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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代的外交机构肇始于1861年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阖满清一朝，鸦片战争以前是没有专门负责外交的机构和部门，及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1861年的事了，届时《南京条约》签订已过去十九年。那么在此期间中英是如何交涉的？中英鸦片战争期间两国因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风俗、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其南辕北辙的交涉又是如何进行的？道光帝接连派出三大员去广州，文臣林则徐、琦善，武将奕山，他们的“大臣外交”又是如何展开的？
关键词：畸形外交；大臣；武将求和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55-02
外交是由专门的机构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而进行的国际性活动，即便是实行“一国两制”的中国，香港和澳门的一切外交事务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农村还置办酒席时常设有知客用以接待本村以外的贵宾，以我国幅员辽阔更需要一个同外国打交道的机构，中国近代的外交机构肇始于1861年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阖满清一朝，鸦片战争以前是没有专门负责外交的机构和部门，及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1861年的事了，届时《南京条约》签订已过去十九年。那么在此期间中英是如何交涉的，鸦片战争期间又是如何照会，远在千里的道光帝又是怎样处理“夷情”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鸦片战争，其意义在于立足当今面向未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一、风口浪尖的广东
以“天朝”自居的清王朝只知道万邦来贺，汝等蕞尔小国不过是“化外蛮夷”，夷夏有别何来平等，又怎说外交？1793年马嘎尔尼的访华和1934年律劳卑的来访，都以失败而告终，对于当时的近代外交而言，他们所受的待遇带有侮辱性色彩。与前朝的言官相似清流一派仍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们对外国所谓的船坚炮利嗤之以鼻，与夷人相貌不同、语言相违这些无可避免因素使他们难以释怀。汉武帝时设大鸿胪主外宾之事，实际上便是个外交机构。到了明清时改为鸿胪寺，职能则变为朝会仪节。中国实行海禁政策已久，随着殖民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荷兰、葡萄牙、法国、英吉利等这些强国纷至沓来。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粤海关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实际上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明清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而官府之人岂懂商，牙行就成了民间代理人借此从中牟取暴利。外国人是不能越过行商而进行贸易的，他们所提条件也只能通过行商转交广州的官员，劳动力的雇佣也得依靠行商来完成，行商一家独大，英商则为之掣肘。欲通商而不得又得忍受十三行的欺诈，中英的矛盾在鸦片战争前就已不可调和。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嘉庆年间英国兵船曾泊零丁洋，英兵窜入十三行，他们的目的昭然若揭。国人对鸦片的吸食让英商察觉到了巨大商机，于朝廷而言如若再放而置之必将白银外流、国力削弱。遂“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至广州，三月十日，下令外国商人三天内全部交出鸦片，并设官局以收内地烟膏、烟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彰显了国威也惊动了远在世界另一边的日不落帝国，巴麦尊政府于是决定给清国一个小小的教训。战争期间中英双方曾多次讲和，既有文书往来又有官员照会，在这里我仅以广东为特例进行考证，因为在天下共主的道光帝眼中，所谓夷务只囿于广东一角，只消派钦差大臣前往必能使蛮夷感受“天朝”之恩。这就使得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当权派实质上赋予了外交职能，但这种不知“夷情”，不知己任，所谓交涉全凭这些临时外交官根据道光帝的指示相机行事，这就形成了一种“畸形外交”。值得一提的是1834年英国当局撤销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权，改派律劳卑为驻广州商务总监督，这样一来英国在广东的英商就有了利益的保护者和意见的反馈人。在律劳卑后继任商务总监督一职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查理·义律，义律已经成为了英国的在华代言人。
二、“畸形外交”和蹩脚的外交官
鸦片战争前夕，中英两国因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风俗、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在处理问题时交流不畅，不过是各抒己意。“外夷雇中国人供役曰沙文，故华夷有事，官府辄先以禁买办火食及撤退沙文为首务”没有专门的翻译，一般是由行商和买办充当通事。在这种情况下，交涉必然失败，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式走向了使用武力。
（一）大臣外交。
英国要求的平等是以背后的兵舰为后盾，不瘟不火的恐吓勒索、极尽所能的勒索欺凌。鸦片战争前夕，是没有外交使馆的。英国既有驻广州总监督充当外交使者与华商讨洽谈，在战争期间更是充当了全权大臣与清王朝负责人会晤商榷。无论是两广总督还是指派钦差大人皆是带着道光帝圣谕而来，以聆听外夷心声。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林则徐临危受命，一抵广州便大刀阔斧的进行禁烟活动。当时的清政府以及林则徐本人并无近代外交观念，他仍然将义律视作“大班”，将其关入商馆，诚然义律心机叵然，没有告诉林则徐他是英政府人员。但是林不分良莠、不计官商的做法也颇为孟浪。在英国政府看来，林则徐未经照会即私自扣押英政府人员的做法，不仅是公然挑衅亦有违外交常理。
鸦片战争爆发肇始于虎门海战随机扩散到整个沿海地区，当英国舰队抵达天津时，道光帝慌忙派琦善登舰磋商，在道光帝明白英夷只不过是“伸冤”便著其“返棹南还”，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夷务，广东当权派的外交任务便开始了。
战争伊始，清王朝从上到下对“剿”的态度莫衷一是，且蛮夷上受天恩不思回报，竟敢肆虐中华。那时在清朝人的眼中，“英夷皆束腰绑腿，行动不便，不善陆战。纵然凭借船炮优势扰我沿海，我方可以守为攻驻建炮台，阻塞河道防止其进入内海，加之用火船攻击必使其大败”。懿律和义律携带者《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沿海北上，企图通过外交方式强迫清王朝接受他们的要求。英国人打了一路直到打到天津琦善这个封疆大吏看到翻译南辕北辙的照面书。剿不成则扶之，自古皆有此道，但是以对付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手段用在殖民侵略主义的英国身上，无异于马鞍套于牛身，失败在所难免。“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总督琦善会英酋于虎门外之莲花山。十九日会于蛇头湾。”前后两次会晤相隔十余日，有些人认为琦善在此期间收受贿赂、同意弛禁，实为卖国之奸贼。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中有关于此的详细介绍，在此我们讨论的是琦善如何与义律相交涉的。前文已经说过，外夷语言不通必须通事传译“后于设立同知定议章程之时，内有将同知标兵拨出两名，充为通事一条。商人即欲卸责地方，而标兵充当通事，既与澳夷不相谙熟，不得澳夷要领，且人微言轻，反以启侮”，这就不难解释琦善为什么会找到鲍鹏。现在对于鲍鹏这个人我们已无从查起，只知他是一名通事混迹于行商和外夷之间。恰恰是这种小人物竟能受到钦差大臣的重用。既无专业的翻译人才，歪曲歧义便时常发生，例如义律便歪曲了琦善“寄寓泊船”的意思，认为琦善许以香港。琦善被召回前竟然派广州知府余保纯面见义律，要求停战。既然我是奉命而来进行和谈，如今被罢免你就不要在打了。这等逻辑我想当时的义律也是不理解的。 （二）武将求和。
中英文化不同，语言不通，文件的翻译往往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道光帝这个中国当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外交官”的谕令被派往广东的钦差大臣奉为圭臬。问题是由于受到交通因素的限制，现今的京广铁路北起首都北京，经过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南至广东省广州市，全长2273千米。对于当时的交通即便是六百里加急广州到北京从奏折的发送到诏书的下达也得也得十天。很明显这种速度对风云变换的广东格局无疑使致命的，虎门既败，琦善也随之被罢免。在一片主战派的喧哗中，老将杨芳星夜趱行，于1841年3月5日赶到广州。战火如荼，广州城已经岌岌可危，义律在得知琦善被罢免后，改为谋求先恢复广州通商。令人诧异的是作为军事统帅的杨芳竟然答应和谈，要知道光帝派他来是打仗的，一个军事统帅竟然玩起了政治：对上他采用“拖”字诀，鼓吹清军守防严密，一面又派遣余保纯与义律照会。很难想象一个武官僭越职权欺上瞒下，游走于道光帝和洋人之间。至于靖逆将军奕山，受天威而来，作为继林则徐、琦善之后的第三位大员，奕山更是皇亲国戚。既然是满清皇室，理应身负重任急于奔赴广东领导作战，但《广东军务折档》所记载的却是他迤逦不前。战争失利，靖逆将军与英军签订了《广州合约》他不敢如实向朝廷奏报这项和约，谎称英国人“向城作礼，乞还商欠”。但英国在勒索到巨款后，旋即撕毁和约，扩大侵略战争。虽然这些封疆大吏位高权重但仍然受到远在千里之外的道光帝的牵制，要让他们与皇帝不明事理的主张和命令，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是不可能的，必然会出现尾大不掉，谎报军情、私下受和的局面，这时的大吏们尤其是满清贵族奕山实为“奉旨演戏”，私下进行密谈。笔者认为这种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中产生的“广东式外交”是值得研究与深思的。
参考文献：
[1]《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
[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
[4]《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
[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
[6]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
[7]熊志勇，蘇浩：《中国近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8]熊志勇编：《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年。
[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64年。
[10]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
[11]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择》，中华书局，1993年。
[12]张集馨：《道成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
[13]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
作者简介：宋韬（1990- ），男，汉族，山西襄汾人，硕士，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史。
关键词：畸形外交；大臣；武将求和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55-02
外交是由专门的机构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而进行的国际性活动，即便是实行“一国两制”的中国，香港和澳门的一切外交事务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农村还置办酒席时常设有知客用以接待本村以外的贵宾，以我国幅员辽阔更需要一个同外国打交道的机构，中国近代的外交机构肇始于1861年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阖满清一朝，鸦片战争以前是没有专门负责外交的机构和部门，及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1861年的事了，届时《南京条约》签订已过去十九年。那么在此期间中英是如何交涉的，鸦片战争期间又是如何照会，远在千里的道光帝又是怎样处理“夷情”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鸦片战争，其意义在于立足当今面向未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一、风口浪尖的广东
以“天朝”自居的清王朝只知道万邦来贺，汝等蕞尔小国不过是“化外蛮夷”，夷夏有别何来平等，又怎说外交？1793年马嘎尔尼的访华和1934年律劳卑的来访，都以失败而告终，对于当时的近代外交而言，他们所受的待遇带有侮辱性色彩。与前朝的言官相似清流一派仍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们对外国所谓的船坚炮利嗤之以鼻，与夷人相貌不同、语言相违这些无可避免因素使他们难以释怀。汉武帝时设大鸿胪主外宾之事，实际上便是个外交机构。到了明清时改为鸿胪寺，职能则变为朝会仪节。中国实行海禁政策已久，随着殖民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荷兰、葡萄牙、法国、英吉利等这些强国纷至沓来。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粤海关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实际上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明清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而官府之人岂懂商，牙行就成了民间代理人借此从中牟取暴利。外国人是不能越过行商而进行贸易的，他们所提条件也只能通过行商转交广州的官员，劳动力的雇佣也得依靠行商来完成，行商一家独大，英商则为之掣肘。欲通商而不得又得忍受十三行的欺诈，中英的矛盾在鸦片战争前就已不可调和。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嘉庆年间英国兵船曾泊零丁洋，英兵窜入十三行，他们的目的昭然若揭。国人对鸦片的吸食让英商察觉到了巨大商机，于朝廷而言如若再放而置之必将白银外流、国力削弱。遂“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至广州，三月十日，下令外国商人三天内全部交出鸦片，并设官局以收内地烟膏、烟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彰显了国威也惊动了远在世界另一边的日不落帝国，巴麦尊政府于是决定给清国一个小小的教训。战争期间中英双方曾多次讲和，既有文书往来又有官员照会，在这里我仅以广东为特例进行考证，因为在天下共主的道光帝眼中，所谓夷务只囿于广东一角，只消派钦差大臣前往必能使蛮夷感受“天朝”之恩。这就使得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当权派实质上赋予了外交职能，但这种不知“夷情”，不知己任，所谓交涉全凭这些临时外交官根据道光帝的指示相机行事，这就形成了一种“畸形外交”。值得一提的是1834年英国当局撤销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权，改派律劳卑为驻广州商务总监督，这样一来英国在广东的英商就有了利益的保护者和意见的反馈人。在律劳卑后继任商务总监督一职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查理·义律，义律已经成为了英国的在华代言人。
二、“畸形外交”和蹩脚的外交官
鸦片战争前夕，中英两国因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风俗、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在处理问题时交流不畅，不过是各抒己意。“外夷雇中国人供役曰沙文，故华夷有事，官府辄先以禁买办火食及撤退沙文为首务”没有专门的翻译，一般是由行商和买办充当通事。在这种情况下，交涉必然失败，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式走向了使用武力。
（一）大臣外交。
英国要求的平等是以背后的兵舰为后盾，不瘟不火的恐吓勒索、极尽所能的勒索欺凌。鸦片战争前夕，是没有外交使馆的。英国既有驻广州总监督充当外交使者与华商讨洽谈，在战争期间更是充当了全权大臣与清王朝负责人会晤商榷。无论是两广总督还是指派钦差大人皆是带着道光帝圣谕而来，以聆听外夷心声。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林则徐临危受命，一抵广州便大刀阔斧的进行禁烟活动。当时的清政府以及林则徐本人并无近代外交观念，他仍然将义律视作“大班”，将其关入商馆，诚然义律心机叵然，没有告诉林则徐他是英政府人员。但是林不分良莠、不计官商的做法也颇为孟浪。在英国政府看来，林则徐未经照会即私自扣押英政府人员的做法，不仅是公然挑衅亦有违外交常理。
鸦片战争爆发肇始于虎门海战随机扩散到整个沿海地区，当英国舰队抵达天津时，道光帝慌忙派琦善登舰磋商，在道光帝明白英夷只不过是“伸冤”便著其“返棹南还”，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夷务，广东当权派的外交任务便开始了。
战争伊始，清王朝从上到下对“剿”的态度莫衷一是，且蛮夷上受天恩不思回报，竟敢肆虐中华。那时在清朝人的眼中，“英夷皆束腰绑腿，行动不便，不善陆战。纵然凭借船炮优势扰我沿海，我方可以守为攻驻建炮台，阻塞河道防止其进入内海，加之用火船攻击必使其大败”。懿律和义律携带者《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沿海北上，企图通过外交方式强迫清王朝接受他们的要求。英国人打了一路直到打到天津琦善这个封疆大吏看到翻译南辕北辙的照面书。剿不成则扶之，自古皆有此道，但是以对付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手段用在殖民侵略主义的英国身上，无异于马鞍套于牛身，失败在所难免。“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总督琦善会英酋于虎门外之莲花山。十九日会于蛇头湾。”前后两次会晤相隔十余日，有些人认为琦善在此期间收受贿赂、同意弛禁，实为卖国之奸贼。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中有关于此的详细介绍，在此我们讨论的是琦善如何与义律相交涉的。前文已经说过，外夷语言不通必须通事传译“后于设立同知定议章程之时，内有将同知标兵拨出两名，充为通事一条。商人即欲卸责地方，而标兵充当通事，既与澳夷不相谙熟，不得澳夷要领，且人微言轻，反以启侮”，这就不难解释琦善为什么会找到鲍鹏。现在对于鲍鹏这个人我们已无从查起，只知他是一名通事混迹于行商和外夷之间。恰恰是这种小人物竟能受到钦差大臣的重用。既无专业的翻译人才，歪曲歧义便时常发生，例如义律便歪曲了琦善“寄寓泊船”的意思，认为琦善许以香港。琦善被召回前竟然派广州知府余保纯面见义律，要求停战。既然我是奉命而来进行和谈，如今被罢免你就不要在打了。这等逻辑我想当时的义律也是不理解的。 （二）武将求和。
中英文化不同，语言不通，文件的翻译往往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道光帝这个中国当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外交官”的谕令被派往广东的钦差大臣奉为圭臬。问题是由于受到交通因素的限制，现今的京广铁路北起首都北京，经过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南至广东省广州市，全长2273千米。对于当时的交通即便是六百里加急广州到北京从奏折的发送到诏书的下达也得也得十天。很明显这种速度对风云变换的广东格局无疑使致命的，虎门既败，琦善也随之被罢免。在一片主战派的喧哗中，老将杨芳星夜趱行，于1841年3月5日赶到广州。战火如荼，广州城已经岌岌可危，义律在得知琦善被罢免后，改为谋求先恢复广州通商。令人诧异的是作为军事统帅的杨芳竟然答应和谈，要知道光帝派他来是打仗的，一个军事统帅竟然玩起了政治：对上他采用“拖”字诀，鼓吹清军守防严密，一面又派遣余保纯与义律照会。很难想象一个武官僭越职权欺上瞒下，游走于道光帝和洋人之间。至于靖逆将军奕山，受天威而来，作为继林则徐、琦善之后的第三位大员，奕山更是皇亲国戚。既然是满清皇室，理应身负重任急于奔赴广东领导作战，但《广东军务折档》所记载的却是他迤逦不前。战争失利，靖逆将军与英军签订了《广州合约》他不敢如实向朝廷奏报这项和约，谎称英国人“向城作礼，乞还商欠”。但英国在勒索到巨款后，旋即撕毁和约，扩大侵略战争。虽然这些封疆大吏位高权重但仍然受到远在千里之外的道光帝的牵制，要让他们与皇帝不明事理的主张和命令，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是不可能的，必然会出现尾大不掉，谎报军情、私下受和的局面，这时的大吏们尤其是满清贵族奕山实为“奉旨演戏”，私下进行密谈。笔者认为这种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中产生的“广东式外交”是值得研究与深思的。
参考文献：
[1]《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
[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
[4]《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
[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
[6]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
[7]熊志勇，蘇浩：《中国近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8]熊志勇编：《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年。
[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64年。
[10]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
[11]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择》，中华书局，1993年。
[12]张集馨：《道成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
[13]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
作者简介：宋韬（1990- ），男，汉族，山西襄汾人，硕士，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