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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运是中国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的现象。以春节为中心，共40天左右，由国家发改委统一发布，国家铁路局、交通部、民航总局按此进行专门运输安排的全国性交通运输高峰。而在春运这个社会问题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在春运大军中占80%的农民工问题。春运中农民工问题何以成为难题？本文将通过对社会制度以及心理情感等因素的分析，探讨春运背后所隐藏的农民工问题。
关键词：春运；农民工；城乡制度；传统情感；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84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26-01
春运是中国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的现象。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组数据，2008年参与春运人次为22亿，到2016年春运则增长至29亿。春运是民工流、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物资流的“五流合一”，但春运问题的主体在于庞大的外出务工人群。隐藏在春运和流动人口现象背后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最为主要的就是在春运大军中占80%的农民工问题。春运中农民工问题何以成为难题？只有将春运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特别针对过去50年来中国一直采取的扭曲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户籍制度与相应文化构建等外部政策性因素加以社会学的剖析，最终才能得到对它较为合理的解释，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细究农民工春运返鄉的问题，则需要从为何进入城市和为何返回家乡两个方面对上述因素进行细致分析。
建国后，我国建立了比较严苛的城乡隔离制度，因此在以前，农民很难会进入到城市中。改革开放后，城乡之间的隔阂逐渐打破，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更为便捷，首先在制度上农民进入城市的壁垒被打破。其次，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城市中需要的劳动力人数逐渐增大，土地所得利益不断下降，在利益和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条件下，大批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得以解放，产生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中。他们之所以迫不及待从“老家”出走，是因为在经济发达地区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便可以理解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在春运中迁出的人数居全国首位。
以上原因仅仅是解释了农民为何会成为农民工，为何会进入城市。而农民工为何又会离开城市返回家乡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首先，春节作为一个举家团圆的传统节日，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是文化传统和感情的需要。但这绝不是春运大军中农民工返乡的一个必然因素。从制度上分析，城乡制度虽有所松动，但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落户依然有着在制度和经济上的种种限制和标准。更多的情况是城市政府拒绝给予流入人口以平等的国民待遇，致使流入人口难以在自己的工作地安家落户。流入人口在流入地遭受各种排斥，在制度层面，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很难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的福利待遇，而包括身份地位在内的隐性歧视、社会排斥与社会不平等更是无处不在，所有这些让外出务工人员缺少对流入地的认同，更增加了他们融入城市的困难，增加对老家的眷恋感与归属感，使更多人参与到了春运中。
依然严苛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制度和对耕地数量严格保护的原则在另外一个制度层面对农民工参与春运有着推动的作用。土地承包政策和土地流转政策依旧是限制农民工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土地作为国家固有资产，不会为农民工随意买卖或流转，因此作为农民暂时性的固定资产，他们无法真正的放弃土地而投入到城市中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也增加了他们对家乡的留恋。
无论是从文化传统和感情归属上分析还是从制度限制上来看，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间，农民工返乡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而且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层面的重视。我们要有惠民的措施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身份的一个参与者群体。
一是要将农民工纳入国家和流入地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府在职业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当地的公共资源分配的预算之中。这就要求各地要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并逐渐扩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保障机制，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等服务。同时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中，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渐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二是要逐步推进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的改革。在稳定就业的前提下，取消或降低准入门槛，吸引优秀农民工转化为市民。三是要加大维护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维护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四是要加强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关心农民工的生活，为其提供一个感情归属。
农民工的市民化依旧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依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去实践，切实解决农民工问题。处理好农民工人问题是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要课题。处理好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当地城市生活时的矛盾也成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使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中，为城市发展以及城镇化的推进做出重要的贡献。
再让我们回归到春运视角。透过春运现象看待背后的我国农民工问题，依然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解决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邵岑.对春运“民工流”人口迁移的探讨[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v.17；No.7006：57-61.
[2]段成荣，朱宝树，崔传义，陈友华.春运与流动人口[J]. 人口研究，2009，v.33；No.17501：30-45.
[3]刘爱玉.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J]. 中国行政管理，2012，No.31901：112-118.
[4]肖云，林子琪. 农民工城市化影响因素及公共政策[J].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04：142-146.
[5]靳来勇，季令，李磊. 春运民工流新析[J]. 铁道运输与经济，2005，07：57-59.
[6]杨旸，王同坤，祁秋寅. 我国民工流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J]. 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No.7405：1-9.
[7]董才生，陈氚. 春运问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J]. 人口学刊，2008，No.16701：31-34.
关键词：春运；农民工；城乡制度；传统情感；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84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26-01
春运是中国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的现象。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组数据，2008年参与春运人次为22亿，到2016年春运则增长至29亿。春运是民工流、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物资流的“五流合一”，但春运问题的主体在于庞大的外出务工人群。隐藏在春运和流动人口现象背后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最为主要的就是在春运大军中占80%的农民工问题。春运中农民工问题何以成为难题？只有将春运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特别针对过去50年来中国一直采取的扭曲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户籍制度与相应文化构建等外部政策性因素加以社会学的剖析，最终才能得到对它较为合理的解释，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细究农民工春运返鄉的问题，则需要从为何进入城市和为何返回家乡两个方面对上述因素进行细致分析。
建国后，我国建立了比较严苛的城乡隔离制度，因此在以前，农民很难会进入到城市中。改革开放后，城乡之间的隔阂逐渐打破，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更为便捷，首先在制度上农民进入城市的壁垒被打破。其次，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城市中需要的劳动力人数逐渐增大，土地所得利益不断下降，在利益和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条件下，大批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得以解放，产生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中。他们之所以迫不及待从“老家”出走，是因为在经济发达地区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便可以理解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在春运中迁出的人数居全国首位。
以上原因仅仅是解释了农民为何会成为农民工，为何会进入城市。而农民工为何又会离开城市返回家乡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首先，春节作为一个举家团圆的传统节日，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是文化传统和感情的需要。但这绝不是春运大军中农民工返乡的一个必然因素。从制度上分析，城乡制度虽有所松动，但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落户依然有着在制度和经济上的种种限制和标准。更多的情况是城市政府拒绝给予流入人口以平等的国民待遇，致使流入人口难以在自己的工作地安家落户。流入人口在流入地遭受各种排斥，在制度层面，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很难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的福利待遇，而包括身份地位在内的隐性歧视、社会排斥与社会不平等更是无处不在，所有这些让外出务工人员缺少对流入地的认同，更增加了他们融入城市的困难，增加对老家的眷恋感与归属感，使更多人参与到了春运中。
依然严苛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制度和对耕地数量严格保护的原则在另外一个制度层面对农民工参与春运有着推动的作用。土地承包政策和土地流转政策依旧是限制农民工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土地作为国家固有资产，不会为农民工随意买卖或流转，因此作为农民暂时性的固定资产，他们无法真正的放弃土地而投入到城市中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也增加了他们对家乡的留恋。
无论是从文化传统和感情归属上分析还是从制度限制上来看，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间，农民工返乡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而且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层面的重视。我们要有惠民的措施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身份的一个参与者群体。
一是要将农民工纳入国家和流入地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府在职业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当地的公共资源分配的预算之中。这就要求各地要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并逐渐扩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保障机制，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等服务。同时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中，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渐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二是要逐步推进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的改革。在稳定就业的前提下，取消或降低准入门槛，吸引优秀农民工转化为市民。三是要加大维护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维护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四是要加强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关心农民工的生活，为其提供一个感情归属。
农民工的市民化依旧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依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去实践，切实解决农民工问题。处理好农民工人问题是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要课题。处理好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当地城市生活时的矛盾也成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使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中，为城市发展以及城镇化的推进做出重要的贡献。
再让我们回归到春运视角。透过春运现象看待背后的我国农民工问题，依然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解决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邵岑.对春运“民工流”人口迁移的探讨[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v.17；No.7006：57-61.
[2]段成荣，朱宝树，崔传义，陈友华.春运与流动人口[J]. 人口研究，2009，v.33；No.17501：30-45.
[3]刘爱玉.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J]. 中国行政管理，2012，No.31901：112-118.
[4]肖云，林子琪. 农民工城市化影响因素及公共政策[J].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04：142-146.
[5]靳来勇，季令，李磊. 春运民工流新析[J]. 铁道运输与经济，2005，07：57-59.
[6]杨旸，王同坤，祁秋寅. 我国民工流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J]. 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No.7405：1-9.
[7]董才生，陈氚. 春运问题的人口社会学分析[J]. 人口学刊，2008，No.16701：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