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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3年，美国学者戴维森第一次向外界正式提出了“第三人效果假说”。该假说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尤其是说服性信息或宣传以及负面信息）对“我”或“你”未必有多大影响，然而会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随后的30多年里，第三人效果理论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如出现了“反转的第三人效果”（第一人效果）等。2000年，我国学者将此理论引入国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抢购“双黄连”事件的发生折射了第三人效果的发生条件和影响机制。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使用并延伸第三人效果理论对于理解社会心理运行机制、规避不良影响有重要作用，研究其现状及发展趋势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软件，绘制第三人效果研究领域的共现知识图谱，有利于在此基础上剖析第三人效果理论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第三人效果;citespace;知识图谱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戴维森将第三人效果假设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认知层面的假设，即认为媒介信息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未必有多大影响，但会对与自身社会距离远的人产生影响;二是行为层面的假设，即这种心理上的认知差距会促使人们作出行动，如抢购风潮、电视节目的审查等。
第三人效果理论总体呈现三个阶段：1.理论初始期，从假设提出至20世纪90年代初;2.高速发展期，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期，研究开始从美国拓展至其他国家;3.全面深化阶段，从21世纪初至今。我国第三人效果研究始于2000年，属于第二阶段，2007年后进程加快，进入第三阶段。由此可见，2000年后的研究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为了提升研究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本文以CNKI数据库作为发文量分析来源，以“第三人效果”作为关键词，文献时间限定为2000年至2020年，文献类型不限，共搜集到发文初始样本417篇，其中，外文文献281篇，中文文献136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搜索范围，根据第三人效果包含的范围，将“第三人效应”“第一人效果”等近义词加入序列进行扩展搜索，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有关文献。
2第三人效果研究热点的知识图谱的绘制
2.1第三人效果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通过对第三人效果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聚类分析，有助于提炼第三人效果研究热点并明晰演变趋势。运用citespace软件分析第三人效果理论的研究现状，得出第三人效果研究领域文献共被引网络中节点信息表以及突现词信息表。其中，突现词表示在某一时期内出现频次陡增的节点，表明学科领域前沿或研究发展的新兴趋势，有助于识别第三人效果的研究热点，具体如表1、表2、图3、图4。
从表1发现，审查制度、媒介效果和因特网等主题是国外第三人效果领域研究的热点。其中，“审查制度”（censorship）的共被引频次较高，是与电视的节目审查有关的，由于美国人倾向于认为电视中低俗的暴力、色情内容会给青少年及儿童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对电视节目放映的内容有限制和审查;“媒介效果”（media effect）是将第三人效果考虑在内的媒介作用，它包括媒介对人们态度、心理或行为的，短期的或长期的效果;“因特网”（internet）表明国外学者已将第三人效果理论与时代结合起来，考察新技术条件下的理论形成条件与实际变化。
从表2可看出，第一人效果、传播效果、媒介素养等主题是国内第三人效果领域研究的热点。“第一人效果”又被称为“反转的第三人效果”，是指当传播内容为正面信息时，人们会倾向于放大信息对自己的作用，而忽视对与自己社会距离较远的人群的作用，这对于理解传播原理与社会现象是有重大价值与意义的;“传播效果”与媒介效果相比，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包括了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的效果;“媒介素养”是指受众在接触、使用媒介时的素养，第三人效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受众媒介素养不足的一种表现，因此若要避免第三人效果，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从而使他们有能力准确读取媒介信息。
在此基础上进行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得到国内外第三人效果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1、图2）。
图1中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关系，连线粗细表示共现强度;位于不同聚类之间的高中介中心性的节点可能会导致新兴趋势的出现。可以看出，图谱以“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关键词为核心，以“审查制度”（censorship）“第一人效果”（first-person effect）“媒介效果”（media effect）为Hub节点，呈分散连接状态。图谱中节点关键词间呈闭合状态，且互不关联，网络凝聚性较强，网络聚类较多。具体而言，第一人效果、媒介效果等知识节点被引频次高、聚类效应愈发显著，是第三人效果领域研究的热点。
从图2可以看出，图谱以“第三人效果”关键词为核心，以“第一人效果”“后续行为”“社会距离”“传播效果”为Hub节点，呈放射型发散状。研究网络较分散，研究分支较多。具体而言，后续行为与媒介内容、社会距离等内容具有密切关系;第一人效果与社交媒体關联性最强。此外，如第三人效果感知、大学生等知识节点间虽然并未形成完善的知识网络结构，但其被引频次高、聚类效应愈发显著，是第三人效果领域研究的热点。
2.2国内外第三人效果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对比国内外研究成果，可发现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且国内学者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第三人效果研究进行了细化和深入，对学生群体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提出了自我防卫机制、启动理论、经济功能等新颖的概念。
由于国外的传播学研究起始时间较早，因此其研究方法也相对完善，国内传播学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源于国外研究方法的借鉴。国外对于“第三人效果”的整体研究框架已经相对成熟，他们更擅长于将“第三人效果”与日常现象联系起来，把传播学理论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结合起来，具有主题明确、涉及范围广泛、研究独创性强等特点，并已经将此理论扩展到其他学科上。国外的大选使得学者聚焦于政治行为的研究，文献依靠量化研究进行，例如，调查法、实验法等。受国情影响，国内研究偏向于理论化，但国内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等）为公众提供了广阔的表达平台，研究背景愈来愈具有舆论化、即时性、高度透明的特点，在未来的发展中公众参与的政治行为势必增多，其研究意义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国内研究应采用跨学科、跨文化的模式。一方面，应发挥多学科的理论优势，推动理论融合、发展、应用;另一方面，应对比不同种族、文化背景下的认知与行为异同，进行广泛沟通。同时，亦需反思第三人效果研究的贴近性、适用性。
3第三人效果研究主题辨识
3.1基于心理层面的第三人效果分析
第三人效果作为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在理论形成前就已存在。20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末，“魔弹论”被传播学界奉为圭臬，学者认为受众在强大的传播媒介面前不堪一击，受众成了媒介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尽管未被感知，“魔弹论”的流行也无不体现了第三人效果对传播学学者的影响。
第三人效果的产生存在诸多的心理制约因素：当传播信息为负面时，受众偏向认为对他人的影响较大;学历越高、年龄越大，越容易出现第三人效果认知;当受众认为传播内容与自己关联度越大，越容易强化第三人效果的影响。此外，在心理学内容被引入第三人效果研究后，情绪对态度转变的影响得到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理论被证实已超越认知偏见层面。此方面成果体现了传播学与心理学交叉融合的趋势，启示了极具意义的研究方向。
3.2基于微观行为的第三人效果分析
恐慌蔓延易演变成集合行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时期淘宝与京东缺货，抢购“双黄连”等行为，均折射出第三人效果行为层面的影响。第三人效果理论启示我们，大众传播媒介在及时公布重大信息、不失语的同时，又要以谨慎、负责的态度对待危机信息，以最大化地减轻信息发布的负面效应。
由于“第三人效果”也是一种说服或宣传技巧，亦被应用于网络直播带货、微信朋友圈营销等方面，如在直播间，主播会利用话术来对受众进行煽动以刺激购买，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媒介所提供的内容产生实质性反应的往往并不是“浅层受众”而是他们的相关者。
3.3基于媒体视角的第三人效果分析
由国内外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以及中心度序列表信息可知，“审查制度”“第一人效果”等內容为关键节点。戴维森的“第三人效果”早期的研究主要植根于传统媒体上，研究的对象多为色情、暴力以及负面信息内容对人们心理机制产生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广播电视业中，为了抵制低俗内容对青少年及儿童的影响，设定了内容审查制度。所谓的第一人效果主要是从大众传媒对自己的影响视角来分析的，对于“第一人效果”的传播的后续行为可以扩展到“主动传播”层面。
“新媒体”“社交媒体”“facebook”等内容为关键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人们只有在拥有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在新媒体时代第三人效果依然存在，但是受网络自身技术逻辑和其他原因的影响，网民心态与传统媒体时代有所不同，第三人效果在网络时代具有延时性。在信息海量化的今天，信息来源可以是多种渠道的，各种信源可信度都不同，受众的媒介素养也不同，获取信息后可信度的确认需要一定时间，因此第三人效果具有滞后性;同时，网络匿名性也使得第三人效果中“为了维护个人形象与自尊”的行为动机大大减弱。网络让距离变得虚拟化，现实中存在的社会距离被传播技术掩盖，在网络环境中变成了纯粹的心理距离，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了“第三人效果”的延迟。新媒体的出现也提高了政府和传统媒体的反应能力，它们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及时公开信息、发表官方报告，减少了传播噪音和信息变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第三人效果。
4结语与展望
本文以CNKI中第三人效果领域相关文献为样本，通过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采用关键词共现网络及突现词分析，绘制第三人效果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识别第三人效果的研究主题、研究热点，总结其演变趋势并探索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分析，得到主要研究结论：国内外对于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具有延续性，国内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加强。现阶段的第三人效果也面临着挑战，在新媒体网络环境下，第三人效果能否适用，如何适用以及多大程度上适用等都有待考察。
CiteSpace作为一款优秀的文献计量学软件，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将文献之间的关系展示出来。但图谱解读仍是一项有挑战性的工作，容易出现漏读、误读和选择性解读等问题。本文也仅仅研究了关于第三人效果的CNKI论文，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与指正。
参考文献
[1]申思达.“第三人效果”最新研究现状探析[J].视听，2016（09）：148-149.
[2]钟杜娟.第三人效果理论国外研究发展探析[J].视听，2017（11）：145-147.
[3]马子涵.从“第三人效果”视角出发再议“魔弹论”[J].传播与版权，2019（02）：115-116.
[4]陈睿姿.浅析疫情中的大众传播第三人效果——以央媒的传播行为为例[J].新闻文化建设，2020（04）：35-36.
[5]郭海旗.我国“第三人效果”理论研究综述[J].东南传播，2020（08）：101-104.
[6]魏铭一.疫情中消费者行为和心理特征探析——以非典和新冠肺炎为例[J].广告大观（理论版），2020（04）：67-73.
[7]石剑.第三人效果在网络直播带货中的应用策略[J].新媒体研究，2020，6（13）：44-45+49.
[8]郭海旗.我国“第三人效果”理论研究综述[J].东南传播，2020（08）：101-104.
[9]魏铭一.疫情中消费者行为和心理特征探析——以非典和新冠肺炎为例[J].广告大观（理论版），2020（04）：67-73.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 岳阳 414000）
关键词：第三人效果;citespace;知识图谱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戴维森将第三人效果假设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认知层面的假设，即认为媒介信息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未必有多大影响，但会对与自身社会距离远的人产生影响;二是行为层面的假设，即这种心理上的认知差距会促使人们作出行动，如抢购风潮、电视节目的审查等。
第三人效果理论总体呈现三个阶段：1.理论初始期，从假设提出至20世纪90年代初;2.高速发展期，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期，研究开始从美国拓展至其他国家;3.全面深化阶段，从21世纪初至今。我国第三人效果研究始于2000年，属于第二阶段，2007年后进程加快，进入第三阶段。由此可见，2000年后的研究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为了提升研究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本文以CNKI数据库作为发文量分析来源，以“第三人效果”作为关键词，文献时间限定为2000年至2020年，文献类型不限，共搜集到发文初始样本417篇，其中，外文文献281篇，中文文献136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搜索范围，根据第三人效果包含的范围，将“第三人效应”“第一人效果”等近义词加入序列进行扩展搜索，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有关文献。
2第三人效果研究热点的知识图谱的绘制
2.1第三人效果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通过对第三人效果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聚类分析，有助于提炼第三人效果研究热点并明晰演变趋势。运用citespace软件分析第三人效果理论的研究现状，得出第三人效果研究领域文献共被引网络中节点信息表以及突现词信息表。其中，突现词表示在某一时期内出现频次陡增的节点，表明学科领域前沿或研究发展的新兴趋势，有助于识别第三人效果的研究热点，具体如表1、表2、图3、图4。
从表1发现，审查制度、媒介效果和因特网等主题是国外第三人效果领域研究的热点。其中，“审查制度”（censorship）的共被引频次较高，是与电视的节目审查有关的，由于美国人倾向于认为电视中低俗的暴力、色情内容会给青少年及儿童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对电视节目放映的内容有限制和审查;“媒介效果”（media effect）是将第三人效果考虑在内的媒介作用，它包括媒介对人们态度、心理或行为的，短期的或长期的效果;“因特网”（internet）表明国外学者已将第三人效果理论与时代结合起来，考察新技术条件下的理论形成条件与实际变化。
从表2可看出，第一人效果、传播效果、媒介素养等主题是国内第三人效果领域研究的热点。“第一人效果”又被称为“反转的第三人效果”，是指当传播内容为正面信息时，人们会倾向于放大信息对自己的作用，而忽视对与自己社会距离较远的人群的作用，这对于理解传播原理与社会现象是有重大价值与意义的;“传播效果”与媒介效果相比，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包括了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的效果;“媒介素养”是指受众在接触、使用媒介时的素养，第三人效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受众媒介素养不足的一种表现，因此若要避免第三人效果，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从而使他们有能力准确读取媒介信息。
在此基础上进行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得到国内外第三人效果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1、图2）。
图1中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关系，连线粗细表示共现强度;位于不同聚类之间的高中介中心性的节点可能会导致新兴趋势的出现。可以看出，图谱以“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关键词为核心，以“审查制度”（censorship）“第一人效果”（first-person effect）“媒介效果”（media effect）为Hub节点，呈分散连接状态。图谱中节点关键词间呈闭合状态，且互不关联，网络凝聚性较强，网络聚类较多。具体而言，第一人效果、媒介效果等知识节点被引频次高、聚类效应愈发显著，是第三人效果领域研究的热点。
从图2可以看出，图谱以“第三人效果”关键词为核心，以“第一人效果”“后续行为”“社会距离”“传播效果”为Hub节点，呈放射型发散状。研究网络较分散，研究分支较多。具体而言，后续行为与媒介内容、社会距离等内容具有密切关系;第一人效果与社交媒体關联性最强。此外，如第三人效果感知、大学生等知识节点间虽然并未形成完善的知识网络结构，但其被引频次高、聚类效应愈发显著，是第三人效果领域研究的热点。
2.2国内外第三人效果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对比国内外研究成果，可发现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且国内学者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第三人效果研究进行了细化和深入，对学生群体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提出了自我防卫机制、启动理论、经济功能等新颖的概念。
由于国外的传播学研究起始时间较早，因此其研究方法也相对完善，国内传播学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源于国外研究方法的借鉴。国外对于“第三人效果”的整体研究框架已经相对成熟，他们更擅长于将“第三人效果”与日常现象联系起来，把传播学理论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结合起来，具有主题明确、涉及范围广泛、研究独创性强等特点，并已经将此理论扩展到其他学科上。国外的大选使得学者聚焦于政治行为的研究，文献依靠量化研究进行，例如，调查法、实验法等。受国情影响，国内研究偏向于理论化，但国内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等）为公众提供了广阔的表达平台，研究背景愈来愈具有舆论化、即时性、高度透明的特点，在未来的发展中公众参与的政治行为势必增多，其研究意义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国内研究应采用跨学科、跨文化的模式。一方面，应发挥多学科的理论优势，推动理论融合、发展、应用;另一方面，应对比不同种族、文化背景下的认知与行为异同，进行广泛沟通。同时，亦需反思第三人效果研究的贴近性、适用性。
3第三人效果研究主题辨识
3.1基于心理层面的第三人效果分析
第三人效果作为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在理论形成前就已存在。20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末，“魔弹论”被传播学界奉为圭臬，学者认为受众在强大的传播媒介面前不堪一击，受众成了媒介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尽管未被感知，“魔弹论”的流行也无不体现了第三人效果对传播学学者的影响。
第三人效果的产生存在诸多的心理制约因素：当传播信息为负面时，受众偏向认为对他人的影响较大;学历越高、年龄越大，越容易出现第三人效果认知;当受众认为传播内容与自己关联度越大，越容易强化第三人效果的影响。此外，在心理学内容被引入第三人效果研究后，情绪对态度转变的影响得到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理论被证实已超越认知偏见层面。此方面成果体现了传播学与心理学交叉融合的趋势，启示了极具意义的研究方向。
3.2基于微观行为的第三人效果分析
恐慌蔓延易演变成集合行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时期淘宝与京东缺货，抢购“双黄连”等行为，均折射出第三人效果行为层面的影响。第三人效果理论启示我们，大众传播媒介在及时公布重大信息、不失语的同时，又要以谨慎、负责的态度对待危机信息，以最大化地减轻信息发布的负面效应。
由于“第三人效果”也是一种说服或宣传技巧，亦被应用于网络直播带货、微信朋友圈营销等方面，如在直播间，主播会利用话术来对受众进行煽动以刺激购买，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媒介所提供的内容产生实质性反应的往往并不是“浅层受众”而是他们的相关者。
3.3基于媒体视角的第三人效果分析
由国内外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以及中心度序列表信息可知，“审查制度”“第一人效果”等內容为关键节点。戴维森的“第三人效果”早期的研究主要植根于传统媒体上，研究的对象多为色情、暴力以及负面信息内容对人们心理机制产生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广播电视业中，为了抵制低俗内容对青少年及儿童的影响，设定了内容审查制度。所谓的第一人效果主要是从大众传媒对自己的影响视角来分析的，对于“第一人效果”的传播的后续行为可以扩展到“主动传播”层面。
“新媒体”“社交媒体”“facebook”等内容为关键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人们只有在拥有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在新媒体时代第三人效果依然存在，但是受网络自身技术逻辑和其他原因的影响，网民心态与传统媒体时代有所不同，第三人效果在网络时代具有延时性。在信息海量化的今天，信息来源可以是多种渠道的，各种信源可信度都不同，受众的媒介素养也不同，获取信息后可信度的确认需要一定时间，因此第三人效果具有滞后性;同时，网络匿名性也使得第三人效果中“为了维护个人形象与自尊”的行为动机大大减弱。网络让距离变得虚拟化，现实中存在的社会距离被传播技术掩盖，在网络环境中变成了纯粹的心理距离，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了“第三人效果”的延迟。新媒体的出现也提高了政府和传统媒体的反应能力，它们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及时公开信息、发表官方报告，减少了传播噪音和信息变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第三人效果。
4结语与展望
本文以CNKI中第三人效果领域相关文献为样本，通过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采用关键词共现网络及突现词分析，绘制第三人效果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识别第三人效果的研究主题、研究热点，总结其演变趋势并探索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分析，得到主要研究结论：国内外对于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具有延续性，国内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加强。现阶段的第三人效果也面临着挑战，在新媒体网络环境下，第三人效果能否适用，如何适用以及多大程度上适用等都有待考察。
CiteSpace作为一款优秀的文献计量学软件，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将文献之间的关系展示出来。但图谱解读仍是一项有挑战性的工作，容易出现漏读、误读和选择性解读等问题。本文也仅仅研究了关于第三人效果的CNKI论文，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与指正。
参考文献
[1]申思达.“第三人效果”最新研究现状探析[J].视听，2016（09）：148-149.
[2]钟杜娟.第三人效果理论国外研究发展探析[J].视听，2017（11）：145-147.
[3]马子涵.从“第三人效果”视角出发再议“魔弹论”[J].传播与版权，2019（02）：115-116.
[4]陈睿姿.浅析疫情中的大众传播第三人效果——以央媒的传播行为为例[J].新闻文化建设，2020（04）：35-36.
[5]郭海旗.我国“第三人效果”理论研究综述[J].东南传播，2020（08）：101-104.
[6]魏铭一.疫情中消费者行为和心理特征探析——以非典和新冠肺炎为例[J].广告大观（理论版），2020（04）：67-73.
[7]石剑.第三人效果在网络直播带货中的应用策略[J].新媒体研究，2020，6（13）：44-45+49.
[8]郭海旗.我国“第三人效果”理论研究综述[J].东南传播，2020（08）：101-104.
[9]魏铭一.疫情中消费者行为和心理特征探析——以非典和新冠肺炎为例[J].广告大观（理论版），2020（04）：67-73.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 岳阳 41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