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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 4 文献标识码：A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政府补助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了政府补助的动机、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因素以及其对企业和政府产生的效果，以期能增进对政府补助的认识，并为进一步研究政府补助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政府补助；动机；影响因素；效果
引言
政府补助是近年来国内外引人瞩目的研究领域，那么政府对企业进行补助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企业为什么会获得政府补助？政府补助对企业和政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考察，但由于政府补助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依据的理论基础以及角度不同，学者们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政府补助不仅关乎政府社会目标的实现，还对获得补助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研究政府补助相关内容，能够为政府正确进行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有着重大的意义，特别在市场化程度加速发展及政府补助数额日益增大的情况下，邓子基、林志远的《财政学》、潘明星与韩丽华的《政府经济学》等均得出的一致结论：在一定的经济结构条件下，有效的财政补助能够优化配置资源，从而增加企业绩效与社会绩效，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政府补助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理论意义。另外，自1978年我国放权让利的经济体制改革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为争夺资源与利益，采取了积极干预经济的行为，政府补助成为了重要的政策工具。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洪银兴、曹勇（1996）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使用补贴政策可以显著地促进地区投资增长，大量投资在短时间内就会使得地区经济总值迅速提高. 然而，申香华（2010）却发现接受财政补贴的公司在缴纳税款、促进就业、进行社会捐赠及环保投入或支出等方面并没有显著的贡献，在成本效益原则下，政府对企业进行补助必然会失去将其用于其他投资方面获得的收益，那么政府补助是否对政府和企业产生有利影响的研究就变得更具有现实性。
一、政府补助的动机
政府补助是直接或间接向微观经济主体无偿提供地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资产，因而这样的补助是必须要满足一定条件的。王凤翔、陈柳钦（2005）研究发现，在政府与企业有清晰财产界限的条件下，政府出于一定的目的，认为有必要干预企业经济活动时，才会产生补贴行为。Harris、Humphries（2003）认为，出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政府部门常以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形式给予企业各种补助，以引导产业发展或抑制某些不合意经济行为的发生。Yuan（2008）等也认为，当企业C E O为满足其政治目的而解决地方政府的就业问题时，政府会对绩效不佳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黎文靖等（2012）进一步研究得出，与买壳上市家族企业相比，直接上市家族企业能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但同时通过更高的资产回报、过度投资和负担更多的超额雇员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目标。唐清泉、罗党论从研究角度检验了政府补贴的社会动机大于经济动机，对于承担更多政府社会目标的上市公司，政府补贴的比例就越高。
二、补助的影响因素
（一）获得补助的影响因素
1、企业的产权
部分学者从企业产权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陈晓、李静（2001）认为，不同的产权性质的企业在获得政府补贴方面并无差异。邵敏、包群（2011）等则认为，地方政府补贴显著地向国有企业倾斜。王蓉（2011）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与其他产权性质企业不一样的社会责任，如巨大的就业压力、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等。但国有企业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大量长期的投资，如购买新设备、对原有设备进行更换等，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国家财政资金对国有企业的扶持是很重要的。孔东民等（2013）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 在控制行业与政治关联的基础上，国有企业整体上比民营企业获得更高的政府补贴，特别在市场化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无论从行业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国有企业都获得了更高的补贴。
2、政治关联
陈冬华（2003）的研究表明，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董事长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席位，地方政府影响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潘越、戴亦一等（2009）进一步发现，国有公司的政治关联对其获得政府补助并无显著影响，但民营公司的政治关联却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余明桂、回雅甫等（2010）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更加明确指出，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确实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的这种补贴获取效应越强。国内的研究也支持上述的观点，吴文锋等（2008）通过研究1999-2004年沪深两市1046个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发现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强于中央政府背景，这种正面影响与高管地方政府背景的贷款融资便利性有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便利性主要体现在短期贷款上面。吴文锋等（2008）考查公司高管在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任职经历对民营企业获取税收优惠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企业税收负担较重的省市，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上都要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同时，公司所在省市的企业税外负担越重，高管政府背景获得的税收优惠也越多。
3、承担的社会责任
Wren、Waterson（1991）观察到，对于能够创造大量就业的企业，政府会给予重点扶持。除此之外，Shleifer、Robert和VIShny（1994）通过构建管理者与政治家之间的讨价还价模型，发现国企效率较低是政治家控制的结果，大多数政治家控制国企后会鼓励其雇佣尽量多的员工。Jenkins等（2006）研究发现政府财政补贴在促进就业方面大多数有着积极作用。王凤翔，陈柳钦（2005）发现由于企业可以创造并维持大量就业的机会，地方企业的兴衰会直接影响到本地居民的就业，福利和社会的稳定，地方政府给予本地竞争性企业财政补助的动机包括增加地方就业，维持地区经济的稳定性。Eckaus（2006）发现中国政府给予出口企业的补助，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避免企业倒闭和大规模失业的一种方法。唐清泉、罗党论（2007）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是政府基于社会目标，期望提高上市公司社会效益的一种直接的政府干预手段。 4、出于融资、保牌与扭亏的目的
Chen等（2003）发现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利润率，以达到融资 配股和避免摘牌等目的。景崇毅、李玉萍（2012）也有类似的结论，为了帮助本地企业取得上市资格、配股权、增发权，各级地方政府纷纷与上市公司合谋进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方式就是给予企业政府补助。朱松、陈云森（2009）的研究发现，政府对企业进行补助，保牌和扭亏的动机很明显，但是政府补助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亏损程度的影响，对于那些容易扭亏为盈的企业，政府的补助力度往往较大，而对于前一年亏损，当年接受补助后能够盈利的公司，政府给予的补助更高。艾健明、王孜（2012）基于东方航空公司的分析，得出东方航空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在其亏损严重的时候，企业管理者考虑到与国家的关系这一层面，必定会计提巨额资产减值损失，让企业发生巨额亏损，以便获得国家补贴和银行高额授信额度越容易获取国家拨款援助及各大银行的授信额度，同时为来年扭亏做准备。
（二）、补助比例与大小的影响因素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仅会严重影响到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成败，而且也影响其获得补助的金额。Faccio等（2006）认为，企业高管的政治背景在决定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可能性和数额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政治关联”越强的地方上市公司，上交的税收越多、投资规模越大、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多、创造的地区GDP值越大，那么能够获取政治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郭剑花、杜兴强（2011）注意到了，在民营企业中，企业雇员人数越多则企业获取的政府补助越多。唐清泉、罗党论（2007）基于2002年到2004年的上市公司的统计资料得出，上市公司每年得到的政府补贴平均为400多万元，政府的补贴比例与上市公司的员工、企业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及企业的高税率等显著正相关，但是与企业是否是当地的重点企业却显著负相关，这种相关性在企业当地国有企业时会显得更为明显。
三、政府补助的效果研究
（一）政府补助对社会及政府本身的影响
国外有关研究政府补助方面的文献基本上是围绕补助的就业效应展开的，Wren and Waterson（1991）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侧重于将补助与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联系在一起，对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项目给予重点扶持。Harris（1991）利用北爱尔兰制造业1955至1983年的数据，利用参数估计的方法，研究了要素补助的就业效应，发现劳动力需求的价格弹性相当低，制造行业有采用劳动力密集型技术的趋势，但是资本补助对于就业确实是负效应的。该研究显示政府补助对于促进就业并未起积极的作用。然而，Jenkins等（2006） 进一步研究美国1988年至1998年大城市的高科技行业表明，政府财政补贴在促进就业方面大多数有积极的作用，两者结论不一致主要原因在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与政治制度都存在差异，同样的政策在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国家实施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困此，数据的差异会造成实证结果产生差异，甚至完全相反。
国内的陈晓、李静（2001）首次经验性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在提升上市公司业绩中的作用，他们发现地方政府为了争夺社会经济资源，积极参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而主要手段即是对上市公司进行大面积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并发现近一半的已配股公司是由于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才获得配股资格。这和刘浩（2002）的初步研究结论比较一致。但有趣的是，陈晓、李静（2001）发现国有股比例与行业无法解释补贴收入，刘浩（2002）却认为国有股比例对补贴收入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几乎完全相反。可能的原因包括两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陈晓、李静（2001）主要是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假设检验，没有考虑控制其他变量。崔学刚（2004）认为，地方政府实质上参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对上市公司业绩提升和配股资格的取得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影射了地方政府参与失真财务信息生产的动机和愿望.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受到了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原因是地方经济的发哪儿既直接关系到当地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又影响到地方官员的绩效评价，进一步影响了当地获得更多经济资源的能力，因而直接介入企业的投资行为、生产经营与管理行为也就成为地方政府促进企业发展的主要行为（王珺，2004）。郭剑花、杜兴强（2011）论述了在民营企业中，政府补助对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显著低于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揭示了政治联系改变了政府补助的流向，降低了政府补助资金的配置效率。
（二）政府补助对企业产生的效果
国外的学者对于政府补助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是基本上是倾向于同意政府补助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业绩。Beason和Weinstein（1996）研究了投资补贴效应，发现补贴导致企业低增长以及规模报酬递减。Van（1998）对荷兰的投资补贴研究发现，投资补贴不恰当地改变了企业的投资决策，带来的负效用是提高了企业的偿付能力。Bergstrom（2000）对瑞典企业1987至1993年对政府给予企业的补助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在获得补贴后第一年对“全要素增长率”有正面的影响，之后资本补助则产生负面的影响。Almus和Czarnitz（2003）分析了政府补助对企业R&D的影响，他们得出，在有政府补助的情况下，企业的研发活动平均增加了4个百分点。另外还有学者研究表明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Blanchard、Shlefer（2000）指出，自1989年以来，中俄经济增长迥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俄政府质量不同，中国政府能够帮助企业发展。Girma等（2009）从另一角度表明，企业产品补助会刺激企业的出口。
国内学者关于政府补助对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最早见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研究。陈晓、李静（2001）在我国首次经验性地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在提升公司业绩中的作用，发现地方政府出于资源竞争的需要，在资本市场中积极参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进行了大面积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不仅导致了地区间的税务竞争现象，还极大地扭曲了会计信息。谭再刚和沈筱敏（2002）、沈晓明（2002）发现，近一半的农业上市公司利润对政府各种补贴收入的依赖程度约为20%。Zhou（2001）以我国烟草行业为例，发现当企业的成长性下降，面临激烈市场竞争时，地方政府会实施贸易管制来保护企业。吴文锋、吴冲锋（2008）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看，企业的政治关联不会对处于财务困境时的国有上市企业在获取政府补助方面产生明显影响，但对民营上市企业的影响比较显著。同时，在地区财政盈余较多且政府干预程度高的省区，民营上市企业能够利用公司高管的政治关联争取到较多的政府补助。李财喜、潘越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余明桂等（2010）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及社会绩效负相关，而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及社会绩效正相关，这进一步论证了申香华的结论，申香华（2010）研究表明接受财政补贴的公司在税款缴纳、就业促进、提供社会捐赠及环保投入或支出增加等方面（即财政补贴的反哺效应）并没有显著的贡献。解维敏、清泉、陆姗姗（2009）以中国证券市场2003至2005年间的上市公班尼路为样本，对政府R&D资助与上市公司R&D支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发现，政府R&D资助刺激企业R&D支出。邹彩芬等（2006）研究得出，政府补助增加了企业的偿债能力，却导致了管理者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步丹璐、黄杰（2013）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解维敏等（2009）研究表明，政府R & D 资助与企业R & D 支出之间正相关的结果在高新技术行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组来说也是成立的. 张杰、刘元春（2013）通过对所有的国有企业以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并没有使得出口企业获得更高的增加值率，相反其表现出的是抑制效应。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国外对于政府补助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已经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如补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补助实施对于出口、研发等活动的影响。而国内对于补助效果的研究则有所缺乏，国内对于补助效果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企业的经济效果，对于企业的社会效益方面仍研究甚少，特别少有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社会效益的定量化影响，所以此方面可以在未来期间有所扩展。
四、研究展望
已有的研究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1、对于政府财政补贴的动机及资源配置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领域，理论研究相对比较缺乏，因此理论研究在未来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2、财政补贴是受多种复杂因素制约的，进一步的研究也许可以关注其他影响因素对政府补贴的影响。3、国内对于不同行业的政府补助效果、政府补助与研发活动有关的研究以及不同国家政府补助政策的区别研究都比较有限，未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4、社会绩效是很难准确衡量的指标，以往的文献在这方面做了一定的尝试，但也并不一定十分准确，这也可以在衡量方面有更好的量化尝试。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政府补助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了政府补助的动机、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因素以及其对企业和政府产生的效果，以期能增进对政府补助的认识，并为进一步研究政府补助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政府补助；动机；影响因素；效果
引言
政府补助是近年来国内外引人瞩目的研究领域，那么政府对企业进行补助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企业为什么会获得政府补助？政府补助对企业和政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考察，但由于政府补助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依据的理论基础以及角度不同，学者们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政府补助不仅关乎政府社会目标的实现，还对获得补助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研究政府补助相关内容，能够为政府正确进行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有着重大的意义，特别在市场化程度加速发展及政府补助数额日益增大的情况下，邓子基、林志远的《财政学》、潘明星与韩丽华的《政府经济学》等均得出的一致结论：在一定的经济结构条件下，有效的财政补助能够优化配置资源，从而增加企业绩效与社会绩效，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政府补助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理论意义。另外，自1978年我国放权让利的经济体制改革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为争夺资源与利益，采取了积极干预经济的行为，政府补助成为了重要的政策工具。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洪银兴、曹勇（1996）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使用补贴政策可以显著地促进地区投资增长，大量投资在短时间内就会使得地区经济总值迅速提高. 然而，申香华（2010）却发现接受财政补贴的公司在缴纳税款、促进就业、进行社会捐赠及环保投入或支出等方面并没有显著的贡献，在成本效益原则下，政府对企业进行补助必然会失去将其用于其他投资方面获得的收益，那么政府补助是否对政府和企业产生有利影响的研究就变得更具有现实性。
一、政府补助的动机
政府补助是直接或间接向微观经济主体无偿提供地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资产，因而这样的补助是必须要满足一定条件的。王凤翔、陈柳钦（2005）研究发现，在政府与企业有清晰财产界限的条件下，政府出于一定的目的，认为有必要干预企业经济活动时，才会产生补贴行为。Harris、Humphries（2003）认为，出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政府部门常以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形式给予企业各种补助，以引导产业发展或抑制某些不合意经济行为的发生。Yuan（2008）等也认为，当企业C E O为满足其政治目的而解决地方政府的就业问题时，政府会对绩效不佳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黎文靖等（2012）进一步研究得出，与买壳上市家族企业相比，直接上市家族企业能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但同时通过更高的资产回报、过度投资和负担更多的超额雇员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目标。唐清泉、罗党论从研究角度检验了政府补贴的社会动机大于经济动机，对于承担更多政府社会目标的上市公司，政府补贴的比例就越高。
二、补助的影响因素
（一）获得补助的影响因素
1、企业的产权
部分学者从企业产权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陈晓、李静（2001）认为，不同的产权性质的企业在获得政府补贴方面并无差异。邵敏、包群（2011）等则认为，地方政府补贴显著地向国有企业倾斜。王蓉（2011）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与其他产权性质企业不一样的社会责任，如巨大的就业压力、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等。但国有企业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大量长期的投资，如购买新设备、对原有设备进行更换等，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国家财政资金对国有企业的扶持是很重要的。孔东民等（2013）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 在控制行业与政治关联的基础上，国有企业整体上比民营企业获得更高的政府补贴，特别在市场化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无论从行业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国有企业都获得了更高的补贴。
2、政治关联
陈冬华（2003）的研究表明，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董事长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席位，地方政府影响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潘越、戴亦一等（2009）进一步发现，国有公司的政治关联对其获得政府补助并无显著影响，但民营公司的政治关联却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余明桂、回雅甫等（2010）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更加明确指出，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确实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的这种补贴获取效应越强。国内的研究也支持上述的观点，吴文锋等（2008）通过研究1999-2004年沪深两市1046个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发现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强于中央政府背景，这种正面影响与高管地方政府背景的贷款融资便利性有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便利性主要体现在短期贷款上面。吴文锋等（2008）考查公司高管在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任职经历对民营企业获取税收优惠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企业税收负担较重的省市，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上都要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同时，公司所在省市的企业税外负担越重，高管政府背景获得的税收优惠也越多。
3、承担的社会责任
Wren、Waterson（1991）观察到，对于能够创造大量就业的企业，政府会给予重点扶持。除此之外，Shleifer、Robert和VIShny（1994）通过构建管理者与政治家之间的讨价还价模型，发现国企效率较低是政治家控制的结果，大多数政治家控制国企后会鼓励其雇佣尽量多的员工。Jenkins等（2006）研究发现政府财政补贴在促进就业方面大多数有着积极作用。王凤翔，陈柳钦（2005）发现由于企业可以创造并维持大量就业的机会，地方企业的兴衰会直接影响到本地居民的就业，福利和社会的稳定，地方政府给予本地竞争性企业财政补助的动机包括增加地方就业，维持地区经济的稳定性。Eckaus（2006）发现中国政府给予出口企业的补助，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避免企业倒闭和大规模失业的一种方法。唐清泉、罗党论（2007）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是政府基于社会目标，期望提高上市公司社会效益的一种直接的政府干预手段。 4、出于融资、保牌与扭亏的目的
Chen等（2003）发现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利润率，以达到融资 配股和避免摘牌等目的。景崇毅、李玉萍（2012）也有类似的结论，为了帮助本地企业取得上市资格、配股权、增发权，各级地方政府纷纷与上市公司合谋进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方式就是给予企业政府补助。朱松、陈云森（2009）的研究发现，政府对企业进行补助，保牌和扭亏的动机很明显，但是政府补助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亏损程度的影响，对于那些容易扭亏为盈的企业，政府的补助力度往往较大，而对于前一年亏损，当年接受补助后能够盈利的公司，政府给予的补助更高。艾健明、王孜（2012）基于东方航空公司的分析，得出东方航空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在其亏损严重的时候，企业管理者考虑到与国家的关系这一层面，必定会计提巨额资产减值损失，让企业发生巨额亏损，以便获得国家补贴和银行高额授信额度越容易获取国家拨款援助及各大银行的授信额度，同时为来年扭亏做准备。
（二）、补助比例与大小的影响因素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仅会严重影响到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成败，而且也影响其获得补助的金额。Faccio等（2006）认为，企业高管的政治背景在决定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可能性和数额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政治关联”越强的地方上市公司，上交的税收越多、投资规模越大、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多、创造的地区GDP值越大，那么能够获取政治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郭剑花、杜兴强（2011）注意到了，在民营企业中，企业雇员人数越多则企业获取的政府补助越多。唐清泉、罗党论（2007）基于2002年到2004年的上市公司的统计资料得出，上市公司每年得到的政府补贴平均为400多万元，政府的补贴比例与上市公司的员工、企业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及企业的高税率等显著正相关，但是与企业是否是当地的重点企业却显著负相关，这种相关性在企业当地国有企业时会显得更为明显。
三、政府补助的效果研究
（一）政府补助对社会及政府本身的影响
国外有关研究政府补助方面的文献基本上是围绕补助的就业效应展开的，Wren and Waterson（1991）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侧重于将补助与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联系在一起，对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项目给予重点扶持。Harris（1991）利用北爱尔兰制造业1955至1983年的数据，利用参数估计的方法，研究了要素补助的就业效应，发现劳动力需求的价格弹性相当低，制造行业有采用劳动力密集型技术的趋势，但是资本补助对于就业确实是负效应的。该研究显示政府补助对于促进就业并未起积极的作用。然而，Jenkins等（2006） 进一步研究美国1988年至1998年大城市的高科技行业表明，政府财政补贴在促进就业方面大多数有积极的作用，两者结论不一致主要原因在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与政治制度都存在差异，同样的政策在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国家实施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困此，数据的差异会造成实证结果产生差异，甚至完全相反。
国内的陈晓、李静（2001）首次经验性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在提升上市公司业绩中的作用，他们发现地方政府为了争夺社会经济资源，积极参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而主要手段即是对上市公司进行大面积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并发现近一半的已配股公司是由于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才获得配股资格。这和刘浩（2002）的初步研究结论比较一致。但有趣的是，陈晓、李静（2001）发现国有股比例与行业无法解释补贴收入，刘浩（2002）却认为国有股比例对补贴收入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几乎完全相反。可能的原因包括两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陈晓、李静（2001）主要是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假设检验，没有考虑控制其他变量。崔学刚（2004）认为，地方政府实质上参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对上市公司业绩提升和配股资格的取得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影射了地方政府参与失真财务信息生产的动机和愿望.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受到了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原因是地方经济的发哪儿既直接关系到当地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又影响到地方官员的绩效评价，进一步影响了当地获得更多经济资源的能力，因而直接介入企业的投资行为、生产经营与管理行为也就成为地方政府促进企业发展的主要行为（王珺，2004）。郭剑花、杜兴强（2011）论述了在民营企业中，政府补助对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显著低于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揭示了政治联系改变了政府补助的流向，降低了政府补助资金的配置效率。
（二）政府补助对企业产生的效果
国外的学者对于政府补助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是基本上是倾向于同意政府补助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业绩。Beason和Weinstein（1996）研究了投资补贴效应，发现补贴导致企业低增长以及规模报酬递减。Van（1998）对荷兰的投资补贴研究发现，投资补贴不恰当地改变了企业的投资决策，带来的负效用是提高了企业的偿付能力。Bergstrom（2000）对瑞典企业1987至1993年对政府给予企业的补助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在获得补贴后第一年对“全要素增长率”有正面的影响，之后资本补助则产生负面的影响。Almus和Czarnitz（2003）分析了政府补助对企业R&D的影响，他们得出，在有政府补助的情况下，企业的研发活动平均增加了4个百分点。另外还有学者研究表明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Blanchard、Shlefer（2000）指出，自1989年以来，中俄经济增长迥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俄政府质量不同，中国政府能够帮助企业发展。Girma等（2009）从另一角度表明，企业产品补助会刺激企业的出口。
国内学者关于政府补助对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最早见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研究。陈晓、李静（2001）在我国首次经验性地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在提升公司业绩中的作用，发现地方政府出于资源竞争的需要，在资本市场中积极参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进行了大面积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不仅导致了地区间的税务竞争现象，还极大地扭曲了会计信息。谭再刚和沈筱敏（2002）、沈晓明（2002）发现，近一半的农业上市公司利润对政府各种补贴收入的依赖程度约为20%。Zhou（2001）以我国烟草行业为例，发现当企业的成长性下降，面临激烈市场竞争时，地方政府会实施贸易管制来保护企业。吴文锋、吴冲锋（2008）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看，企业的政治关联不会对处于财务困境时的国有上市企业在获取政府补助方面产生明显影响，但对民营上市企业的影响比较显著。同时，在地区财政盈余较多且政府干预程度高的省区，民营上市企业能够利用公司高管的政治关联争取到较多的政府补助。李财喜、潘越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余明桂等（2010）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及社会绩效负相关，而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及社会绩效正相关，这进一步论证了申香华的结论，申香华（2010）研究表明接受财政补贴的公司在税款缴纳、就业促进、提供社会捐赠及环保投入或支出增加等方面（即财政补贴的反哺效应）并没有显著的贡献。解维敏、清泉、陆姗姗（2009）以中国证券市场2003至2005年间的上市公班尼路为样本，对政府R&D资助与上市公司R&D支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发现，政府R&D资助刺激企业R&D支出。邹彩芬等（2006）研究得出，政府补助增加了企业的偿债能力，却导致了管理者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步丹璐、黄杰（2013）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解维敏等（2009）研究表明，政府R & D 资助与企业R & D 支出之间正相关的结果在高新技术行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组来说也是成立的. 张杰、刘元春（2013）通过对所有的国有企业以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并没有使得出口企业获得更高的增加值率，相反其表现出的是抑制效应。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国外对于政府补助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已经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如补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补助实施对于出口、研发等活动的影响。而国内对于补助效果的研究则有所缺乏，国内对于补助效果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企业的经济效果，对于企业的社会效益方面仍研究甚少，特别少有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社会效益的定量化影响，所以此方面可以在未来期间有所扩展。
四、研究展望
已有的研究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1、对于政府财政补贴的动机及资源配置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领域，理论研究相对比较缺乏，因此理论研究在未来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2、财政补贴是受多种复杂因素制约的，进一步的研究也许可以关注其他影响因素对政府补贴的影响。3、国内对于不同行业的政府补助效果、政府补助与研发活动有关的研究以及不同国家政府补助政策的区别研究都比较有限，未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4、社会绩效是很难准确衡量的指标，以往的文献在这方面做了一定的尝试，但也并不一定十分准确，这也可以在衡量方面有更好的量化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