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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祖籍广东肇庆，1961年出生于香港。2000年，荣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香港城市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
认识梁美芬，是在“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癸巳年新春团拜”的酒会上。短发依耳，黑色衬底的毛衣外一款粉色中长大衣，于下摆处饰有小叶状花瓣，腰间轻束皮带，脚踩黑色长筒靴，衬托出她的风姿与干练，在众多香港政界名流丛中，她更显智慧与美丽。当她翻看《经济与法治》杂志后欣然接受了专访的邀请，并立即拿出手机翻看备忘录，经与秘书一番沟通之后，确定了专访日期，其雷厉风行可见一斑。
专访是在与梁美芬共进午餐中同时进行的，我们交流完一个话题，吃一碗乌冬面，接着继续下一个话题，话题毕，再来一片烘焙面包……专访结束时，午餐也随之结束。十多年的记者生涯，这样的专访套餐绝无仅有。具政治学和法律专业背景的梁美芬，务实中也不乏热情洋溢。
务实 且热情洋溢
梁美芬：在大学期间，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有朝一日，将我所学知识应用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特别是现在的政治风起云涌，每年都在谈政改，政府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我所学专业，把我对司法的理解和研究，有效地放大，贡献于立法会，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港人，同时也促进香港与内地的司法交往和相互借鉴，这将是我所学所愿的最好归处，我愿意为此而努力。
事实是，我的努力，成就了我的愿望。2007年我成功参选区议会议员。有大学同学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去竞选议员，而且是参选区议会议员。其实同学们不知道的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们没有更多的平台可以直接服务于民生，有了区议会议员的身份，我们可以在基层民众中搭起一个平台，甚至是在街头巷尾解答街坊民众的法律困惑，实实在在地帮助基层大众。在区里，我有一个办事处，其目的就是要直面基层，服务于基层。其次，也满足了我要从政，就必须从基层做起的愿望，因为只有真正体验和倾听基层民生的诉求和愿望，才能更好地反映民声，服务于民生。同时，有一个法学专业背景，在沟通民众与港府意见时，一些合理化的有建设性的建议，更能引起立法会的重视，在修订立法会草案中，起到影响作用。这才是学有所用的最幸福时刻，此时也最有满足感。
普选 任重而道远
记者：香港素有“东方明珠”之称，这不仅是表现在经济方面，更表现在政治上。2017年香港将实施普选，您怎么看特首人选必须“爱国爱港”？
梁美芬：香港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所以能够得到“东方明珠”的称号。但是，香港现在面临着政治与经济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香港的经济制度不易大变，虽然有很多人想要根本地改变这个制度，不要这个自由市场，或者是不干预政策等，但是我觉得香港确实不该走复辟（利）主义的路子。香港的优势在于经济自由，才吸引了全球的投资者，而香港不过寸土之地，需要发挥的是它独特的窗口作用，并保证经济制度的延续性，对内减少贫富差别，改善福利、医疗制度，改善税收保障制度。
我在香港生长，出生于贫穷人家，我充分感受到，香港人需要有一个上升的自由空间，它可以让你通过努力读书和奋斗，而得到机会更上一层楼。但是，今天的香港，很多的问题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说实话，为什么香港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呼声很大，要香港尽快实施普选，人大也在2007年就决定：2017年，香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特首由普选产生。因此，从现在到2017年，我觉得关键是要培养一个普选的土壤。我曾就读于美国和法国，这是两个典型的民主国家，实际上，他们除了一个制度以外，还有一个土壤。香港是一个很现代化的社会，如果也有一个很好的土壤，我相信，普选会健康一点、顺利一点。
香港的普选最好经过三方面：第一，立法会议员同意；第二，特区同意；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这三方面是基本法，必须要有这个共识，而这个共识和香港人爱港爱国的广义，就是要遵守基本法，要认可一国两制，认可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争取平等、自由，这也是香港最重要的法律准绳。
理性 公正和客观
有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有人来到梁美芬的办公室跪下，向她请求法律援助。这位下跪者，是香港的中产阶级，依香港法，只有中产以下的普通民众才有资格申请法律援助，而中产及中产以上的富人阶层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实际上，在香港打官司昂贵的诉讼费，把相当一部分的中产阶级置于夹逢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打不起官司的，甚至望而却步。梁美芬为此，深感不安。她认为，这对大部分中产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于是她决心为夹层中的中产者游说，为他们争取合理的待遇，希望立法会把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至港人中产阶级，让广大打不起官司的中产港人也平等地享有司法援助的权利。
这也是梁美芬利用议员身份，运用专业知识，直接影响立法会草案的修订，以此实实在在地帮助更多的港人。而对一个法律案件，她不会轻易做判断，一旦发觉某个案件有冤情，会立刻写信到相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想法与建议。曾经有一个案子，被告本来是被判了十一年，由于她的介入，后来允许保外就医。
2008年，由于雷曼事件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在香港，直接波及到2、3万雷曼债券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几乎至破产边缘，几百万元的投资，甚至是退休金等就要化为乌有，原本的中产阶级就要变成无产者了。在此事件中，梁美芬一方面主张大家用理性态度去争取权益；一方面向立法会提出“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迷你债券事件”的动议，并以专业会议成员身份呼吁：法律需有前瞻性，应跳出雷曼事件，保障小型投资者。经与政府经管局磋商，最终推出一个大和解方案，为身受其累的投资人（苦主）解决了大问题了，按照这个方案，他们拿回了6到8成的投资。
类似案子、类似合理的建设性的提议，梁美芬都会积极奔走、游说，有义务的成分，更有身为议员体查民生，解决民生问题的人格魅力。如此等等，让“梁大侠”的美名不胫而走。侠义心肠和柔性的博爱，使这位司法专业人士因独具睿智，而成为香港立法会议员中闪亮的明珠。 摩擦 求同中存异
记者：内地与香港的紧密联系时有摩擦，诸如“蝗虫论”、奶粉限购等等。“奶粉”事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其中深层原因，也不难看出部分港人在两地合作不断深化、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产生了对自身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和价值观念会否受到冲击的忧虑；许多人一方面赞成两地经济融合并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又担心被同化，丧失原有价值。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复杂的关系？
梁美芬：首先，这是一家人的事，要先放在一家来说，我个人是反对用“蝗虫”这种伤害感情的词汇。当然，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正确看待两地文化差异，尊重各自的生活方式是等等问题的基本要素。
各地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在中东国家，女性着装不可以露腿，而在美国，吃饭的时候说话，会被认为是冒犯等等，这些都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因此，我觉得，事件本身不需扩大，只是我们需要从一个轻松的角度去看待文化的不同；实际上香港的经济，也依赖于内地人来港旅游及其购买力的推进，这一点我相信也是多数港人的共识，当然，也有对此持不同看法的人。
而我作为立法会议员，觉得政府应该努力通过疏导，在政策层面上，鼓励母乳；在产品品牌上，告诉消费者不必迷信商人宣传的伎俩，其实好质量好品牌的奶粉不只是一两个牌子，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值得信赖的好品质奶粉平分秋色，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让广大的消费者认知认可。
借鉴 法治制度化
记者：香港有一套完善的自治体系，即独立、完备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同时，香港的自由经济和法治也以“软实力”著称，它为香港的发展推波助澜，而对内地的经济发展、法治建设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可借鉴的。
梁美芬：笼统地讲，香港发展至今已有150年，这期间，昔日的渔村如今已是亚太区国际性金融贸易中心、国际自由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健全的法律制度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内地的发展与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国防科技等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比较合适，其法制建设也有它自身的曲折历程。香港是普通法，内地是大陆法，二者之间确有不同。台湾的法律学者与内地的法律学者更容易沟通，因它的法律体系是一样的，只是有一些看法和内容不一样，相反比较容易交融。
我们从司法角度说，香港沿用的是普通法，它很重视判例，即法官审案以后，所有的判案理由写得清清楚楚，这也是我20年来一直在努力的，从英文到中文版判例的创作实践。
在这个问题上，我建议内地司法机关在判案中，尽量把它系统化的公开，让律师让民众看了，更明白中国法官审案的理由，内地与香港的法律界定可以有所不同，但原则理论以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理由是一致的。
毋庸质疑，法官审理案件的透明度对司法公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内地自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改革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司法腐败、冤假错案依然屡见不鲜，法官审理案件的透明度不高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梁美芬：目前，内地法院的判案也有公开资料了，这是一个进步。这样做的好处是透明度增加了，而且，可以更系统地出版审判案例，这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程。
我在城市大学教书，城大过去6年，每一年都接受内地各省派来的年轻法官，他们通过普通法的学习，在如何改善判案的质量上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判案重要的是法官和律师，然后是公检法。这其间需要增加理解的是，法院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同时提高律师的办案水平也至关重要，如果律师能够把一些更好的法律内容带到辩论里，法官就会有很多材料去研究案情、去判案。
所以，法律人才的培养、完善整套的判案系统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另外，我觉得应该提高司法系统人员待遇，让他们不会为了钱去破坏制度，而更多的是尊重生命、尊重公民的财产。如此，才能使之制度化合理化。
梁美芬从律师、大学教授到立法会议员，一路走来，精彩而灿烂。
她说，这除了机缘巧合之外，立志也很重要，做一个政治家是她小时候的梦想，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学期间成为两个儿子的母亲，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时候的女性，出来从政，更要花双倍的努力，何况作为一名职业女性，一个议员，更多的时间并不以属于她那个小家。所以，说到遗憾，她说，我对家庭有一份歉疚，但在维持家庭关系和谐方面，我又是称职的。
从某种程度讲，梁美芬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女性，贤良与坚韧的传统美德在她那里发挥的恰到好处，家和万事兴也运用到办公室运用在同仁之间，她的智慧、她的理性以及她的亲和都一一揉化其间而不能分。
认识梁美芬，是在“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癸巳年新春团拜”的酒会上。短发依耳，黑色衬底的毛衣外一款粉色中长大衣，于下摆处饰有小叶状花瓣，腰间轻束皮带，脚踩黑色长筒靴，衬托出她的风姿与干练，在众多香港政界名流丛中，她更显智慧与美丽。当她翻看《经济与法治》杂志后欣然接受了专访的邀请，并立即拿出手机翻看备忘录，经与秘书一番沟通之后，确定了专访日期，其雷厉风行可见一斑。
专访是在与梁美芬共进午餐中同时进行的，我们交流完一个话题，吃一碗乌冬面，接着继续下一个话题，话题毕，再来一片烘焙面包……专访结束时，午餐也随之结束。十多年的记者生涯，这样的专访套餐绝无仅有。具政治学和法律专业背景的梁美芬，务实中也不乏热情洋溢。
务实 且热情洋溢
梁美芬：在大学期间，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有朝一日，将我所学知识应用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特别是现在的政治风起云涌，每年都在谈政改，政府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我所学专业，把我对司法的理解和研究，有效地放大，贡献于立法会，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港人，同时也促进香港与内地的司法交往和相互借鉴，这将是我所学所愿的最好归处，我愿意为此而努力。
事实是，我的努力，成就了我的愿望。2007年我成功参选区议会议员。有大学同学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去竞选议员，而且是参选区议会议员。其实同学们不知道的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们没有更多的平台可以直接服务于民生，有了区议会议员的身份，我们可以在基层民众中搭起一个平台，甚至是在街头巷尾解答街坊民众的法律困惑，实实在在地帮助基层大众。在区里，我有一个办事处，其目的就是要直面基层，服务于基层。其次，也满足了我要从政，就必须从基层做起的愿望，因为只有真正体验和倾听基层民生的诉求和愿望，才能更好地反映民声，服务于民生。同时，有一个法学专业背景，在沟通民众与港府意见时，一些合理化的有建设性的建议，更能引起立法会的重视，在修订立法会草案中，起到影响作用。这才是学有所用的最幸福时刻，此时也最有满足感。
普选 任重而道远
记者：香港素有“东方明珠”之称，这不仅是表现在经济方面，更表现在政治上。2017年香港将实施普选，您怎么看特首人选必须“爱国爱港”？
梁美芬：香港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所以能够得到“东方明珠”的称号。但是，香港现在面临着政治与经济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香港的经济制度不易大变，虽然有很多人想要根本地改变这个制度，不要这个自由市场，或者是不干预政策等，但是我觉得香港确实不该走复辟（利）主义的路子。香港的优势在于经济自由，才吸引了全球的投资者，而香港不过寸土之地，需要发挥的是它独特的窗口作用，并保证经济制度的延续性，对内减少贫富差别，改善福利、医疗制度，改善税收保障制度。
我在香港生长，出生于贫穷人家，我充分感受到，香港人需要有一个上升的自由空间，它可以让你通过努力读书和奋斗，而得到机会更上一层楼。但是，今天的香港，很多的问题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说实话，为什么香港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呼声很大，要香港尽快实施普选，人大也在2007年就决定：2017年，香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特首由普选产生。因此，从现在到2017年，我觉得关键是要培养一个普选的土壤。我曾就读于美国和法国，这是两个典型的民主国家，实际上，他们除了一个制度以外，还有一个土壤。香港是一个很现代化的社会，如果也有一个很好的土壤，我相信，普选会健康一点、顺利一点。
香港的普选最好经过三方面：第一，立法会议员同意；第二，特区同意；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这三方面是基本法，必须要有这个共识，而这个共识和香港人爱港爱国的广义，就是要遵守基本法，要认可一国两制，认可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争取平等、自由，这也是香港最重要的法律准绳。
理性 公正和客观
有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有人来到梁美芬的办公室跪下，向她请求法律援助。这位下跪者，是香港的中产阶级，依香港法，只有中产以下的普通民众才有资格申请法律援助，而中产及中产以上的富人阶层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实际上，在香港打官司昂贵的诉讼费，把相当一部分的中产阶级置于夹逢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打不起官司的，甚至望而却步。梁美芬为此，深感不安。她认为，这对大部分中产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于是她决心为夹层中的中产者游说，为他们争取合理的待遇，希望立法会把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至港人中产阶级，让广大打不起官司的中产港人也平等地享有司法援助的权利。
这也是梁美芬利用议员身份，运用专业知识，直接影响立法会草案的修订，以此实实在在地帮助更多的港人。而对一个法律案件，她不会轻易做判断，一旦发觉某个案件有冤情，会立刻写信到相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想法与建议。曾经有一个案子，被告本来是被判了十一年，由于她的介入，后来允许保外就医。
2008年，由于雷曼事件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在香港，直接波及到2、3万雷曼债券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几乎至破产边缘，几百万元的投资，甚至是退休金等就要化为乌有，原本的中产阶级就要变成无产者了。在此事件中，梁美芬一方面主张大家用理性态度去争取权益；一方面向立法会提出“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迷你债券事件”的动议，并以专业会议成员身份呼吁：法律需有前瞻性，应跳出雷曼事件，保障小型投资者。经与政府经管局磋商，最终推出一个大和解方案，为身受其累的投资人（苦主）解决了大问题了，按照这个方案，他们拿回了6到8成的投资。
类似案子、类似合理的建设性的提议，梁美芬都会积极奔走、游说，有义务的成分，更有身为议员体查民生，解决民生问题的人格魅力。如此等等，让“梁大侠”的美名不胫而走。侠义心肠和柔性的博爱，使这位司法专业人士因独具睿智，而成为香港立法会议员中闪亮的明珠。 摩擦 求同中存异
记者：内地与香港的紧密联系时有摩擦，诸如“蝗虫论”、奶粉限购等等。“奶粉”事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其中深层原因，也不难看出部分港人在两地合作不断深化、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产生了对自身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和价值观念会否受到冲击的忧虑；许多人一方面赞成两地经济融合并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又担心被同化，丧失原有价值。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复杂的关系？
梁美芬：首先，这是一家人的事，要先放在一家来说，我个人是反对用“蝗虫”这种伤害感情的词汇。当然，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正确看待两地文化差异，尊重各自的生活方式是等等问题的基本要素。
各地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在中东国家，女性着装不可以露腿，而在美国，吃饭的时候说话，会被认为是冒犯等等，这些都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因此，我觉得，事件本身不需扩大，只是我们需要从一个轻松的角度去看待文化的不同；实际上香港的经济，也依赖于内地人来港旅游及其购买力的推进，这一点我相信也是多数港人的共识，当然，也有对此持不同看法的人。
而我作为立法会议员，觉得政府应该努力通过疏导，在政策层面上，鼓励母乳；在产品品牌上，告诉消费者不必迷信商人宣传的伎俩，其实好质量好品牌的奶粉不只是一两个牌子，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值得信赖的好品质奶粉平分秋色，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让广大的消费者认知认可。
借鉴 法治制度化
记者：香港有一套完善的自治体系，即独立、完备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同时，香港的自由经济和法治也以“软实力”著称，它为香港的发展推波助澜，而对内地的经济发展、法治建设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可借鉴的。
梁美芬：笼统地讲，香港发展至今已有150年，这期间，昔日的渔村如今已是亚太区国际性金融贸易中心、国际自由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健全的法律制度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内地的发展与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国防科技等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比较合适，其法制建设也有它自身的曲折历程。香港是普通法，内地是大陆法，二者之间确有不同。台湾的法律学者与内地的法律学者更容易沟通，因它的法律体系是一样的，只是有一些看法和内容不一样，相反比较容易交融。
我们从司法角度说，香港沿用的是普通法，它很重视判例，即法官审案以后，所有的判案理由写得清清楚楚，这也是我20年来一直在努力的，从英文到中文版判例的创作实践。
在这个问题上，我建议内地司法机关在判案中，尽量把它系统化的公开，让律师让民众看了，更明白中国法官审案的理由，内地与香港的法律界定可以有所不同，但原则理论以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理由是一致的。
毋庸质疑，法官审理案件的透明度对司法公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内地自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改革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司法腐败、冤假错案依然屡见不鲜，法官审理案件的透明度不高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梁美芬：目前，内地法院的判案也有公开资料了，这是一个进步。这样做的好处是透明度增加了，而且，可以更系统地出版审判案例，这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程。
我在城市大学教书，城大过去6年，每一年都接受内地各省派来的年轻法官，他们通过普通法的学习，在如何改善判案的质量上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判案重要的是法官和律师，然后是公检法。这其间需要增加理解的是，法院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同时提高律师的办案水平也至关重要，如果律师能够把一些更好的法律内容带到辩论里，法官就会有很多材料去研究案情、去判案。
所以，法律人才的培养、完善整套的判案系统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另外，我觉得应该提高司法系统人员待遇，让他们不会为了钱去破坏制度，而更多的是尊重生命、尊重公民的财产。如此，才能使之制度化合理化。
梁美芬从律师、大学教授到立法会议员，一路走来，精彩而灿烂。
她说，这除了机缘巧合之外，立志也很重要，做一个政治家是她小时候的梦想，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学期间成为两个儿子的母亲，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个时候的女性，出来从政，更要花双倍的努力，何况作为一名职业女性，一个议员，更多的时间并不以属于她那个小家。所以，说到遗憾，她说，我对家庭有一份歉疚，但在维持家庭关系和谐方面，我又是称职的。
从某种程度讲，梁美芬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女性，贤良与坚韧的传统美德在她那里发挥的恰到好处，家和万事兴也运用到办公室运用在同仁之间，她的智慧、她的理性以及她的亲和都一一揉化其间而不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