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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曾被什么感动了。
没有感动的日子如同黑白底片，没有感动的人生如同行尸走肉。
几年前的生活中出现了黑暗。便发誓说，生活越是向我呈现黑暗，我越是要用巨大的光明去消灭它，哪怕生活是一堆垃圾，我也要在这龌龊之中努力向上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于是有了《金蝴蝶结》的诞生。熟悉我朋友都知道，这故事的原形基本上是我女儿童年的经历。我一直为成人在自己的领域奋斗时忽略了对孩子的关注而痛心，并在日记的扉页上写道“孩子成长的疼痛，是大人心头永远的伤痕”。因为如果大人给予孩子幼小的心灵以黑暗，那么将来我们这些终要变成老人的世界会被更大的黑暗所笼罩。意识到这一点，我对伤害孩子、特别是那些故意伤害孩子的行为尤其切齿！作为一名作家，我只能在作品中让稚嫩而美丽花朵们尽情开放，让假丑恶的东西在道德的法庭上永远受到最严厉的鞭笞！
我只能做这些了。并且让我亲爱的女儿默子（现在改名叫刘朵格）和我一起共同完成了整个剧本创作。她经常提醒我说：“妈妈，这句台词听着不舒服，小孩子不是这样说话的。”或者，流着眼泪给我讲她小时候的事情。我们一起为感动而哭，一起为感动而笑。
由于我的故事开始发生在新疆，那个每当春天就开满了紫莹莹的马兰花的童话般世界，所以当我决定要拍电影的同时，就踏上了寻找马兰花的漫漫征程。
其实也就是给新疆四面八方的朋友去电话，请他们帮我寻找马兰花。
哪里有马兰花？哪里的马兰花正在盛开？
马兰基地的花刚刚凋谢……
巴音布鲁克的花还没开……
乌鲁木齐市好像有零星几朵……
一位草原上的公安局长开着摩托车在荒原上来回驰骋了一百多公里，反复向我通报花的情况。
新疆的一位作家朋友揶揄我说：“新疆各族人民都在帮你寻找马兰花呀！”
最后，电话打到了伊犁军分区。这里我没有熟人，是尝试着打的。
接电话的是Ｚ副政委，我小心介绍说因为要拍电影，需要找马兰花盛开的地方……
Ｚ副政委也很谨慎，迟疑片刻说，我向你打听个人，不知你认不认识？
谁？
她叫刘烈娃。
笑了。我就是！
啊！你可能不认识我，可是二十年前我在昆仑山上听你唱过歌！
一种久违的感动弥漫了我的心。是啊！后来我调到北京还写过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遥远的星光下面，
曾经有个你也有个我，
星星离我们很近故乡离我们很远，
我们曾在高高的山上遥想万家灯火……
后面还有一段大意是说：如今我们天隔一方有了宁静的生活，梦醒时分总是感觉缺少了一些什么……
到底缺少了什么呢？满世界的人都在找。
我知道，有人在寻找的过程中，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再回过头来说寻找马兰花的故事：后来我们去了新疆的马兰、巩乃斯草原，还去了西昌卫星基地和成都等地。这个过程中，美丽的马兰花一直在我们心中盛开，使我们得以用巨大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在天山山脉的悬崖峭壁上遇到了冰雹、大雾和大雨；从巴音布鲁克草原返乌鲁木齐的途中，一晚上走了近二十个小时的山路。我们六岁的小演员、饰女一号丁朵的王泽荟，迷迷糊糊在她爸爸怀里睡着了，半夜醒来嚷着要上厕所，下车一看，只有望不尽的狰狞的山影、戈壁和路边的积雪……。主要演员刘艺，是我一眼看上的。出生军人之家的她，彷佛命定要演“丁朵”的妈妈。她在上我们剧组之前，推掉了谢晋导演邀请她的一个影片。惹得谢导很好奇地说：“我倒要看看那个叫烈娃的女作家是什么样的！”后来我的剧本获夏衍电影文学奖，８月底我和谢导在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大会上见面了，他哈哈笑道：“烈娃就是你啊！把刘艺从我这里挖跑了……”有点迷信的刘艺对我说，算命先生讲的，她一生无论拍多少影片，到第５２部时必须停止，然后特别仔细对待第５３部，因为这个数字对她的艺术生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演员个个都多么可爱啊！气质高贵、性情耿直的王丽媛大姐成为“丁朵”的外婆；演艺界出了名的侠肝义胆的好汉张鸿铭演“丁朵”的爸爸。
瞧这一家子！
噢，还有海军电视中心的谭梅，因为是名人朱军的妻子，所以虽然只在剧组呆了一天，（饰林楠阿姨）却被记者围得团团转。之后评价说：“她太随和了，太纯情了。”
至于那些可爱的群众小演员呢，就更不要说了，你一看见她们就会满心欢喜。奇怪的是现在的孩子都不会跳皮筋，害得我们的主创人员和家长们都在大暑的天气里汗流浃背地陪着这些“笨小鸭”们跳皮筋……
我们的电影现在拍完了。在放映室小范围放映了一回，所有的人看了都好半天回不过神来，然后说：“感动。”
他们不知道这电影拍摄过程中寻找马兰花的故事，他们不知道，电影一开始的那架神气活现的直升飞机就是Ｚ副政委帮我们找来的，并且不收我们一分钱。Ｚ副政委对管直升飞机的战友说：“记得吗？就是那个刘烈娃，在昆仑山上唱过歌的……”
说到昆仑山，我就不能不提起著名女作家毕淑敏了。
我和她并不熟，甚至可以说是根本不认识。但是我们一直在互相关注。因为我们都是从新疆出来的，并且是同一个军区。
那时候，我还是业余作者，特别喜欢毕淑敏的散文，那篇写西藏的女兵在阿里的雪水河里洗羊毛，洗干净后就搓羊毛，搓好了羊毛就亲手给爱人编织毛衣的文章，好像不到五千字，却让我流了很多眼泪。因为她写到的那条雪水河和昆仑山，是我曾经走过的地方，是我存放灵魂的地方。我一直在想，这个叫毕淑敏的女兵是谁？
去年夏天我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是从新疆的南疆军区招待所打来的。对方是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女大学生，她说是去南疆军区走亲戚，在那里听说了我和比我著名得多的毕淑敏的一些消息，表示十分的“仰慕”。其实我听出来了，她只是好奇。她一直在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南疆这样偏远的地方会出一些（她把“些”字说得很重）这样了不起的人物。
我对她说，我不是什么人物，但我认为南疆却是个不能不出人物的地方。那里的冰山，那里的雪水，还有那里春天翻浆的路，下土（而不是下雨）的天……
我在南疆当新兵的时候，因为离家太远了，很多战友喜欢到处去认老乡什么的，而我却常一个人跑到疏勒县的图书馆去看书，还有南疆军区一个废弃了的俱乐部，里面好多布满尘土的旧书，我也总是钻进去翻阅。最记得当时有个管理俱乐部的老职工（可惜忘了名字），总是感慨地对我说，“哎呀！你这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我听了感到虚荣心都受不起。天哪！作家是随便可以当的吗？
但是因为看书，我养成了做笔记和每天写日记的好习惯，日积月累，竟然成为我后来作家生涯中最值得炫耀的一笔财富。
去年我们在四川的卫星基地拍外景时，接到剧本获了夏衍电影文学奖的通知。我匆匆赶回北京参加了华表奖颁奖大会，很不平衡地被甩在各路“明星”的后头，走了一回红地毯。想：当年咱也是演员的时候，仰慕着作家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想不到当了作家才发现，世界上很多事情颠倒个儿了。
其实，我做电影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影视一定不能没有好剧本。否则就会出现比比皆是的逻辑错误、或是浅显、没有章法，天马行空，不知所云。导演自我陶醉，是一件让观众很无奈的悲哀的事。
所以，我要不遗余力地为编剧们呼吁：请重视他们吧！不然影视就完蛋了！
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背叛真正的文学，也要一直关注像毕淑敏那样的优秀作家。后来我才知道毕淑敏和我就在一个军区，好奇地想着怎么在南疆没见过。有天给她打了个电话，奇怪的是我跟她交流都没有陌生人的障碍，什么都倒豆子般倾泻出来。也许，因为我们曾经是南疆的战友，也许是潜意识里知道她不仅是个好作家，同时还是个优秀的心理医生吧。
毕淑敏在电话里惊讶地说：“刘烈娃，我真佩服你！你怎么敢做电影呢？电影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
毕淑敏的话一点也没有夸张，后来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这句话，真的是太可怕了！我，我们，不知遇到了多少艰难险阻。且不说我作为一名作家，与电影人的思维理解方式，艺术观点等有很多的不同或者说是一种临时的沟通障碍也罢，那终归是痛苦的，因为时间不等人！只要一上剧组，人民币就像自来水一样花啦啦流走了，根本容不得你书生意气地探讨问题。很多地方只能在坚持中妥协，这种痛苦是作家一个人幸福的面对电脑时不能想象的。
还有，因为我做事太认真（不懂得“取巧”），所以拍外景转场从北京到新疆乌鲁木齐、马兰基地、巴音布鲁克草原……然后返回北京，再去四川成都、都江堰、西昌卫星基地……。有人讽刺我说：“你小说里还写到了拉萨呢，是不是还要去西藏拍？”我听了只有苦笑。我发狠道：没错啊！电影就是钱堆出来的，有多的钱干嘛不去西藏？就是去非洲也不是不可能的啊！
可是人民币永远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把有限的人民币投入到无限的艺术创造中。
另外，由于转场次数多，路途遥远，不知遇到了多少凶险：汽车被撞、剧组被盗、深更半夜在天山山脉中穿行二十个小时，遇到了雨、雪、冰雹、大雾……，天哪！现在我都不敢回想一遍那种经历。
所以，当这个不久前的春天，在上海的黄埔江畔，我们的电影隆重登场时，可想而知我的内心是如何的不能平静。
那一天，是我们《金蝴蝶结》在上海的首映式。接我们剧组主创人员的车沿着一条被法国梧桐树遮蔽的小街慢慢地往前开，突然，看见路两边络绎不绝的少先队员排着队与我们同一方向行走。我纳闷地问：“怎么这么多的孩子？”
“看你们的电影啊。”东方宣教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回答说。
我的心一下子被幸福的感觉填满了。那一年多来的辛苦、痛苦在瞬间烟消云散。啊！那天的幸福之感远远超过任何盛大的节日，我和女儿在衡山电影院首映式上演唱了我创作的电影插曲《草原上盛开的马兰花》，我们的女主角——七岁的小女孩王泽荟向观众们介绍自己说：“大家好！我在这部电影里演丁朵，我希望自己在生活中也像丁朵一样，做一个马兰花那样勇敢善良坚强的孩子。”孩子们给了她真诚的热烈的掌声。
我们当天赶了两个主会场，离开衡山电影院马上赶往三十公里外的上海航天局。这里的航天工作者，火箭专家们已经看完电影等着我们来和大家见面。
进入会场，我看见好些人的眼睛都哭红了，航天人对剧组的到来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我当时是这样说的：“今天是我一生中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我有一种做了新嫁娘的感觉。我已经没有合适的词来形容自己的高兴。一位儿童文学专家说：‘纯净的童心是人性化最高的体现！因为人类最美好的东西都存在儿童心中，没有被异化。’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是特别需要正确的、正气的、向上的东西引导。不然一步路走歪了，可能终生走在一条黑暗的不归之路。否则在我们成人世界里，那些冤假错案是怎么来的呢？所以说需要有大批的有良心和责任感的成人特别是作家来为儿童创作好的精神食粮。从另一个角度说，培养了一批内心光明的孩子，我们将来老了以后才可能面对一个光明世界。我非常感谢上海市委和各部委的领导以及上海人民！上海是个一直让我感动的城市，还因为它在细节上的高贵，街上写着‘做可爱的上海人’非常人性化。是中央最近要求的‘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做这个电影是我一生中最艰难最辛苦的一年，但我从来没有泄气过，因为总有追求光明的人们在帮助我、为我指路，使我在黑暗中看得见一束光芒那是正义之光理想之光！相信这也是人类得以进步得以发展必不可缺的光芒。西方有句谚语：‘暗透了，才看得见光。’我曾经在无数次艰难困苦中对自己说：‘再坚持最后几秒钟！’现在，我终于站在了阳光下，我想说，电影让我如此美丽，上海使我如此感动。即使我将来有再大的成功，或是再大的失败，都不能使我忘记今天在黄埔江边说过的这番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来得及赶了两个会场，而没有陪着观众一起看电影。后来听上海团委的人告诉我说：好久没见到这么激动人心的场面了。特别是当电影演到我们的火箭终于飞上蓝天，所有的小观众欢呼雀跃，掌声雷动……
我听到这里，热泪盈眶。
我说“电影让我如此美丽”，这个“美丽”说的就是这种美丽的感觉。
我拍摄电影的过程，就是寻找马兰花的过程，就是寻找光明的过程，就是和千千万万个好人一起为真善美而感动的过程，当然，也就是让黑暗的势力在巨大的光明面前萎缩，让假丑恶在美的力量面前相形见绌的过程。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听了我做这部电影的全过程后说：“作为一个人，在感动中死去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
没有感动的日子如同黑白底片，没有感动的人生如同行尸走肉。
几年前的生活中出现了黑暗。便发誓说，生活越是向我呈现黑暗，我越是要用巨大的光明去消灭它，哪怕生活是一堆垃圾，我也要在这龌龊之中努力向上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于是有了《金蝴蝶结》的诞生。熟悉我朋友都知道，这故事的原形基本上是我女儿童年的经历。我一直为成人在自己的领域奋斗时忽略了对孩子的关注而痛心，并在日记的扉页上写道“孩子成长的疼痛，是大人心头永远的伤痕”。因为如果大人给予孩子幼小的心灵以黑暗，那么将来我们这些终要变成老人的世界会被更大的黑暗所笼罩。意识到这一点，我对伤害孩子、特别是那些故意伤害孩子的行为尤其切齿！作为一名作家，我只能在作品中让稚嫩而美丽花朵们尽情开放，让假丑恶的东西在道德的法庭上永远受到最严厉的鞭笞！
我只能做这些了。并且让我亲爱的女儿默子（现在改名叫刘朵格）和我一起共同完成了整个剧本创作。她经常提醒我说：“妈妈，这句台词听着不舒服，小孩子不是这样说话的。”或者，流着眼泪给我讲她小时候的事情。我们一起为感动而哭，一起为感动而笑。
由于我的故事开始发生在新疆，那个每当春天就开满了紫莹莹的马兰花的童话般世界，所以当我决定要拍电影的同时，就踏上了寻找马兰花的漫漫征程。
其实也就是给新疆四面八方的朋友去电话，请他们帮我寻找马兰花。
哪里有马兰花？哪里的马兰花正在盛开？
马兰基地的花刚刚凋谢……
巴音布鲁克的花还没开……
乌鲁木齐市好像有零星几朵……
一位草原上的公安局长开着摩托车在荒原上来回驰骋了一百多公里，反复向我通报花的情况。
新疆的一位作家朋友揶揄我说：“新疆各族人民都在帮你寻找马兰花呀！”
最后，电话打到了伊犁军分区。这里我没有熟人，是尝试着打的。
接电话的是Ｚ副政委，我小心介绍说因为要拍电影，需要找马兰花盛开的地方……
Ｚ副政委也很谨慎，迟疑片刻说，我向你打听个人，不知你认不认识？
谁？
她叫刘烈娃。
笑了。我就是！
啊！你可能不认识我，可是二十年前我在昆仑山上听你唱过歌！
一种久违的感动弥漫了我的心。是啊！后来我调到北京还写过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遥远的星光下面，
曾经有个你也有个我，
星星离我们很近故乡离我们很远，
我们曾在高高的山上遥想万家灯火……
后面还有一段大意是说：如今我们天隔一方有了宁静的生活，梦醒时分总是感觉缺少了一些什么……
到底缺少了什么呢？满世界的人都在找。
我知道，有人在寻找的过程中，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再回过头来说寻找马兰花的故事：后来我们去了新疆的马兰、巩乃斯草原，还去了西昌卫星基地和成都等地。这个过程中，美丽的马兰花一直在我们心中盛开，使我们得以用巨大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在天山山脉的悬崖峭壁上遇到了冰雹、大雾和大雨；从巴音布鲁克草原返乌鲁木齐的途中，一晚上走了近二十个小时的山路。我们六岁的小演员、饰女一号丁朵的王泽荟，迷迷糊糊在她爸爸怀里睡着了，半夜醒来嚷着要上厕所，下车一看，只有望不尽的狰狞的山影、戈壁和路边的积雪……。主要演员刘艺，是我一眼看上的。出生军人之家的她，彷佛命定要演“丁朵”的妈妈。她在上我们剧组之前，推掉了谢晋导演邀请她的一个影片。惹得谢导很好奇地说：“我倒要看看那个叫烈娃的女作家是什么样的！”后来我的剧本获夏衍电影文学奖，８月底我和谢导在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大会上见面了，他哈哈笑道：“烈娃就是你啊！把刘艺从我这里挖跑了……”有点迷信的刘艺对我说，算命先生讲的，她一生无论拍多少影片，到第５２部时必须停止，然后特别仔细对待第５３部，因为这个数字对她的艺术生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演员个个都多么可爱啊！气质高贵、性情耿直的王丽媛大姐成为“丁朵”的外婆；演艺界出了名的侠肝义胆的好汉张鸿铭演“丁朵”的爸爸。
瞧这一家子！
噢，还有海军电视中心的谭梅，因为是名人朱军的妻子，所以虽然只在剧组呆了一天，（饰林楠阿姨）却被记者围得团团转。之后评价说：“她太随和了，太纯情了。”
至于那些可爱的群众小演员呢，就更不要说了，你一看见她们就会满心欢喜。奇怪的是现在的孩子都不会跳皮筋，害得我们的主创人员和家长们都在大暑的天气里汗流浃背地陪着这些“笨小鸭”们跳皮筋……
我们的电影现在拍完了。在放映室小范围放映了一回，所有的人看了都好半天回不过神来，然后说：“感动。”
他们不知道这电影拍摄过程中寻找马兰花的故事，他们不知道，电影一开始的那架神气活现的直升飞机就是Ｚ副政委帮我们找来的，并且不收我们一分钱。Ｚ副政委对管直升飞机的战友说：“记得吗？就是那个刘烈娃，在昆仑山上唱过歌的……”
说到昆仑山，我就不能不提起著名女作家毕淑敏了。
我和她并不熟，甚至可以说是根本不认识。但是我们一直在互相关注。因为我们都是从新疆出来的，并且是同一个军区。
那时候，我还是业余作者，特别喜欢毕淑敏的散文，那篇写西藏的女兵在阿里的雪水河里洗羊毛，洗干净后就搓羊毛，搓好了羊毛就亲手给爱人编织毛衣的文章，好像不到五千字，却让我流了很多眼泪。因为她写到的那条雪水河和昆仑山，是我曾经走过的地方，是我存放灵魂的地方。我一直在想，这个叫毕淑敏的女兵是谁？
去年夏天我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是从新疆的南疆军区招待所打来的。对方是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女大学生，她说是去南疆军区走亲戚，在那里听说了我和比我著名得多的毕淑敏的一些消息，表示十分的“仰慕”。其实我听出来了，她只是好奇。她一直在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南疆这样偏远的地方会出一些（她把“些”字说得很重）这样了不起的人物。
我对她说，我不是什么人物，但我认为南疆却是个不能不出人物的地方。那里的冰山，那里的雪水，还有那里春天翻浆的路，下土（而不是下雨）的天……
我在南疆当新兵的时候，因为离家太远了，很多战友喜欢到处去认老乡什么的，而我却常一个人跑到疏勒县的图书馆去看书，还有南疆军区一个废弃了的俱乐部，里面好多布满尘土的旧书，我也总是钻进去翻阅。最记得当时有个管理俱乐部的老职工（可惜忘了名字），总是感慨地对我说，“哎呀！你这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我听了感到虚荣心都受不起。天哪！作家是随便可以当的吗？
但是因为看书，我养成了做笔记和每天写日记的好习惯，日积月累，竟然成为我后来作家生涯中最值得炫耀的一笔财富。
去年我们在四川的卫星基地拍外景时，接到剧本获了夏衍电影文学奖的通知。我匆匆赶回北京参加了华表奖颁奖大会，很不平衡地被甩在各路“明星”的后头，走了一回红地毯。想：当年咱也是演员的时候，仰慕着作家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想不到当了作家才发现，世界上很多事情颠倒个儿了。
其实，我做电影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影视一定不能没有好剧本。否则就会出现比比皆是的逻辑错误、或是浅显、没有章法，天马行空，不知所云。导演自我陶醉，是一件让观众很无奈的悲哀的事。
所以，我要不遗余力地为编剧们呼吁：请重视他们吧！不然影视就完蛋了！
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背叛真正的文学，也要一直关注像毕淑敏那样的优秀作家。后来我才知道毕淑敏和我就在一个军区，好奇地想着怎么在南疆没见过。有天给她打了个电话，奇怪的是我跟她交流都没有陌生人的障碍，什么都倒豆子般倾泻出来。也许，因为我们曾经是南疆的战友，也许是潜意识里知道她不仅是个好作家，同时还是个优秀的心理医生吧。
毕淑敏在电话里惊讶地说：“刘烈娃，我真佩服你！你怎么敢做电影呢？电影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
毕淑敏的话一点也没有夸张，后来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这句话，真的是太可怕了！我，我们，不知遇到了多少艰难险阻。且不说我作为一名作家，与电影人的思维理解方式，艺术观点等有很多的不同或者说是一种临时的沟通障碍也罢，那终归是痛苦的，因为时间不等人！只要一上剧组，人民币就像自来水一样花啦啦流走了，根本容不得你书生意气地探讨问题。很多地方只能在坚持中妥协，这种痛苦是作家一个人幸福的面对电脑时不能想象的。
还有，因为我做事太认真（不懂得“取巧”），所以拍外景转场从北京到新疆乌鲁木齐、马兰基地、巴音布鲁克草原……然后返回北京，再去四川成都、都江堰、西昌卫星基地……。有人讽刺我说：“你小说里还写到了拉萨呢，是不是还要去西藏拍？”我听了只有苦笑。我发狠道：没错啊！电影就是钱堆出来的，有多的钱干嘛不去西藏？就是去非洲也不是不可能的啊！
可是人民币永远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把有限的人民币投入到无限的艺术创造中。
另外，由于转场次数多，路途遥远，不知遇到了多少凶险：汽车被撞、剧组被盗、深更半夜在天山山脉中穿行二十个小时，遇到了雨、雪、冰雹、大雾……，天哪！现在我都不敢回想一遍那种经历。
所以，当这个不久前的春天，在上海的黄埔江畔，我们的电影隆重登场时，可想而知我的内心是如何的不能平静。
那一天，是我们《金蝴蝶结》在上海的首映式。接我们剧组主创人员的车沿着一条被法国梧桐树遮蔽的小街慢慢地往前开，突然，看见路两边络绎不绝的少先队员排着队与我们同一方向行走。我纳闷地问：“怎么这么多的孩子？”
“看你们的电影啊。”东方宣教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回答说。
我的心一下子被幸福的感觉填满了。那一年多来的辛苦、痛苦在瞬间烟消云散。啊！那天的幸福之感远远超过任何盛大的节日，我和女儿在衡山电影院首映式上演唱了我创作的电影插曲《草原上盛开的马兰花》，我们的女主角——七岁的小女孩王泽荟向观众们介绍自己说：“大家好！我在这部电影里演丁朵，我希望自己在生活中也像丁朵一样，做一个马兰花那样勇敢善良坚强的孩子。”孩子们给了她真诚的热烈的掌声。
我们当天赶了两个主会场，离开衡山电影院马上赶往三十公里外的上海航天局。这里的航天工作者，火箭专家们已经看完电影等着我们来和大家见面。
进入会场，我看见好些人的眼睛都哭红了，航天人对剧组的到来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我当时是这样说的：“今天是我一生中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我有一种做了新嫁娘的感觉。我已经没有合适的词来形容自己的高兴。一位儿童文学专家说：‘纯净的童心是人性化最高的体现！因为人类最美好的东西都存在儿童心中，没有被异化。’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是特别需要正确的、正气的、向上的东西引导。不然一步路走歪了，可能终生走在一条黑暗的不归之路。否则在我们成人世界里，那些冤假错案是怎么来的呢？所以说需要有大批的有良心和责任感的成人特别是作家来为儿童创作好的精神食粮。从另一个角度说，培养了一批内心光明的孩子，我们将来老了以后才可能面对一个光明世界。我非常感谢上海市委和各部委的领导以及上海人民！上海是个一直让我感动的城市，还因为它在细节上的高贵，街上写着‘做可爱的上海人’非常人性化。是中央最近要求的‘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做这个电影是我一生中最艰难最辛苦的一年，但我从来没有泄气过，因为总有追求光明的人们在帮助我、为我指路，使我在黑暗中看得见一束光芒那是正义之光理想之光！相信这也是人类得以进步得以发展必不可缺的光芒。西方有句谚语：‘暗透了，才看得见光。’我曾经在无数次艰难困苦中对自己说：‘再坚持最后几秒钟！’现在，我终于站在了阳光下，我想说，电影让我如此美丽，上海使我如此感动。即使我将来有再大的成功，或是再大的失败，都不能使我忘记今天在黄埔江边说过的这番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来得及赶了两个会场，而没有陪着观众一起看电影。后来听上海团委的人告诉我说：好久没见到这么激动人心的场面了。特别是当电影演到我们的火箭终于飞上蓝天，所有的小观众欢呼雀跃，掌声雷动……
我听到这里，热泪盈眶。
我说“电影让我如此美丽”，这个“美丽”说的就是这种美丽的感觉。
我拍摄电影的过程，就是寻找马兰花的过程，就是寻找光明的过程，就是和千千万万个好人一起为真善美而感动的过程，当然，也就是让黑暗的势力在巨大的光明面前萎缩，让假丑恶在美的力量面前相形见绌的过程。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听了我做这部电影的全过程后说：“作为一个人，在感动中死去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