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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5年7月，我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和调整，将现行汇率制度定义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然而，这种所谓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仍表现为以美元为主要目标货币的钉住汇率制度。这种钉住制度在政府宏观调控、金融体系安全等方面都存在着隐患，因此仍需改革和完善。这一改革的中期目标应是逐步增加汇率波动幅度，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循序渐进的退出钉住汇率制；最终目标应为实现浮动汇率制度。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钉住汇率制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状分析
根据汇率决定及其调节的方式，汇率制度最初被划分为两类，即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后，这一传统的两分法越来越难以反映各国的实际情况。因此，IMF在1982年《外汇安排与外汇限制年报》中采用新的分类依据，即按照各国政府官方宣称实行的汇率制度进行划分。然而，由于这种汇率制度分类方法存在“名不符实”的缺陷以及后来欧元的诞生，1999年1月1日，IMF重新依据实际汇率制度而不是官方宣布的汇率安排对各成员国汇率制度进行了新的分类。新的分类方法将汇率制度分为八种，而根据汇率的波动幅度，这八种汇率制度又可分成三类：第一类为严格固定汇率制，包括“无独立法定货币”和“货币局制度”；第二类为“中间汇率制”，包括“其他传统的固定钉住制”、“钉住平行汇率带”、“爬行钉住”、“爬行带内浮动”以及“不事先宣布汇率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第三类则为完全浮动汇率制，也就是“单独浮动”。
2005年7月21日，根据改革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等原则，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做了调整，定义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首先，从原来实际钉住单一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来调节汇率。篮子货币在与我国国际经济交易比较密切的国家和地区中选取，具体来说是综合考虑在我国对外贸易、外债、外商直接投资等活动中占较大比重的国家、地区的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并分别赋予其在篮子中相应的权重。其次，我国从此开始实行以并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表现为汇率水平向上小幅调整2%。这次改革保持了主体汇率制度不变，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关键性的局部改革，对防范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风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维护对外经贸环境的稳定、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以及经济的稳健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人民币的浮动幅度或汇率的弹性还很小，特别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幅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我国目前现行的汇率制度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实质上仍为以美元为主要目标货币的钉住汇率制，属于一种“中间汇率制”。从人民币汇率改革后的表现看，汇率基本上处于单方面变动，或者说是一种“爬行”的做法。从2005年7月21至2009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17.84%。
二、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缺陷
（一）钉住汇率制会削弱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损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在金融危机发生时，货币当局常常陷入两难处境。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由于货币当局有责任维持汇率的稳定或使其控制在预先公布的浮动范围之内，它就部分丧失了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其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也受到了限制。在汇率遭到攻击而贬值的时候，一方面，政府不能通过通货膨胀政策（降低利率或增加货币供应量）来降低国内债务的真实价值，以保护银行体系。这是因为，如果它为银行提供信贷，实际上是增加了货币供给，使储备兑换需求上升，加剧储备的流失，增加外汇市场投机攻击成功的概率。同时借贷者还会要求提高国内利率以抵消汇率下降的损失，而如果利率升高又会使金融体系更加脆弱，债务进一步增加，超过货币当局的救援能力，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如果它对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坐视不管，则将面临银行挤提，出现银行危机、经济衰退甚至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因此，钉住汇率制下货币当局时常会陷于这种两难处境中，而这又会影响到当局的抉择，延缓危机的解决。
（二）钉住汇率制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作保证，成本高，风险大
相对完全固定汇率制度而言，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作为一种行政部门的相机政策而非立法部门所制定的法律，因此，其稳定性取决于公众对于政府承诺或决策的信任程度。然而，由于这种汇率决定机制的透明度较低，政府政策可信性不高，因此政府维持钉住汇率制的成本很高，增大了投机者攻击中间汇率制度的成功几率，货币冲击具有内生性，这也就是Frankel等人（2000）所提出的“可核验性”问题。
维持钉住汇率制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作为前提和保障。然而，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些资产的可能带来的潜在投资收益，具有高昂的机会成本。而作为一个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对不足的建设资金和高额的外汇储备就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此外，在现行的外汇体制和钉住汇率制度下，由于结售汇制的限制，中央银行以外汇储备的方式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汇，这使得汇率变动所引起的汇率风险集中于中央银行，而不能分散于各个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汇率风险观念淡漠。同时在过分的静态稳定下，人民币汇率不能及时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难以有效地发挥汇率的经济杠杆作用。
（三）钉住汇率制度增加了我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一方面，钉住汇率制度下，政府维持汇率的承诺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隐性担保，导致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债务的增多，并且以短期外债为主，国民经济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将会下降，而且为维持钉住汇率，政府也难以自由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由此更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正如Krugman（1998）所指出的那样，投资者虽然明知道他们的借款人是“弱的借款人”（Weakborrowers），但是政府的隐性担保使得他们感到受保护。借助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以及衍生产品的杠杆效应，巨额的短期资本就可以对一国的货币发起一次次的攻击，加速金融危机的到来；而一旦危机发生，巨额资本的逆向流动更会对一国经济产生灾难性的破坏。
另一方面，钉住汇率制所提供的隐性担保也助长了银行内部道德风险的产生。由政府出面贯彻稳定的汇率政策，实质上就是政府像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一种公共设施，把汇率风险集中起来由政府承担。在货币当局监管不力或政府为银行提供明确或隐含担保的情况下，银行就会缺少实行稳健风险管理的激励，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会为了追逐利润而去冒极大的风险，比如银行会在超过资本许可和自身经营能力的范围之外过度借贷，以争夺国内市场份额，并导致自身资产质量下降等问题。一旦资本流动方向逆转，就可能发生严重的金融问题，甚至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的几次金融危机中，银行都没有完全对冲其外汇敞口，以至于在危机发生时许多银行破产，导致了银行——货币双生危机（Twincrises）。
这一问题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等措施会使国内经济和国际收支状况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无法预见的冲击，同时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央行管制资本的难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引发金融危机，成本会十分高昂，国民经济将会遭受沉重打击。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从钉住汇率制逐步过渡到浮动汇率制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钉住美元制在短时期内还是可以维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汇率制度是最优的，从中长期看，向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转换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第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中期目标应是逐步增加汇率波动幅度，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循序渐进的退出钉住汇率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退出方式有两种：渐进式退出和跳跃式退出。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中国不宜采取跳跃式退出。这是因为，首先，由于外汇市场发展不成熟，汇率形成机制有待完善，因此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汇率；其次，自由浮动汇率制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持，同时投资主体要有回避汇率风险的意识和手段，而我国金融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外汇市场具有封闭性、管制定价、交易品种单一等缺陷，投资主体不够成熟，风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差，在微观层面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主体发育成熟之前，一步到位转为浮动汇率制将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最后，我国货币当局对在浮动汇率制下运用货币政策的经验较少，间接调控汇率的能力也有待提高。此外，考虑到变迁成本与路径依赖（诺斯，1973）以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整体上属于渐进式的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应采取渐进式退出方式。
退出钉住汇率制后，应逐步增加汇率弹性，制定合理的汇率波动区间。汇率制度的转换要根据我国经济的状况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建立一个明确的、可控制的波动区间，同时给市场主体一个适应汇率波动的过渡期，培养他们对汇率信号的反映敏感度，这样既可以培育、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又可以培养、提高微观主体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也为中央银行减小干预创造必要的条件。在此之后，货币当局再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逐步放宽汇率波动区间的宽度。
从中长期看，一篮子爬行目标区钉住（BBC规则）也是一种较好的选择。爬行钉住允许汇率根据国内外物价水平的差异进行调整，这样增加了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并且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汇率来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汇率目标区允许汇率在规定的范围内波动，为货币政策提供更大的空间。在这一制度下，微观主体可以逐步适应汇率的波动，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同时也增强抗风险能力，为最终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打好基础。
第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长期发展方向应为自由浮动汇率制。实行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只是适应我国现阶段国情的中期目标，而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和国际形势与环境的变化，对汇率制度的选择也会随着新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从当前国际汇率体系演变的趋势来看，两极化趋势是各国在汇率制度安排中的自然选择。结合我国实际，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长期发展方向应该是选择浮动汇率制度。
一方面，根据汇率制度的选择理论可以知道，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虽然效率和风险都随着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但只要前者增加时的边际递减速率小于后者，这时的最优选择就是角点解：固定汇率或者浮动汇率，而不是其他中间的汇率安排。这是因为在中间汇率制度安排下，当均衡汇率对外来的一个冲击进行调整时，在某时点政府控制的汇率必与此有较大差别，如果某些国家的金融大鳄理性预期到这一点，就会进行攻击。较少的保证金制度为投机者提供了有效的放大杠杆，同时散布的市场舆论使得众多的投机者跟进，这时市场噪声产生了系统性的大偏差，均衡汇率在市场机制下就会对此超调，这样进一步拉大了官方汇率和均衡汇率的差距，当政府反向操作的外汇储备耗尽时，中间汇率制就崩溃了。同时，公众也很难充分相信汇率能长期锚定在某一既定的水平上，从而存在汇率贬值或升值的预期。汇率行将变化的市场预期可能导致国际收支危机，即对未来汇率预期的变化导致官方储备的急剧变化。而在角点汇率制度下，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这一背景下，国际汇率体系正在不断的由中间汇率制向角点汇率制转移。我国的金融市场也在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并逐渐融入全球一体化趋势，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根据第八款的义务，必然要求我国尽快放松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依赖于别国经济。在长期中，我国必然会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根据蒙代尔“三元悖论”理论可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长期
发展方向必然是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1、吴念鲁,陈全庚,鄂志寰.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J].财经科学,2005(1).
2、朱孟楠,陈文奇.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困境与对策[J].比较研究,2004(2).
3、Aasim Husain, Aska Mody and Kenneth S. Rogoff.Exchange Rate Regime Durability and Performance in Developing Versus Advanced Economies[N].NBER Working Paper,2003.
（作者单位：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钉住汇率制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状分析
根据汇率决定及其调节的方式，汇率制度最初被划分为两类，即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后，这一传统的两分法越来越难以反映各国的实际情况。因此，IMF在1982年《外汇安排与外汇限制年报》中采用新的分类依据，即按照各国政府官方宣称实行的汇率制度进行划分。然而，由于这种汇率制度分类方法存在“名不符实”的缺陷以及后来欧元的诞生，1999年1月1日，IMF重新依据实际汇率制度而不是官方宣布的汇率安排对各成员国汇率制度进行了新的分类。新的分类方法将汇率制度分为八种，而根据汇率的波动幅度，这八种汇率制度又可分成三类：第一类为严格固定汇率制，包括“无独立法定货币”和“货币局制度”；第二类为“中间汇率制”，包括“其他传统的固定钉住制”、“钉住平行汇率带”、“爬行钉住”、“爬行带内浮动”以及“不事先宣布汇率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第三类则为完全浮动汇率制，也就是“单独浮动”。
2005年7月21日，根据改革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等原则，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做了调整，定义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首先，从原来实际钉住单一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来调节汇率。篮子货币在与我国国际经济交易比较密切的国家和地区中选取，具体来说是综合考虑在我国对外贸易、外债、外商直接投资等活动中占较大比重的国家、地区的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并分别赋予其在篮子中相应的权重。其次，我国从此开始实行以并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表现为汇率水平向上小幅调整2%。这次改革保持了主体汇率制度不变，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关键性的局部改革，对防范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风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维护对外经贸环境的稳定、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以及经济的稳健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人民币的浮动幅度或汇率的弹性还很小，特别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幅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我国目前现行的汇率制度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实质上仍为以美元为主要目标货币的钉住汇率制，属于一种“中间汇率制”。从人民币汇率改革后的表现看，汇率基本上处于单方面变动，或者说是一种“爬行”的做法。从2005年7月21至2009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17.84%。
二、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缺陷
（一）钉住汇率制会削弱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损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在金融危机发生时，货币当局常常陷入两难处境。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由于货币当局有责任维持汇率的稳定或使其控制在预先公布的浮动范围之内，它就部分丧失了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其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也受到了限制。在汇率遭到攻击而贬值的时候，一方面，政府不能通过通货膨胀政策（降低利率或增加货币供应量）来降低国内债务的真实价值，以保护银行体系。这是因为，如果它为银行提供信贷，实际上是增加了货币供给，使储备兑换需求上升，加剧储备的流失，增加外汇市场投机攻击成功的概率。同时借贷者还会要求提高国内利率以抵消汇率下降的损失，而如果利率升高又会使金融体系更加脆弱，债务进一步增加，超过货币当局的救援能力，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如果它对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坐视不管，则将面临银行挤提，出现银行危机、经济衰退甚至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因此，钉住汇率制下货币当局时常会陷于这种两难处境中，而这又会影响到当局的抉择，延缓危机的解决。
（二）钉住汇率制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作保证，成本高，风险大
相对完全固定汇率制度而言，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作为一种行政部门的相机政策而非立法部门所制定的法律，因此，其稳定性取决于公众对于政府承诺或决策的信任程度。然而，由于这种汇率决定机制的透明度较低，政府政策可信性不高，因此政府维持钉住汇率制的成本很高，增大了投机者攻击中间汇率制度的成功几率，货币冲击具有内生性，这也就是Frankel等人（2000）所提出的“可核验性”问题。
维持钉住汇率制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作为前提和保障。然而，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些资产的可能带来的潜在投资收益，具有高昂的机会成本。而作为一个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对不足的建设资金和高额的外汇储备就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此外，在现行的外汇体制和钉住汇率制度下，由于结售汇制的限制，中央银行以外汇储备的方式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汇，这使得汇率变动所引起的汇率风险集中于中央银行，而不能分散于各个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汇率风险观念淡漠。同时在过分的静态稳定下，人民币汇率不能及时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难以有效地发挥汇率的经济杠杆作用。
（三）钉住汇率制度增加了我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一方面，钉住汇率制度下，政府维持汇率的承诺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隐性担保，导致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债务的增多，并且以短期外债为主，国民经济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将会下降，而且为维持钉住汇率，政府也难以自由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由此更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正如Krugman（1998）所指出的那样，投资者虽然明知道他们的借款人是“弱的借款人”（Weakborrowers），但是政府的隐性担保使得他们感到受保护。借助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以及衍生产品的杠杆效应，巨额的短期资本就可以对一国的货币发起一次次的攻击，加速金融危机的到来；而一旦危机发生，巨额资本的逆向流动更会对一国经济产生灾难性的破坏。
另一方面，钉住汇率制所提供的隐性担保也助长了银行内部道德风险的产生。由政府出面贯彻稳定的汇率政策，实质上就是政府像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一种公共设施，把汇率风险集中起来由政府承担。在货币当局监管不力或政府为银行提供明确或隐含担保的情况下，银行就会缺少实行稳健风险管理的激励，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会为了追逐利润而去冒极大的风险，比如银行会在超过资本许可和自身经营能力的范围之外过度借贷，以争夺国内市场份额，并导致自身资产质量下降等问题。一旦资本流动方向逆转，就可能发生严重的金融问题，甚至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的几次金融危机中，银行都没有完全对冲其外汇敞口，以至于在危机发生时许多银行破产，导致了银行——货币双生危机（Twincrises）。
这一问题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等措施会使国内经济和国际收支状况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无法预见的冲击，同时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央行管制资本的难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引发金融危机，成本会十分高昂，国民经济将会遭受沉重打击。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从钉住汇率制逐步过渡到浮动汇率制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钉住美元制在短时期内还是可以维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汇率制度是最优的，从中长期看，向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转换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第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中期目标应是逐步增加汇率波动幅度，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循序渐进的退出钉住汇率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退出方式有两种：渐进式退出和跳跃式退出。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中国不宜采取跳跃式退出。这是因为，首先，由于外汇市场发展不成熟，汇率形成机制有待完善，因此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汇率；其次，自由浮动汇率制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持，同时投资主体要有回避汇率风险的意识和手段，而我国金融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外汇市场具有封闭性、管制定价、交易品种单一等缺陷，投资主体不够成熟，风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差，在微观层面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主体发育成熟之前，一步到位转为浮动汇率制将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最后，我国货币当局对在浮动汇率制下运用货币政策的经验较少，间接调控汇率的能力也有待提高。此外，考虑到变迁成本与路径依赖（诺斯，1973）以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整体上属于渐进式的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应采取渐进式退出方式。
退出钉住汇率制后，应逐步增加汇率弹性，制定合理的汇率波动区间。汇率制度的转换要根据我国经济的状况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建立一个明确的、可控制的波动区间，同时给市场主体一个适应汇率波动的过渡期，培养他们对汇率信号的反映敏感度，这样既可以培育、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又可以培养、提高微观主体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也为中央银行减小干预创造必要的条件。在此之后，货币当局再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逐步放宽汇率波动区间的宽度。
从中长期看，一篮子爬行目标区钉住（BBC规则）也是一种较好的选择。爬行钉住允许汇率根据国内外物价水平的差异进行调整，这样增加了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并且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汇率来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汇率目标区允许汇率在规定的范围内波动，为货币政策提供更大的空间。在这一制度下，微观主体可以逐步适应汇率的波动，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同时也增强抗风险能力，为最终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打好基础。
第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长期发展方向应为自由浮动汇率制。实行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只是适应我国现阶段国情的中期目标，而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和国际形势与环境的变化，对汇率制度的选择也会随着新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从当前国际汇率体系演变的趋势来看，两极化趋势是各国在汇率制度安排中的自然选择。结合我国实际，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长期发展方向应该是选择浮动汇率制度。
一方面，根据汇率制度的选择理论可以知道，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虽然效率和风险都随着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但只要前者增加时的边际递减速率小于后者，这时的最优选择就是角点解：固定汇率或者浮动汇率，而不是其他中间的汇率安排。这是因为在中间汇率制度安排下，当均衡汇率对外来的一个冲击进行调整时，在某时点政府控制的汇率必与此有较大差别，如果某些国家的金融大鳄理性预期到这一点，就会进行攻击。较少的保证金制度为投机者提供了有效的放大杠杆，同时散布的市场舆论使得众多的投机者跟进，这时市场噪声产生了系统性的大偏差，均衡汇率在市场机制下就会对此超调，这样进一步拉大了官方汇率和均衡汇率的差距，当政府反向操作的外汇储备耗尽时，中间汇率制就崩溃了。同时，公众也很难充分相信汇率能长期锚定在某一既定的水平上，从而存在汇率贬值或升值的预期。汇率行将变化的市场预期可能导致国际收支危机，即对未来汇率预期的变化导致官方储备的急剧变化。而在角点汇率制度下，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这一背景下，国际汇率体系正在不断的由中间汇率制向角点汇率制转移。我国的金融市场也在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并逐渐融入全球一体化趋势，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根据第八款的义务，必然要求我国尽快放松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依赖于别国经济。在长期中，我国必然会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根据蒙代尔“三元悖论”理论可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长期
发展方向必然是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1、吴念鲁,陈全庚,鄂志寰.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J].财经科学,2005(1).
2、朱孟楠,陈文奇.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困境与对策[J].比较研究,2004(2).
3、Aasim Husain, Aska Mody and Kenneth S. Rogoff.Exchange Rate Regime Durability and Performance in Developing Versus Advanced Economies[N].NBER Working Paper,2003.
（作者单位：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