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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2010年叫做“媒介融合年”是基于知行两方面的考量：在实践中，2010年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在我国政府的推动下，“三网融合”终于启动“破冰之旅”。在理论上，学界的研究异常活跃，研究的成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突破。本文通过分析发展态势和研究进展，力图较准确地描绘当下我国媒介融合的现实图景，供研究者和决策者参考。
一、媒介融合的“分兵合进”
2010年业界实践中，媒介融合以国家层面的政策推进为主导，但更多的还是在行业的框架内展开。由此，广电、报业和新媒体各自为战，总体上呈现分兵合进的融合态势。
1、广电：应对“三网融合”
由于国家层面开始积极推动以及业界热烈响应，故把2010年称为“三网融合元年”也不为过。
长期以来，广电业和电信业各自积极探索自身在“三网融合”中的应变之道，市场的自发推动和行业的政策壁垒造成了双方矛盾冲突频发的局面。虽然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2010年至2012年重点开展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试点，但是对广电和电信在“三网融合”业务运行上的权力分配仍存在不均的现象。广电业可以涉及绝大部分的电信业务，而电信在内容经营权上没有得到法规认可，更加没有充分的内容制作权（仅从事除时政类节目外的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制作）。经营权不明的情况在6月国务院颁发三网融合试点方案时得到了改善。北京市、大连市、哈尔滨市、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厦门市、青岛市、武汉市、长株潭地区、深圳市、绵阳市被列为三网融合的12个试点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广电系统获得了互联网接入等电信接入的经营权，电信系统则获得IPTV业务、手机电视的分发权及传输权。自此，IPTV内容传输权归电信，保证了电信在试点城市经营IPTV的合法性，而内容控播权依然明确地归于广电。
广电虽然因为“三网融合”而在传统媒体中抢占了一定的先发优势，但是报业和通讯业等其他媒体在视频领域的动作也不得不让广电有所警惕。《人民日报》社与文化中国传播集团组建合资公司，正式进军3G手机视频领域。同时，人民网旗下的人民视讯文化有限公司将手机电视新版上线，主要运营手机电视服务。新华社旗下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于1月1日正式开播。虽然广电有先发优势，虽然有CNTV的高调出发，但面对其他行业和媒体在视频领域的挑战，广电首先面临的是自身网络的整合，如果自身不能做强又如何能做大呢？
2、报业：全媒体战略
2010年，报业在媒介融合上的推进仍然沿着“全媒体”这一思路进行。“全媒体”主要是指内容上的多媒体呈现和业务上的多媒体工作流程，主要体现在报社的全媒体记者运用笔、相机、摄像机、电脑等多种技术工具，从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表现信息，通过报纸、电视等多种媒体渠道传递信息。在媒介融合之初，报业主要是谋求“报网融合”，推行的是“报纸数字化”或者“报纸网络化”。然而，单纯形式上的转变并不能满足受众的要求，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所言，传统的以“内容为王”或报纸网络版的形式忽略了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和受众“传受关系重构”的现实，即忽视了与受众的双向交流，而“解决难题的思路应该集中于数字界面如何丰富其形式上。对于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媒介而言，能够实现超文本链接和关键词搜索是两项重要的内容呈现形式。”[1]如早期的人民网只是《人民日报》的网络版，如今的人民网成了“第一个开通时政论坛，第一个推出网站时评，第一个设置舆情监测室，第一个给各级党政领导建立留言板，第一个开办重点新闻网站短信、手机报，第一个在海外设立本土化网站”的网络媒体。同时，2010年6月，人民网改制成为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着力打造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搜索引擎——“人民搜索”。至此，“《人民日报》和人民网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2]
在2010年的新表现中，我们还看到全国多家3D报纸的出现，将传统二维的新闻文字与图片转成了生动的三维影像。然而，3D报纸是报业在受新媒体冲击下的短效的麻醉药，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方，目前尚无定论。“全媒体记者”的业务操作模式是否可行也备受争议。这些貌似百花竞开又昙花一现的现象根本就在于报业在媒介融合中缺乏全景式前瞻性的战略思维。
3、新媒体：跨界与越位
2010年，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都在加紧媒介融合的步伐，形成进入跨越行业、区域和媒体的集体行动。一方面是加强与报业、广电等传统媒体的战略合作；另一方面是加强新媒体之间的融合，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普遍的越位现象，腾讯与360的恶性竞争也折射出网络媒体在融合中的无序与失范。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其主要特征就是在2010年，微博的大行其道引起了学业两界的高度关注。从“三屏融合”到以iPhone、iPad为代表的终端革命，新技术新媒介的兴起表明新业态还在形成之中，需要前瞻性研究的理论支持。
当前，我国媒介融合的实际推进更多还停留在业务层面，主要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因此也可以叫做“媒体融合”。如前所述，广电与电信的各谋其利，报业的全媒体业务，以及新媒体融合的无序与失范，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被动的“应对思维”使我国媒体难以上升“媒介大融合”的战略高度。
二、媒介融合的发展瓶颈
基于媒介融合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分析，我国媒介融合要有大发展，必须突破制度的制约和行业、区域壁垒两大“瓶颈”。
1、媒介融合的制约因素
有学者认为我国媒介融合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包括：融合技术推广受盈利模式的制约、组织文化隔阂造成跨产业管理的难度、社会文化对融合的接受程度尚低。而这些都会集中体现在制度安排和体制制约上。
目前，我国现行的传媒制度已不能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因此，借鉴和吸收国外成功经验和先进制度显得十分急迫。受美英传播法制变革启示，结合社会语境和情势需要，我国未来传媒机制政策应在放松管制与加强管制之间取得平衡：采取既能促进产业发展又能维护公共利益的政策，确保市场秩序、促进产业发展、保障消费者权益。[3]在国外媒介融合的经验中，恐怕欧洲传媒规制注重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更值得我们借鉴。欧洲“媒介融合”中新媒体规制的特征：(一) 政策主导: 以政策融合推动技术融合；(二) 产业规制: 政治经济学与公共利益的双重模式；(三) 利益考量: 文化、政治与信息传播安全。[4]
2、跨行业跨区域的壁垒
在三网融合过程中，各个“网”都存在一个思想上的盲点，即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既兴奋又担忧地审视这个政策，纷纷出台自己的“应对之策”，希望能为自己的“行业”在新的挑战之下谋取利益和发展。但是，这样做有悖于三网融合的初衷。三网融合的目的是“促进信息和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生产、生活服务需求，拉动国内消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务院方案中指出）”。也就是融合各个网络，使得资源最大优化，使各个网络更好地发展，最终服务于整个传播系统和整个社会的受众。正如学者黄升民指出“我国现在的三网融合不是技术融合和单纯的产业融合,而是一个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融合,它既包含商业的、市场的成分,也会包含公共服务的国家意志的成分。”[5]显然，广电业和电信业现阶段在推进媒介融合时只看到了商业和市场的成分，而忽略了包含公共服务的国家意志成分。而在看到商业和市场时，也缺乏“媒介融合平台”视角。无论借鉴哪一种媒介融合的制度安排，我国传媒业都会面临体制转轨和形态转型的“双转”挑战。[6]在媒介融合的推进过程中，业界需要在利益的博弈中打破行业壁垒，形成跨行业跨区域竞合关系的多赢格局。
一、媒介融合的“分兵合进”
2010年业界实践中，媒介融合以国家层面的政策推进为主导，但更多的还是在行业的框架内展开。由此，广电、报业和新媒体各自为战，总体上呈现分兵合进的融合态势。
1、广电：应对“三网融合”
由于国家层面开始积极推动以及业界热烈响应，故把2010年称为“三网融合元年”也不为过。
长期以来，广电业和电信业各自积极探索自身在“三网融合”中的应变之道，市场的自发推动和行业的政策壁垒造成了双方矛盾冲突频发的局面。虽然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2010年至2012年重点开展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试点，但是对广电和电信在“三网融合”业务运行上的权力分配仍存在不均的现象。广电业可以涉及绝大部分的电信业务，而电信在内容经营权上没有得到法规认可，更加没有充分的内容制作权（仅从事除时政类节目外的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制作）。经营权不明的情况在6月国务院颁发三网融合试点方案时得到了改善。北京市、大连市、哈尔滨市、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厦门市、青岛市、武汉市、长株潭地区、深圳市、绵阳市被列为三网融合的12个试点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广电系统获得了互联网接入等电信接入的经营权，电信系统则获得IPTV业务、手机电视的分发权及传输权。自此，IPTV内容传输权归电信，保证了电信在试点城市经营IPTV的合法性，而内容控播权依然明确地归于广电。
广电虽然因为“三网融合”而在传统媒体中抢占了一定的先发优势，但是报业和通讯业等其他媒体在视频领域的动作也不得不让广电有所警惕。《人民日报》社与文化中国传播集团组建合资公司，正式进军3G手机视频领域。同时，人民网旗下的人民视讯文化有限公司将手机电视新版上线，主要运营手机电视服务。新华社旗下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于1月1日正式开播。虽然广电有先发优势，虽然有CNTV的高调出发，但面对其他行业和媒体在视频领域的挑战，广电首先面临的是自身网络的整合，如果自身不能做强又如何能做大呢？
2、报业：全媒体战略
2010年，报业在媒介融合上的推进仍然沿着“全媒体”这一思路进行。“全媒体”主要是指内容上的多媒体呈现和业务上的多媒体工作流程，主要体现在报社的全媒体记者运用笔、相机、摄像机、电脑等多种技术工具，从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表现信息，通过报纸、电视等多种媒体渠道传递信息。在媒介融合之初，报业主要是谋求“报网融合”，推行的是“报纸数字化”或者“报纸网络化”。然而，单纯形式上的转变并不能满足受众的要求，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所言，传统的以“内容为王”或报纸网络版的形式忽略了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和受众“传受关系重构”的现实，即忽视了与受众的双向交流，而“解决难题的思路应该集中于数字界面如何丰富其形式上。对于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媒介而言，能够实现超文本链接和关键词搜索是两项重要的内容呈现形式。”[1]如早期的人民网只是《人民日报》的网络版，如今的人民网成了“第一个开通时政论坛，第一个推出网站时评，第一个设置舆情监测室，第一个给各级党政领导建立留言板，第一个开办重点新闻网站短信、手机报，第一个在海外设立本土化网站”的网络媒体。同时，2010年6月，人民网改制成为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着力打造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搜索引擎——“人民搜索”。至此，“《人民日报》和人民网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2]
在2010年的新表现中，我们还看到全国多家3D报纸的出现，将传统二维的新闻文字与图片转成了生动的三维影像。然而，3D报纸是报业在受新媒体冲击下的短效的麻醉药，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方，目前尚无定论。“全媒体记者”的业务操作模式是否可行也备受争议。这些貌似百花竞开又昙花一现的现象根本就在于报业在媒介融合中缺乏全景式前瞻性的战略思维。
3、新媒体：跨界与越位
2010年，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都在加紧媒介融合的步伐，形成进入跨越行业、区域和媒体的集体行动。一方面是加强与报业、广电等传统媒体的战略合作；另一方面是加强新媒体之间的融合，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普遍的越位现象，腾讯与360的恶性竞争也折射出网络媒体在融合中的无序与失范。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其主要特征就是在2010年，微博的大行其道引起了学业两界的高度关注。从“三屏融合”到以iPhone、iPad为代表的终端革命，新技术新媒介的兴起表明新业态还在形成之中，需要前瞻性研究的理论支持。
当前，我国媒介融合的实际推进更多还停留在业务层面，主要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因此也可以叫做“媒体融合”。如前所述，广电与电信的各谋其利，报业的全媒体业务，以及新媒体融合的无序与失范，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被动的“应对思维”使我国媒体难以上升“媒介大融合”的战略高度。
二、媒介融合的发展瓶颈
基于媒介融合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分析，我国媒介融合要有大发展，必须突破制度的制约和行业、区域壁垒两大“瓶颈”。
1、媒介融合的制约因素
有学者认为我国媒介融合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包括：融合技术推广受盈利模式的制约、组织文化隔阂造成跨产业管理的难度、社会文化对融合的接受程度尚低。而这些都会集中体现在制度安排和体制制约上。
目前，我国现行的传媒制度已不能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因此，借鉴和吸收国外成功经验和先进制度显得十分急迫。受美英传播法制变革启示，结合社会语境和情势需要，我国未来传媒机制政策应在放松管制与加强管制之间取得平衡：采取既能促进产业发展又能维护公共利益的政策，确保市场秩序、促进产业发展、保障消费者权益。[3]在国外媒介融合的经验中，恐怕欧洲传媒规制注重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更值得我们借鉴。欧洲“媒介融合”中新媒体规制的特征：(一) 政策主导: 以政策融合推动技术融合；(二) 产业规制: 政治经济学与公共利益的双重模式；(三) 利益考量: 文化、政治与信息传播安全。[4]
2、跨行业跨区域的壁垒
在三网融合过程中，各个“网”都存在一个思想上的盲点，即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既兴奋又担忧地审视这个政策，纷纷出台自己的“应对之策”，希望能为自己的“行业”在新的挑战之下谋取利益和发展。但是，这样做有悖于三网融合的初衷。三网融合的目的是“促进信息和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生产、生活服务需求，拉动国内消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务院方案中指出）”。也就是融合各个网络，使得资源最大优化，使各个网络更好地发展，最终服务于整个传播系统和整个社会的受众。正如学者黄升民指出“我国现在的三网融合不是技术融合和单纯的产业融合,而是一个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融合,它既包含商业的、市场的成分,也会包含公共服务的国家意志的成分。”[5]显然，广电业和电信业现阶段在推进媒介融合时只看到了商业和市场的成分，而忽略了包含公共服务的国家意志成分。而在看到商业和市场时，也缺乏“媒介融合平台”视角。无论借鉴哪一种媒介融合的制度安排，我国传媒业都会面临体制转轨和形态转型的“双转”挑战。[6]在媒介融合的推进过程中，业界需要在利益的博弈中打破行业壁垒，形成跨行业跨区域竞合关系的多赢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