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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新闻的起源与发展
社会新闻是新闻的“鼻祖”，自人类有原始的新闻活动以后，便有了原始的社会新闻。据考证，我国最早见诸文字的社会新闻，是唐代尉迟枢所撰写的《南楚新闻》[1]之后，宋代的小报上已有社会新闻。到了近代，报纸上的社会新闻逐渐多起来。较早刊登社会新闻的是1815年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该刊刊登过《忤逆子改悔孝顺》、《不忠受刑》、《官司受贿之报》等。在近代商业报纸上，社会新闻往往占据报纸50%的篇幅，其中灾祸新闻自然是重要组成部分。1872年在沪创刊的民营报纸《申报》，就很重视社会新闻的采访与刊登。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新闻在我国经历了“三落四起一高潮”的过程：解放初“一起”，宣传婚姻法的一些社会新闻很受欢迎；学苏联经验“一落”，报纸不刊登社会新闻；1956年改版“再起”；1957年反右斗争“再落”，主张报道社会新闻被视为宣传资产阶级新闻观点；60年代初“三起”；“文化大革命”中“三落”，社会新闻被彻底否定，被划入资产阶级黄色新闻范畴；1978年至今“四起”，它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人们思想的解放，社会新闻才开始得到较大的发展，并在新闻报道的种类中唱起主角；除了反映文明礼貌、道德情操、邻里关系、社会公德等的社会新闻屡见刊播外，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灾祸新闻、案件新闻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报道，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社会新闻。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以来被评选出的全国好新闻作品中，消息和通讯类作品，社会新闻每年占总数的20%以上。[2]像新近评选出来的第20届“中国新闻奖”中消息和通讯类获奖作品《暴徒以弟弟的死为借口闹事，我们绝不答应》、《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研制成功》、《美国人到瑶山养猪》、《武大专家：我国买卖论文成“产业”》、《村支书“一家人”吃低保》、《一场特殊的婚礼》等等，都是社会新闻的佳作。
二、什么是社会新闻
对社会新闻的界定，虽然没有统一规范的说法，但大体上没有什么争议。业界的基本共识是：反映社会生活中有关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社会动态、社会趋向、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社会风尚、生活情趣等等，都可归入社会新闻的范畴。
有人从学术的出发点定义为，“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内容的、变动的、事实的报道……所谓以社会学研究对象为内容就包括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3]
国外，如英国媒体对于“社会新闻”的概念比较宽泛，他们认为，社会新闻是指不与重大的政治或经济话题直接相关、影响市民生活的“低级别政治新闻”。首先，社会新闻可以理解为政治新闻，因为其关注和社会性事件的解决往往依靠权力主体机关的政策决策；其次，相对于较高级别的政治新闻，如国家总统选举、议会和内阁相关新闻等，“社会新闻”关注大众社会和普遍民众，具有地区性和社会公共性特点，其报道的事件往往关系社会公众的直接切身利益。[4]
由上可见，无论怎么定义，普遍都认为社会新闻与政治新闻、军事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文化新闻相比，具有动向性、社会性、广泛性、生动性、趣味性，富有人情味等特点。具体说来，社会新闻常见的题材包括如下8个方面：
1．及时反映社会生活中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和主流，应该作为社会新闻的一个永恒主题。比如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展现；尊老爱幼、见义勇为、扶贫济困等等。目前在深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要用大量生动的新闻事实，热情讴歌广大人民群众高尚的精神风貌。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第19届通讯一等奖作品）、《抗冰保电三英雄》（第19届通讯二等奖作品）、《3.5万救命钱留给病友》（第16届消息一等奖作品）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2．抨击现实生活中的假、丑、恶和各种不良社会现象。比如贪污腐败、假冒伪劣、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媒体就要坚决予以揭露和抨击。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第19届通讯二等奖作品）、《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矿难记者领“封口费”事件》（第19届系列报道一等奖作品）、《女博士卧底酒楼写论文幕后》（第18届通讯二等奖作品）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
3．报道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恋爱、婚姻、家庭及其他日常生活问题。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14万考生名单被出卖之后》（19届通讯三等奖作品）、《我国离婚率算高一倍》（第18届消息二等奖作品）、《3000小考生“妖魔化”妈妈》（第16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等，都属于这类题材的代表作。
4．介绍有一定影响的民事、刑事案件。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拉萨发生暴力事件》（第19届消息一等奖作品）、《56名女工状告工厂搜身侵权》（第12届消息二等奖作品）、《谁来管技术权益纠纷》（第4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等，都是这类题材的新闻精品。
5．报道天灾人祸及特殊条件下的气象、交通、卫生等影响人们出行、健康、生活的资讯。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无极”走了，香格里拉痛了》（第17届通讯二等奖作品）、《广西南丹矿区发生重大灌水事故》（第12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白色皇冠拉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怀着满腔义愤猛追》（第8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等，都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
6．反映社会知名人物的活动和相应文化动态。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博客，不是放纵的天堂》（第17届通讯二等奖作品）、《国家大剧院建设思路存在诸多问题》（第9届通讯二等奖作品）、《昔日伐木建功，今朝栽树“还债”》（第5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等，都属于这类题材。
7．介绍具有文化价值的风土人情和地域民俗。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张品正带着“奶奶”出嫁25年》（第18届消息二等奖作品）、《取下神像挂地图》（第5届消息二等奖作品）、《建碑林呼唤环境美》（第4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
8．报道能够增长见识或有一定娱乐价值的珍闻、趣闻等。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上小潭村34年每年举办运动会》（第16届消息二等奖作品）、《大一男生背起母亲上大学》（第16届通讯二等奖作品）、《医药代表向“老百姓”下跪》（第15届通讯一等奖作品）、《交口县委大院竟挖出“升官符”》（第12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等，都是这类题材的成功之作。
从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出发，我们不难发现，社会新闻的覆盖面其实是很广的，要做好社会新闻，并非只能依靠“耸人听闻”的所谓“猛料”。
三、社会新闻的价值取向
近年来，社会新闻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受众，但对社会新闻的认识还存在着许多误区。一提起社会新闻，在部分采编人员中，就有这样两种片面的理解。一种是认为社会新闻就是“杀人放火、贪污盗窃、暴力吸毒、嫖娼卖淫”之类的东西；另一种则将社会新闻简单理解为题材琐碎化、立意市井化、功能取向娱乐化、监督指向模糊化的报道内容。在这样的错误认识下，媒体上的社会新闻出现了价值取向上的错位。其具体反映在下述几种不良倾向上。
1．哗众取宠。一些媒体热衷于报道男女私情以及杀人、事故、车祸等负面新闻。经常把一些怪异、刺激，甚至畸形的事件作为吸引读者的卖点。正是这些“哗众取宠”的社会新闻，弱化了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
2．低级庸俗。当前，在一些媒体上，内容庸俗、格调低下、偷盗扒窃、吸毒贩毒、绑架勒索、卖淫嫖娼及婚外恋、包二奶、一夜情、开房、同居等字眼时常充斥其间。而这种低级庸俗常常为冠冕堂皇的“满足受众需要”所遮蔽和合理化。正是这种低级庸俗，使媒体缺乏内省精神和批判意识，背弃了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应具备的责任。
社会新闻是新闻的“鼻祖”，自人类有原始的新闻活动以后，便有了原始的社会新闻。据考证，我国最早见诸文字的社会新闻，是唐代尉迟枢所撰写的《南楚新闻》[1]之后，宋代的小报上已有社会新闻。到了近代，报纸上的社会新闻逐渐多起来。较早刊登社会新闻的是1815年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该刊刊登过《忤逆子改悔孝顺》、《不忠受刑》、《官司受贿之报》等。在近代商业报纸上，社会新闻往往占据报纸50%的篇幅，其中灾祸新闻自然是重要组成部分。1872年在沪创刊的民营报纸《申报》，就很重视社会新闻的采访与刊登。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新闻在我国经历了“三落四起一高潮”的过程：解放初“一起”，宣传婚姻法的一些社会新闻很受欢迎；学苏联经验“一落”，报纸不刊登社会新闻；1956年改版“再起”；1957年反右斗争“再落”，主张报道社会新闻被视为宣传资产阶级新闻观点；60年代初“三起”；“文化大革命”中“三落”，社会新闻被彻底否定，被划入资产阶级黄色新闻范畴；1978年至今“四起”，它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人们思想的解放，社会新闻才开始得到较大的发展，并在新闻报道的种类中唱起主角；除了反映文明礼貌、道德情操、邻里关系、社会公德等的社会新闻屡见刊播外，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灾祸新闻、案件新闻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报道，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社会新闻。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以来被评选出的全国好新闻作品中，消息和通讯类作品，社会新闻每年占总数的20%以上。[2]像新近评选出来的第20届“中国新闻奖”中消息和通讯类获奖作品《暴徒以弟弟的死为借口闹事，我们绝不答应》、《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研制成功》、《美国人到瑶山养猪》、《武大专家：我国买卖论文成“产业”》、《村支书“一家人”吃低保》、《一场特殊的婚礼》等等，都是社会新闻的佳作。
二、什么是社会新闻
对社会新闻的界定，虽然没有统一规范的说法，但大体上没有什么争议。业界的基本共识是：反映社会生活中有关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社会动态、社会趋向、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社会风尚、生活情趣等等，都可归入社会新闻的范畴。
有人从学术的出发点定义为，“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内容的、变动的、事实的报道……所谓以社会学研究对象为内容就包括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3]
国外，如英国媒体对于“社会新闻”的概念比较宽泛，他们认为，社会新闻是指不与重大的政治或经济话题直接相关、影响市民生活的“低级别政治新闻”。首先，社会新闻可以理解为政治新闻，因为其关注和社会性事件的解决往往依靠权力主体机关的政策决策；其次，相对于较高级别的政治新闻，如国家总统选举、议会和内阁相关新闻等，“社会新闻”关注大众社会和普遍民众，具有地区性和社会公共性特点，其报道的事件往往关系社会公众的直接切身利益。[4]
由上可见，无论怎么定义，普遍都认为社会新闻与政治新闻、军事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文化新闻相比，具有动向性、社会性、广泛性、生动性、趣味性，富有人情味等特点。具体说来，社会新闻常见的题材包括如下8个方面：
1．及时反映社会生活中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和主流，应该作为社会新闻的一个永恒主题。比如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展现；尊老爱幼、见义勇为、扶贫济困等等。目前在深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要用大量生动的新闻事实，热情讴歌广大人民群众高尚的精神风貌。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第19届通讯一等奖作品）、《抗冰保电三英雄》（第19届通讯二等奖作品）、《3.5万救命钱留给病友》（第16届消息一等奖作品）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2．抨击现实生活中的假、丑、恶和各种不良社会现象。比如贪污腐败、假冒伪劣、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媒体就要坚决予以揭露和抨击。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第19届通讯二等奖作品）、《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矿难记者领“封口费”事件》（第19届系列报道一等奖作品）、《女博士卧底酒楼写论文幕后》（第18届通讯二等奖作品）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
3．报道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恋爱、婚姻、家庭及其他日常生活问题。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14万考生名单被出卖之后》（19届通讯三等奖作品）、《我国离婚率算高一倍》（第18届消息二等奖作品）、《3000小考生“妖魔化”妈妈》（第16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等，都属于这类题材的代表作。
4．介绍有一定影响的民事、刑事案件。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拉萨发生暴力事件》（第19届消息一等奖作品）、《56名女工状告工厂搜身侵权》（第12届消息二等奖作品）、《谁来管技术权益纠纷》（第4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等，都是这类题材的新闻精品。
5．报道天灾人祸及特殊条件下的气象、交通、卫生等影响人们出行、健康、生活的资讯。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无极”走了，香格里拉痛了》（第17届通讯二等奖作品）、《广西南丹矿区发生重大灌水事故》（第12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白色皇冠拉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怀着满腔义愤猛追》（第8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等，都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
6．反映社会知名人物的活动和相应文化动态。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博客，不是放纵的天堂》（第17届通讯二等奖作品）、《国家大剧院建设思路存在诸多问题》（第9届通讯二等奖作品）、《昔日伐木建功，今朝栽树“还债”》（第5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等，都属于这类题材。
7．介绍具有文化价值的风土人情和地域民俗。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张品正带着“奶奶”出嫁25年》（第18届消息二等奖作品）、《取下神像挂地图》（第5届消息二等奖作品）、《建碑林呼唤环境美》（第4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
8．报道能够增长见识或有一定娱乐价值的珍闻、趣闻等。像“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上小潭村34年每年举办运动会》（第16届消息二等奖作品）、《大一男生背起母亲上大学》（第16届通讯二等奖作品）、《医药代表向“老百姓”下跪》（第15届通讯一等奖作品）、《交口县委大院竟挖出“升官符”》（第12届消息二等奖作品）等，都是这类题材的成功之作。
从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出发，我们不难发现，社会新闻的覆盖面其实是很广的，要做好社会新闻，并非只能依靠“耸人听闻”的所谓“猛料”。
三、社会新闻的价值取向
近年来，社会新闻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受众，但对社会新闻的认识还存在着许多误区。一提起社会新闻，在部分采编人员中，就有这样两种片面的理解。一种是认为社会新闻就是“杀人放火、贪污盗窃、暴力吸毒、嫖娼卖淫”之类的东西；另一种则将社会新闻简单理解为题材琐碎化、立意市井化、功能取向娱乐化、监督指向模糊化的报道内容。在这样的错误认识下，媒体上的社会新闻出现了价值取向上的错位。其具体反映在下述几种不良倾向上。
1．哗众取宠。一些媒体热衷于报道男女私情以及杀人、事故、车祸等负面新闻。经常把一些怪异、刺激，甚至畸形的事件作为吸引读者的卖点。正是这些“哗众取宠”的社会新闻，弱化了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
2．低级庸俗。当前，在一些媒体上，内容庸俗、格调低下、偷盗扒窃、吸毒贩毒、绑架勒索、卖淫嫖娼及婚外恋、包二奶、一夜情、开房、同居等字眼时常充斥其间。而这种低级庸俗常常为冠冕堂皇的“满足受众需要”所遮蔽和合理化。正是这种低级庸俗，使媒体缺乏内省精神和批判意识，背弃了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应具备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