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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报人邵琼还记得，抗战胜利后她从重庆来到上海，叶以群交给她一个任务，要她去接近张爱玲。当时叶以群正在主持文艺联络社，做的是团结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工作，争取张爱玲自然成了他的目标之一。
抗战胜利以后，聚集在重庆的许多进步文化人纷纷回到上海，茅盾、于伶、胡风、老舍、叶以群等都先后回来了。他们对上海非常熟悉，抗战前也一直在这里生活。一时四川路一带空置的房子变得紧俏起来，文化人们除了考虑家眷住宿以外，有的还把在重庆办的刊物和出版社都搬到上海来了。他们的回归给走出“孤岛”阴影的上海文坛带来了蓬勃的生气。为了适应上海，重庆回来的文化人一改过去的穷酸穿着，大多换了西装，很有绅士气派。
邵琼离开重庆《民主报》，应邀加盟上海《世界晨报》。当时刚刚复刊的这张报纸，由冯亦代、姚苏凤主编。到了上海，来接她的是重庆时的老朋友叶以群。邵琼明白了，能来《世界晨报》，全靠叶以群的推荐。叶以群和冯亦代不仅是老朋友，而且都是同一个文艺机构的负责人。
中外文艺联络社成立于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以沟通中外、解放区与国统区文化交流为己任，侧重介绍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叶以群在发表于1945年12月《文联》创刊号上的《我来介绍“文联社”》一文中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八个月，文艺工作者聚集香港。不久内地的文艺（文化）出版活动就逐渐复生。于是，就有很多内地的地方刊物向留居香港的文艺工作者要求大量的稿件。同时，南洋各地的华侨报刊，也受到香港文化运动的影响而逐渐多起来，纷纷向香港要求稿件的接济。这么一来，香港的文艺工作者却立刻感到应付不暇了。”“于是经大家商量，成立了一个中外文艺通讯社……这‘通讯社’事实上成了各地的作者、编者和读者的一个互助联谊的机关。”“文通社”的通信联络网从内地的重庆、桂林，到南洋的新加坡、菲律宾，以至美国的纽约，十分广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文艺工作者纷纷辗转南洋或内地，“文通社”也自行解散。“直到1944年，湘桂撤退之后，文藝工作者更加向重庆集中。同时，要求‘民主’的呼声响彻于整个大后方，而在广泛的民主运动中又产生了不少的期刊，于是，重庆的作家们又感到了在香港时所感到的问题。在几位朋友的同意之下，就于1945年夏成立了这个中外文艺联络社。”这时文艺通讯社变成了文艺联络社，简称“文联社”，社长茅盾，总编辑叶以群，总经理冯亦代。抗战胜利后，他们三位全都回到了上海。晚于他们回到上海的邵琼，一回来就接受了叶以群交代的任务。在前辈的回忆中“文联社”有时被称作文化联络社，有时又被称为文艺联络社，可能是个人的记忆出入吧。
邵琼通过各种关系获得了接近张爱玲的机会。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某天下午，两位朋友带着邵琼去南京东路上的“新雅”喝下午茶，“在幽雅的小包房内，她们和张爱玲寒暄后，喝着茶，聊着天，无外乎家长里短，吃喝玩乐之类。邵琼当然带着任务而去，悄悄观察张爱玲，见其像一个时髦女郎，一套淡粉色缀花旗袍，长发呈波浪式披着，待人有点冷淡，有点矜持，或者说她过分清高了。”这是张爱玲给邵琼最初的印象，难免有些话不投机。这天回家后，邵琼向叶以群作了汇报。这样的下午茶去多了，邵琼也心生厌烦，没多大兴趣了。而叶以群总是耐心开导她，说了解张爱玲，也是文化工作之一，做好了，可争取她站到我们这边。
又有一次聚会，张爱玲在闲聊中，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小调来。这是抗战电影《孤岛天堂》中的插曲《何日君再来》，张爱玲唱得凄楚而无奈。邵琼最终也未能完成叶以群安排的任务，此事就不了了之。（韦泱：《我曾去“团结”张爱玲》）
那时是1946年三四月间，张爱玲刚去温州寻夫归来，在温州看见丈夫胡兰成身边已经有了另一位女子，他却不愿对感情作出一个明确的选择，其实是舍不得放弃其他的女人。情绪低落的张爱玲刚返沪不久，才逐渐悟出胡兰成不便直言，却以行动做给她看的答复，心情更是不堪，常在人前掩抑着自己。胡兰成还记得，一天“两人在小巷里走，要我选择她与小周，而我不肯。我且又想起她曾几次涕泣……”一个半月后，张爱玲就从上海给胡兰成去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可是用胡兰成的话就更绝情：“其实我并不觉得爱玲与我决绝了有何两样，而且我亦并不一定要想再见她，我与她如花开水流两无情，我这相思只是志气不坠。”张爱玲心里的苦闷无人诉说，只能在《何日君再来》的歌声中获得些许的流露。
这也就难怪四十多年后张爱玲在美国想起上海的旧事，在《小团圆》里描写九莉（即张爱玲）对之雍（即胡兰成）的感受道：“她从来不想起之雍，不过有时候无缘无故的那痛苦又来了。有时候也正是在洗澡，浴缸里又没有书看，脑子里又不在想什么，所以乘虚而入。这时候也都不想起之雍的名字，只认识那感觉，五中如沸，浑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的淹上来，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
在电影导演桑弧的遗物中，有一张柯灵和漫画家丁聪的合影，摄于上海魏家花园，有意思的是照片后景中张爱玲正与冯亦代交谈甚欢。据说这是文华影业公司举办活动。当时柯灵受聘担任签约编剧，丁聪经常绘制电影相关的海报。张爱玲的两部电影《不了情》《太太万岁》都是文华出品，桑弧导演的。但张爱玲的个性不喜欢交际，也很少参加大场面的活动，据说这次难得出现在公司的派对上，也是桑弧说要介绍她与冯亦代认识，张爱玲才来了。冯亦代是英美文学的翻译家，翻译过毛姆的作品;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文学院读的是英美文学，还是毛姆的粉丝，所以两人的话题中肯定有毛姆（张伟：《桑弧遗物中几帧图像的释读》）。两人谈到毛姆，自然特别投缘。也许冯亦代不仅仅会和张爱玲谈毛姆，他还身兼着文艺联络社的总经理，自然一定会向张爱玲介绍自己任职的这个机构，看来团结张爱玲的工作，要靠冯亦代出面完成了。可惜的是，他们见面时是1947年10月20日，没过几天，11月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叶以群遵照周恩来的安排陪同郭沫若、茅盾撤退去了香港。文艺联络社的主要负责人都离开了上海，自然前面的故事就没有了下文。 读懂前辈的故事也常让我感慨人生的多变和无常。文化前辈们在他们年轻的岁月中都是四海为家，很难做到常居一地。颠沛流离、频繁迁徙似乎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宿命。在那个年代，他们为了进步的文化事业把个人的安逸置之脑后，特别是有家室和孩子的，面对动荡的生活更是不易，无可避免地经历着分离和相望。还有令我感慨的是，时代变迁说慢也慢，快起来也是猝不及防。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她在1947年推出的两部电影取得了轰动的社会效应，大好前程似乎就在前面。可是仅仅两年之后，她的电影文学路在上海就遇到了挣脱不去的瓶颈，那个坎再也无法逾越。
梳理一下文学圈子里关系的形成也是十分有意思的。凤子回忆说，在重庆，文联社的成立，叶以群是请示过周恩来的。在上海叶以群曾说服她先后接编了《海天》和《人世间》，而叶以群主持的文联社是这些副刊和刊物稿件的主要来源。其中还从孔祥熙那里募得了一千法币的捐款，当然孔祥熙不知道这笔钱是被用去办进步杂志。冯亦代则记得：“1944年，大概春夏之后，以群说有件事要我考虑。原来他得到党的指示，要在重庆成立一个机构，向国内外中文报刊发播解放区文艺作家如刘白羽、周而复、周立波、艾青等人的作品……于是我们就成立了文联社。文联社的活动资金，开办时一部分费用则是由宋庆龄资助的。”
而在上海，柯灵把张爱玲介绍给桑弧，桑弧又把张爱玲介绍给冯亦代。所以才有了冯亦代后来去美国访问时要见张爱玲的事。张爱玲晚年选择幽居避世，不论是美国，或是来自中國的客人，她都拒绝见面。不过曾经有一次例外，1980年代初，冯亦代到洛杉矶访问，想去看望张爱玲，托熟人向她联系。张爱玲表示同意见面。可是，张爱玲的答复总是“迟复为歉”，待冯先生得到通知时，人已经离开洛杉矶了。后来，冯亦代提到此事，感到万分惋惜。
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即便风华绝代也是惊鸿一瞥。可是在人生七八十年中，每一日每一周的时钟滴答，一年由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分钟组成。我却发现当这些前辈作家临近人生的晚年，对于几十年前的往事依然会那么上心。
1980年代中期，柯灵在上海写了一篇文章《遥寄张爱玲》，向在太平洋彼岸的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已逾古稀的老人回忆起1943年初次见到张爱玲的情景仍恍若昨日。
“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
当时柯灵在上海编辑《万象》杂志。杂志的编辑部设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条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当时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他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后来他们又多次见面，岁月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柯灵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次张爱玲不同的服饰，甚至是细节。
“孤岛”时期，“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用今天的话来讲，柯灵曾经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张爱玲于1943年写成小说《倾城之恋》，翌年秋改编为四幕八场的现代话剧，请柯灵提意见。后来柯灵还为剧本上演，在多家剧团间奔走了一番。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朱端钧。这出戏连演八十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
柯灵的文章里提到的朱端钧，建国后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副院长。他堪称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一生执导了九十多部话剧，其中包括了他所经历的年代中中国所有著名剧作家的作品。我还记得1976年北京举行毛主席遗体告别仪式时，因为我家有一台九英寸的凯歌黑白电视机，住在楼下的朱端钧上楼来看电视，邂逅了特地步行了二十分钟也来看电视的柯灵。两位老熟人只是简单地点点头，整整两个多小时连些许的寒暄都没有。当时两人都从牛棚里放出来不久，尚未获得平反，还都是戴罪之身，恐怕不便多言。
朱端钧住在枕流公寓的一楼，他家的阳台上种了不少盆景，时常看见他在阳台上浇花，有时又在通过阳台到公寓的大花园里散步。作为一位中国戏剧界著名的导演，朱端钧性格内敛温和。他行走不便，有一次我陪他去公寓对面的上海戏剧学院剧场看学生的演出，他拄着拐杖，说话轻声细语，颇具仙风道骨。博学的他守护着一个传统的婚姻，他的伴侣是一位不识字的传统妇女，为他养育多个儿女。我还记得朱端钧的死那么令人措手不及，1978年秋天，“文革”结束才两年，他在戏剧学院排练场里，为上戏表演系的教师执导复排话剧《雷雨》。排完戏演员们尚未离开，他率先走出排练场，突然倒地，送到医院终告不治。他死于心血管破裂。那时他已七十高龄，《雷雨》是他“文革”后复出排的第一出戏。他曾说：“今后我死也要死在排演场。”最终他如愿以偿。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邵之雍过境上海，到九莉家去，坐到客厅里，正巧燕山打电话来，九莉装作若无其事地去接，不想让之雍知道她同燕山的事。张爱玲这样写九莉当时的心情：“她顿时耳边轰隆轰隆，像两簇星球擦身而过的大的噪音。她的两个世界要相撞了。”小说中的九莉一个人沉在两个情感世界中，左右为难。而燕山据说是以电影导演桑弧为原型。其实生活中桑弧认识张爱玲时，抗战已经结束，胡兰成已经避难去了温州。所以小说中描写的场景是作者戏剧化的文学表现，真实的张爱玲见到桑弧的时候，前面那一颗曾经火热的星球已经远去，热度已经消退。
1946年8月柯灵把桑弧介绍给张爱玲，如果说柯灵是知遇，那么桑弧就更是名副其实的推手了。抗战胜利后，胡兰成背着汉奸的罪名逃到温州避难，张爱玲也受牵连。在当时的上海，舆论对张爱玲很不利，她被一些左翼文人视为文化汉奸的眷属，处境艰难。在无奈的沉寂中，桑弧邀请她改编作品，无疑重新点燃了张爱玲的创作欲望。 张爱玲与桑弧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不了情》。张爱玲只用了两个月就写完了。影片上映后轰动一时。桑弧趁热打铁，又让张爱玲写了部剧本《太太万岁》。电影上映后也十分受欢迎。两部成功的电影，把张爱玲的影响力从文学领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这两次成功的合作大为改观了张爱玲在都市文化氛围中的窘境，也改善了她的经济生活。桑弧珍藏着几张张爱玲摄于上海爱丁顿公寓的照片，估计是桑弧拍摄的，其中有的在卧房里，有的在阳台上，照片都是近景，张爱玲也是素颜出镜，由此可见张爱玲对于拍摄者的信赖，关系亲疏可见一斑。那时他们正在合作第二部电影《太太万岁》。他们在创作中建立的友谊，后来曾发展成爱情。可惜好景不长，由于个性和家庭的原因他们没有走到一起。
柯灵还记得，195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张爱玲的旗袍显然留给柯灵极深的印象。如今她留给读者的深刻印象，不也就是一个裹挟在旗袍中的多情善感的上海女子吗？
建国后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夏衍当时曾经想邀请张爱玲到他领导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当编剧，但因为有人反对而搁置。其实，不论是抗战后期的叶以群，还是建国后的夏衍，他们都没有戴上有色眼镜去看张爱玲，他们珍惜她的文学才华，希望看到她写出更多的精彩篇章。不过对于张爱玲来说，去亦难，留亦难。擅长描写上海公寓中家长里短、男男女女的张爱玲，要改变风格，去描写新中国的工农兵生活谈何容易，除非她真的得了孙悟空的变身法宝，能够脱胎换骨。
后来没多久，张爱玲就去了香港，又去了美国。似乎上海是她创作的源泉，她成名于“孤岛”时期，那是一个畸形的城市环境和文化氛围。她在那里如鱼得水，挥洒自如。可是离开了上海，她的作品少了;再后来去了美国，先是尝试翻译中国清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后来又尝试英文写作，但是一直不顺利，无奈之下再回到中文寫作，即便有也尽失往日的光彩，就像一朵被拔离沃土的灿烂玫瑰，渐渐凋谢。
可是她在上海的几位合作者柯灵、桑弧和朱端钧等在“文革”年代经历了炼狱般的磨难，幸存下来，晚年亦老树发华枝，创作出名篇佳作。他们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完成了人生的谢幕。人生不同的抉择所带来的不同的命运，孰幸孰哀，一语难言。
导演桑弧，建国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导演，擅长拍摄文学作品改编的作品，“文革”前他曾拍摄过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祝福》，以及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他的电影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文革”后，他还拍摄了根据茅盾著名小说改编的《子夜》。影片拍摄时为了帮助年轻的演员熟悉了解上海十里洋场的历史习俗，桑弧特地请来了老演员孙景璐到场为年轻演员辅导。那时我还在上大学，通过上影厂老厂长、剧作家于伶的介绍，带着同学去摄影棚参观。我看见温文而雅的桑弧导演坐在现场，神清气定，安安静静地指挥着拍摄，显出了著名导演的风采。那天拍摄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里股市狂泻的一幕，只听得副导演一声令下，摄影棚里的股民一个个像吃了兴奋剂似的躁动起来，狂啸不已。不过《子夜》并没有像《祝福》那么成功，当时男主角挑选了擅演农民和共产党干部的著名演员李仁堂，出演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遗憾的是这一选择没有获得最广大观众的认同。
“文革”以后，柯灵在散文的写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峰，他以精雕细琢的态度来锻文炼句，文字精致清雅。几乎每写一个句子，都有千锤百炼之功，他自称文字生涯为“煮字”为“墨磨人”。他把写好一篇文章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起草文章后会在案头放上一段不短的时间，然后反复地琢磨。年轻时我曾听过他的谆谆教诲：“写文章要厚积薄发，泛泛而写不好。”柯灵家住在上海西区复兴西路上的一栋西式小洋楼里，门前宽阔的街道上长着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树。柯灵时常会在苦思冥想的时候，走出家门，在幽静的路上踯躅踱步。晚年的柯灵，也曾有过宏大的构想，希望创作一部关于上海百年的历史小说，也写作和发表过一些章节，但最终未能完成。但他写了不少回忆往事的文章，《遥寄张爱玲》是其中著名的一篇。
柯灵的文章恐怕张爱玲并没有看到，因此他传出去的问候未能环绕地球连接成一个圆满的循环，张爱玲那方面没有反应。晚年的张爱玲独居在洛杉矶西木区的公寓里，1995年逝世后数日才被人发现，走得十分孤单。她留下遗嘱请友人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中。人生时常呈现滑稽的结局，若是张爱玲留在大陆，经历频繁的政治运动，就冲着她和胡兰成曾经的恋情，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1980年代末，我就职于上影文学部任剧本策划，曾有一位年轻编剧和我商议改编拍摄张爱玲的作品，可是后来也未能实现。如果当时我们的前辈柯灵、桑弧听到这样的建议，恐会觉得是时光倒流。到了1990年代末，张爱玲的作品真正地在华人的世界里辉煌地凯旋了。
抗战胜利以后，聚集在重庆的许多进步文化人纷纷回到上海，茅盾、于伶、胡风、老舍、叶以群等都先后回来了。他们对上海非常熟悉，抗战前也一直在这里生活。一时四川路一带空置的房子变得紧俏起来，文化人们除了考虑家眷住宿以外，有的还把在重庆办的刊物和出版社都搬到上海来了。他们的回归给走出“孤岛”阴影的上海文坛带来了蓬勃的生气。为了适应上海，重庆回来的文化人一改过去的穷酸穿着，大多换了西装，很有绅士气派。
邵琼离开重庆《民主报》，应邀加盟上海《世界晨报》。当时刚刚复刊的这张报纸，由冯亦代、姚苏凤主编。到了上海，来接她的是重庆时的老朋友叶以群。邵琼明白了，能来《世界晨报》，全靠叶以群的推荐。叶以群和冯亦代不仅是老朋友，而且都是同一个文艺机构的负责人。
中外文艺联络社成立于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以沟通中外、解放区与国统区文化交流为己任，侧重介绍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叶以群在发表于1945年12月《文联》创刊号上的《我来介绍“文联社”》一文中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八个月，文艺工作者聚集香港。不久内地的文艺（文化）出版活动就逐渐复生。于是，就有很多内地的地方刊物向留居香港的文艺工作者要求大量的稿件。同时，南洋各地的华侨报刊，也受到香港文化运动的影响而逐渐多起来，纷纷向香港要求稿件的接济。这么一来，香港的文艺工作者却立刻感到应付不暇了。”“于是经大家商量，成立了一个中外文艺通讯社……这‘通讯社’事实上成了各地的作者、编者和读者的一个互助联谊的机关。”“文通社”的通信联络网从内地的重庆、桂林，到南洋的新加坡、菲律宾，以至美国的纽约，十分广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文艺工作者纷纷辗转南洋或内地，“文通社”也自行解散。“直到1944年，湘桂撤退之后，文藝工作者更加向重庆集中。同时，要求‘民主’的呼声响彻于整个大后方，而在广泛的民主运动中又产生了不少的期刊，于是，重庆的作家们又感到了在香港时所感到的问题。在几位朋友的同意之下，就于1945年夏成立了这个中外文艺联络社。”这时文艺通讯社变成了文艺联络社，简称“文联社”，社长茅盾，总编辑叶以群，总经理冯亦代。抗战胜利后，他们三位全都回到了上海。晚于他们回到上海的邵琼，一回来就接受了叶以群交代的任务。在前辈的回忆中“文联社”有时被称作文化联络社，有时又被称为文艺联络社，可能是个人的记忆出入吧。
邵琼通过各种关系获得了接近张爱玲的机会。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某天下午，两位朋友带着邵琼去南京东路上的“新雅”喝下午茶，“在幽雅的小包房内，她们和张爱玲寒暄后，喝着茶，聊着天，无外乎家长里短，吃喝玩乐之类。邵琼当然带着任务而去，悄悄观察张爱玲，见其像一个时髦女郎，一套淡粉色缀花旗袍，长发呈波浪式披着，待人有点冷淡，有点矜持，或者说她过分清高了。”这是张爱玲给邵琼最初的印象，难免有些话不投机。这天回家后，邵琼向叶以群作了汇报。这样的下午茶去多了，邵琼也心生厌烦，没多大兴趣了。而叶以群总是耐心开导她，说了解张爱玲，也是文化工作之一，做好了，可争取她站到我们这边。
又有一次聚会，张爱玲在闲聊中，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小调来。这是抗战电影《孤岛天堂》中的插曲《何日君再来》，张爱玲唱得凄楚而无奈。邵琼最终也未能完成叶以群安排的任务，此事就不了了之。（韦泱：《我曾去“团结”张爱玲》）
那时是1946年三四月间，张爱玲刚去温州寻夫归来，在温州看见丈夫胡兰成身边已经有了另一位女子，他却不愿对感情作出一个明确的选择，其实是舍不得放弃其他的女人。情绪低落的张爱玲刚返沪不久，才逐渐悟出胡兰成不便直言，却以行动做给她看的答复，心情更是不堪，常在人前掩抑着自己。胡兰成还记得，一天“两人在小巷里走，要我选择她与小周，而我不肯。我且又想起她曾几次涕泣……”一个半月后，张爱玲就从上海给胡兰成去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可是用胡兰成的话就更绝情：“其实我并不觉得爱玲与我决绝了有何两样，而且我亦并不一定要想再见她，我与她如花开水流两无情，我这相思只是志气不坠。”张爱玲心里的苦闷无人诉说，只能在《何日君再来》的歌声中获得些许的流露。
这也就难怪四十多年后张爱玲在美国想起上海的旧事，在《小团圆》里描写九莉（即张爱玲）对之雍（即胡兰成）的感受道：“她从来不想起之雍，不过有时候无缘无故的那痛苦又来了。有时候也正是在洗澡，浴缸里又没有书看，脑子里又不在想什么，所以乘虚而入。这时候也都不想起之雍的名字，只认识那感觉，五中如沸，浑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的淹上来，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
在电影导演桑弧的遗物中，有一张柯灵和漫画家丁聪的合影，摄于上海魏家花园，有意思的是照片后景中张爱玲正与冯亦代交谈甚欢。据说这是文华影业公司举办活动。当时柯灵受聘担任签约编剧，丁聪经常绘制电影相关的海报。张爱玲的两部电影《不了情》《太太万岁》都是文华出品，桑弧导演的。但张爱玲的个性不喜欢交际，也很少参加大场面的活动，据说这次难得出现在公司的派对上，也是桑弧说要介绍她与冯亦代认识，张爱玲才来了。冯亦代是英美文学的翻译家，翻译过毛姆的作品;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文学院读的是英美文学，还是毛姆的粉丝，所以两人的话题中肯定有毛姆（张伟：《桑弧遗物中几帧图像的释读》）。两人谈到毛姆，自然特别投缘。也许冯亦代不仅仅会和张爱玲谈毛姆，他还身兼着文艺联络社的总经理，自然一定会向张爱玲介绍自己任职的这个机构，看来团结张爱玲的工作，要靠冯亦代出面完成了。可惜的是，他们见面时是1947年10月20日，没过几天，11月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叶以群遵照周恩来的安排陪同郭沫若、茅盾撤退去了香港。文艺联络社的主要负责人都离开了上海，自然前面的故事就没有了下文。 读懂前辈的故事也常让我感慨人生的多变和无常。文化前辈们在他们年轻的岁月中都是四海为家，很难做到常居一地。颠沛流离、频繁迁徙似乎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宿命。在那个年代，他们为了进步的文化事业把个人的安逸置之脑后，特别是有家室和孩子的，面对动荡的生活更是不易，无可避免地经历着分离和相望。还有令我感慨的是，时代变迁说慢也慢，快起来也是猝不及防。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她在1947年推出的两部电影取得了轰动的社会效应，大好前程似乎就在前面。可是仅仅两年之后，她的电影文学路在上海就遇到了挣脱不去的瓶颈，那个坎再也无法逾越。
梳理一下文学圈子里关系的形成也是十分有意思的。凤子回忆说，在重庆，文联社的成立，叶以群是请示过周恩来的。在上海叶以群曾说服她先后接编了《海天》和《人世间》，而叶以群主持的文联社是这些副刊和刊物稿件的主要来源。其中还从孔祥熙那里募得了一千法币的捐款，当然孔祥熙不知道这笔钱是被用去办进步杂志。冯亦代则记得：“1944年，大概春夏之后，以群说有件事要我考虑。原来他得到党的指示，要在重庆成立一个机构，向国内外中文报刊发播解放区文艺作家如刘白羽、周而复、周立波、艾青等人的作品……于是我们就成立了文联社。文联社的活动资金，开办时一部分费用则是由宋庆龄资助的。”
而在上海，柯灵把张爱玲介绍给桑弧，桑弧又把张爱玲介绍给冯亦代。所以才有了冯亦代后来去美国访问时要见张爱玲的事。张爱玲晚年选择幽居避世，不论是美国，或是来自中國的客人，她都拒绝见面。不过曾经有一次例外，1980年代初，冯亦代到洛杉矶访问，想去看望张爱玲，托熟人向她联系。张爱玲表示同意见面。可是，张爱玲的答复总是“迟复为歉”，待冯先生得到通知时，人已经离开洛杉矶了。后来，冯亦代提到此事，感到万分惋惜。
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即便风华绝代也是惊鸿一瞥。可是在人生七八十年中，每一日每一周的时钟滴答，一年由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分钟组成。我却发现当这些前辈作家临近人生的晚年，对于几十年前的往事依然会那么上心。
1980年代中期，柯灵在上海写了一篇文章《遥寄张爱玲》，向在太平洋彼岸的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已逾古稀的老人回忆起1943年初次见到张爱玲的情景仍恍若昨日。
“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
当时柯灵在上海编辑《万象》杂志。杂志的编辑部设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条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当时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他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后来他们又多次见面，岁月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柯灵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次张爱玲不同的服饰，甚至是细节。
“孤岛”时期，“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用今天的话来讲，柯灵曾经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张爱玲于1943年写成小说《倾城之恋》，翌年秋改编为四幕八场的现代话剧，请柯灵提意见。后来柯灵还为剧本上演，在多家剧团间奔走了一番。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朱端钧。这出戏连演八十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
柯灵的文章里提到的朱端钧，建国后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副院长。他堪称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一生执导了九十多部话剧，其中包括了他所经历的年代中中国所有著名剧作家的作品。我还记得1976年北京举行毛主席遗体告别仪式时，因为我家有一台九英寸的凯歌黑白电视机，住在楼下的朱端钧上楼来看电视，邂逅了特地步行了二十分钟也来看电视的柯灵。两位老熟人只是简单地点点头，整整两个多小时连些许的寒暄都没有。当时两人都从牛棚里放出来不久，尚未获得平反，还都是戴罪之身，恐怕不便多言。
朱端钧住在枕流公寓的一楼，他家的阳台上种了不少盆景，时常看见他在阳台上浇花，有时又在通过阳台到公寓的大花园里散步。作为一位中国戏剧界著名的导演，朱端钧性格内敛温和。他行走不便，有一次我陪他去公寓对面的上海戏剧学院剧场看学生的演出，他拄着拐杖，说话轻声细语，颇具仙风道骨。博学的他守护着一个传统的婚姻，他的伴侣是一位不识字的传统妇女，为他养育多个儿女。我还记得朱端钧的死那么令人措手不及，1978年秋天，“文革”结束才两年，他在戏剧学院排练场里，为上戏表演系的教师执导复排话剧《雷雨》。排完戏演员们尚未离开，他率先走出排练场，突然倒地，送到医院终告不治。他死于心血管破裂。那时他已七十高龄，《雷雨》是他“文革”后复出排的第一出戏。他曾说：“今后我死也要死在排演场。”最终他如愿以偿。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邵之雍过境上海，到九莉家去，坐到客厅里，正巧燕山打电话来，九莉装作若无其事地去接，不想让之雍知道她同燕山的事。张爱玲这样写九莉当时的心情：“她顿时耳边轰隆轰隆，像两簇星球擦身而过的大的噪音。她的两个世界要相撞了。”小说中的九莉一个人沉在两个情感世界中，左右为难。而燕山据说是以电影导演桑弧为原型。其实生活中桑弧认识张爱玲时，抗战已经结束，胡兰成已经避难去了温州。所以小说中描写的场景是作者戏剧化的文学表现，真实的张爱玲见到桑弧的时候，前面那一颗曾经火热的星球已经远去，热度已经消退。
1946年8月柯灵把桑弧介绍给张爱玲，如果说柯灵是知遇，那么桑弧就更是名副其实的推手了。抗战胜利后，胡兰成背着汉奸的罪名逃到温州避难，张爱玲也受牵连。在当时的上海，舆论对张爱玲很不利，她被一些左翼文人视为文化汉奸的眷属，处境艰难。在无奈的沉寂中，桑弧邀请她改编作品，无疑重新点燃了张爱玲的创作欲望。 张爱玲与桑弧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不了情》。张爱玲只用了两个月就写完了。影片上映后轰动一时。桑弧趁热打铁，又让张爱玲写了部剧本《太太万岁》。电影上映后也十分受欢迎。两部成功的电影，把张爱玲的影响力从文学领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这两次成功的合作大为改观了张爱玲在都市文化氛围中的窘境，也改善了她的经济生活。桑弧珍藏着几张张爱玲摄于上海爱丁顿公寓的照片，估计是桑弧拍摄的，其中有的在卧房里，有的在阳台上，照片都是近景，张爱玲也是素颜出镜，由此可见张爱玲对于拍摄者的信赖，关系亲疏可见一斑。那时他们正在合作第二部电影《太太万岁》。他们在创作中建立的友谊，后来曾发展成爱情。可惜好景不长，由于个性和家庭的原因他们没有走到一起。
柯灵还记得，195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张爱玲的旗袍显然留给柯灵极深的印象。如今她留给读者的深刻印象，不也就是一个裹挟在旗袍中的多情善感的上海女子吗？
建国后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夏衍当时曾经想邀请张爱玲到他领导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当编剧，但因为有人反对而搁置。其实，不论是抗战后期的叶以群，还是建国后的夏衍，他们都没有戴上有色眼镜去看张爱玲，他们珍惜她的文学才华，希望看到她写出更多的精彩篇章。不过对于张爱玲来说，去亦难，留亦难。擅长描写上海公寓中家长里短、男男女女的张爱玲，要改变风格，去描写新中国的工农兵生活谈何容易，除非她真的得了孙悟空的变身法宝，能够脱胎换骨。
后来没多久，张爱玲就去了香港，又去了美国。似乎上海是她创作的源泉，她成名于“孤岛”时期，那是一个畸形的城市环境和文化氛围。她在那里如鱼得水，挥洒自如。可是离开了上海，她的作品少了;再后来去了美国，先是尝试翻译中国清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后来又尝试英文写作，但是一直不顺利，无奈之下再回到中文寫作，即便有也尽失往日的光彩，就像一朵被拔离沃土的灿烂玫瑰，渐渐凋谢。
可是她在上海的几位合作者柯灵、桑弧和朱端钧等在“文革”年代经历了炼狱般的磨难，幸存下来，晚年亦老树发华枝，创作出名篇佳作。他们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完成了人生的谢幕。人生不同的抉择所带来的不同的命运，孰幸孰哀，一语难言。
导演桑弧，建国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导演，擅长拍摄文学作品改编的作品，“文革”前他曾拍摄过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祝福》，以及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他的电影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文革”后，他还拍摄了根据茅盾著名小说改编的《子夜》。影片拍摄时为了帮助年轻的演员熟悉了解上海十里洋场的历史习俗，桑弧特地请来了老演员孙景璐到场为年轻演员辅导。那时我还在上大学，通过上影厂老厂长、剧作家于伶的介绍，带着同学去摄影棚参观。我看见温文而雅的桑弧导演坐在现场，神清气定，安安静静地指挥着拍摄，显出了著名导演的风采。那天拍摄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里股市狂泻的一幕，只听得副导演一声令下，摄影棚里的股民一个个像吃了兴奋剂似的躁动起来，狂啸不已。不过《子夜》并没有像《祝福》那么成功，当时男主角挑选了擅演农民和共产党干部的著名演员李仁堂，出演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遗憾的是这一选择没有获得最广大观众的认同。
“文革”以后，柯灵在散文的写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峰，他以精雕细琢的态度来锻文炼句，文字精致清雅。几乎每写一个句子，都有千锤百炼之功，他自称文字生涯为“煮字”为“墨磨人”。他把写好一篇文章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起草文章后会在案头放上一段不短的时间，然后反复地琢磨。年轻时我曾听过他的谆谆教诲：“写文章要厚积薄发，泛泛而写不好。”柯灵家住在上海西区复兴西路上的一栋西式小洋楼里，门前宽阔的街道上长着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树。柯灵时常会在苦思冥想的时候，走出家门，在幽静的路上踯躅踱步。晚年的柯灵，也曾有过宏大的构想，希望创作一部关于上海百年的历史小说，也写作和发表过一些章节，但最终未能完成。但他写了不少回忆往事的文章，《遥寄张爱玲》是其中著名的一篇。
柯灵的文章恐怕张爱玲并没有看到，因此他传出去的问候未能环绕地球连接成一个圆满的循环，张爱玲那方面没有反应。晚年的张爱玲独居在洛杉矶西木区的公寓里，1995年逝世后数日才被人发现，走得十分孤单。她留下遗嘱请友人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中。人生时常呈现滑稽的结局，若是张爱玲留在大陆，经历频繁的政治运动，就冲着她和胡兰成曾经的恋情，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1980年代末，我就职于上影文学部任剧本策划，曾有一位年轻编剧和我商议改编拍摄张爱玲的作品，可是后来也未能实现。如果当时我们的前辈柯灵、桑弧听到这样的建议，恐会觉得是时光倒流。到了1990年代末，张爱玲的作品真正地在华人的世界里辉煌地凯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