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南唐，崛起于乱世之中，复又灭于北宋。究其灭亡之因，大事礼佛实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国君奉佛的狂热，建寺、度僧的种种举措，无疑加速了国家灭亡的进程。而当时的寺宇建筑多见于史料记载，成为南唐佛教历史的见证。
关键词：南唐；崇佛；弊病；佛寺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246-03
南唐君臣崇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作为佛教基本物质载体之一的佛寺，却少有人去翻检史料并加以考证。笔者不揣浅陋，欲以此为媒介，对南唐君臣的崇佛，试图作一个简单的勾勒，从而起到有鉴于史的功效。并结合大事度僧，考辨一下南唐国都金陵的寺院。
一
南唐三代国主均崇佛，由来已久。先主昪字正伦，其父志，曾为徐州判官，安贫谨厚，喜佛书，多游息佛寺，时号李道者[1] 卷一。① 李昪幼时家贫，有姊出家为尼[2] 卷上②父姊不仅均息身佛教，且李昪早岁即成为孤儿，曾托身于濠州开元寺[3]卷十。如此，李昪与佛结缘也就毫不例外了。成年后，（杨吴时）先主（李昪）辅吴，吴政权都广陵，先主在建业，大筑其居，既成，用浮屠说作无遮大斋七会，为工匠役夫死者荐福。又曾召豫章隆兴寺僧智玄译胡僧经。末年迎溧水大兴寺桑生木人于宫中，奉事甚谨[1] 传卷十五。大事礼佛，南唐君主中李昪首肇其端。
元宗、后主同样事佛。元宗之礼佛，陆游《南唐书·浮屠传》有载：“及元宗、後主之世，好之遂篤。”元宗曾与法眼宗文益禅师有深厚交往，并且知会文益的诗偈：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4]。文益禅师以周显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寂， 元宗尚亲加礼问[5] 卷24。元宗尚喜楞严经，曾命冯延巳为该经写序：“曰：‘首楞严者，自为菩萨密因，始破阿难之迷，终证菩提之悟。然则，阿难古佛也，岂有迷哉？迷者，悟之对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6] 卷26。僧玄寂在保大年中曾为元宗诏讲法华经[6] 卷26。这一切均能说明元宗对佛教极感兴趣。
李煜在做皇子时就心仪禅宗，曾受心法于净慧之师（即文益禅师），登上皇位后，在文益禅师入灭后，尝问于泰钦文遂禅师[5] 卷25。
李煜曾一再申明本心：“我平生喜耽佛学，其于世味澹如也。先帝弃代，冢嫡不天。越升非次，诚非本心……”[7]。李后主成为一代国君并非出自本心，他本深结佛缘，喜书画。在兄叔之争两败俱伤，众兄早亡的景况下无奈的成为一代国君。后主李煜乃嗣主李璟之六子[6] 卷5，时太子宏冀与皇叔景遂争位，宏冀鸩杀景遂[1] 传卷13，不久宏冀也早亡。余兄皆卒[1] 传卷13，顺理成章，李煜登上皇位。他在位其间不仅请高僧讲经，僧玄寂就曾为后主讲《华严经》梵行一品[6] 卷26。而且他本人曾手书金字《般若心经》一卷，赐宫人乔氏[8] 卷中。
在位后期，后主事佛更勤，尤甚于前。对佛的崇拜恭敬几近痴迷，史书载：后主退朝，与后着僧伽帽服袈裟课诵佛经，胡跪稽颡至为瘤赘，手常屈指作佛印[1] 列传卷十五。南唐国君奉佛，上行下效，臣子也不例外。大臣笃佛者，史载也颇多。最为特出者乃大将边镐。边镐为漳州节度使，日饭沙门希福，纪纲頽驰而不问[1] 列传卷第二。平建州时，闽人号为边罗汉，楚人呼为边菩萨，后由于其政出多门，民众失望，遂称之为边和尚[6] 卷11。《玉壶清话》卷二又载：边镐是谢灵运托梦而生，是谢转世之后身。大臣张洎作中书舍人时，因唐主（后主）事佛甚谨，洎每见辄谈佛法，由是骤有宠[9] 卷八。佛学修养较高的冯延巳、宋令公与法眼禅师讨论禅理，二人奉佛更不在话下[4]。从前页的冯延巳奉元宗之命为楞严经作序，可知冯公之佛学修养。其他大臣也纷纷效仿，“当时大臣亦多蔬食斋戒以奉佛”[9] 卷八。
当然，南唐尚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极力反对崇佛。烈祖子景逷就曾斥佛，“时诸王大臣皆喜浮屠，而景逷非毁佛书，专以六经名教为事”[6] 卷七。徐铉也不奉佛[9] 卷八，大臣汪涣也曾极力上疏谏佛，“（后主佞佛）有谏者辄被罪。歙州进士汪涣上封事，言梁武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奈何效之。后主虽擢涣为校书郎，终不能用其言”[9] 卷八。奉佛之众多，而排佛之众少之又少。曲曲数人，焉能敌众。南唐的亡国与一僧是紧密相连的，即号为“小长老”者。此人阴险狡诈，竟然骗得李后主听信谗言，作出误国之举。陆游《南唐书·浮屠传》载：“开宝初，有北僧号小长老，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珍宝怪物，赂贵要为奥助。朝夕入论天宫地狱果报之说。后主大悦，谓之一佛出世。服饰皆缕金绛罗。后主疑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读华严经，安知佛富贵。因说后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帤庾。又请于牛头山造寺千余间，聚徒千人。日给盛馔。有食不能尽者，明旦再具，谓之折倒。盖故造不祥语以摇人心。及宋师渡江，即其寺为营。又有北僧立石塔于采石矶，草衣藿食，后主及国人施造之皆拒不取。及王师下池州，系浮桥于石塔。然后知其为间也”①。僧人未必尽如小长老，《独醒杂志》[10] 卷一记载：“庐山圆通寺，在马耳峰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时，赐田千顷，其徒数百众，养之极其丰厚。王师渡江，寺僧相率为前锋以抗。未几，金陵城陷，其众乃遁去。”报国者不也奋起抗争吗？
后主大事度僧、崇修佛寺。南唐开宝二年，后主普度诸郡僧[3] 卷十七，“后主罔恤政务，晓于禁中卧厅内道场童行撞钟有节数。喜而召之，与（当）剃度为僧。而童子奸猾，对曰不敢独受恩泽，愿陛下如佛慈悲广覃，诸郡于是普度焉”[11] 卷三。其他史书中也有详细记载：宫中造佛寺十余，出金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萬僧，悉取給縣官[1] 传卷十五。宋人王栐的《燕翼诒谋录》[12]中对南唐的广度僧尼也有明确记载：“江南李主（李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诏：江南、两浙、福建等处诸州，僧三百人岁度一人，尼百人岁度一人。自昔岁度僧道惟诗经，且因寺之大小立额，如进士应举。然虽奸猾多窜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无所容。自朝廷立价鬻度牒，而仆厮下流皆得为之，不胜其滥矣。”南唐度僧实在太多，宋太祖即使想清除其积弊，又谈何容易！后主尚对愿为僧者进行奖赏，“募道士愿为僧者予二金”[6] 卷26。大事度僧外，后主还广修佛寺。开宝三年春，后主命境内崇修佛寺[3] 卷第17。（上述后主听从小长老之言在牛头山造寺千余间即是一例）。
部分僧尼恣意妄为，作奸犯科，违犯戒律，后主不仅不绳之以法，而且放之任之，包庇纵容，“僧尼犯奸淫欲成，后主每曰：此等毁戒，本图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命礼佛百而舍之”[1] 传卷十五。結果是，“奸滥公行，无所禁止”[6] 卷二十六。众人触犯死刑，有时也可获免，“奏死刑，日适遇其斋，则于宫中佛前燃灯以达旦为验，谓之命灯。未旦而灭，则论如律；不然，率贷死。富人赂官窃续膏油，往往获免，上下狂惑，不恤政事，有谏者辙被罪……”[1] 传卷十五。
佛教也一时成为某些佞臣进幸的工具。“及元宗后主之世好之遂笃，幸臣徐游专主斋祠事，群臣和附，惟恐居后”[1] 传卷十五。而后主与周后手常作佛印状，百官纷纷效之[6] 卷二十六。为了延续命灯，“富商大贾犯法者往往厚赂左右内官”[6] 卷二十六。
二
崇佛一方面需要身体力行读佛经，做佛事；另一方面则须具备佛寺——这个物质载体，以容纳众多的出家僧尼。南唐的寺宇建筑，据史料的记载，为数不少。
奉先寺：南宋时在金陵城内饮红桥南保宁坊内，该寺是吴帝为康僧会所建，名建初，南唐更名为奉先寺[13] 卷四十六。②
正觉禅寺（宋名）：寺有井十一口，内一口最大号为百丈泉，井栏上字乃保大元年（元宗年号）所镌[13] 卷四十六。
兴慈禅寺：南宋时在金陵城内南厢嘉瑞坊。南朝宋元嘉文帝为高祖创建，唐会昌灭佛时废。五代杨吴时复，南唐昇元（烈祖年号）间改为兴慈[13] 卷四十六。
开善道场：南宋时去金陵城有一十五里，梁武帝天监十三年以定林寺前冈独龙阜藏保志僧，永定公主以汤沐之资造浮图五级于其上，十四年即塔前建开善寺，今寺（南宋景定间）乃其地。南唐昇元中徐德裕重修，后主又改为开善道场[13] 卷四十六。
清凉大道场：五代杨吴顺义中徐温建为兴教寺，南唐昇元初改为石城清凉大道场。德庆堂有后主亲书祭悟空禅师碑文，寺有大钟，乃南唐后主为其父消灾弥祸而所铸[13]（卷四十六）。与清凉大道场关联甚深的高僧有南唐烈祖李昪时的休复，到南唐元宗李璟时归寂。法眼宗的创始者文益禅师以及其弟子僧智明、泰钦文遂[3] 卷三十三，[5] 卷24、25。
妙因寺：宋岩因崇报禅寺，即景德栖霞寺，南唐林仁肇建塔，徐铉书额曰妙因寺[13] 卷四十六。
净居寺：五代时梁武帝大通元年创此寺，寺在宫后，别开一门，名大通邺寺，南门造大佛阁七层。大同十年地震，大火焚烧该寺，几乎夷为平地。更造未就而发生侯景之乱。南唐改为净居寺，寻又改圆寂寺[13] 卷四十六。
证圣寺：南唐保大中木平和尚居此寺，故里俗呼为木平寺[13] 卷四十六。
真际寺：本名伽毘罗寺，南唐改真际寺[13] 卷四十六。
宋兴寺：一名兴教寺，寺基即刘裕故居。南唐李建勋《游宋兴寺东岩》诗：几年不到东岩下，旧住僧亡屋亦无。寒日萧条何物在，朽杉经烧石池枯[13] 卷四十六③。
殊胜寺：本南朝宋福兴寺，南唐后主葬照禅师于此，因名塔院[13] 卷四十六。
昇元寺：晋哀帝兴宁二年诏移陶官于淮水北，遂以南岸陶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南唐昇元二年改瓦官寺为昇元寺，吴兴阁为昇元阁[14] 卷十一下。
广孝禅院：梁普通元年造大爱敬寺于钟山南，唐乾符年间重修，广明元年改爱敬禅院，南唐改广孝禅院[14] 卷十一下。南唐李建勋有《留题爱敬寺》诗：野性竟未改，何以居朝廷。空为百官首，但爱千峰清。南风新雨后，与客携觞行。斜阳惜归去，万壑啼鸟声[15] 卷25。
法光寺：梁武帝時建寺，宋改为鹿苑寺，南唐保大易名法光[14] 卷十一下。
月灯禅寺：龙光寺，在城北覆舟山下，南朝宋元嘉二年号青园寺，后改额为龙光禅院，因其在龙光门外也。唐会昌灭佛时废，咸通年间初建为月灯禅寺，昇元二年重修[14] 卷十一下。
寂乐院：元时名百福院，在城南五里。梁天监中置名解脱，南唐以葬澄寂禅师起塔，因名寂乐院[14] 卷十一下。
永福尼寺：在广济仓东，旧在治城东南，本晋开福寺，后徙此，改景福寺。南唐避讳改额[14] 卷十一下。
归德、永募二尼院：在南唐太庙基、李后主宫中置二尼院，开宝中废，移二院尼置寺，徙妙果院尼同居，太平兴国五年赐额乾明尼寺[14] 卷十一下。
净妙寺：即齐安寺，南唐昇元中建，政和中改赐今额，旧临官路，元移置高陇，面秦淮，在城东门外四里[14] 卷十一下。
隐静院：在上元县宣义乡雁门山，去城四十里。梁天监二年建，初名永建寺，南唐保大中重修，改今额[14] 卷十一下。
杜桂院：在上元县丹阳乡，去城东南六十里，南唐保大六年建，在杜桂村，因之名曰杜桂院，今名香林寺，又曰香林院，在赤山西[14] 卷十一下。
了缘塔院：在钟山，后梁普通年间置寺，初为福静寺，南唐保大九年改今额（元）[14] 卷十一下。
方乐院：在城东北六十里神泉乡，本梁方乐寺基，南唐昇元元年重建，今亦名常乐院[14] 卷十一下。
延福禅寺：在城东南六十里，五代梁普通中为静福院，南唐时修改为今额（元）[14] 卷十一下。
奉先禅院（又名宝光塔院）：在城南门外，五代宋时置为天王寺，至梁为昭明太子果园，南唐保大四年更名奉先禅院，葬昙云师，起塔，因名宝光塔院，今名普光寺[14]（卷十一下。僧应之，元宗保大中居奉先禅院[3] 卷第三十三。
无相塔院：在城南七里，南唐葬清（后缺一字）禅师起塔因名无相塔院，韩熙载为碑今存（元时）[14] 卷十一下。
归寂塔院：在城南七里，南朝宋太始二年建，初号永安寺院，南唐保大二年起塔号归寂，因名塔院[14] 卷十一下。
福昌院：院本资善院，在城南四十里牛头山前古常乐寺基，与延寿院相邻，唐天祐中置，南唐后主改今额[14] 卷十一下。
净果院：在城南五十里吉山南，本五代梁永泰寺基，南唐葬净果大师起塔因名净果塔院[14] 卷十一下。
净住院：在城南五十里，本唐天福寺，会昌中废，南唐时复置为净住院，元治平二年改为净住寺[14] 卷十一下。
仁王院：在城南七十里，近慈湖界，唐明宗时有僧结茅于此讲仁王经，南唐给额为仁王院，元治平二年改今额[14]卷十一下。
慈相院：亦名佛龛院，在城西南六十里山上公山五代梁佛坛寺基，南唐保大十二年重置，元治平二年改慈相院[14] 卷十一下。
泗州塔院：在城西南六十里，唐天祐十八年建，南唐后主给额为泗州塔院[14] 卷十一下。
兴教寺：在句容县东北，晋咸淳中置为观音院，南唐时重修，太平兴国五年改今额[14] 卷十一下。
儒童寺：旧名孔子寺，在溧水州南七十五里，唐景福二年置，南唐昇元二年改今额。（旧传因孔子适楚，经此地，后人因建祠，寻改为寺[14] 卷十一下。
永慕宫、静德僧寺、报慈道场：后主笃信佛法，于宫中建永慕宫。又于苑中建静德僧寺，钟山亦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日给千僧，所费皆后宫玩用[16] 下。
以上这些佛寺为史籍所载，尤其是宋代的方志，较为可靠。《景定建康志》与《至正金陵新志》中尚有部分佛寺为五代杨吴时所建、重修或改名，因之笔者推测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为南唐因袭承之，甚至加以改造扩充。崇修佛寺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国库财力的亏耗，其他影响尚有战乱中人人争先恐后的去做僧人，以此逃避战乱与灾荒，等等。难怪陆游会在《南唐书》浮屠传中发出一声长叹：“呜呼！南唐褊（偏）国短世，无大滛（淫）虐，徒以寖衰而亡，要其举可为后世鉴者，酷好浮屠也。”陆游之论，不无道理。
检讨政治的成败得失，我们需要从多方面考虑，南唐史虚白在《钓矶立谈》中对后主的评价则较为客观：“叟昔于江表民家，见窃写真容，观其广颡隆准，风神洒落，居然自有尘外意。会大明在天，爝火不约而销灭；兴王抚运，四海居然而面内，加之保大以来，国谋颠错，民困财匮，百度隳紊，后主适当頽年，势不能支久，盖以天时人事互备于斯焉”[7]后主处于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17]毛诗正义（国风·郑风），焉又如何风流潇洒呢？！
南唐的奉佛、建寺、度僧的狂热，柳诒徵先生称之为：“犹六朝之余习也”[18] （卷十四）。历史的轮回何其相似，南朝有梁武帝之崇佛，也有北周武帝的灭佛；南唐有后主之痴迷于佛教，也有后周世宗的毁佛。而每一次对佛教的狂热过后不久，就有大规模的毁佛出现。此时此刻，如果我们抛除诸如佛道内部的斗争等等原因，再回首看看历史上的“三武一宗”毁佛（北魏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这些佛教界的“法难”，留给我们的历史思考实在是一言难尽！
当然国家的兴衰灭亡，非一朝一夕之事，南唐的灭亡非国君之过，更非佛教之过，而是形势、积弊所致。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不堪回首，而南唐又何堪回首呢？！
参考文献：
[1] 陆游.南唐书[M]//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2] 郑文宝.江表志[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文益.金陵清凉文益禅师语录[M].大正藏卷47.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5] 道原.景德传灯录[M].大正藏卷51.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6] 马令.南唐书[M]//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7] 史虚白.钓矶立谈[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王铚.默记[M]//北京:中华书，1981.
[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 曾敏行.独醒杂志[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 龙衮.江南野史[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 王栐.燕翼诒谋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 马光祖，周应.景定建康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14]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15] 李调元.全五代诗[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 江南余载[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 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8] 柳诒徵.首都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责任编辑 王 佳]
关键词：南唐；崇佛；弊病；佛寺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246-03
南唐君臣崇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作为佛教基本物质载体之一的佛寺，却少有人去翻检史料并加以考证。笔者不揣浅陋，欲以此为媒介，对南唐君臣的崇佛，试图作一个简单的勾勒，从而起到有鉴于史的功效。并结合大事度僧，考辨一下南唐国都金陵的寺院。
一
南唐三代国主均崇佛，由来已久。先主昪字正伦，其父志，曾为徐州判官，安贫谨厚，喜佛书，多游息佛寺，时号李道者[1] 卷一。① 李昪幼时家贫，有姊出家为尼[2] 卷上②父姊不仅均息身佛教，且李昪早岁即成为孤儿，曾托身于濠州开元寺[3]卷十。如此，李昪与佛结缘也就毫不例外了。成年后，（杨吴时）先主（李昪）辅吴，吴政权都广陵，先主在建业，大筑其居，既成，用浮屠说作无遮大斋七会，为工匠役夫死者荐福。又曾召豫章隆兴寺僧智玄译胡僧经。末年迎溧水大兴寺桑生木人于宫中，奉事甚谨[1] 传卷十五。大事礼佛，南唐君主中李昪首肇其端。
元宗、后主同样事佛。元宗之礼佛，陆游《南唐书·浮屠传》有载：“及元宗、後主之世，好之遂篤。”元宗曾与法眼宗文益禅师有深厚交往，并且知会文益的诗偈：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4]。文益禅师以周显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寂， 元宗尚亲加礼问[5] 卷24。元宗尚喜楞严经，曾命冯延巳为该经写序：“曰：‘首楞严者，自为菩萨密因，始破阿难之迷，终证菩提之悟。然则，阿难古佛也，岂有迷哉？迷者，悟之对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6] 卷26。僧玄寂在保大年中曾为元宗诏讲法华经[6] 卷26。这一切均能说明元宗对佛教极感兴趣。
李煜在做皇子时就心仪禅宗，曾受心法于净慧之师（即文益禅师），登上皇位后，在文益禅师入灭后，尝问于泰钦文遂禅师[5] 卷25。
李煜曾一再申明本心：“我平生喜耽佛学，其于世味澹如也。先帝弃代，冢嫡不天。越升非次，诚非本心……”[7]。李后主成为一代国君并非出自本心，他本深结佛缘，喜书画。在兄叔之争两败俱伤，众兄早亡的景况下无奈的成为一代国君。后主李煜乃嗣主李璟之六子[6] 卷5，时太子宏冀与皇叔景遂争位，宏冀鸩杀景遂[1] 传卷13，不久宏冀也早亡。余兄皆卒[1] 传卷13，顺理成章，李煜登上皇位。他在位其间不仅请高僧讲经，僧玄寂就曾为后主讲《华严经》梵行一品[6] 卷26。而且他本人曾手书金字《般若心经》一卷，赐宫人乔氏[8] 卷中。
在位后期，后主事佛更勤，尤甚于前。对佛的崇拜恭敬几近痴迷，史书载：后主退朝，与后着僧伽帽服袈裟课诵佛经，胡跪稽颡至为瘤赘，手常屈指作佛印[1] 列传卷十五。南唐国君奉佛，上行下效，臣子也不例外。大臣笃佛者，史载也颇多。最为特出者乃大将边镐。边镐为漳州节度使，日饭沙门希福，纪纲頽驰而不问[1] 列传卷第二。平建州时，闽人号为边罗汉，楚人呼为边菩萨，后由于其政出多门，民众失望，遂称之为边和尚[6] 卷11。《玉壶清话》卷二又载：边镐是谢灵运托梦而生，是谢转世之后身。大臣张洎作中书舍人时，因唐主（后主）事佛甚谨，洎每见辄谈佛法，由是骤有宠[9] 卷八。佛学修养较高的冯延巳、宋令公与法眼禅师讨论禅理，二人奉佛更不在话下[4]。从前页的冯延巳奉元宗之命为楞严经作序，可知冯公之佛学修养。其他大臣也纷纷效仿，“当时大臣亦多蔬食斋戒以奉佛”[9] 卷八。
当然，南唐尚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极力反对崇佛。烈祖子景逷就曾斥佛，“时诸王大臣皆喜浮屠，而景逷非毁佛书，专以六经名教为事”[6] 卷七。徐铉也不奉佛[9] 卷八，大臣汪涣也曾极力上疏谏佛，“（后主佞佛）有谏者辄被罪。歙州进士汪涣上封事，言梁武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奈何效之。后主虽擢涣为校书郎，终不能用其言”[9] 卷八。奉佛之众多，而排佛之众少之又少。曲曲数人，焉能敌众。南唐的亡国与一僧是紧密相连的，即号为“小长老”者。此人阴险狡诈，竟然骗得李后主听信谗言，作出误国之举。陆游《南唐书·浮屠传》载：“开宝初，有北僧号小长老，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珍宝怪物，赂贵要为奥助。朝夕入论天宫地狱果报之说。后主大悦，谓之一佛出世。服饰皆缕金绛罗。后主疑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读华严经，安知佛富贵。因说后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帤庾。又请于牛头山造寺千余间，聚徒千人。日给盛馔。有食不能尽者，明旦再具，谓之折倒。盖故造不祥语以摇人心。及宋师渡江，即其寺为营。又有北僧立石塔于采石矶，草衣藿食，后主及国人施造之皆拒不取。及王师下池州，系浮桥于石塔。然后知其为间也”①。僧人未必尽如小长老，《独醒杂志》[10] 卷一记载：“庐山圆通寺，在马耳峰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时，赐田千顷，其徒数百众，养之极其丰厚。王师渡江，寺僧相率为前锋以抗。未几，金陵城陷，其众乃遁去。”报国者不也奋起抗争吗？
后主大事度僧、崇修佛寺。南唐开宝二年，后主普度诸郡僧[3] 卷十七，“后主罔恤政务，晓于禁中卧厅内道场童行撞钟有节数。喜而召之，与（当）剃度为僧。而童子奸猾，对曰不敢独受恩泽，愿陛下如佛慈悲广覃，诸郡于是普度焉”[11] 卷三。其他史书中也有详细记载：宫中造佛寺十余，出金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萬僧，悉取給縣官[1] 传卷十五。宋人王栐的《燕翼诒谋录》[12]中对南唐的广度僧尼也有明确记载：“江南李主（李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诏：江南、两浙、福建等处诸州，僧三百人岁度一人，尼百人岁度一人。自昔岁度僧道惟诗经，且因寺之大小立额，如进士应举。然虽奸猾多窜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无所容。自朝廷立价鬻度牒，而仆厮下流皆得为之，不胜其滥矣。”南唐度僧实在太多，宋太祖即使想清除其积弊，又谈何容易！后主尚对愿为僧者进行奖赏，“募道士愿为僧者予二金”[6] 卷26。大事度僧外，后主还广修佛寺。开宝三年春，后主命境内崇修佛寺[3] 卷第17。（上述后主听从小长老之言在牛头山造寺千余间即是一例）。
部分僧尼恣意妄为，作奸犯科，违犯戒律，后主不仅不绳之以法，而且放之任之，包庇纵容，“僧尼犯奸淫欲成，后主每曰：此等毁戒，本图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命礼佛百而舍之”[1] 传卷十五。結果是，“奸滥公行，无所禁止”[6] 卷二十六。众人触犯死刑，有时也可获免，“奏死刑，日适遇其斋，则于宫中佛前燃灯以达旦为验，谓之命灯。未旦而灭，则论如律；不然，率贷死。富人赂官窃续膏油，往往获免，上下狂惑，不恤政事，有谏者辙被罪……”[1] 传卷十五。
佛教也一时成为某些佞臣进幸的工具。“及元宗后主之世好之遂笃，幸臣徐游专主斋祠事，群臣和附，惟恐居后”[1] 传卷十五。而后主与周后手常作佛印状，百官纷纷效之[6] 卷二十六。为了延续命灯，“富商大贾犯法者往往厚赂左右内官”[6] 卷二十六。
二
崇佛一方面需要身体力行读佛经，做佛事；另一方面则须具备佛寺——这个物质载体，以容纳众多的出家僧尼。南唐的寺宇建筑，据史料的记载，为数不少。
奉先寺：南宋时在金陵城内饮红桥南保宁坊内，该寺是吴帝为康僧会所建，名建初，南唐更名为奉先寺[13] 卷四十六。②
正觉禅寺（宋名）：寺有井十一口，内一口最大号为百丈泉，井栏上字乃保大元年（元宗年号）所镌[13] 卷四十六。
兴慈禅寺：南宋时在金陵城内南厢嘉瑞坊。南朝宋元嘉文帝为高祖创建，唐会昌灭佛时废。五代杨吴时复，南唐昇元（烈祖年号）间改为兴慈[13] 卷四十六。
开善道场：南宋时去金陵城有一十五里，梁武帝天监十三年以定林寺前冈独龙阜藏保志僧，永定公主以汤沐之资造浮图五级于其上，十四年即塔前建开善寺，今寺（南宋景定间）乃其地。南唐昇元中徐德裕重修，后主又改为开善道场[13] 卷四十六。
清凉大道场：五代杨吴顺义中徐温建为兴教寺，南唐昇元初改为石城清凉大道场。德庆堂有后主亲书祭悟空禅师碑文，寺有大钟，乃南唐后主为其父消灾弥祸而所铸[13]（卷四十六）。与清凉大道场关联甚深的高僧有南唐烈祖李昪时的休复，到南唐元宗李璟时归寂。法眼宗的创始者文益禅师以及其弟子僧智明、泰钦文遂[3] 卷三十三，[5] 卷24、25。
妙因寺：宋岩因崇报禅寺，即景德栖霞寺，南唐林仁肇建塔，徐铉书额曰妙因寺[13] 卷四十六。
净居寺：五代时梁武帝大通元年创此寺，寺在宫后，别开一门，名大通邺寺，南门造大佛阁七层。大同十年地震，大火焚烧该寺，几乎夷为平地。更造未就而发生侯景之乱。南唐改为净居寺，寻又改圆寂寺[13] 卷四十六。
证圣寺：南唐保大中木平和尚居此寺，故里俗呼为木平寺[13] 卷四十六。
真际寺：本名伽毘罗寺，南唐改真际寺[13] 卷四十六。
宋兴寺：一名兴教寺，寺基即刘裕故居。南唐李建勋《游宋兴寺东岩》诗：几年不到东岩下，旧住僧亡屋亦无。寒日萧条何物在，朽杉经烧石池枯[13] 卷四十六③。
殊胜寺：本南朝宋福兴寺，南唐后主葬照禅师于此，因名塔院[13] 卷四十六。
昇元寺：晋哀帝兴宁二年诏移陶官于淮水北，遂以南岸陶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南唐昇元二年改瓦官寺为昇元寺，吴兴阁为昇元阁[14] 卷十一下。
广孝禅院：梁普通元年造大爱敬寺于钟山南，唐乾符年间重修，广明元年改爱敬禅院，南唐改广孝禅院[14] 卷十一下。南唐李建勋有《留题爱敬寺》诗：野性竟未改，何以居朝廷。空为百官首，但爱千峰清。南风新雨后，与客携觞行。斜阳惜归去，万壑啼鸟声[15] 卷25。
法光寺：梁武帝時建寺，宋改为鹿苑寺，南唐保大易名法光[14] 卷十一下。
月灯禅寺：龙光寺，在城北覆舟山下，南朝宋元嘉二年号青园寺，后改额为龙光禅院，因其在龙光门外也。唐会昌灭佛时废，咸通年间初建为月灯禅寺，昇元二年重修[14] 卷十一下。
寂乐院：元时名百福院，在城南五里。梁天监中置名解脱，南唐以葬澄寂禅师起塔，因名寂乐院[14] 卷十一下。
永福尼寺：在广济仓东，旧在治城东南，本晋开福寺，后徙此，改景福寺。南唐避讳改额[14] 卷十一下。
归德、永募二尼院：在南唐太庙基、李后主宫中置二尼院，开宝中废，移二院尼置寺，徙妙果院尼同居，太平兴国五年赐额乾明尼寺[14] 卷十一下。
净妙寺：即齐安寺，南唐昇元中建，政和中改赐今额，旧临官路，元移置高陇，面秦淮，在城东门外四里[14] 卷十一下。
隐静院：在上元县宣义乡雁门山，去城四十里。梁天监二年建，初名永建寺，南唐保大中重修，改今额[14] 卷十一下。
杜桂院：在上元县丹阳乡，去城东南六十里，南唐保大六年建，在杜桂村，因之名曰杜桂院，今名香林寺，又曰香林院，在赤山西[14] 卷十一下。
了缘塔院：在钟山，后梁普通年间置寺，初为福静寺，南唐保大九年改今额（元）[14] 卷十一下。
方乐院：在城东北六十里神泉乡，本梁方乐寺基，南唐昇元元年重建，今亦名常乐院[14] 卷十一下。
延福禅寺：在城东南六十里，五代梁普通中为静福院，南唐时修改为今额（元）[14] 卷十一下。
奉先禅院（又名宝光塔院）：在城南门外，五代宋时置为天王寺，至梁为昭明太子果园，南唐保大四年更名奉先禅院，葬昙云师，起塔，因名宝光塔院，今名普光寺[14]（卷十一下。僧应之，元宗保大中居奉先禅院[3] 卷第三十三。
无相塔院：在城南七里，南唐葬清（后缺一字）禅师起塔因名无相塔院，韩熙载为碑今存（元时）[14] 卷十一下。
归寂塔院：在城南七里，南朝宋太始二年建，初号永安寺院，南唐保大二年起塔号归寂，因名塔院[14] 卷十一下。
福昌院：院本资善院，在城南四十里牛头山前古常乐寺基，与延寿院相邻，唐天祐中置，南唐后主改今额[14] 卷十一下。
净果院：在城南五十里吉山南，本五代梁永泰寺基，南唐葬净果大师起塔因名净果塔院[14] 卷十一下。
净住院：在城南五十里，本唐天福寺，会昌中废，南唐时复置为净住院，元治平二年改为净住寺[14] 卷十一下。
仁王院：在城南七十里，近慈湖界，唐明宗时有僧结茅于此讲仁王经，南唐给额为仁王院，元治平二年改今额[14]卷十一下。
慈相院：亦名佛龛院，在城西南六十里山上公山五代梁佛坛寺基，南唐保大十二年重置，元治平二年改慈相院[14] 卷十一下。
泗州塔院：在城西南六十里，唐天祐十八年建，南唐后主给额为泗州塔院[14] 卷十一下。
兴教寺：在句容县东北，晋咸淳中置为观音院，南唐时重修，太平兴国五年改今额[14] 卷十一下。
儒童寺：旧名孔子寺，在溧水州南七十五里，唐景福二年置，南唐昇元二年改今额。（旧传因孔子适楚，经此地，后人因建祠，寻改为寺[14] 卷十一下。
永慕宫、静德僧寺、报慈道场：后主笃信佛法，于宫中建永慕宫。又于苑中建静德僧寺，钟山亦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日给千僧，所费皆后宫玩用[16] 下。
以上这些佛寺为史籍所载，尤其是宋代的方志，较为可靠。《景定建康志》与《至正金陵新志》中尚有部分佛寺为五代杨吴时所建、重修或改名，因之笔者推测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为南唐因袭承之，甚至加以改造扩充。崇修佛寺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国库财力的亏耗，其他影响尚有战乱中人人争先恐后的去做僧人，以此逃避战乱与灾荒，等等。难怪陆游会在《南唐书》浮屠传中发出一声长叹：“呜呼！南唐褊（偏）国短世，无大滛（淫）虐，徒以寖衰而亡，要其举可为后世鉴者，酷好浮屠也。”陆游之论，不无道理。
检讨政治的成败得失，我们需要从多方面考虑，南唐史虚白在《钓矶立谈》中对后主的评价则较为客观：“叟昔于江表民家，见窃写真容，观其广颡隆准，风神洒落，居然自有尘外意。会大明在天，爝火不约而销灭；兴王抚运，四海居然而面内，加之保大以来，国谋颠错，民困财匮，百度隳紊，后主适当頽年，势不能支久，盖以天时人事互备于斯焉”[7]后主处于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17]毛诗正义（国风·郑风），焉又如何风流潇洒呢？！
南唐的奉佛、建寺、度僧的狂热，柳诒徵先生称之为：“犹六朝之余习也”[18] （卷十四）。历史的轮回何其相似，南朝有梁武帝之崇佛，也有北周武帝的灭佛；南唐有后主之痴迷于佛教，也有后周世宗的毁佛。而每一次对佛教的狂热过后不久，就有大规模的毁佛出现。此时此刻，如果我们抛除诸如佛道内部的斗争等等原因，再回首看看历史上的“三武一宗”毁佛（北魏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这些佛教界的“法难”，留给我们的历史思考实在是一言难尽！
当然国家的兴衰灭亡，非一朝一夕之事，南唐的灭亡非国君之过，更非佛教之过，而是形势、积弊所致。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不堪回首，而南唐又何堪回首呢？！
参考文献：
[1] 陆游.南唐书[M]//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2] 郑文宝.江表志[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文益.金陵清凉文益禅师语录[M].大正藏卷47.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5] 道原.景德传灯录[M].大正藏卷51.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6] 马令.南唐书[M]//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7] 史虚白.钓矶立谈[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王铚.默记[M]//北京:中华书，1981.
[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 曾敏行.独醒杂志[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 龙衮.江南野史[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 王栐.燕翼诒谋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 马光祖，周应.景定建康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14]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15] 李调元.全五代诗[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 江南余载[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 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8] 柳诒徵.首都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责任编辑 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