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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是表示数的符号。数字是实实在在的，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尽管在数学中有“模糊数学”的研究项目，但在具体的运算中，一个一个的数字是绝不模糊的。
也许由于数字的这一特性，在新闻媒体中涉及到人与事的报道中，每每离不开数字，“以数据为证”往往成为行文的模式了。数字本应是可信的，但如今一些报刊上被引用的某些数字，却常常让人看不明白甚至难以相信，于是就有了在下这篇“数字该不该打假”的命题。
据说，目前在世界各国通用的阿拉伯数字，是由印度人引进我国的。不过，在我国的《汉书·律历志上》早已有了对数字的论述：“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更有“量，毋移”的 阐述。你看，我们的老祖宗又多么睿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诫我们：数字所标示的“量”是绝不能随人们的主观意愿随意改变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维护数字的真实性，严肃对待。但遗憾的是有些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数字，在数字上做起花活，其目的无一例外都为了一己或一方之私利。这里，我们以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产值”为例——
产值，是以货币计算的价值量，历来是衡量一个市县经济发展水平的量化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戴上“贫困县”的帽子，争得扶贫款，不惜低报产值；而另一些则为了显示赫赫政绩，搭起平步青云的阶梯，又肆意地高报产值。
无论是高报抑或低报，毕竟涉嫌弄虚作假，即使始作俑者大都隐性操作，不敢声张，生怕万一露馅，会吃不了兜着走。但与此相反，如今还有类似不实的数字却堂而皇之公之于众，见诸于报刊。这里引几则为例——
3月18日《南方都市报》刊载了《6000亿官耗为何养不出廉来》，其中援引了中新社的报道说，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资金达4085亿元，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达6000亿元。
4月20日《羊城晚报》又刊出一条消息，援引了《学习时报》一篇文章提到的数字：我国每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干部公费出国总计支出为9000亿元，占财政收入的30%。
这些数字一见报，顿时舆论大哗，许多人口诛笔伐大声疾呼要遏制“三公”消费，并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资料。但是，不到一个月时间，从官方网站上传来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的 澄清数字：2004年全国公车消费为1000亿元，公款吃喝消费约172亿元，干部出国费用为29亿元，这三项开支总计为1201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4.5%。
一方是媒体报道的数字，一方是官方权威部门的数字，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如果人们都相信政府部门的意见，那么媒体报道的数字就是不实的甚至是虚假的。由此社会油然地产生这一连串的疑问：一是这么重要的宏观的数字，报道前为什么不向有关部门核实；二是官方已出面澄清媒体为什么不予纠正，以正视听；三是媒体随意发布不实信息，误导公众，该不该追究责任？
很遗憾，疑问虽存，答案皆无，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媒体上发生此类问题已非个例。我们很少见到有哪家媒体作公开的自检更正，甚至被究其责的。
由于现实“大度”的氛围，这些似是而非的 一些数字报道也就“无度”起来，频频亮相于报端，并被引来传去，甚至还会产生轰动效应。据笔者搜索，最近就有关于中国资本外流的累积数额；近年来全国流失的各类税收数额；全国县级政府债务的总计数额……这些数字都被一一公之于众。这些数字刊登前都核实了吗？这些数字又是哪家权威部门发布的？对不起，信不信由你，作为被动的读者们也只能“且听下回分解”，等待有关部门去澄清了。
数字是度量人生的标尺，权衡事物的砝码，它决不是可伸可缩的橡皮筋，任人随意抻长缩短；它也不是变换万千的魔方，在掌中说变就变。
说起数字作假，稍有点年纪的都不会忘记大跃进年代“放卫星”的数字秀。那时人们信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于是一亩地可以生产出不可思议的20万斤的稻谷。今天我们一说起来都觉得是笑话了。时隔半个世纪了，希望这一病毒不要再复活！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须臾都离不开数字，何时能让数字真真切切，不再掺有水分而让我们真正的“心中有数”呢！
也许由于数字的这一特性，在新闻媒体中涉及到人与事的报道中，每每离不开数字，“以数据为证”往往成为行文的模式了。数字本应是可信的，但如今一些报刊上被引用的某些数字，却常常让人看不明白甚至难以相信，于是就有了在下这篇“数字该不该打假”的命题。
据说，目前在世界各国通用的阿拉伯数字，是由印度人引进我国的。不过，在我国的《汉书·律历志上》早已有了对数字的论述：“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更有“量，毋移”的 阐述。你看，我们的老祖宗又多么睿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诫我们：数字所标示的“量”是绝不能随人们的主观意愿随意改变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维护数字的真实性，严肃对待。但遗憾的是有些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数字，在数字上做起花活，其目的无一例外都为了一己或一方之私利。这里，我们以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产值”为例——
产值，是以货币计算的价值量，历来是衡量一个市县经济发展水平的量化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戴上“贫困县”的帽子，争得扶贫款，不惜低报产值；而另一些则为了显示赫赫政绩，搭起平步青云的阶梯，又肆意地高报产值。
无论是高报抑或低报，毕竟涉嫌弄虚作假，即使始作俑者大都隐性操作，不敢声张，生怕万一露馅，会吃不了兜着走。但与此相反，如今还有类似不实的数字却堂而皇之公之于众，见诸于报刊。这里引几则为例——
3月18日《南方都市报》刊载了《6000亿官耗为何养不出廉来》，其中援引了中新社的报道说，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资金达4085亿元，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达6000亿元。
4月20日《羊城晚报》又刊出一条消息，援引了《学习时报》一篇文章提到的数字：我国每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干部公费出国总计支出为9000亿元，占财政收入的30%。
这些数字一见报，顿时舆论大哗，许多人口诛笔伐大声疾呼要遏制“三公”消费，并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资料。但是，不到一个月时间，从官方网站上传来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的 澄清数字：2004年全国公车消费为1000亿元，公款吃喝消费约172亿元，干部出国费用为29亿元，这三项开支总计为1201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4.5%。
一方是媒体报道的数字，一方是官方权威部门的数字，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如果人们都相信政府部门的意见，那么媒体报道的数字就是不实的甚至是虚假的。由此社会油然地产生这一连串的疑问：一是这么重要的宏观的数字，报道前为什么不向有关部门核实；二是官方已出面澄清媒体为什么不予纠正，以正视听；三是媒体随意发布不实信息，误导公众，该不该追究责任？
很遗憾，疑问虽存，答案皆无，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媒体上发生此类问题已非个例。我们很少见到有哪家媒体作公开的自检更正，甚至被究其责的。
由于现实“大度”的氛围，这些似是而非的 一些数字报道也就“无度”起来，频频亮相于报端，并被引来传去，甚至还会产生轰动效应。据笔者搜索，最近就有关于中国资本外流的累积数额；近年来全国流失的各类税收数额；全国县级政府债务的总计数额……这些数字都被一一公之于众。这些数字刊登前都核实了吗？这些数字又是哪家权威部门发布的？对不起，信不信由你，作为被动的读者们也只能“且听下回分解”，等待有关部门去澄清了。
数字是度量人生的标尺，权衡事物的砝码，它决不是可伸可缩的橡皮筋，任人随意抻长缩短；它也不是变换万千的魔方，在掌中说变就变。
说起数字作假，稍有点年纪的都不会忘记大跃进年代“放卫星”的数字秀。那时人们信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于是一亩地可以生产出不可思议的20万斤的稻谷。今天我们一说起来都觉得是笑话了。时隔半个世纪了，希望这一病毒不要再复活！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须臾都离不开数字，何时能让数字真真切切，不再掺有水分而让我们真正的“心中有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