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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华裔作家中，华纯（张菁菁）的作品是独具一格的。她没有写那种准自传式留学生遭遇，备尝艰辛与悲欢的故事，而是着眼于更广阔的视野，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地球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今天，重新探讨人类的价值观、责任感和道德伦理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她以自己的作品，打破狭隘的民族界限，倡导“地球人”的精神，呼吁人们参与环保行动，这便是她的处女作长篇小说《沙漠风云》的重大题旨（曾获全国首届环境文学优秀小说奖提名）。书中以日本治沙专家远山正瑛为原型的一群环保工作者的崇高形象，无疑是深入人心和铭志史册的。而且可以肯定，该书也是方兴未艾的、反映环保题材的长篇小说之先行者。对此，作者有深刻的见解，她说：“人类社会的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形成了与自然对立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人类在物质条件达到现代科技化水准的今天，遗憾地失去了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和人间的亲情。”这番话见诸她写动物的短篇新作《外星狗》，更证明了她认为在日本盛行豢养宠物，是用来填补家庭缺失的亲情的观点。
如果说她的长篇小说《沙漠风云》写的是“人类失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地球现状，那么，其新作中篇小说《茉莉小姐的红手帕》（载《上海小说》2005年第6期）则着重展示在社会全面走向经济化的今天，“人间亲情”日趋淡漠的别样生存状态。这种无奈，具有普遍性，中外皆然，而“日本人面对生活的压力”，尤感“一种严重的苍白”。这便引出了这篇写一个“黑户口”中国人吴思飞同一个沦落风尘的日本吧女茉莉小姐之间的“一段不是爱情胜似爱情、相濡以沫的感人故事”。同时，也对比地塑造了这两个不同国籍与个性，却命运多舛，俱堪同情的人物形象。
茉莉小姐是东京银座走红的酒吧女，看似行为张扬放荡，心地却不失温柔和善良。她出于同情主动帮助吴思飞寻找工作，更由于自己有作为私生女被父亲抛弃的痛苦隐私，而十分赞赏吴思飞为儿子前途拼命奔忙的慈父心肠和责任感（这也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在企图刺杀大款父亲未成而拔刀自刎之前，茉莉小姐留下了遗书给吴思飞，表示自己“多少还积蓄一点财产，用红手帕包裹一点小数，作为鄙人的诚意”，“为令郎赴美留学起点作用”。这300万日元的馈赠，一时轰动新闻媒体，不仅解决了吴思飞儿子“最棘手的留学费用问题”，也解决了“黑户口”面临的危机。茉莉小姐除了帮助吴思飞，还救助过来自上海的咪咪小姐。当咪咪被黑社会头目穷追猛打时，茉莉小姐毫不犹豫地脱下手指上的钻戒，“救回咪咪的一条性命”。这种亦柔亦刚的性格，使吴思飞“见识了一个日本女人的心高气傲，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白的魅力”。而她的陨落，也如樱花般凋零飞去，催人泪下。
相对比较，中国男人吴思飞则是韧性十足，百折不挠。他随着去海外寻梦的大潮来到日本，大学考试连连落榜，因生活窘迫引发家庭矛盾，老婆带孩子返回上海离了婚，之后他又因摔伤而失业。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未使他气馁，仍然倾其所有，打两份工为儿子出国留学积攒费用。从他身上，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个“黑户口”在日本的艰难：身受重伤也不敢去医院治疗，害怕暴露身份；听见警车声更似惊弓之鸟，唯恐被追捕；平时工作受日本同事刁难，也只能忍气吞声。特别是小说结尾，他已成为新闻人物，还得东躲西藏，依靠华人朋友当代言人。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却终于如愿以偿，让儿子获得命运转折，考取美国大学。他和儿子的亲情博得了茉莉小姐的青睐，从而获得她无私的赞助。其经历虽然富于传奇性，却是双方的性格遭遇使然，也是不同文化背景共融相通的结果，是可信的。
在欣赏这篇凄婉动人的故事之余，也产生了一些联想，有所启示。其一，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纸醉金迷的东京银座夜总会，并非总是物质享受和浅酌低唱的浪漫风情，里面也充斥着严峻冷酷的现实和黑恶势力为非作歹的内幕，底层弱势群体特别是“黑户口”为生存拼打奋斗的血泪。人间虽有难得的“红手帕”之脉脉温情，更有让人惊心动魄的，像茉莉小姐生父那样亲情丧失殆尽、反目为仇的悲惨事例。
其二，“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都愿意跑到日本来？”作者通过吴思飞之口点出了中日之间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情结，做出了一种解释：中国人“不断地经历了社会革命的冲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进步”，希望“跑出来闯荡一下”。很多年轻人并非不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他们离乡背井，东渡扶桑，只是希望学有所成，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建设自己的祖国。一心想在异国终身定居的“黑户口”只是少数，何况办手续异常之难，弄不好中国国籍也丢了，连国门都跨不回去，岂不两头落空！
其三，尽管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排斥和歧视中国，毕竟不能代表广大的日本人民。一方面，他们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像茉莉小姐的母亲惠子，当年便是被迫充当美国占领军的“慰安妇”，又被其父亲抛弃的。另一方面，从吴思飞在日本的遭遇和命运里可以看出，人性在卑微中依然表现出尊严和美德。同情弱者，关爱他人，珍视中日友好情谊，也是日本国民普遍的心态和礼节，这在茉莉小姐以及女房东小林太太和妈妈桑千代子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篇小说不仅以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那些陌生的、异国底层的生存状态、人文景观，给予读者以独特的审美享受，并以传奇性与细节真实的糅合，突出意象（红手帕）的运用，跌宕变化的形式，细腻的叙述语言，显示了鲜明的写作特点。同时，当中日关系处于低谷时期，它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使我们对于日本社会的现状，有了形象的感知和一定程度的深入了解。这是应该感谢作者的。
在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作者不平凡的写作道路，这和她的坎坷经历有关。华纯出身于高干家庭，父亲早年投奔革命，曾入共产国际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文革”前是上海某大学的校长，母亲是中学的教导主任。十年浩劫，父亲被关押，母亲惨遭杀害，她一下子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被迫到农村插队落户。苦难的历程和痛苦的心情，反映在她当时写的一首悼念母亲的诗里：一场孽海的波涛高高盖过了你的身躯，却无法叫你低下不屈的头颅。啊，我亲爱的妈妈，我的心时常为你作痛，并用你一生的清白，狠狠鞭打隐去了名字的魔鬼。
粉碎“四人帮”后，华纯一心想用文学形式反映内心的情感和自豪的遭遇，却对“伤痕”小说有诸多保留，对这场历史悲剧的根源的追究，一时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她决定暂时中止这个题材的创作，用她的话说，“我相信，时间上离‘文革’越远，越能够真正认识‘文革’。”
1986年她东渡日本，进入到另一个人生舞台。打拼三年，结束了留学生生活，找到一个环保机构的就职机会，从此使她打开眼界，接触到更广阔的守卫地球家园的环保事业和以全人类和谐等存为目标的“地球人”精神。她深受远山正瑛老人全心全意帮助中国自杀行动的感召，曾深入到内蒙古库布齐沙漠采访，她惊喜地发现，“人们对于地球的感情，有了深刻的变化”。这使她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沙漠风云》的写作，找到了理想的故事终结。
华纯致力于环境文学，是其生活经历和理念升华的结果。她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中曾说过：“至于‘文革’题材，我已经考虑得比较成熟……我完全可以在内容和写作上超越”，但是，“与个人和家庭命运比较，地球和全人类的命运更为重要。我发觉对于欲望这种东西的膨胀，人类很不自觉……我反复思考，无论如何，文学还是得给人以力量，以思考。环境题材的写作作为文学的特殊形式……它的热点是地球人意识和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性破坏’正是造成环境问题深刻化的主要原因。我知道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留学生文学失落了很多东西，最成问题的莫过于失去了浩然之气的文学精神和历史使命感。”
正基于此，她陆续发表了环保题材的小说《我爱“ECO”》，反映人性失衡和亲情冷漠的《茉莉小姐的红手帕》《外星狗》等。这些域外生活的写照，使我们领略了一位华裔女作家如何“从地球人视角看中国、看自己和周围人，直视人性的问题”，从而也开阔视野，解读了她笔下那陌生而又熟悉、别具色彩的世界。
如果说她的长篇小说《沙漠风云》写的是“人类失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地球现状，那么，其新作中篇小说《茉莉小姐的红手帕》（载《上海小说》2005年第6期）则着重展示在社会全面走向经济化的今天，“人间亲情”日趋淡漠的别样生存状态。这种无奈，具有普遍性，中外皆然，而“日本人面对生活的压力”，尤感“一种严重的苍白”。这便引出了这篇写一个“黑户口”中国人吴思飞同一个沦落风尘的日本吧女茉莉小姐之间的“一段不是爱情胜似爱情、相濡以沫的感人故事”。同时，也对比地塑造了这两个不同国籍与个性，却命运多舛，俱堪同情的人物形象。
茉莉小姐是东京银座走红的酒吧女，看似行为张扬放荡，心地却不失温柔和善良。她出于同情主动帮助吴思飞寻找工作，更由于自己有作为私生女被父亲抛弃的痛苦隐私，而十分赞赏吴思飞为儿子前途拼命奔忙的慈父心肠和责任感（这也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在企图刺杀大款父亲未成而拔刀自刎之前，茉莉小姐留下了遗书给吴思飞，表示自己“多少还积蓄一点财产，用红手帕包裹一点小数，作为鄙人的诚意”，“为令郎赴美留学起点作用”。这300万日元的馈赠，一时轰动新闻媒体，不仅解决了吴思飞儿子“最棘手的留学费用问题”，也解决了“黑户口”面临的危机。茉莉小姐除了帮助吴思飞，还救助过来自上海的咪咪小姐。当咪咪被黑社会头目穷追猛打时，茉莉小姐毫不犹豫地脱下手指上的钻戒，“救回咪咪的一条性命”。这种亦柔亦刚的性格，使吴思飞“见识了一个日本女人的心高气傲，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白的魅力”。而她的陨落，也如樱花般凋零飞去，催人泪下。
相对比较，中国男人吴思飞则是韧性十足，百折不挠。他随着去海外寻梦的大潮来到日本，大学考试连连落榜，因生活窘迫引发家庭矛盾，老婆带孩子返回上海离了婚，之后他又因摔伤而失业。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未使他气馁，仍然倾其所有，打两份工为儿子出国留学积攒费用。从他身上，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个“黑户口”在日本的艰难：身受重伤也不敢去医院治疗，害怕暴露身份；听见警车声更似惊弓之鸟，唯恐被追捕；平时工作受日本同事刁难，也只能忍气吞声。特别是小说结尾，他已成为新闻人物，还得东躲西藏，依靠华人朋友当代言人。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却终于如愿以偿，让儿子获得命运转折，考取美国大学。他和儿子的亲情博得了茉莉小姐的青睐，从而获得她无私的赞助。其经历虽然富于传奇性，却是双方的性格遭遇使然，也是不同文化背景共融相通的结果，是可信的。
在欣赏这篇凄婉动人的故事之余，也产生了一些联想，有所启示。其一，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纸醉金迷的东京银座夜总会，并非总是物质享受和浅酌低唱的浪漫风情，里面也充斥着严峻冷酷的现实和黑恶势力为非作歹的内幕，底层弱势群体特别是“黑户口”为生存拼打奋斗的血泪。人间虽有难得的“红手帕”之脉脉温情，更有让人惊心动魄的，像茉莉小姐生父那样亲情丧失殆尽、反目为仇的悲惨事例。
其二，“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都愿意跑到日本来？”作者通过吴思飞之口点出了中日之间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情结，做出了一种解释：中国人“不断地经历了社会革命的冲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进步”，希望“跑出来闯荡一下”。很多年轻人并非不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他们离乡背井，东渡扶桑，只是希望学有所成，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建设自己的祖国。一心想在异国终身定居的“黑户口”只是少数，何况办手续异常之难，弄不好中国国籍也丢了，连国门都跨不回去，岂不两头落空！
其三，尽管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排斥和歧视中国，毕竟不能代表广大的日本人民。一方面，他们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像茉莉小姐的母亲惠子，当年便是被迫充当美国占领军的“慰安妇”，又被其父亲抛弃的。另一方面，从吴思飞在日本的遭遇和命运里可以看出，人性在卑微中依然表现出尊严和美德。同情弱者，关爱他人，珍视中日友好情谊，也是日本国民普遍的心态和礼节，这在茉莉小姐以及女房东小林太太和妈妈桑千代子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篇小说不仅以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那些陌生的、异国底层的生存状态、人文景观，给予读者以独特的审美享受，并以传奇性与细节真实的糅合，突出意象（红手帕）的运用，跌宕变化的形式，细腻的叙述语言，显示了鲜明的写作特点。同时，当中日关系处于低谷时期，它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使我们对于日本社会的现状，有了形象的感知和一定程度的深入了解。这是应该感谢作者的。
在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作者不平凡的写作道路，这和她的坎坷经历有关。华纯出身于高干家庭，父亲早年投奔革命，曾入共产国际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文革”前是上海某大学的校长，母亲是中学的教导主任。十年浩劫，父亲被关押，母亲惨遭杀害，她一下子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被迫到农村插队落户。苦难的历程和痛苦的心情，反映在她当时写的一首悼念母亲的诗里：一场孽海的波涛高高盖过了你的身躯，却无法叫你低下不屈的头颅。啊，我亲爱的妈妈，我的心时常为你作痛，并用你一生的清白，狠狠鞭打隐去了名字的魔鬼。
粉碎“四人帮”后，华纯一心想用文学形式反映内心的情感和自豪的遭遇，却对“伤痕”小说有诸多保留，对这场历史悲剧的根源的追究，一时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她决定暂时中止这个题材的创作，用她的话说，“我相信，时间上离‘文革’越远，越能够真正认识‘文革’。”
1986年她东渡日本，进入到另一个人生舞台。打拼三年，结束了留学生生活，找到一个环保机构的就职机会，从此使她打开眼界，接触到更广阔的守卫地球家园的环保事业和以全人类和谐等存为目标的“地球人”精神。她深受远山正瑛老人全心全意帮助中国自杀行动的感召，曾深入到内蒙古库布齐沙漠采访，她惊喜地发现，“人们对于地球的感情，有了深刻的变化”。这使她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沙漠风云》的写作，找到了理想的故事终结。
华纯致力于环境文学，是其生活经历和理念升华的结果。她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中曾说过：“至于‘文革’题材，我已经考虑得比较成熟……我完全可以在内容和写作上超越”，但是，“与个人和家庭命运比较，地球和全人类的命运更为重要。我发觉对于欲望这种东西的膨胀，人类很不自觉……我反复思考，无论如何，文学还是得给人以力量，以思考。环境题材的写作作为文学的特殊形式……它的热点是地球人意识和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性破坏’正是造成环境问题深刻化的主要原因。我知道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留学生文学失落了很多东西，最成问题的莫过于失去了浩然之气的文学精神和历史使命感。”
正基于此，她陆续发表了环保题材的小说《我爱“ECO”》，反映人性失衡和亲情冷漠的《茉莉小姐的红手帕》《外星狗》等。这些域外生活的写照，使我们领略了一位华裔女作家如何“从地球人视角看中国、看自己和周围人，直视人性的问题”，从而也开阔视野，解读了她笔下那陌生而又熟悉、别具色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