中几乎放弃了这种便利，第一节，整个故事便合盘托出：“我”当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代理了一起专利侵权的案子，对方当事人“号称发明了六条圆周定律，结论是反牛顿力学定律的”。另外，“我”有个交往了五年的男朋友，大约七个月之后，就会分手。而之后的章节，无论是那起专利侵权的案子，还是“我”与男友的分手、重逢，又或者是“我”从律师事务所辞职，一切都按照预设的轨道推进，事件本身对人物的作用很小，更多时候，是凭借环绕事件的既成的关系来展示“我”的内心。
首先是，“我”与任天时的关系。从头到尾，任天时都未现身，他的形象主要是靠“我”与他的邮件往来、他的博文、网上搜到的一张照片拼凑而成，虽有些模糊，但我们依然能将他同新闻中时常出现的民间科学家对应起来，他们强大的自我在现实中无处安放，便寄托于定律或者真理的对立面，由此获得睥睨众生的快感，而小说中的“我”则始终在努力纠正这种刻板印象，在第六节和第十节写给任天时的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使得“我”与任天时之间构建起了一种莫名的亲近关系。
小说中的另外两层关系是，“我”与男友以及“我”与同事的关系。读到第一节，本以为“我”与男友的关系会是小说的主线之一，但后来的章节中，男友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第七节，男友疲惫地向“我”抱怨，“每天这么忙，一点意义都没有”。另一次便是临近结尾处，我们分手后重逢，男友“已掌握挥霍的技艺，注重享受过程”，尽管人物有变化，但整体而言，男友的面目是失焦的，兴许是技巧的问题，兴许是作者主动的取舍，有意无意带来的效果是，“我”与男友天然的疏离感。在同事中，着墨较多的是戴娟，“我”与戴娟的关系，也是我与诸多同事关系的典型。小说的第四节，“我”与陈律师、案源人、B公司的法务一同前往北京，晚饭时，戴娟发来消息说，她跟男友大吵了一架，她提了分手，把对方拉进了黑名单，然后便语无伦次地数落起对方的种种不是。“我”的反应是，“不太擅长应对歇斯底里的情绪”，“只好简短回复几句”，最后“尝试在聊天框里输入一些字，又删去”，“只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回到酒店后，“我”回想起了中學时的往事，并由此生发出一段关于“孤独”的感触。两人表面的关系应是亲近的，否则戴娟不会向“我”倾诉这些，但细究起来，又有一道分明的隔阂，到小说的第七节，男友直接了当说了出来，“戴娟，你们人事吗？你不是不喜欢她嘛。”“我”回答说：“也不至于，我没什么不喜欢的人。”又说：“我只是害怕太热情的人，一旦他们亲近你，就要求你的回馈。你稍微冷淡一些，他们会以为你背叛了友谊。我从小怕这种人，相处起来很累。”这隔阂似乎也是天然的。
本应亲近的关系呈现出来透着天然的疏远，本应疏远的关系中却又有种莫名的亲近。前种关系或许可以肤浅地归因于，“我”始终在寻求纯粹的友谊和爱情而不得。后种关系则需要进一步追问，“我”亲近的到底是真实的任天时，还是想像揣度出的任天时，又或者是“圆周定律”背后的象征？至少，“我”在努力纠正读者对任天时的刻板印象时，伴随的些微怀疑与失落，已经否定了第一个答案。
而这种表面上倒错的亲疏如何会形成，似乎还与“我”对命运的观察有关。小说中很多地方，作者试图抛开寻常的规律，往情境中沉潜，以凝视更深层的“真实”。在那里，时间、事物都得到新的构建。小说结尾处提到“假道伐虢”，这是一个常见的故事，中学时大家都读过，但作者偏要往里找一些被日常埋没的东西。同时，作者还讲出重要的一点，当我们什么都明白的时候，就没法去评判，只能忍受自己的领悟。与其将其视作一条成长背后的认知逻辑，不如说是一种供选择的立场。哪怕存在某种“圆周定律”，消解万物的意义，也想走得更远一些。
首先是，“我”与任天时的关系。从头到尾，任天时都未现身，他的形象主要是靠“我”与他的邮件往来、他的博文、网上搜到的一张照片拼凑而成，虽有些模糊，但我们依然能将他同新闻中时常出现的民间科学家对应起来，他们强大的自我在现实中无处安放，便寄托于定律或者真理的对立面，由此获得睥睨众生的快感，而小说中的“我”则始终在努力纠正这种刻板印象，在第六节和第十节写给任天时的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使得“我”与任天时之间构建起了一种莫名的亲近关系。
小说中的另外两层关系是，“我”与男友以及“我”与同事的关系。读到第一节，本以为“我”与男友的关系会是小说的主线之一，但后来的章节中，男友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第七节，男友疲惫地向“我”抱怨，“每天这么忙，一点意义都没有”。另一次便是临近结尾处，我们分手后重逢，男友“已掌握挥霍的技艺，注重享受过程”，尽管人物有变化，但整体而言，男友的面目是失焦的，兴许是技巧的问题，兴许是作者主动的取舍，有意无意带来的效果是，“我”与男友天然的疏离感。在同事中，着墨较多的是戴娟，“我”与戴娟的关系，也是我与诸多同事关系的典型。小说的第四节，“我”与陈律师、案源人、B公司的法务一同前往北京，晚饭时，戴娟发来消息说，她跟男友大吵了一架，她提了分手，把对方拉进了黑名单，然后便语无伦次地数落起对方的种种不是。“我”的反应是，“不太擅长应对歇斯底里的情绪”，“只好简短回复几句”，最后“尝试在聊天框里输入一些字，又删去”，“只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回到酒店后，“我”回想起了中學时的往事，并由此生发出一段关于“孤独”的感触。两人表面的关系应是亲近的，否则戴娟不会向“我”倾诉这些，但细究起来，又有一道分明的隔阂，到小说的第七节，男友直接了当说了出来，“戴娟，你们人事吗？你不是不喜欢她嘛。”“我”回答说：“也不至于，我没什么不喜欢的人。”又说：“我只是害怕太热情的人，一旦他们亲近你，就要求你的回馈。你稍微冷淡一些，他们会以为你背叛了友谊。我从小怕这种人，相处起来很累。”这隔阂似乎也是天然的。
本应亲近的关系呈现出来透着天然的疏远，本应疏远的关系中却又有种莫名的亲近。前种关系或许可以肤浅地归因于，“我”始终在寻求纯粹的友谊和爱情而不得。后种关系则需要进一步追问，“我”亲近的到底是真实的任天时，还是想像揣度出的任天时，又或者是“圆周定律”背后的象征？至少，“我”在努力纠正读者对任天时的刻板印象时，伴随的些微怀疑与失落，已经否定了第一个答案。
而这种表面上倒错的亲疏如何会形成，似乎还与“我”对命运的观察有关。小说中很多地方，作者试图抛开寻常的规律，往情境中沉潜，以凝视更深层的“真实”。在那里，时间、事物都得到新的构建。小说结尾处提到“假道伐虢”，这是一个常见的故事，中学时大家都读过，但作者偏要往里找一些被日常埋没的东西。同时，作者还讲出重要的一点，当我们什么都明白的时候，就没法去评判，只能忍受自己的领悟。与其将其视作一条成长背后的认知逻辑，不如说是一种供选择的立场。哪怕存在某种“圆周定律”，消解万物的意义，也想走得更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