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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格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认识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在《礼记·大学》中首次提出，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为其做出解释的著名学者。金圣叹创造性使用它，提出“十年格物，一朝物格”的理论，把“格物”说作为小说创作的理论，为后人所接受，并加以发展。
关键词：格物；金圣叹；小说创作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157-02
“格物”本不是小说领域的名词，如宋代理学家朱熹，明代心学家王阳明等，根据当时时代特征和自己的理论主张加以阐释过。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小说评点家金圣叹提出“格物”说，以后大家的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认为是作家创作小说时的一种状态，还有人认为是塑造典型人物的一种方法，还有与李渔的理论比较等，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已有人研究。此问题虽多有研究，但研究尚有不足，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本文试图就金圣叹的“格物”说及源流，来证明我们对于金圣叹的理论理解还可以更加深刻，更加广泛。
一、“格物”说的来源及阐释
“格物”二字联语，最早见于《礼记》大学篇，是儒家一篇重要的著作，它重点阐发了儒家关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其中有一段说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格物”一词原本属于《礼记》大学篇论个人修身问学的“八条目”“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但是对于“格物”一词的准确含义，《大学》并未作出明确的解释，于是历朝历代的思想家们纷纷为其做出阐释，并各执一词。
汉初，《尔雅·释言》指出：“格，怀来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又曰：“格，木长完。物，万物也。”清代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木长充者，格之本意。”“引申之：长必有所至。”故《释话》曰：“格，至也。”《诗传》亦曰：“格，至也。”汉代著名经学家郑玄注《礼记》时曰：“格 ，来也；物， 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1]p184唐代学者孔颖达说：“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格， 来也。缘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来则知其善恶所至。”[2]p361唐儒李翱则有不同的见解，他说：“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 ，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3]p457李翱训物为“万物”，格亦是“来”或“至”。他认为：“物呈现于眼前时，人心便昭昭然明晓此物，此谓之格物。”按照这样的训释，则“格物”就是“至物”、“来物”、“招来事物”、“怀柔事物”或“摩平事物”。但“事”，宽泛一些也可以归到“物”里去。不过“物”更注重于自然属性，“事”更侧重社会属性。
总体来说，唐代以前的思想家们基本上是把“格物”作为单纯的道德修养理论来理解的，《礼记》大学篇中的“格物”当理解“格事”。“格物”，并不是讲“格”乎自然或社会生活，而是“格”事理，即那些由事情体现出来的善和恶，这是一种基于儒家伦理价值的斟酌取舍。
但到了宋代，由于社会文学环境变化，宋人在理解这一观点上出现了分歧，他们根据自己所处学术的地位，对格物的诠释表现出理学和心学两条不同的道路。宋代的哲学家程颐认为格物即穷致事物之理，他训“格”为“穷”，训“物”为“理”[4]p311，格物即是穷理。南宋理学家朱熹继承了程颐的观点并加以发挥，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 ，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于理有未穷， 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 ，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 ，此谓知之至也。”[5]p364他认为：‘格物’需要用力之久，而一旦到了某一刻，则会豁然贯通，内外皆明，此时在看众物，则表里粗细都能明白看到，而我心中本来的认知也能得到映证，如此便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世间大小的事情和道理就没有不明白的了。而宋代程颢的观点则更具有心学的特点，他说“‘致知在格物'，物来则知起， 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意诚自定， 则心正。始学之事也。”[4]p357他认为，一切的知识在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只要在内心求索就可以获得，不必向外物求索。程颢的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南宋思想家陆九渊发扬光大，陆九渊也认为“心即理”。而把心学理论集大成者则是明代心学家王阳明，他说：“所谓格物致知者， 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 。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 ， 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 ，格物也。”[6]p168在王阳明看来，所谓的格物致知就是要把自己内心的良知映射到事事物物上，所谓的格物事事物物都得到了各自的道理。是把心与理合二为一的过程，所以他训“格”为“正”，说：“格者 ，正也 。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 。正其不正 ，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 为善之谓也。”[6]p235
从上述的文献可以看出，程颐与朱熹属理学一派，程颢与陆九渊，王阳明属心学一派，而且两派的观点十分鲜明。心学一派对“格物”的解释基本是遵从了早期道德论的方向，他们所提倡的格物是内心向善，向正的倾向，理学一派则更加倾向穷理的观点。这二者皆与中国小说的创作动因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承载道德和理术。
二、金圣叹的“格物”说及小说创作的理论
金圣叹，明末清初人，在小说批评的领域更是首屈一指，可以说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不仅总结了前人的评点理论，也基本奠定了清代小说的评点面貌。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极其丰富而又自成一家，这主要体现于他对施耐庵的《水浒传》的评点上。金圣叹认识到小说的虚构性，他说：“作书不过弄笔之事也，乃写来便若真有其事而亲临其地者！文所本无，事所必有，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他指出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事件和生活场景是作家虛构出来的，但他同时指出这种虚构也不是凭空的，是在“事必所有”的基础上虚构的，要求作家写出的作品必须符合现实生活中现实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就必须仔细观察生活中人和事，积累丰富的生活素材和生活经验。即金圣叹所谓的“十年格物”阶段，在“格物”过程中，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事故和事物的道理有了深刻的认识后，产生了一种蕴万物于心中，必言出于外的感觉，才能达到“一朝物格”的创作阶段。 金圣叹集中谈“格物” ，是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 水浒传 ）》第四十二回总评中。那是从忠、恕一直说下来的。金圣叹说：自从孔子死了以后，“忠恕一贯”之义就不讲于天下 ，现在由他来三千年后绝而复讲。他讲：中心之谓忠也，如心之谓恕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为喜怒哀乐中节，谓之心。率我之喜怒哀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知国，灵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知喜怒哀乐无我无人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格物”。[7]p189这里所说的“忠”和“恕”最早是在《论语》中提出，孔子提倡仁义之道，更为具体的表现是在为人处事的道德标准就是忠恕。在金圣叹的理论中，“忠恕”和“格物”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他认为“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
金圣叹的“格物” ，在精神实质上与《礼记》大学篇的“格物”是一致的。他的所谓“知喜怒哀乐无我无人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实际上是推己及人，互相体谅，彼此在一定的条件下各得其宜，各适其性。其价值判断的伦理标准，仍然是“善”“恶”。金圣叹给“物”赋予了《礼记》大学篇所没有说明的一些意义，是他个人发挥的得意之笔。这正是儒家经典标举“微言大义”所留下的空隙 ，可以给后人留下理解空间。但从思想实质上说，并没形成多大差别，金圣叹的“格物” 所包含的“格”与“物”的关系，与《礼记》大学篇也是一致的，亦即它所表达的，是与某种伦理准则、主观认识的关系。同时金圣叹吸收了宋代朱熹和明代阳明的观点，把二者合理的地方结合起来，认为小说的创作需要“十年格物”的功夫，但更需要作家自身的一种主体心性的发挥，如施耐庵创作《水浒传》。
作为小说理论的“格物” ，金圣叹也有一段较为集中的论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7]p158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格物”不只简单是 “审美过程 ”或 “创作过程 ”的一个代名词 ，而是在更大意义上试图对作家主体创作发生的心理机制进行探索的美学理论范畴 。金圣叹借“格物”说很好地连接了作品与作家的关系。即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他们对生活细致观察，“格物”正是作家创作小说的前提，是他们“动心”的基础，即创作出形象生动的人物，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格物”一词最早是作为儒家的修身养性治国理论提出的，但到了宋代，由于心学和理学的发展和时代背景的烘托出现了朱熹和王阳明这样的理学和心学大家为其做注，并赋予了“格物”一词不同的含义，而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则创造性把“格物”这一词引入小说评点中，作为小说创作的一个理论，认为作家创作的作品离不开长期对现实生活的研究，只有“十年格物”，才能达到“一朝物格”效果，即作家的创作是在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认真的观察后，才创作出形象生动的人物形象，而正是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
参考文献：
[1][2]钦定四库全书.礼记注疏卷六十.汉郑氏注[M].孔颖达疏[M].
[3]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二.（中）[M].
[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金圣叹：《第五才子书第五才子书施耐庵（ 水浒传 ）》第四十二回总评，序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
基金项目：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从对女性形象的品评和构建来看《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中蒙、汉民族文学文化的融合与接纳”（项目批準号2015B08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丽杰（1975-），女，辽宁省盘山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小说史。张艳（1991-），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小说史。
关键词：格物；金圣叹；小说创作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157-02
“格物”本不是小说领域的名词，如宋代理学家朱熹，明代心学家王阳明等，根据当时时代特征和自己的理论主张加以阐释过。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小说评点家金圣叹提出“格物”说，以后大家的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认为是作家创作小说时的一种状态，还有人认为是塑造典型人物的一种方法，还有与李渔的理论比较等，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已有人研究。此问题虽多有研究，但研究尚有不足，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本文试图就金圣叹的“格物”说及源流，来证明我们对于金圣叹的理论理解还可以更加深刻，更加广泛。
一、“格物”说的来源及阐释
“格物”二字联语，最早见于《礼记》大学篇，是儒家一篇重要的著作，它重点阐发了儒家关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其中有一段说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格物”一词原本属于《礼记》大学篇论个人修身问学的“八条目”“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但是对于“格物”一词的准确含义，《大学》并未作出明确的解释，于是历朝历代的思想家们纷纷为其做出阐释，并各执一词。
汉初，《尔雅·释言》指出：“格，怀来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又曰：“格，木长完。物，万物也。”清代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木长充者，格之本意。”“引申之：长必有所至。”故《释话》曰：“格，至也。”《诗传》亦曰：“格，至也。”汉代著名经学家郑玄注《礼记》时曰：“格 ，来也；物， 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1]p184唐代学者孔颖达说：“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格， 来也。缘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来则知其善恶所至。”[2]p361唐儒李翱则有不同的见解，他说：“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 ，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3]p457李翱训物为“万物”，格亦是“来”或“至”。他认为：“物呈现于眼前时，人心便昭昭然明晓此物，此谓之格物。”按照这样的训释，则“格物”就是“至物”、“来物”、“招来事物”、“怀柔事物”或“摩平事物”。但“事”，宽泛一些也可以归到“物”里去。不过“物”更注重于自然属性，“事”更侧重社会属性。
总体来说，唐代以前的思想家们基本上是把“格物”作为单纯的道德修养理论来理解的，《礼记》大学篇中的“格物”当理解“格事”。“格物”，并不是讲“格”乎自然或社会生活，而是“格”事理，即那些由事情体现出来的善和恶，这是一种基于儒家伦理价值的斟酌取舍。
但到了宋代，由于社会文学环境变化，宋人在理解这一观点上出现了分歧，他们根据自己所处学术的地位，对格物的诠释表现出理学和心学两条不同的道路。宋代的哲学家程颐认为格物即穷致事物之理，他训“格”为“穷”，训“物”为“理”[4]p311，格物即是穷理。南宋理学家朱熹继承了程颐的观点并加以发挥，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 ，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于理有未穷， 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 ，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 ，此谓知之至也。”[5]p364他认为：‘格物’需要用力之久，而一旦到了某一刻，则会豁然贯通，内外皆明，此时在看众物，则表里粗细都能明白看到，而我心中本来的认知也能得到映证，如此便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世间大小的事情和道理就没有不明白的了。而宋代程颢的观点则更具有心学的特点，他说“‘致知在格物'，物来则知起， 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意诚自定， 则心正。始学之事也。”[4]p357他认为，一切的知识在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只要在内心求索就可以获得，不必向外物求索。程颢的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南宋思想家陆九渊发扬光大，陆九渊也认为“心即理”。而把心学理论集大成者则是明代心学家王阳明，他说：“所谓格物致知者， 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 。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 ， 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 ，格物也。”[6]p168在王阳明看来，所谓的格物致知就是要把自己内心的良知映射到事事物物上，所谓的格物事事物物都得到了各自的道理。是把心与理合二为一的过程，所以他训“格”为“正”，说：“格者 ，正也 。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 。正其不正 ，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 为善之谓也。”[6]p235
从上述的文献可以看出，程颐与朱熹属理学一派，程颢与陆九渊，王阳明属心学一派，而且两派的观点十分鲜明。心学一派对“格物”的解释基本是遵从了早期道德论的方向，他们所提倡的格物是内心向善，向正的倾向，理学一派则更加倾向穷理的观点。这二者皆与中国小说的创作动因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承载道德和理术。
二、金圣叹的“格物”说及小说创作的理论
金圣叹，明末清初人，在小说批评的领域更是首屈一指，可以说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不仅总结了前人的评点理论，也基本奠定了清代小说的评点面貌。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极其丰富而又自成一家，这主要体现于他对施耐庵的《水浒传》的评点上。金圣叹认识到小说的虚构性，他说：“作书不过弄笔之事也，乃写来便若真有其事而亲临其地者！文所本无，事所必有，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他指出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事件和生活场景是作家虛构出来的，但他同时指出这种虚构也不是凭空的，是在“事必所有”的基础上虚构的，要求作家写出的作品必须符合现实生活中现实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就必须仔细观察生活中人和事，积累丰富的生活素材和生活经验。即金圣叹所谓的“十年格物”阶段，在“格物”过程中，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事故和事物的道理有了深刻的认识后，产生了一种蕴万物于心中，必言出于外的感觉，才能达到“一朝物格”的创作阶段。 金圣叹集中谈“格物” ，是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 水浒传 ）》第四十二回总评中。那是从忠、恕一直说下来的。金圣叹说：自从孔子死了以后，“忠恕一贯”之义就不讲于天下 ，现在由他来三千年后绝而复讲。他讲：中心之谓忠也，如心之谓恕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为喜怒哀乐中节，谓之心。率我之喜怒哀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知国，灵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知喜怒哀乐无我无人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格物”。[7]p189这里所说的“忠”和“恕”最早是在《论语》中提出，孔子提倡仁义之道，更为具体的表现是在为人处事的道德标准就是忠恕。在金圣叹的理论中，“忠恕”和“格物”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他认为“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
金圣叹的“格物” ，在精神实质上与《礼记》大学篇的“格物”是一致的。他的所谓“知喜怒哀乐无我无人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实际上是推己及人，互相体谅，彼此在一定的条件下各得其宜，各适其性。其价值判断的伦理标准，仍然是“善”“恶”。金圣叹给“物”赋予了《礼记》大学篇所没有说明的一些意义，是他个人发挥的得意之笔。这正是儒家经典标举“微言大义”所留下的空隙 ，可以给后人留下理解空间。但从思想实质上说，并没形成多大差别，金圣叹的“格物” 所包含的“格”与“物”的关系，与《礼记》大学篇也是一致的，亦即它所表达的，是与某种伦理准则、主观认识的关系。同时金圣叹吸收了宋代朱熹和明代阳明的观点，把二者合理的地方结合起来，认为小说的创作需要“十年格物”的功夫，但更需要作家自身的一种主体心性的发挥，如施耐庵创作《水浒传》。
作为小说理论的“格物” ，金圣叹也有一段较为集中的论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7]p158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格物”不只简单是 “审美过程 ”或 “创作过程 ”的一个代名词 ，而是在更大意义上试图对作家主体创作发生的心理机制进行探索的美学理论范畴 。金圣叹借“格物”说很好地连接了作品与作家的关系。即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他们对生活细致观察，“格物”正是作家创作小说的前提，是他们“动心”的基础，即创作出形象生动的人物，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格物”一词最早是作为儒家的修身养性治国理论提出的，但到了宋代，由于心学和理学的发展和时代背景的烘托出现了朱熹和王阳明这样的理学和心学大家为其做注，并赋予了“格物”一词不同的含义，而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则创造性把“格物”这一词引入小说评点中，作为小说创作的一个理论，认为作家创作的作品离不开长期对现实生活的研究，只有“十年格物”，才能达到“一朝物格”效果，即作家的创作是在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认真的观察后，才创作出形象生动的人物形象，而正是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
参考文献：
[1][2]钦定四库全书.礼记注疏卷六十.汉郑氏注[M].孔颖达疏[M].
[3]钦定四库全书.李文公集卷二.（中）[M].
[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金圣叹：《第五才子书第五才子书施耐庵（ 水浒传 ）》第四十二回总评，序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
基金项目：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从对女性形象的品评和构建来看《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中蒙、汉民族文学文化的融合与接纳”（项目批準号2015B08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丽杰（1975-），女，辽宁省盘山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小说史。张艳（1991-），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小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