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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通过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当家的女人》认识周喜俊的，几次相约采访，她都在农村体验生活。那一日她要去参加全国农村题材影视创作研讨会，终于回到了石家庄，于是我们的访谈就围绕体验生活和农村题材创作的话题展开了。
郑恩兵从电视剧《当家的女人》中，我感受到你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现在你已经是名声在外，还担任着石家庄市文联主席的职务，工作那么忙，怎么还到农村体验生活？
周喜俊农村生活在不断发展变化，如果不经常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就不了解农民新的生存状态，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就写不出农民最需要的作品。比如我写《当家的女人》，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十年河北农村的巨大变革为时代背景。当时我就在村里当农民，对那段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他们说什么话，干什么农活，包括李月春在大喇叭里广播的通知，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所以观众看后都感到非常真实，非常亲切，都说能从剧中人身上找到自己熟悉的影子。
郑恩兵1997年5月3日的《人民日报》把你称为“当代女赵树理”，许多评论家也说你是在“继承着赵树理的事业”。你作为新一代同他一样致力于为农民写作的作家，在创作道路上遇到过烦恼吗？
周喜俊赵树理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作家，我从小就特别喜欢他的《小二黑结婚》。赵树理一生倡导并实践贴近生活，反映现实，为普通人写作的创作宗旨，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我觉得中国文坛需要千千万万个像赵树理那样关注农村发展、关注农民命运的优秀作家，但我实在不敢与这位文坛前辈相提并论。不过，为农民而写被某些追求“洋”的人看作“土”是每一个时代都避免不了的，有些作家和评论家热衷于西方的各种新理论，过分地在形式上找出路，甚至有的人在正式场合公开提出作家体验生活已经过时。对这些说法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创作方法，为什么非要用一个模式呢？记得在1999年5月中国文联召开的全国百名优秀青年文艺家创作座谈会上我曾当众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体验生活对我来说好比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那是我的生活必需，没有生活之源，我的创作生命就会枯竭。”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创作的作品老百姓满意了，我就满足了。
郑恩兵你的作品之所以打动接受者，我认为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让人们从中看到了责任、道义，让读者从平淡的日常的农村生活中找到了易于被人忽视的真善美，这一点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而做到这一点也是极其困难的，在具体写作中，你是否刻意如此？
周喜俊这是生活赋予我的。我在农村劳动时生活虽然很苦，但这种苦难的生活也培养了我乐观向上的性格，我把生活中的真善美写出来，就是为了让父老乡亲们从中看到希望，产生一种战胜困难的力量。在我的成长道路上，也确实遇到了很多好人。我在农村学习写作的时候，村里没有电灯，点灯用的煤油也是定量供应，一个月几两的煤油根本不够我熬夜看书写作用。我们村有一个开柴油机的小伙子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偷些柴油送给我照明，他当时对我说：“你就好好写吧，只要你为咱老百姓写，俺就是挨批斗也值。”1982年我第一次被中国曲协邀请到北京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创作班，需要30斤全国粮票，我家里没有，是乡亲们这家半斤那家二两给我凑足30斤地方粮票，然后由在公社修配站干活的一个文学爱好者到饭店给兑换成全国的。当我拿着这30斤粮票登上到北京的火车时，我的泪水忍不住掉了下来。大概从那时起，就坚定了我一辈子为农民而写的信念。去年我为创作剧本《七品村官》，到赞皇县行乐村去采访村党支部书记时占经，当他说到当年去上大学，家里拿不出路费，是乡亲们帮他凑够120块钱送他走出山村时，泪水满面流淌，我马上就产生了感情的共鸣。有一个年轻记者问我，不就是120块钱吗？他值得那么感动吗？我说你不懂，因为你没有这种经历，也就没有这种感情。
郑恩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题材的作品存在着两种主要倾向，一种是刻意扭曲甚至是丑化农民，把农村描写的“一团糟”；一种是由于缺乏真切的农村体验，表现出的内容跟实际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隔膜，而你的作品既符合接受者的口味，又能把农村中积极向上方面加以表现，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周喜俊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把作品写得既有振奋人心的力量又有艺术感染力，重要的是作家首先应该清楚“写什么”和“为谁写”，然后才涉及“怎样写”的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写作的目的主要是给农民送去欢乐带来鼓舞，因此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农民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在上演《曲江情》的现场，每逢演到“宁可不要这状元，我也不能不要自己的良心”时，观众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使我更深刻地懂得了农民真正喜欢的是那种充满社会良知、道义、积极向上、能够让人受到启迪的文化。因此在以后的创作中，更加注意选取那些农民身上具有的积极的典型的“新”因素，这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郑恩兵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艺术领域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作家采取的态度经常是极端化的，或者是为了政治性而无视艺术性，或者是以“为艺术而艺术”来消解艺术的政治性，你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
周喜俊政治性是每一个作家无法规避的问题，我认为一个作家的政治性最基本的内涵是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如果失掉这种政治性，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可怕的事。我能够把政治性的题材处理得比较理想主要原因是首先在创作中摒弃了为政治而政治的理念，始终站在责任和道义的基点上，不是为了政治性一味地无原则地背弃文学的规律，把文学简单地作为政策的宣传工具，而是从现实出发，从良知出发，从文学创作的原则出发，把对生活对生命的真实体验，不加掩饰地呈现，力求把政治与生活有机的融合，使政治性从日常的生活常态中自然地流出来，使它们内化为作品中的骨血，而不是通过席勒式的有意宣泄。
郑恩兵《走进西柏坡》是你目前为止创作的最具有政治色彩的作品，整个作品却散发着自然、朴素的生活气息，没有丝毫的干瘪、生硬之感，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一定花费了很大精力吧！
周喜俊《走进西柏坡》是人们耳熟能详被多次表现的重大政治题材，如何写出新意，如何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如何加工成为符合观众口味的作品，而不是简单的历史传声筒，是我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我所坚守的创作原则使我最终选择了我所熟悉的写法，从小人物、小事件入手，通过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切实感受折射所要表现的政治主题。因为我对笔下人物和生活的熟悉和理解，才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细节，使戏剧的色彩丰富和生动起来。如果没有这些感人的细节做铺垫，戏剧的艺术性就会被削弱，所要表达的主题也成为无根之木。
郑恩兵你处理文学和政治关系的观点，我很赞同，为了使这个长期困扰作家的问题探讨得更彻底、更深刻，请你结合具体的创作经验再深入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周喜俊政治不是死的，是流动的，它蕴涵于生活中，当一个作家在真实而细致地书写你占有的生活时，无论愿意与否，政治性自然而然会在你的作品中显现出来。我在接受市委给我创作《七品村官》的任务之后，心里很矛盾，当时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是这个英雄模范人物不是我擅长写的“小人物”，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我担心难以把握准确；二是所写对象是真人真事，而文学是以虚构为主的，这种情况会使作品很难出彩。当与时占经和他周围的人接触并深入他们的生活之后，我被时占经的精神彻底地打动了。从他身上集中看到了什么是道义和责任，什么是活生生的党性，所以我在写这个人物时，更多的是把他当作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普通人去处理，而观众却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应当具有的精神内涵。
郑恩兵同你一样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因此对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情有独钟。遗憾的是目前很难看到令我满意的农村作品，而你的作品却能够弥补这一缺憾。我承认现在有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出现这个问题的缘由肯定不是在写作技法上，而是出自其他更深刻的方面。
周喜俊一部好的作品首先需要耐人寻味的故事，特别是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更是如此。农民的欣赏习惯是重情节故事，而感人的故事又必须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太熟悉了，坐在象牙塔中胡编乱造的故事他们是不买账的，因此这就需要创作者具有丰厚的生活积累。我觉得创作是一项诚实而艰苦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好作品不是赶出来的，需要扎实的生活和严谨的创作态度。《当家的女人》我七易其稿，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用了近30年的生活积累，剧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原型。
郑恩兵从你的谈话和作品中，能够让人强烈地意识到，你对农村的感情是非常炽热和深沉的。
周喜俊这种感情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就是这种终生难以摆脱的情感，使得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个人的声誉和利益放弃为农民服务的信念。我从农村出来到省城20多年了，心却怎么也离不开我钟情的那片热土，每年都要到农村住些日子，每次从农村回来，都会更一步强化我的这份情感和责任感。
郑恩兵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你在作品中把人物塑造的重点集中在女性身上，而且她们似乎都有一个共性：有情、有义、积极向上，不向命运低头。可以说她们是新时期新农村的“新”人形象， 而赵树理塑造的农村“新”人形象却多是男性形象，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对此进行比较，一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周喜俊由于性别的差异，所接触和熟悉的对象不一样，使我更倾向于对女性的描写，虽然我们都集中地刻画了众多农村中的“新”人物，有很多的共性，但也存在着很多差异，毕竟人物所处的时代语境是不一样的。
郑恩兵从你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我隐约地发现了你的影子，你们的共性是无论生活中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都不退缩和不气馁，不怨天尤人，不向命运屈服，而且个性都非常的独立，对待生活始终坚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而不是等待和抱怨。
周喜俊主要是由于身在其中吧，我对此没有太多的注意，我在叙述的时候仅仅是把我看到的真实变成文本，也许人们特别是城市的人们由于对农村的不熟悉，对农村人特别是农村妇女产生曲解，总是同以往从其他渠道了解的农村妇女对应现实中的农村妇女，其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差。如果你到农村去，真正地生活在她们中间，你会发现新一代的农村妇女与我们脑海中的形象是不同的，她们在时代浪潮的推涌和历练下，多数妇女变得自强、自立和自信。我所写的妇女就是现实中这些农村妇女的缩影，我在一篇《难忘我的农村姐妹》中，谈到了《当家的女人》中的女人形象在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原型，大概我就是她们中的一员，最起码以前是，所以许多人在她们的身上似乎能够看到我的影子。
郑恩兵据我了解，你的作品在农村和城市都拥有很好的市场。如《当家的女人》收视率创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新高；《七品村官》半年中演出逾百场。
周喜俊艺术的市场化是每一个搞艺术的都必须考虑的问题，我看重市场化主要不是因为它带来的经济效益，而是把它作为衡量作品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作品没有市场说明作品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市场化很重要，但你想真正占有市场，不是靠人为的有意炒作，而是靠作品说话，你必须清楚作品的消费者是谁。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作品。我每次新创作的戏剧上演，都要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到观众中间去观察观众的反映，根据他们的意见不断地加工修改。
郑恩兵到目前为止，你的创作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以故事、报告文学、小说和散文为主，后期的创作重心开始转向剧本创作，我的问题是什么动机促使你进行新体裁的冒险？
周喜俊我学写剧本本身就很有戏剧性。1987年我在县里体验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文化局一位老导演，他说让我写一个剧本，还说你写过那么多好故事，好唱词，一定能够写出好剧本。在他的鼓励下，我写出了第一个剧本。后来想一想，我最终“改行”，还在于小时候受到的戏曲熏陶，那时候过年农民能看场戏就是最大的艺术享受，我们一帮小孩子经常追着剧团到十里八村去看戏，兜里揣个窝头，一看就是一整天。这为我后来走上戏剧创作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今农村人仍然保持着看戏的习惯。我从事戏曲创作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多一种为老百姓服务的形式。
郑恩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势必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给农村带来巨大的变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你认为文学应该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
周喜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最好的机遇。文艺界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注。但也要防止另一种浮躁，有的人到农村去忽忽悠悠转一圈，回来就弄出一大篇作品，虽然主人公是农民，但“骨子”里还是小市民。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远的工程，作家要深入生活，要打深水井，从生活中把代表先进文化的、有追求有理想的新人挖掘出来；把阻碍农村发展的落后因素揭示出来。文学要有一种正确的导向，一种积极内涵，给人一种奋进的力量和希望，从而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
郑恩兵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你正在创作的电视连续剧《当家的男人》，多家媒体报道已被石家庄市列为今年重点文化项目，你能够谈谈这部剧作的大概情况吗？
周喜俊《当家的女人》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并在多家电视台热播之后，很多观众要求我写续集。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个时候就产生再写一部农村电视剧的念头，可以说这部戏我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后来在写《七品村官》的时候，我又在农村体验生活一年。在此期间，我写出了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评书、散文等等，从生活到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为写《当家的男人》提供了成熟的条件。《当家的男人》以《七品村官》中的时占经为原型，以他14年如一日，舍弃城市优裕的生活工作环境，回到贫困山村带领农民走生态文明致富的事迹为主线，反映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众多优秀的共产党人付出艰辛的努力。
郑恩兵祝愿《当家的男人》给广大观众，特别是农民朋友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希望。
周喜俊小传
周喜俊，女，1959年生于河北省行唐县。1986年7月毕业于河北大学函授中文系，1998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函授法律系。曾在行唐县文化馆、石家庄市艺术研究所工作，现任石家庄市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一级编剧。1978年开始在省以上报刊发表作品，至今发表戏曲、电视剧、曲艺、报告文学、散文等文艺作品500多万字，结集出版《辣椒嫂》《婚变》《周喜俊说唱戏曲集》《人生支点》《齐花坦传》《周喜俊剧作选》6部。在《中国作家》、中国《曲艺》等刊物发表报告文学《时占经：英勇行乐》、评书《天地良心》等中篇作品25部。创作情景歌舞剧《走进西柏坡》、大型古装戏《宠儿泪》等戏曲剧本16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孔雀岭》《山竹》等电视剧6部，其中，任编剧的18集电视连续剧《当家的女人》经中央电视台在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播出，获第24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现代评剧《七品村官》2006年中央电视台作为全国“两会”特别节目播出，剧本获河北省剧本一等奖。5集戏曲电视剧《蝴蝶杯》、大型古装戏《曲江情》、中篇故事《辣椒嫂后传》等9部作品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和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影视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河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被评为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百名优秀青年文艺家。
郑恩兵从电视剧《当家的女人》中，我感受到你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现在你已经是名声在外，还担任着石家庄市文联主席的职务，工作那么忙，怎么还到农村体验生活？
周喜俊农村生活在不断发展变化，如果不经常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就不了解农民新的生存状态，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就写不出农民最需要的作品。比如我写《当家的女人》，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十年河北农村的巨大变革为时代背景。当时我就在村里当农民，对那段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他们说什么话，干什么农活，包括李月春在大喇叭里广播的通知，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所以观众看后都感到非常真实，非常亲切，都说能从剧中人身上找到自己熟悉的影子。
郑恩兵1997年5月3日的《人民日报》把你称为“当代女赵树理”，许多评论家也说你是在“继承着赵树理的事业”。你作为新一代同他一样致力于为农民写作的作家，在创作道路上遇到过烦恼吗？
周喜俊赵树理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作家，我从小就特别喜欢他的《小二黑结婚》。赵树理一生倡导并实践贴近生活，反映现实，为普通人写作的创作宗旨，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我觉得中国文坛需要千千万万个像赵树理那样关注农村发展、关注农民命运的优秀作家，但我实在不敢与这位文坛前辈相提并论。不过，为农民而写被某些追求“洋”的人看作“土”是每一个时代都避免不了的，有些作家和评论家热衷于西方的各种新理论，过分地在形式上找出路，甚至有的人在正式场合公开提出作家体验生活已经过时。对这些说法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创作方法，为什么非要用一个模式呢？记得在1999年5月中国文联召开的全国百名优秀青年文艺家创作座谈会上我曾当众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体验生活对我来说好比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那是我的生活必需，没有生活之源，我的创作生命就会枯竭。”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创作的作品老百姓满意了，我就满足了。
郑恩兵你的作品之所以打动接受者，我认为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让人们从中看到了责任、道义，让读者从平淡的日常的农村生活中找到了易于被人忽视的真善美，这一点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而做到这一点也是极其困难的，在具体写作中，你是否刻意如此？
周喜俊这是生活赋予我的。我在农村劳动时生活虽然很苦，但这种苦难的生活也培养了我乐观向上的性格，我把生活中的真善美写出来，就是为了让父老乡亲们从中看到希望，产生一种战胜困难的力量。在我的成长道路上，也确实遇到了很多好人。我在农村学习写作的时候，村里没有电灯，点灯用的煤油也是定量供应，一个月几两的煤油根本不够我熬夜看书写作用。我们村有一个开柴油机的小伙子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偷些柴油送给我照明，他当时对我说：“你就好好写吧，只要你为咱老百姓写，俺就是挨批斗也值。”1982年我第一次被中国曲协邀请到北京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创作班，需要30斤全国粮票，我家里没有，是乡亲们这家半斤那家二两给我凑足30斤地方粮票，然后由在公社修配站干活的一个文学爱好者到饭店给兑换成全国的。当我拿着这30斤粮票登上到北京的火车时，我的泪水忍不住掉了下来。大概从那时起，就坚定了我一辈子为农民而写的信念。去年我为创作剧本《七品村官》，到赞皇县行乐村去采访村党支部书记时占经，当他说到当年去上大学，家里拿不出路费，是乡亲们帮他凑够120块钱送他走出山村时，泪水满面流淌，我马上就产生了感情的共鸣。有一个年轻记者问我，不就是120块钱吗？他值得那么感动吗？我说你不懂，因为你没有这种经历，也就没有这种感情。
郑恩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题材的作品存在着两种主要倾向，一种是刻意扭曲甚至是丑化农民，把农村描写的“一团糟”；一种是由于缺乏真切的农村体验，表现出的内容跟实际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隔膜，而你的作品既符合接受者的口味，又能把农村中积极向上方面加以表现，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周喜俊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把作品写得既有振奋人心的力量又有艺术感染力，重要的是作家首先应该清楚“写什么”和“为谁写”，然后才涉及“怎样写”的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写作的目的主要是给农民送去欢乐带来鼓舞，因此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农民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在上演《曲江情》的现场，每逢演到“宁可不要这状元，我也不能不要自己的良心”时，观众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使我更深刻地懂得了农民真正喜欢的是那种充满社会良知、道义、积极向上、能够让人受到启迪的文化。因此在以后的创作中，更加注意选取那些农民身上具有的积极的典型的“新”因素，这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郑恩兵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艺术领域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作家采取的态度经常是极端化的，或者是为了政治性而无视艺术性，或者是以“为艺术而艺术”来消解艺术的政治性，你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
周喜俊政治性是每一个作家无法规避的问题，我认为一个作家的政治性最基本的内涵是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如果失掉这种政治性，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可怕的事。我能够把政治性的题材处理得比较理想主要原因是首先在创作中摒弃了为政治而政治的理念，始终站在责任和道义的基点上，不是为了政治性一味地无原则地背弃文学的规律，把文学简单地作为政策的宣传工具，而是从现实出发，从良知出发，从文学创作的原则出发，把对生活对生命的真实体验，不加掩饰地呈现，力求把政治与生活有机的融合，使政治性从日常的生活常态中自然地流出来，使它们内化为作品中的骨血，而不是通过席勒式的有意宣泄。
郑恩兵《走进西柏坡》是你目前为止创作的最具有政治色彩的作品，整个作品却散发着自然、朴素的生活气息，没有丝毫的干瘪、生硬之感，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一定花费了很大精力吧！
周喜俊《走进西柏坡》是人们耳熟能详被多次表现的重大政治题材，如何写出新意，如何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如何加工成为符合观众口味的作品，而不是简单的历史传声筒，是我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我所坚守的创作原则使我最终选择了我所熟悉的写法，从小人物、小事件入手，通过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切实感受折射所要表现的政治主题。因为我对笔下人物和生活的熟悉和理解，才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细节，使戏剧的色彩丰富和生动起来。如果没有这些感人的细节做铺垫，戏剧的艺术性就会被削弱，所要表达的主题也成为无根之木。
郑恩兵你处理文学和政治关系的观点，我很赞同，为了使这个长期困扰作家的问题探讨得更彻底、更深刻，请你结合具体的创作经验再深入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周喜俊政治不是死的，是流动的，它蕴涵于生活中，当一个作家在真实而细致地书写你占有的生活时，无论愿意与否，政治性自然而然会在你的作品中显现出来。我在接受市委给我创作《七品村官》的任务之后，心里很矛盾，当时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是这个英雄模范人物不是我擅长写的“小人物”，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我担心难以把握准确；二是所写对象是真人真事，而文学是以虚构为主的，这种情况会使作品很难出彩。当与时占经和他周围的人接触并深入他们的生活之后，我被时占经的精神彻底地打动了。从他身上集中看到了什么是道义和责任，什么是活生生的党性，所以我在写这个人物时，更多的是把他当作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普通人去处理，而观众却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应当具有的精神内涵。
郑恩兵同你一样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因此对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情有独钟。遗憾的是目前很难看到令我满意的农村作品，而你的作品却能够弥补这一缺憾。我承认现在有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出现这个问题的缘由肯定不是在写作技法上，而是出自其他更深刻的方面。
周喜俊一部好的作品首先需要耐人寻味的故事，特别是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更是如此。农民的欣赏习惯是重情节故事，而感人的故事又必须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太熟悉了，坐在象牙塔中胡编乱造的故事他们是不买账的，因此这就需要创作者具有丰厚的生活积累。我觉得创作是一项诚实而艰苦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好作品不是赶出来的，需要扎实的生活和严谨的创作态度。《当家的女人》我七易其稿，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用了近30年的生活积累，剧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原型。
郑恩兵从你的谈话和作品中，能够让人强烈地意识到，你对农村的感情是非常炽热和深沉的。
周喜俊这种感情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就是这种终生难以摆脱的情感，使得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个人的声誉和利益放弃为农民服务的信念。我从农村出来到省城20多年了，心却怎么也离不开我钟情的那片热土，每年都要到农村住些日子，每次从农村回来，都会更一步强化我的这份情感和责任感。
郑恩兵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你在作品中把人物塑造的重点集中在女性身上，而且她们似乎都有一个共性：有情、有义、积极向上，不向命运低头。可以说她们是新时期新农村的“新”人形象， 而赵树理塑造的农村“新”人形象却多是男性形象，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对此进行比较，一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周喜俊由于性别的差异，所接触和熟悉的对象不一样，使我更倾向于对女性的描写，虽然我们都集中地刻画了众多农村中的“新”人物，有很多的共性，但也存在着很多差异，毕竟人物所处的时代语境是不一样的。
郑恩兵从你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我隐约地发现了你的影子，你们的共性是无论生活中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都不退缩和不气馁，不怨天尤人，不向命运屈服，而且个性都非常的独立，对待生活始终坚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而不是等待和抱怨。
周喜俊主要是由于身在其中吧，我对此没有太多的注意，我在叙述的时候仅仅是把我看到的真实变成文本，也许人们特别是城市的人们由于对农村的不熟悉，对农村人特别是农村妇女产生曲解，总是同以往从其他渠道了解的农村妇女对应现实中的农村妇女，其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差。如果你到农村去，真正地生活在她们中间，你会发现新一代的农村妇女与我们脑海中的形象是不同的，她们在时代浪潮的推涌和历练下，多数妇女变得自强、自立和自信。我所写的妇女就是现实中这些农村妇女的缩影，我在一篇《难忘我的农村姐妹》中，谈到了《当家的女人》中的女人形象在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原型，大概我就是她们中的一员，最起码以前是，所以许多人在她们的身上似乎能够看到我的影子。
郑恩兵据我了解，你的作品在农村和城市都拥有很好的市场。如《当家的女人》收视率创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新高；《七品村官》半年中演出逾百场。
周喜俊艺术的市场化是每一个搞艺术的都必须考虑的问题，我看重市场化主要不是因为它带来的经济效益，而是把它作为衡量作品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作品没有市场说明作品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市场化很重要，但你想真正占有市场，不是靠人为的有意炒作，而是靠作品说话，你必须清楚作品的消费者是谁。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作品。我每次新创作的戏剧上演，都要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到观众中间去观察观众的反映，根据他们的意见不断地加工修改。
郑恩兵到目前为止，你的创作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以故事、报告文学、小说和散文为主，后期的创作重心开始转向剧本创作，我的问题是什么动机促使你进行新体裁的冒险？
周喜俊我学写剧本本身就很有戏剧性。1987年我在县里体验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文化局一位老导演，他说让我写一个剧本，还说你写过那么多好故事，好唱词，一定能够写出好剧本。在他的鼓励下，我写出了第一个剧本。后来想一想，我最终“改行”，还在于小时候受到的戏曲熏陶，那时候过年农民能看场戏就是最大的艺术享受，我们一帮小孩子经常追着剧团到十里八村去看戏，兜里揣个窝头，一看就是一整天。这为我后来走上戏剧创作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今农村人仍然保持着看戏的习惯。我从事戏曲创作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多一种为老百姓服务的形式。
郑恩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势必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给农村带来巨大的变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你认为文学应该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
周喜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最好的机遇。文艺界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注。但也要防止另一种浮躁，有的人到农村去忽忽悠悠转一圈，回来就弄出一大篇作品，虽然主人公是农民，但“骨子”里还是小市民。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远的工程，作家要深入生活，要打深水井，从生活中把代表先进文化的、有追求有理想的新人挖掘出来；把阻碍农村发展的落后因素揭示出来。文学要有一种正确的导向，一种积极内涵，给人一种奋进的力量和希望，从而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
郑恩兵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你正在创作的电视连续剧《当家的男人》，多家媒体报道已被石家庄市列为今年重点文化项目，你能够谈谈这部剧作的大概情况吗？
周喜俊《当家的女人》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并在多家电视台热播之后，很多观众要求我写续集。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个时候就产生再写一部农村电视剧的念头，可以说这部戏我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后来在写《七品村官》的时候，我又在农村体验生活一年。在此期间，我写出了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评书、散文等等，从生活到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为写《当家的男人》提供了成熟的条件。《当家的男人》以《七品村官》中的时占经为原型，以他14年如一日，舍弃城市优裕的生活工作环境，回到贫困山村带领农民走生态文明致富的事迹为主线，反映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众多优秀的共产党人付出艰辛的努力。
郑恩兵祝愿《当家的男人》给广大观众，特别是农民朋友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希望。
周喜俊小传
周喜俊，女，1959年生于河北省行唐县。1986年7月毕业于河北大学函授中文系，1998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函授法律系。曾在行唐县文化馆、石家庄市艺术研究所工作，现任石家庄市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一级编剧。1978年开始在省以上报刊发表作品，至今发表戏曲、电视剧、曲艺、报告文学、散文等文艺作品500多万字，结集出版《辣椒嫂》《婚变》《周喜俊说唱戏曲集》《人生支点》《齐花坦传》《周喜俊剧作选》6部。在《中国作家》、中国《曲艺》等刊物发表报告文学《时占经：英勇行乐》、评书《天地良心》等中篇作品25部。创作情景歌舞剧《走进西柏坡》、大型古装戏《宠儿泪》等戏曲剧本16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孔雀岭》《山竹》等电视剧6部，其中，任编剧的18集电视连续剧《当家的女人》经中央电视台在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播出，获第24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现代评剧《七品村官》2006年中央电视台作为全国“两会”特别节目播出，剧本获河北省剧本一等奖。5集戏曲电视剧《蝴蝶杯》、大型古装戏《曲江情》、中篇故事《辣椒嫂后传》等9部作品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和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影视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河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被评为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百名优秀青年文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