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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70年代，面对边疆危机，清朝上层在如何应对上产生了所谓的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认为海防至关重要，主张放弃新疆而专注海防，他观点的错误只是表面的，其错误思想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影响却被忽视，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关键词：海防；塞防；李鸿章；误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41-01
长期以来，李鸿章总是以卖国贼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评价很显然有失偏颇，近年来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也意识到清朝的衰败不是李鸿章一个人所能够扭转的，历史的责任不应该由其一个人承担，这样的认知比以前的简单的贴标签的评价有了明显的进步意义，然而在这种思维下对李鸿章的评价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有些学者把他看成一个多么伟大的人物，这样的认知下对李鸿章的评价很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也没有对其误国的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下面就从“海防与塞防论”中李鸿章的表现谈一下李鸿章的误国。
一、海防塞防争论的由来
1865年阿古柏率军侵入中国新疆，占领天山南路诸城，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勾结俄、英等国，压迫和剥削新疆各族人民。1871年沙俄以“代为收复”为名，占领清朝西北重镇伊犁；西北边疆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正当清政府大军西征，收复伊犁之时，1874年日本以台湾生番杀人为借口，出兵台湾。“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清王朝面临来自陆海防务的双重威胁，如何处理面临的危机，于是在清政府内部发生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二、海防塞防争论主要观点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日（ 1874 年12 月10日）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上《筹议海防折》。他认为： “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辩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裁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因此他建议“罢出兵新疆之议，变塞防之资为海防之饷，以防制日本”[1]
李鸿章此议一出，即遭湖南巡抚王文韶等人的强烈反对。王在奏折中强调：“然微闻俄人攘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履霜坚冰，其几已见。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为此，他主张“目前之计，尚宜全力西征。”他相信“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2]
除上述海防、塞防两派外，还有有塞、海防并重派，其中以左宗棠为代表。左宗棠认为“重新疆以保蒙古，保蒙古以卫京师。西北若臂指相连，形势完整，他国自无隙可乘” 新疆战略地位举足轻。因此他极力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决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③
三派都从各自所负责任、所代表利益及国防理念提出不同的看法，经过权衡最后清廷采纳海防、塞防并举的方针。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1875 年5月3日） ，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实施规复新疆的计划。一个月后，清廷又颁布上谕，“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4]
三、李鸿章观点之分析
在海防塞防争论中，我们可以总结李鸿章的观点主要有：：第一， 关于新疆地位。李鸿章认为： “新疆各城， 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 无论开辟之难， 即无事时， 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 而增千百年之漏卮， 已为不值”。[5]第二，李鸿章对当时的形势的判断。李鸿章认为：“屡阅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 并与俄、英国立约通商， 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 不独伊犁久踞已也。拔度情形， 俄先蚕食， 英必分其利， 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论中国目前力量， 实不及专顾西域， 师老财疒甫，尤虑别生他变”[6]。在这些认识基础上李鸿章主张“弃守新疆， 停兵、撤饷”他还强调：“新疆军事并无把握， 假如迁延岁月，财政更加穷困， 到时后悔已晚。”[7]第三，李鸿章给出的最后的策略：“暂弃新疆， 静以待变， 再图后举” 。既然新疆终不能守， 不如听任英、俄在新疆相争相持。我国则密谕西路各统帅， 但严守现有边界， 县屯且耕， 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 准其自为部落， 如云贵粤蜀之苗徭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8]
我们归纳李鸿章的观点可以总结为：新疆不太重要，至少针对东南沿海并不重要。当前的形势中国的力量不能兼顾，收复新疆不值，因此应弃守新疆，再图后举。仔细分析来看，李鸿章的观点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毕竟当时清朝国力衰弱财政困难，海防塞防很难兼顾。另外李鸿章也具有战略家的一定的眼光，很准确预测到了日本的危险性，把防务的重点放在东南沿海。但是他对于对新疆的地位“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的认识，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远没有左宗棠“重新疆以保蒙古，保蒙古以卫京师。西北若臂指相连，形势完整，他国自无隙可乘”有远见。而且他对当时的形势的判断很显然是错误的，海防塞防，西北东南，新疆台湾，同样重要；西北和东南同样关乎大清帝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新疆要收复，台湾的防务也要加强；既要保卫台湾的安全，也要保持新疆的完整。当时的形势是新疆已经开始被侵占，是当务之急，而日本尚是潜在的威胁，其总体实力直到19世纪末才真正追上中国，李鸿章显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说他预测了未来的第一敌人，却忽略了现今的第一敌人是谁。
四、李鸿章之误国
从李鸿章在这次争论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他具备一定的战略眼光，但他远远没有表现出一个卓越政治家应该有的远见和智慧，而且差一点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可以想象，如果当时由李鸿章主持内政外交，新疆被侵占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对以后今后中国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也许很多历史学家又要为李鸿章背书，提出什么不是李鸿章一人之责任的论调来。幸而当时有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左宗棠曾担任闽浙总督，因此对海防的重要性深有体会，不过当时他身任陕甘总督，肩负西北塞防重责，故对塞防的重要性也是有深刻的认识）清政府采用了左宗棠的正确方针，新疆才得以保全，也使得李鸿章的误国没有充分的表现出来。但到了甲午战争时期，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当甲午战争时期左宗棠已经去世，由李鸿章主持军事外交，李鸿章的误国才开始真正的显现出来，在甲午战争中一味的妥协退让，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当然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是因为原因的纷杂，让李鸿章的误国没有被真正的引起足够的重视。李鸿章由于他较早地与西方接触，李鸿章对于西方的强大有着较深刻认识，因此，他害怕与西方侵略者作战，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多采用妥协退让的方针。最终使中国在外交和对外战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他因为其民族自信心严重缺失，所造成的主客观严重误国则不容置疑。所以对李鸿章的评价不应过分贬低也不能过分拔高。
参考文献：
[1][5][6][7][8]《李鸿章全集》第2卷，时代文艺出版让1998年版，第1067.1069.1070页。
[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旨会议海防折》，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
[3]《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1992 年版，第6 卷， 第188 页。
[4]《着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谕》，《清末海军史料》，第12页。
关键词：海防；塞防；李鸿章；误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41-01
长期以来，李鸿章总是以卖国贼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评价很显然有失偏颇，近年来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也意识到清朝的衰败不是李鸿章一个人所能够扭转的，历史的责任不应该由其一个人承担，这样的认知比以前的简单的贴标签的评价有了明显的进步意义，然而在这种思维下对李鸿章的评价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有些学者把他看成一个多么伟大的人物，这样的认知下对李鸿章的评价很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也没有对其误国的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下面就从“海防与塞防论”中李鸿章的表现谈一下李鸿章的误国。
一、海防塞防争论的由来
1865年阿古柏率军侵入中国新疆，占领天山南路诸城，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勾结俄、英等国，压迫和剥削新疆各族人民。1871年沙俄以“代为收复”为名，占领清朝西北重镇伊犁；西北边疆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正当清政府大军西征，收复伊犁之时，1874年日本以台湾生番杀人为借口，出兵台湾。“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清王朝面临来自陆海防务的双重威胁，如何处理面临的危机，于是在清政府内部发生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二、海防塞防争论主要观点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日（ 1874 年12 月10日）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上《筹议海防折》。他认为： “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辩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裁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因此他建议“罢出兵新疆之议，变塞防之资为海防之饷，以防制日本”[1]
李鸿章此议一出，即遭湖南巡抚王文韶等人的强烈反对。王在奏折中强调：“然微闻俄人攘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履霜坚冰，其几已见。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为此，他主张“目前之计，尚宜全力西征。”他相信“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2]
除上述海防、塞防两派外，还有有塞、海防并重派，其中以左宗棠为代表。左宗棠认为“重新疆以保蒙古，保蒙古以卫京师。西北若臂指相连，形势完整，他国自无隙可乘” 新疆战略地位举足轻。因此他极力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决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③
三派都从各自所负责任、所代表利益及国防理念提出不同的看法，经过权衡最后清廷采纳海防、塞防并举的方针。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1875 年5月3日） ，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实施规复新疆的计划。一个月后，清廷又颁布上谕，“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4]
三、李鸿章观点之分析
在海防塞防争论中，我们可以总结李鸿章的观点主要有：：第一， 关于新疆地位。李鸿章认为： “新疆各城， 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 无论开辟之难， 即无事时， 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 而增千百年之漏卮， 已为不值”。[5]第二，李鸿章对当时的形势的判断。李鸿章认为：“屡阅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 并与俄、英国立约通商， 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 不独伊犁久踞已也。拔度情形， 俄先蚕食， 英必分其利， 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论中国目前力量， 实不及专顾西域， 师老财疒甫，尤虑别生他变”[6]。在这些认识基础上李鸿章主张“弃守新疆， 停兵、撤饷”他还强调：“新疆军事并无把握， 假如迁延岁月，财政更加穷困， 到时后悔已晚。”[7]第三，李鸿章给出的最后的策略：“暂弃新疆， 静以待变， 再图后举” 。既然新疆终不能守， 不如听任英、俄在新疆相争相持。我国则密谕西路各统帅， 但严守现有边界， 县屯且耕， 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 准其自为部落， 如云贵粤蜀之苗徭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8]
我们归纳李鸿章的观点可以总结为：新疆不太重要，至少针对东南沿海并不重要。当前的形势中国的力量不能兼顾，收复新疆不值，因此应弃守新疆，再图后举。仔细分析来看，李鸿章的观点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毕竟当时清朝国力衰弱财政困难，海防塞防很难兼顾。另外李鸿章也具有战略家的一定的眼光，很准确预测到了日本的危险性，把防务的重点放在东南沿海。但是他对于对新疆的地位“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的认识，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远没有左宗棠“重新疆以保蒙古，保蒙古以卫京师。西北若臂指相连，形势完整，他国自无隙可乘”有远见。而且他对当时的形势的判断很显然是错误的，海防塞防，西北东南，新疆台湾，同样重要；西北和东南同样关乎大清帝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新疆要收复，台湾的防务也要加强；既要保卫台湾的安全，也要保持新疆的完整。当时的形势是新疆已经开始被侵占，是当务之急，而日本尚是潜在的威胁，其总体实力直到19世纪末才真正追上中国，李鸿章显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说他预测了未来的第一敌人，却忽略了现今的第一敌人是谁。
四、李鸿章之误国
从李鸿章在这次争论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他具备一定的战略眼光，但他远远没有表现出一个卓越政治家应该有的远见和智慧，而且差一点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可以想象，如果当时由李鸿章主持内政外交，新疆被侵占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对以后今后中国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也许很多历史学家又要为李鸿章背书，提出什么不是李鸿章一人之责任的论调来。幸而当时有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左宗棠曾担任闽浙总督，因此对海防的重要性深有体会，不过当时他身任陕甘总督，肩负西北塞防重责，故对塞防的重要性也是有深刻的认识）清政府采用了左宗棠的正确方针，新疆才得以保全，也使得李鸿章的误国没有充分的表现出来。但到了甲午战争时期，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当甲午战争时期左宗棠已经去世，由李鸿章主持军事外交，李鸿章的误国才开始真正的显现出来，在甲午战争中一味的妥协退让，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当然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是因为原因的纷杂，让李鸿章的误国没有被真正的引起足够的重视。李鸿章由于他较早地与西方接触，李鸿章对于西方的强大有着较深刻认识，因此，他害怕与西方侵略者作战，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多采用妥协退让的方针。最终使中国在外交和对外战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他因为其民族自信心严重缺失，所造成的主客观严重误国则不容置疑。所以对李鸿章的评价不应过分贬低也不能过分拔高。
参考文献：
[1][5][6][7][8]《李鸿章全集》第2卷，时代文艺出版让1998年版，第1067.1069.1070页。
[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旨会议海防折》，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
[3]《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1992 年版，第6 卷， 第188 页。
[4]《着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谕》，《清末海军史料》，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