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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孩、杏琴：
……现在国防厂普遍困难，大都发不了工资，兴安化工厂还可以凑合的，还能发了工资。万媛的厂比较困难，过节时才发了七月份的工资。你退休了，不断写稿子这很好。我在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让我写回忆录和自传，我懒于动手没有写，只写了个短篇文章登在厂报上。关于您写的敌人用木头子弹打人的事，可能是我当时讲错了，也可能是记错了，因为其意完全与当时情况不同。现把当时的情况与我的简历叙述如下：
我是在事变后半年即1937年后半年入党的，1938年参加工作，简历是任过党支部书记，任过数任区委书记，后任过县公安局长、市公安局长、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兼经保处长，大型厂矿保卫厂长，最后任党委书记，受过中共地委党校学习和中央党校学习。其中工作最困难最危险的经历有三次，第一次沁县五区任区委书记兼区政委时，第二次当中共代表与敌人停战谈判时，第三次是任兴安化工作保卫工厂和任厂党委书记时。
先讲1943年任沁县五区区委书记时。五区在当时是沁县最危险的一个地区，它是接敌区也叫游击区，敌强我弱，是一个出生入死的地方，当时的干部认为是一个畏途，谁也不愿到该地区工作。当时的县委书记林纪青他动员时对我说：毛主席说过，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当时党是秘密的，我任五区区委书记时公开身份是区政委，一来区委书记是秘密的，二来当时还驻有一个部队的加强连，是营级编制、我兼这个连的政委，所以叫区委书记兼政委。这个区的环境十分恶劣，东西南北四面就有三面是敌人，东南面是沁县城敌人驻着，东面是固亦村有敌人据点，北面是漳元镇是敌人的区指挥所，南面是二沁大道是敌人的封锁线，只有西面是伏牛山，是我们赖以存在和敌人作斗争的地方。
从五区到县委开会，还得过二沁大道敌人的封锁线，还得部队或民兵护送。我记得在1943年的秋天，我从沁南县委开会回区时，路过二沁大道敌人封锁线，护送我的部队已经返回去了，路过开村时，发现开村后面的紫山上哨树还立着(哨树是防避敌人侵扰出发的一种信号，是用民兵看守，如没有敌情时哨树就立着；如发现敌人出发侵扰时就放倒，群众就躲避T)我以为没有敌情，就从紫山下走过，到临近紫山时发现山中间有人影走动，当时敌人穿的衣服是土色的，如不注意很难发现，实际情况是敌人已经把看树的哨兵已捆缚起来，已经有敌情，但敌人还把哨树树立着来欺骗群众。
我发现山腰有人影走动，就赶快到石岩下隐蔽，但石岩下已有好多群众在隐蔽着，因之，我把随身携带的文件和手枪埋在沙里。不多时，敌人已来抓人了，我和群众一起逃跑，敌人开枪打人是用木头子弹。他为什么用木头子弹打人呢?不是因为他没有真子弹，而是因为要抓民夫，准备第二天出发扫荡。敌人的规律是每次扫荡前都要抓氏夫，他们用民夫给他们抢的东西来拿用。我混在群众中一齐跑掉，没有被抓住，敌人一方面用木头子弹打人，同时还骑马追捕群众。
我为什么能混在群众里跑掉呢?因为当时在游击区工作的同志强调群众化、穿的衣服完全和群众一样，戴的手巾是布的，穿的鞋袜也是布的，不刷牙不洗脸，要洗脸也是一个月只洗一两次，不能戴毛巾，不能穿线袜子。当时群众对付敌人的经验有三条，即叫做“吃的好些，穿得烂些，见了太君(指日本人)走的慢些!”我们在五区(即游击区)的生活是：吞糠咽菜，风餐露宿，牺牲流血，倾家荡产。当时革命干部的待遇每天只有斤四两(当时一斤为16两)小米，到了1942年最苦难的时期一天减为14两，其余靠生产自救。
风餐露宿，是整年不能在家睡觉，热天睡旷野，冬天睡土岗子。逢年过节，刮风下雨，更加不能在家睡觉，因为敌人就是趁机来家捕捉干部的。我们有个区委副书记刚从县季调来不到三个月就牺牲了，就是因为在老百姓家吃了夜饭走的迟了，就被敌人抓走了，后来跳井牺牲了!
所谓流血牺牲，就是全区主要干部大邵牺牲了。区长牺牲了，区委书记牺牲了，区委副书记牺牲了，农会主席牺牲了，武委会主任牺牲了，公安助理员牺牲了等等，就是我是个幸存者。
所谓倾家荡产，就是因为我当干部，敌人把家烧了，但左邻右舍都没有烧。我和您婶母可以说是患难夫妻，因为我革命，敌人用刺刀放在您婶母的肚子上问你男人是不是八路，你婶母说不是，是个放羊的，问到哪里去了，说是到我娘家拿衣服去了，才免于难。
那个时候工作艰苦，每天是昼伏夜出，每天工作要下山上山，走了多里路，死的死了，活的人也准备天天牺牲，时时牺牲，真乃是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为的不当亡国奴，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消灭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我们和群众关系真乃是鱼水关系，一家人关系，对老者敬如父母，对同年的男女如同兄弟姐妹。在群众家里给担水扫院，春天一块到地播种，夏秋一块到地里收割，群众对我们无话不说，我们对群众也不时交心。在游击区工作，如果没有群众支持，一天也待不下c我记得有一次全区在开会，半夜被敌包围，我们还没起床敌人就把炮弹、子弹打到院里，后来起床不能开灯，走时裤子和鞋都没有身上，走到路上遇上敌人就跳到数丈的坑里。第二天吐了血，就患了便秘病，在京透视时发现一根肠子被蹲坏了。自1938年武汉失守后敌人对国民党实行诱降政策，对敌后华北实行三光政策，对游击区实行蚕食政策，到处捕杀干部，就是蚕食政策的体现……
叔父润身
一九九五年九同二十日于太原
家书故事
吴念孩
在纪念全民抗战爆发70周年的时候，我找出叔父在生前给我写的7页长信，重温他老人家讲的亲身经历的抗日故事，希冀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斗争史能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铭记。
叔父写信时已84岁，正值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时。老人家当时兴致很高，在长达7页的家书中阱了7个抗日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叔父机智躲过鬼子追捕的惊心动魄，又有他和战友们当年睡旷野、饥寒交迫却时时准备牺牲的艰辛，更有记忆中叔父觉得温暖的鱼水军民情……
叔父的长信说明，他以三次实际行动，实践了毛泽东同志“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的教导。他从县委机关去抗日最困难的游击区任区委书记，正说明了这一点。
为了保卫人民群众，叔父与战友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对敌斗争，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在叔父写给我的其他信中，还有很多感人至深的小细节。比如，一次叔父带着两名战士，在寒冬十月涉冰水过漳河，冻得腿脚比针刺还痛，他们咬着牙，把疼痛化为仇恨，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使鬼子的火车半个月动弹不得，通迅设备成为聋子、瞎子。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叔父与战友经常开展政治攻势，把抗口标语写到敌人的据点和碉堡墙上。
在战争岁月中，叔父依靠干部和群众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了囤粮、扩军、组织妇救会、做军鞋等任务，直至日寇投降。他机智英勇，视死如归，不愧为一名抗日英雄。
……现在国防厂普遍困难，大都发不了工资，兴安化工厂还可以凑合的，还能发了工资。万媛的厂比较困难，过节时才发了七月份的工资。你退休了，不断写稿子这很好。我在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让我写回忆录和自传，我懒于动手没有写，只写了个短篇文章登在厂报上。关于您写的敌人用木头子弹打人的事，可能是我当时讲错了，也可能是记错了，因为其意完全与当时情况不同。现把当时的情况与我的简历叙述如下：
我是在事变后半年即1937年后半年入党的，1938年参加工作，简历是任过党支部书记，任过数任区委书记，后任过县公安局长、市公安局长、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兼经保处长，大型厂矿保卫厂长，最后任党委书记，受过中共地委党校学习和中央党校学习。其中工作最困难最危险的经历有三次，第一次沁县五区任区委书记兼区政委时，第二次当中共代表与敌人停战谈判时，第三次是任兴安化工作保卫工厂和任厂党委书记时。
先讲1943年任沁县五区区委书记时。五区在当时是沁县最危险的一个地区，它是接敌区也叫游击区，敌强我弱，是一个出生入死的地方，当时的干部认为是一个畏途，谁也不愿到该地区工作。当时的县委书记林纪青他动员时对我说：毛主席说过，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当时党是秘密的，我任五区区委书记时公开身份是区政委，一来区委书记是秘密的，二来当时还驻有一个部队的加强连，是营级编制、我兼这个连的政委，所以叫区委书记兼政委。这个区的环境十分恶劣，东西南北四面就有三面是敌人，东南面是沁县城敌人驻着，东面是固亦村有敌人据点，北面是漳元镇是敌人的区指挥所，南面是二沁大道是敌人的封锁线，只有西面是伏牛山，是我们赖以存在和敌人作斗争的地方。
从五区到县委开会，还得过二沁大道敌人的封锁线，还得部队或民兵护送。我记得在1943年的秋天，我从沁南县委开会回区时，路过二沁大道敌人封锁线，护送我的部队已经返回去了，路过开村时，发现开村后面的紫山上哨树还立着(哨树是防避敌人侵扰出发的一种信号，是用民兵看守，如没有敌情时哨树就立着；如发现敌人出发侵扰时就放倒，群众就躲避T)我以为没有敌情，就从紫山下走过，到临近紫山时发现山中间有人影走动，当时敌人穿的衣服是土色的，如不注意很难发现，实际情况是敌人已经把看树的哨兵已捆缚起来，已经有敌情，但敌人还把哨树树立着来欺骗群众。
我发现山腰有人影走动，就赶快到石岩下隐蔽，但石岩下已有好多群众在隐蔽着，因之，我把随身携带的文件和手枪埋在沙里。不多时，敌人已来抓人了，我和群众一起逃跑，敌人开枪打人是用木头子弹。他为什么用木头子弹打人呢?不是因为他没有真子弹，而是因为要抓民夫，准备第二天出发扫荡。敌人的规律是每次扫荡前都要抓氏夫，他们用民夫给他们抢的东西来拿用。我混在群众中一齐跑掉，没有被抓住，敌人一方面用木头子弹打人，同时还骑马追捕群众。
我为什么能混在群众里跑掉呢?因为当时在游击区工作的同志强调群众化、穿的衣服完全和群众一样，戴的手巾是布的，穿的鞋袜也是布的，不刷牙不洗脸，要洗脸也是一个月只洗一两次，不能戴毛巾，不能穿线袜子。当时群众对付敌人的经验有三条，即叫做“吃的好些，穿得烂些，见了太君(指日本人)走的慢些!”我们在五区(即游击区)的生活是：吞糠咽菜，风餐露宿，牺牲流血，倾家荡产。当时革命干部的待遇每天只有斤四两(当时一斤为16两)小米，到了1942年最苦难的时期一天减为14两，其余靠生产自救。
风餐露宿，是整年不能在家睡觉，热天睡旷野，冬天睡土岗子。逢年过节，刮风下雨，更加不能在家睡觉，因为敌人就是趁机来家捕捉干部的。我们有个区委副书记刚从县季调来不到三个月就牺牲了，就是因为在老百姓家吃了夜饭走的迟了，就被敌人抓走了，后来跳井牺牲了!
所谓流血牺牲，就是全区主要干部大邵牺牲了。区长牺牲了，区委书记牺牲了，区委副书记牺牲了，农会主席牺牲了，武委会主任牺牲了，公安助理员牺牲了等等，就是我是个幸存者。
所谓倾家荡产，就是因为我当干部，敌人把家烧了，但左邻右舍都没有烧。我和您婶母可以说是患难夫妻，因为我革命，敌人用刺刀放在您婶母的肚子上问你男人是不是八路，你婶母说不是，是个放羊的，问到哪里去了，说是到我娘家拿衣服去了，才免于难。
那个时候工作艰苦，每天是昼伏夜出，每天工作要下山上山，走了多里路，死的死了，活的人也准备天天牺牲，时时牺牲，真乃是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为的不当亡国奴，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消灭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我们和群众关系真乃是鱼水关系，一家人关系，对老者敬如父母，对同年的男女如同兄弟姐妹。在群众家里给担水扫院，春天一块到地播种，夏秋一块到地里收割，群众对我们无话不说，我们对群众也不时交心。在游击区工作，如果没有群众支持，一天也待不下c我记得有一次全区在开会，半夜被敌包围，我们还没起床敌人就把炮弹、子弹打到院里，后来起床不能开灯，走时裤子和鞋都没有身上，走到路上遇上敌人就跳到数丈的坑里。第二天吐了血，就患了便秘病，在京透视时发现一根肠子被蹲坏了。自1938年武汉失守后敌人对国民党实行诱降政策，对敌后华北实行三光政策，对游击区实行蚕食政策，到处捕杀干部，就是蚕食政策的体现……
叔父润身
一九九五年九同二十日于太原
家书故事
吴念孩
在纪念全民抗战爆发70周年的时候，我找出叔父在生前给我写的7页长信，重温他老人家讲的亲身经历的抗日故事，希冀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斗争史能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铭记。
叔父写信时已84岁，正值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时。老人家当时兴致很高，在长达7页的家书中阱了7个抗日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叔父机智躲过鬼子追捕的惊心动魄，又有他和战友们当年睡旷野、饥寒交迫却时时准备牺牲的艰辛，更有记忆中叔父觉得温暖的鱼水军民情……
叔父的长信说明，他以三次实际行动，实践了毛泽东同志“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的教导。他从县委机关去抗日最困难的游击区任区委书记，正说明了这一点。
为了保卫人民群众，叔父与战友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对敌斗争，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在叔父写给我的其他信中，还有很多感人至深的小细节。比如，一次叔父带着两名战士，在寒冬十月涉冰水过漳河，冻得腿脚比针刺还痛，他们咬着牙，把疼痛化为仇恨，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使鬼子的火车半个月动弹不得，通迅设备成为聋子、瞎子。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叔父与战友经常开展政治攻势，把抗口标语写到敌人的据点和碉堡墙上。
在战争岁月中，叔父依靠干部和群众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了囤粮、扩军、组织妇救会、做军鞋等任务，直至日寇投降。他机智英勇，视死如归，不愧为一名抗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