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诸葛亮未出茅庐即三分天下，后连孙权，共抗曹操，南征北讨屡出奇谋，深受世人赞叹。但其晚年，五出祁山，北伐曹魏。从古到今，多有争议，本文根据所掌握资料，从不同层面对北伐原因，试做以新的探析。
三国初年，官渡之战，曹操消灭了势力最大的袁绍集团，基本统一北方，随即趁势南下，与一举消灭孙刘势力，统一全国。面临强曹南下，孙刘联合，共同抗击。赤壁一战，终于奠定了三国鼎力的局面。在北方威胁解除后，孙刘围绕荆州战略要地的争夺，矛盾逐渐加剧。孙权北连曹操，西攻刘备，夺得荆州。刘备为夺回荆州要地，以“替关羽复仇”为名，率其主力，东攻孙权。结果大败告终，刘备本人也魂归西天。蜀汉政权初定，遭此打击，国力损失惨重。适此之时，益州、南中的豪强地主乘机叛乱。蜀汉政权危机加剧。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秉承君旨，总揽大权，首先稳定朝政，其次，与吴修好，再次，平定南中。在这种背景下，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
对于诸葛亮的北伐之举，有不同意见，“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及其反映。晋初，官吏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谈着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亦有人认为，“亮权智英略，有愈管、宴，功业未济，论者惑焉”。裴松之以为“亮之异美……实皆可疑”。今之学者，多为亮之北伐，“是为了完成‘先帝’的遗愿，‘兴汉’定天下。”我认为今人之论不周诸葛亮北伐曹魏，并非兴汉灭魏，而是另有它因。分述如下。
一、以攻为守
吴蜀交恶，蜀国继失大将关羽和张飞，又损失军队主力，再加之刘备去世，益州、南中不稳，幼主孤弱。这给曹魏灭蜀提供了良机。诸葛亮先稳朝政，继和东吴，又定南中，随之北伐。显然，北伐曹魏，主在以攻为守，维护蜀汉统治。史书记载也可佐证。诸葛亮出师之前，就北伐问题，上书后主道：“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这一点从诸葛亮北伐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延每随亮出……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同诸葛亮在南郑共议北伐策略时，延曰：“闻夏侯懋少，主中昏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之，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是以近。如此，則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悬危，不如从坦道可以平去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诸葛亮北伐，魏延对其之理解，在一举夺的关中，日后图魏，后每随亮出，其之举动，尤其是北引偷袭咸阳，总受诸葛亮扼制。若北伐确系图取关中，那么，诸葛亮绝不会扼制魏延锋芒，显然，其之意图不是灭魏，而是主动防御。魏延受扼正在于他与北伐的战略意图不符。后之被杀，亦当源此。诸葛亮派邓芝与东吴重新修好时，吴主孙权道：“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蜀之危机，从诸葛亮、孙权的言谈中可见一斑。蜀汉自身危机犹存，何谈灭魏，只能是防守而已。至于诸葛亮主动出击，这正是诸葛亮深谋远虑、奇计迭出的又一杰作。他变被动防守为主动防守，将战火引到对方的领地，以减轻国内的压力，这正是以攻为守之举。
二、君相矛盾
三国论者，自古及今，鲜有提及蜀汉君相之矛盾者，但从蜀汉政治运作看，这种矛盾确实存在。刘备临终，托孤与亮，嘱后主刘禅“汝兄弟父事丞相。”刘禅继位，谓亮道：“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此后，“政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诸葛亮北伐之前，上疏刘禅，“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将军向宠，……晓畅军事……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侍中、尚書、长史、参军，此悉皆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北伐出征之前，诸葛亮为刘禅安排朝政，如此之细，正好反映了这一点。刘禅身为皇帝，而大权由诸葛亮独揽，这绝非刘禅之愿，也非刘备之意，而是事势至此，这种情况，决然有蜀汉政权，转归诸葛所有之势，刘备临终谓亮道：“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显然，是对这种趋向的挑明。情势如此，蜀汉君相之间的相互猜忌便在所难免，君相矛盾自属必然。充分展现君相矛盾的是诸葛亮死后“所在务求立庙，但朝议拒绝，”实为刘禅拒绝，后官吏一再请求，以禁止民间私祭为条件，刘禅才同意立庙。以亮之功绩，封侯、立庙，实属自然，但刘禅拒绝，刘禅之所以拒绝，显然，是对诸葛亮之专权有所不满的表现。张松之也曾道：“诸葛职为股肱，张自有其能，有违人臣自处之宜”。所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坐，诸葛威略，是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畔，谓之为权，不亦惑哉”之言。从正面理解，实不可信。但它从反面倒也印证了前述分析，蜀汉君相有矛盾，只未明朗，应是国危衰即，君相共济图存的结果。
由此判断，诸葛亮北伐，有避免君相矛盾激化的意图，借率军外出，避后主猜疑，借北伐曹魏，转移君臣视线，进而以期弱化矛盾。
三、巩固联盟
三国鼎立时代，相互制衡是必然的，但不排除偶然性。官渡之战后，面临强曹压境，于是，孙刘结盟，共同对曹。赤壁之战，三国鼎立，但刘控荆州，对吴存在威胁，三国间的相互制约随即显露，孙权连曹抗刘，孙刘冲突加剧，夷陵之战，刘备对孙权的威胁被解除，但孙刘交恶，联盟瓦解。刘备大败，国势危急。蜀国有被曹魏吞并的可能。为了解救危局，诸葛亮派邓芝出使孙吴，吴蜀联盟重新修好。但吴蜀联盟并非牢不可破，而因夷陵之战，蜀汉既失关羽、张飞，又失荆州，丧刘主，家仇国恨，使新的盟友关系极其脆弱。巩固、加强与东吴的联盟关系，是解除蜀汉危机的重要措施。而吴蜀联盟的形成根基就在于共同抗击曹魏。显然，诸葛亮此时北伐曹魏，还有加强吴蜀联盟的意图。
综上所述，诸葛亮出征北伐，并非承先帝遗愿，兴汉灭魏，而是既有积极防御之意，又有弱化君相的矛盾之由，同时还有巩固吴蜀联盟的原因。如此作解，才较符合史实。由此推断，诸葛亮北伐曹魏，并未因劳民伤财，加速蜀汉的灭亡，相反，北伐一石三鸟，达到了预期效果，它延缓了蜀汉的统治。
三国初年，官渡之战，曹操消灭了势力最大的袁绍集团，基本统一北方，随即趁势南下，与一举消灭孙刘势力，统一全国。面临强曹南下，孙刘联合，共同抗击。赤壁一战，终于奠定了三国鼎力的局面。在北方威胁解除后，孙刘围绕荆州战略要地的争夺，矛盾逐渐加剧。孙权北连曹操，西攻刘备，夺得荆州。刘备为夺回荆州要地，以“替关羽复仇”为名，率其主力，东攻孙权。结果大败告终，刘备本人也魂归西天。蜀汉政权初定，遭此打击，国力损失惨重。适此之时，益州、南中的豪强地主乘机叛乱。蜀汉政权危机加剧。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秉承君旨，总揽大权，首先稳定朝政，其次，与吴修好，再次，平定南中。在这种背景下，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
对于诸葛亮的北伐之举，有不同意见，“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及其反映。晋初，官吏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谈着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亦有人认为，“亮权智英略，有愈管、宴，功业未济，论者惑焉”。裴松之以为“亮之异美……实皆可疑”。今之学者，多为亮之北伐，“是为了完成‘先帝’的遗愿，‘兴汉’定天下。”我认为今人之论不周诸葛亮北伐曹魏，并非兴汉灭魏，而是另有它因。分述如下。
一、以攻为守
吴蜀交恶，蜀国继失大将关羽和张飞，又损失军队主力，再加之刘备去世，益州、南中不稳，幼主孤弱。这给曹魏灭蜀提供了良机。诸葛亮先稳朝政，继和东吴，又定南中，随之北伐。显然，北伐曹魏，主在以攻为守，维护蜀汉统治。史书记载也可佐证。诸葛亮出师之前，就北伐问题，上书后主道：“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这一点从诸葛亮北伐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延每随亮出……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同诸葛亮在南郑共议北伐策略时，延曰：“闻夏侯懋少，主中昏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之，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是以近。如此，則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悬危，不如从坦道可以平去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诸葛亮北伐，魏延对其之理解，在一举夺的关中，日后图魏，后每随亮出，其之举动，尤其是北引偷袭咸阳，总受诸葛亮扼制。若北伐确系图取关中，那么，诸葛亮绝不会扼制魏延锋芒，显然，其之意图不是灭魏，而是主动防御。魏延受扼正在于他与北伐的战略意图不符。后之被杀，亦当源此。诸葛亮派邓芝与东吴重新修好时，吴主孙权道：“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蜀之危机，从诸葛亮、孙权的言谈中可见一斑。蜀汉自身危机犹存，何谈灭魏，只能是防守而已。至于诸葛亮主动出击，这正是诸葛亮深谋远虑、奇计迭出的又一杰作。他变被动防守为主动防守，将战火引到对方的领地，以减轻国内的压力，这正是以攻为守之举。
二、君相矛盾
三国论者，自古及今，鲜有提及蜀汉君相之矛盾者，但从蜀汉政治运作看，这种矛盾确实存在。刘备临终，托孤与亮，嘱后主刘禅“汝兄弟父事丞相。”刘禅继位，谓亮道：“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此后，“政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诸葛亮北伐之前，上疏刘禅，“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将军向宠，……晓畅军事……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侍中、尚書、长史、参军，此悉皆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北伐出征之前，诸葛亮为刘禅安排朝政，如此之细，正好反映了这一点。刘禅身为皇帝，而大权由诸葛亮独揽，这绝非刘禅之愿，也非刘备之意，而是事势至此，这种情况，决然有蜀汉政权，转归诸葛所有之势，刘备临终谓亮道：“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显然，是对这种趋向的挑明。情势如此，蜀汉君相之间的相互猜忌便在所难免，君相矛盾自属必然。充分展现君相矛盾的是诸葛亮死后“所在务求立庙，但朝议拒绝，”实为刘禅拒绝，后官吏一再请求，以禁止民间私祭为条件，刘禅才同意立庙。以亮之功绩，封侯、立庙，实属自然，但刘禅拒绝，刘禅之所以拒绝，显然，是对诸葛亮之专权有所不满的表现。张松之也曾道：“诸葛职为股肱，张自有其能，有违人臣自处之宜”。所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坐，诸葛威略，是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畔，谓之为权，不亦惑哉”之言。从正面理解，实不可信。但它从反面倒也印证了前述分析，蜀汉君相有矛盾，只未明朗，应是国危衰即，君相共济图存的结果。
由此判断，诸葛亮北伐，有避免君相矛盾激化的意图，借率军外出，避后主猜疑，借北伐曹魏，转移君臣视线，进而以期弱化矛盾。
三、巩固联盟
三国鼎立时代，相互制衡是必然的，但不排除偶然性。官渡之战后，面临强曹压境，于是，孙刘结盟，共同对曹。赤壁之战，三国鼎立，但刘控荆州，对吴存在威胁，三国间的相互制约随即显露，孙权连曹抗刘，孙刘冲突加剧，夷陵之战，刘备对孙权的威胁被解除，但孙刘交恶，联盟瓦解。刘备大败，国势危急。蜀国有被曹魏吞并的可能。为了解救危局，诸葛亮派邓芝出使孙吴，吴蜀联盟重新修好。但吴蜀联盟并非牢不可破，而因夷陵之战，蜀汉既失关羽、张飞，又失荆州，丧刘主，家仇国恨，使新的盟友关系极其脆弱。巩固、加强与东吴的联盟关系，是解除蜀汉危机的重要措施。而吴蜀联盟的形成根基就在于共同抗击曹魏。显然，诸葛亮此时北伐曹魏，还有加强吴蜀联盟的意图。
综上所述，诸葛亮出征北伐，并非承先帝遗愿，兴汉灭魏，而是既有积极防御之意，又有弱化君相的矛盾之由，同时还有巩固吴蜀联盟的原因。如此作解，才较符合史实。由此推断，诸葛亮北伐曹魏，并未因劳民伤财，加速蜀汉的灭亡，相反，北伐一石三鸟，达到了预期效果，它延缓了蜀汉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