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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冷战后印度积极推行“东进政策”，并通过大力实施“东方海洋战略”将其影响渗透进南中国海地区。王传剑博士在研究大量国内外最新资料的基础上(本刊因篇幅所限省去了原文资料说明)。从战略互动与政策动机角度入手。指出南中国海地区对于印度确实具有突出的地缘、经济和安全价值，而所有这些都会成为其在该地区采取进一步扩张行为的推手。作者为国际政治学博士。对外经贸大学国际事务与国际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南海成为“东进”突破口
冷战时期，印度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受制于美苏两极对抗以及东盟集团与印支集团隔南中国海对峙的状态，其对南中国海地区的利益谋求即使存在，也更多是被掩盖在苏印同盟的整体利益之下。因此在这一时期，有关印度在该地区的具体政策动向很少见诸报端，而国内外的印度问题专家也绝少论及它在南中国海的所谓政策倾向。不过，这种状态在冷战结束之后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
冷战后印度以发展与东盟关系为突破口，开始积极推行“东进政策”，逐步扩大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影响。早在1991年9月，拉奥政府就曾制定通过一项“外交政策决议”，开始突出强调面向东方的新亚洲外交的重要性。此后历届印度政府都把“东进”作为一项长期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外交政策予以推崇，比如古杰拉尔政府曾明确宣布要进一步完善“东进政策”，并公开表示印度的未来取决干它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而人民党政府也曾明确提出，“对东亚和东南亚那些与印度有着天然密切联系的地区给予更多的关注是十分重要的，相信‘东进政策’将开启印度外交的新时代”。
由于东盟邻近印度，且同美、中、日、俄诸大国都发展了密切关系，自然而然成为“东进政策”的重点和突破口。印度于1992年成为东盟的部分对话伙伴，1995年又被提升为全面对话伙伴，并于1996年加入东盟地区论坛。进入新世纪后，双方关系进一步升级，2002年举行的首次领导人会议正式确立了年度峰会制度，从而形成了继中、日、韩之后的第四个“10+1”合作机制。此后双方又相继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以及《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2004)等文件，彼此关系开始走上条约化和机制化的轨道，经济一体化进程也随之启动。鉴于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结合部，既是连接亚太和南亚地区的战略枢纽，又是南中国海争端的主要关涉区域，因此通过“东进政策”的实施，印度在成功改善与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建立并逐步扩大了其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影响。
利益追求与制衡中国
关于冷战后积极涉足南中国海的政策意图，印度方面的公开表述倾向于把自己界定为“维持地区平衡的重要力量”，并将其在南中国海的战略目标描述为“保证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确保这一地区不会处在任何大国势力的影响之下。”外交部长辛格2000年在新加坡防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公开演讲中强调，“因其大小、地理位置和专属经济区，印度的安全环境当然包括从西起波斯湾、西北到中亚、东北到中国，以及东南亚”，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则在访问日本时明确宣布，“从阿拉伯海的北面到南中国海，都是印度的利益范围”。可见，冷战后印度的“战略参数”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东南亚与南中国海地区也因此被纳入印度的所谓“战略范围”。
实际上，东南亚国家与印度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特别是在公元一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叶，该地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曾被归于印度范围之内，某些学者甚至将其描述为“东南亚印度化”的过程。冷战时期，为与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相呼应，印度曾经提出将东盟纳入由其主导的泛亚洲合作轨道的建议，但遭到东盟的拒绝。据统计，印度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在1989年时仅为不足15亿美元，但到1993年这个数字便翻了一番，而在1993-2003的十年间，又从29亿美元增至12l亿美元，2004年更是上升至159亿美元，东盟迅速发展为继欧盟、美国之后印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当然，印度“东进”所要谋取的经济利益决不仅仅在于扩大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该地区丰富的战略资源也是其觊觎的重要对象。作为一个能源相当短缺的国家，印度石油产品的消费量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力拉动下正在以大约年均6％的速度递增。估计不久的将来，它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石油产品消费国。而已经发现大量油气资源的南中国海地区对其产生的诱惑力也就可想而知。实际上，伴随近年来“东进政策”的不断推进，印度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实质性参与了该地区油气资源的开采，而南中国海主权多元化结构的长期化和永久化也被认为是最符合印度利益。
另外，长期以来，印度的决策者们在处理与地区邻国关系中大都服膺古代政治思想家考梯利亚的理论，“不要相信你的邻居，他们是你天然的敌人，因此要从远方的国家寻求支持，他们是你天然的盟友。”从这一理论出发，印度实际上有充分的理由高度关注南中国海这一战略区域，因为该地区天然的安全价值不仅使它能够通过与美国、日本乃至东盟国家的紧密合作达到在战略上抗衡中国的目的，而且在关涉到中国的其他一系列问题上，也能起到重要的策略性牵制作用。印度之所以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东盟是一个能够消除该地区潜在危机的有效组织”，藉此可以削弱中国在该地区日渐提高的影响力，达到在战略上围堵中国的目的。就后者来看，由于南中国海局势的发展涉及中国的重大利益，因此印度可以充分利用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使其发挥中印关系“缓冲器”的作用，比如可以牵制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注意力，戎一定程度上减轻南亚次大陆上中巴联合的战略压力，甚至是在阻止中国为寻求战略通道的多样性而进入印度洋方面起到“以进兼防”的功效。
东方海军司令部
除经济与外交渗透外，正在迅速现代化的印度海军无疑在印度“东进”南中国海的战略实施中扮演着“最强有力”的支持角色。
印度海军于2001年9月出资近20亿美元在孟加拉湾东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布莱尔港建立了新的东方海军司令部，并将其界定为孟买和维沙R帕特南同等重要的第三个战略作战中枢。尽管印度军方一再强调该司令部的设立纯粹出于防御目的，但实际上它距离印尼和缅甸两国仅为90公里和50公里，不仅使其活动范围一下子拓宽了1000多公里，而且基本具备了向太平洋西岸特别是东亚地区投送海军的能力。由于该基地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 一旦中印之间发生战争，印度进攻时可直接进入南中国海，防御时则可扼守马六甲海峡，因此其真实意图决不仅仅在于加强对印度洋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为了塑造在东面同中国海军抗衡的能力，筑牢其在南中国海地 区能够发挥有效威慑作用的战略平台。
从1992年起，印度海军与美国驻太平洋第7舰队在南中国海附近海域进行了一系列不定期联合海上演习，从1993年起，又与新加坡海军举行每年一次的“SIMBEX”联合反潜战术演习，此外还与印尼、斯里兰卡、孟加拉、泰国等多同海军每三年举行一次代号为“米兰”的联合军事演习。在2001年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中，印度表面上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实际上将其视为交好美国、提升自己对美外交地位的一个机会，以致于有媒体认为，“在新德里的模糊看法中，间谍飞机事件很漂亮。”“9·11”事件后，印度开始旗帜鲜叫地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随后两国海军开始在马六甲海峡为过往商船进行联合护航。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印度利用东盟一些国家与中国存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些国家在南海开发油气的投资，并与多个国家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对争端各国给予或叫或晴的支持，印度实际上已经逐步涉足南中国海争端之中，，成为影响该问题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东南亚“欢迎”印度
近些年来，一些东盟国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对印度经济改革的势头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对其“东进政策”的实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这其中毫无疑问具有牵制中国的意图，特别是在东盟与中国还存在南沙争端的情况之下。实际上，许多东南亚国家都把印度看作是“留着下雨天用的雨伞”和“对强大中国的潜在平衡力量”。按照一位新加坡学者的说法，“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与利益为该地区提供了一支平衡的力量，有利于抵消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东盟把印度看作是一块潜在的平衡砝码，或者是拓宽了东盟的战略选择，所以非常乐意它在该地区扮演一个角色”。客观地讲，即度在充分理解东南亚地区相互依存关系的基础上“东进”与东盟在大国平衡战略指导下乐见印度“东进”，是双方利益综合考量的结果，但如果这种“契合”真的是以防范制约中国作为特定对象，则必然会对该地区的战略态势产生结构性影响。
在东南亚地区，印度的强大似乎使那些为中国崛起而不安的国家感到欣慰，印度的政治军事力量在南中国海的出现和存在也正好迎合了这些国家的需要。实际上，印度的“东进”行为在充分暴露其地缘战略思维扩张性本质的同时，业已表现出明确的与中国竞争该地区影响的政策意图。这一时期，对于中国为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而提出的各种倡议，印度均表现得态度消极，而由它自己提出的区域合作设想，也都把中国排除在外。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中国与东盟国家批准建立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第二天，印度也与后者签署了相似的协定，而实际上包括1995年成立的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1997年成立的孟印缅斯泰经济联盟以及2000年成立的湄公河一恒河流域合作组织等，背后均含有平衡中国在该地区口益增长的影响之意。特别是伴随以控制印度洋和远征太平洋为双重内核的印度海洋战略的实施，中国的海上安全压力将由此增大，海上运输航线的脆弱性也将愈发彰硅。尽管也有专家认为印度海洋战略的实施或可有利于中国，但中印之间业已存在的具有较强历史根基的安全悖论似乎并不能对此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由于后者在印度洋谋求建立的是一种绝对排他的控制，而且战时可以封锁马六甲海峡，因此一旦两国发生矛盾，必将会给中国的海上运输安全造成重大影响。
毫无疑问，在中国与南中国海周边部分同家还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情况下，印度积极加强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政治军事活动，必定会给这一争端的解决带来更大的困难，也无疑会给我国恢复在该地区的领上领海主权带来新的战略压力。近年来，有关印度政府实质性加强与争端各国军事合作的报道不绝于耳，其军火公司不惜血本向有关国家出售武器装备的行为也愈发变本加历，印度军方甚至明确警告中国不能在南中国海“为所欲为”，而媒体披露的关于印度海军将在南中国海全歼中国海军的讣划更是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必须看到，冷战后印度“东进政策”的实施不仅为部分争端国拉拢区外大国干预南中国海争端的战略提供了除美、日之外的又一个选择，而且极大地刺激丁这些国家扩张海军力量的欲望，严重影响了该地区本就十分脆弱的“力量平衡”，进一步加剧了南中国海争端的复杂程度。
印度只是被利用?
必须看到的是，冷战后印度的“东进”虽然表面上受到东盟国家的欢迎和美国、日本的支持，但相关各方在具体的利益谋求和策略选择上并非完全一致，由于彼此之间更多存在的是互相利用的成分，因此不可能在某些具体行动上完全抱成一团。这种状况不仅客观上限制了印度在南中国海地区所能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所能选择的应对方略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实际上东盟国家对于印度进入东南亚和南中国海的意图并非没有疑虑，特别是当它们体认到印度的“东进政策”可能与其世界大国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尤其如此，更何况后者在冷战时期的一些做法，比如与前苏联结成军事同盟、支持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活动、在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主权归属上与印尼的争端等，仍然会给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冷战后东盟推行的所谓“共同圈外交”中，中国一直处于第二圈，而印度则被列入第三圈，这一定位在经贸领域的实际发展中得到了最为直接的验证。比如在200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量已经占到东盟贸易总额的18％，而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量却还只占其中的2％。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也并未因为印度对东盟的强势外交受到明显的实质性损害。相反，无论是在经济贸易领域还是政治安全领域，印度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与中国相比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短期内也不可能达到在外交竞争中挤压中国的目的。
就美日两国来讲，虽然它们从现实利益出发支持印度进入南中国海，但这种支持更多表现为一种具有即时性质的策略。针对印度海军谋求在“从索科特拉岛到苏门答腊岛”的广阔海域发挥主导作用的企图，美国的反应是给予“强烈抨击”。实际上，印度设想的所谓“亚洲安全体系”虽然是以印美日联合为名，但本质上却是要最终排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同样，尽管美国并不愿意看到南中国海主权归属中国，但它也绝不希望该地区转入印度的控制之下，另外日本介入南中国海的最为显性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其“海上生命线”的畅通无阻，因此也绝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线”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手中。
就印度本身而言，如果它不能尽快解决国内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仍然有可能重新陷入20世纪80年代被东南亚国家嗤之以鼻的境地。特别是联系到其在南中国海地区各种可能的政策意图，理所当然会给人以力所不及之感。
南海成为“东进”突破口
冷战时期，印度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受制于美苏两极对抗以及东盟集团与印支集团隔南中国海对峙的状态，其对南中国海地区的利益谋求即使存在，也更多是被掩盖在苏印同盟的整体利益之下。因此在这一时期，有关印度在该地区的具体政策动向很少见诸报端，而国内外的印度问题专家也绝少论及它在南中国海的所谓政策倾向。不过，这种状态在冷战结束之后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
冷战后印度以发展与东盟关系为突破口，开始积极推行“东进政策”，逐步扩大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影响。早在1991年9月，拉奥政府就曾制定通过一项“外交政策决议”，开始突出强调面向东方的新亚洲外交的重要性。此后历届印度政府都把“东进”作为一项长期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外交政策予以推崇，比如古杰拉尔政府曾明确宣布要进一步完善“东进政策”，并公开表示印度的未来取决干它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而人民党政府也曾明确提出，“对东亚和东南亚那些与印度有着天然密切联系的地区给予更多的关注是十分重要的，相信‘东进政策’将开启印度外交的新时代”。
由于东盟邻近印度，且同美、中、日、俄诸大国都发展了密切关系，自然而然成为“东进政策”的重点和突破口。印度于1992年成为东盟的部分对话伙伴，1995年又被提升为全面对话伙伴，并于1996年加入东盟地区论坛。进入新世纪后，双方关系进一步升级，2002年举行的首次领导人会议正式确立了年度峰会制度，从而形成了继中、日、韩之后的第四个“10+1”合作机制。此后双方又相继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以及《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2004)等文件，彼此关系开始走上条约化和机制化的轨道，经济一体化进程也随之启动。鉴于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结合部，既是连接亚太和南亚地区的战略枢纽，又是南中国海争端的主要关涉区域，因此通过“东进政策”的实施，印度在成功改善与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建立并逐步扩大了其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影响。
利益追求与制衡中国
关于冷战后积极涉足南中国海的政策意图，印度方面的公开表述倾向于把自己界定为“维持地区平衡的重要力量”，并将其在南中国海的战略目标描述为“保证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确保这一地区不会处在任何大国势力的影响之下。”外交部长辛格2000年在新加坡防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公开演讲中强调，“因其大小、地理位置和专属经济区，印度的安全环境当然包括从西起波斯湾、西北到中亚、东北到中国，以及东南亚”，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则在访问日本时明确宣布，“从阿拉伯海的北面到南中国海，都是印度的利益范围”。可见，冷战后印度的“战略参数”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东南亚与南中国海地区也因此被纳入印度的所谓“战略范围”。
实际上，东南亚国家与印度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特别是在公元一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叶，该地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曾被归于印度范围之内，某些学者甚至将其描述为“东南亚印度化”的过程。冷战时期，为与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相呼应，印度曾经提出将东盟纳入由其主导的泛亚洲合作轨道的建议，但遭到东盟的拒绝。据统计，印度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在1989年时仅为不足15亿美元，但到1993年这个数字便翻了一番，而在1993-2003的十年间，又从29亿美元增至12l亿美元，2004年更是上升至159亿美元，东盟迅速发展为继欧盟、美国之后印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当然，印度“东进”所要谋取的经济利益决不仅仅在于扩大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该地区丰富的战略资源也是其觊觎的重要对象。作为一个能源相当短缺的国家，印度石油产品的消费量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力拉动下正在以大约年均6％的速度递增。估计不久的将来，它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石油产品消费国。而已经发现大量油气资源的南中国海地区对其产生的诱惑力也就可想而知。实际上，伴随近年来“东进政策”的不断推进，印度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实质性参与了该地区油气资源的开采，而南中国海主权多元化结构的长期化和永久化也被认为是最符合印度利益。
另外，长期以来，印度的决策者们在处理与地区邻国关系中大都服膺古代政治思想家考梯利亚的理论，“不要相信你的邻居，他们是你天然的敌人，因此要从远方的国家寻求支持，他们是你天然的盟友。”从这一理论出发，印度实际上有充分的理由高度关注南中国海这一战略区域，因为该地区天然的安全价值不仅使它能够通过与美国、日本乃至东盟国家的紧密合作达到在战略上抗衡中国的目的，而且在关涉到中国的其他一系列问题上，也能起到重要的策略性牵制作用。印度之所以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东盟是一个能够消除该地区潜在危机的有效组织”，藉此可以削弱中国在该地区日渐提高的影响力，达到在战略上围堵中国的目的。就后者来看，由于南中国海局势的发展涉及中国的重大利益，因此印度可以充分利用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使其发挥中印关系“缓冲器”的作用，比如可以牵制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注意力，戎一定程度上减轻南亚次大陆上中巴联合的战略压力，甚至是在阻止中国为寻求战略通道的多样性而进入印度洋方面起到“以进兼防”的功效。
东方海军司令部
除经济与外交渗透外，正在迅速现代化的印度海军无疑在印度“东进”南中国海的战略实施中扮演着“最强有力”的支持角色。
印度海军于2001年9月出资近20亿美元在孟加拉湾东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布莱尔港建立了新的东方海军司令部，并将其界定为孟买和维沙R帕特南同等重要的第三个战略作战中枢。尽管印度军方一再强调该司令部的设立纯粹出于防御目的，但实际上它距离印尼和缅甸两国仅为90公里和50公里，不仅使其活动范围一下子拓宽了1000多公里，而且基本具备了向太平洋西岸特别是东亚地区投送海军的能力。由于该基地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 一旦中印之间发生战争，印度进攻时可直接进入南中国海，防御时则可扼守马六甲海峡，因此其真实意图决不仅仅在于加强对印度洋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为了塑造在东面同中国海军抗衡的能力，筑牢其在南中国海地 区能够发挥有效威慑作用的战略平台。
从1992年起，印度海军与美国驻太平洋第7舰队在南中国海附近海域进行了一系列不定期联合海上演习，从1993年起，又与新加坡海军举行每年一次的“SIMBEX”联合反潜战术演习，此外还与印尼、斯里兰卡、孟加拉、泰国等多同海军每三年举行一次代号为“米兰”的联合军事演习。在2001年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中，印度表面上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实际上将其视为交好美国、提升自己对美外交地位的一个机会，以致于有媒体认为，“在新德里的模糊看法中，间谍飞机事件很漂亮。”“9·11”事件后，印度开始旗帜鲜叫地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随后两国海军开始在马六甲海峡为过往商船进行联合护航。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印度利用东盟一些国家与中国存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些国家在南海开发油气的投资，并与多个国家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对争端各国给予或叫或晴的支持，印度实际上已经逐步涉足南中国海争端之中，，成为影响该问题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东南亚“欢迎”印度
近些年来，一些东盟国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对印度经济改革的势头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对其“东进政策”的实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这其中毫无疑问具有牵制中国的意图，特别是在东盟与中国还存在南沙争端的情况之下。实际上，许多东南亚国家都把印度看作是“留着下雨天用的雨伞”和“对强大中国的潜在平衡力量”。按照一位新加坡学者的说法，“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与利益为该地区提供了一支平衡的力量，有利于抵消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东盟把印度看作是一块潜在的平衡砝码，或者是拓宽了东盟的战略选择，所以非常乐意它在该地区扮演一个角色”。客观地讲，即度在充分理解东南亚地区相互依存关系的基础上“东进”与东盟在大国平衡战略指导下乐见印度“东进”，是双方利益综合考量的结果，但如果这种“契合”真的是以防范制约中国作为特定对象，则必然会对该地区的战略态势产生结构性影响。
在东南亚地区，印度的强大似乎使那些为中国崛起而不安的国家感到欣慰，印度的政治军事力量在南中国海的出现和存在也正好迎合了这些国家的需要。实际上，印度的“东进”行为在充分暴露其地缘战略思维扩张性本质的同时，业已表现出明确的与中国竞争该地区影响的政策意图。这一时期，对于中国为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而提出的各种倡议，印度均表现得态度消极，而由它自己提出的区域合作设想，也都把中国排除在外。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中国与东盟国家批准建立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第二天，印度也与后者签署了相似的协定，而实际上包括1995年成立的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1997年成立的孟印缅斯泰经济联盟以及2000年成立的湄公河一恒河流域合作组织等，背后均含有平衡中国在该地区口益增长的影响之意。特别是伴随以控制印度洋和远征太平洋为双重内核的印度海洋战略的实施，中国的海上安全压力将由此增大，海上运输航线的脆弱性也将愈发彰硅。尽管也有专家认为印度海洋战略的实施或可有利于中国，但中印之间业已存在的具有较强历史根基的安全悖论似乎并不能对此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由于后者在印度洋谋求建立的是一种绝对排他的控制，而且战时可以封锁马六甲海峡，因此一旦两国发生矛盾，必将会给中国的海上运输安全造成重大影响。
毫无疑问，在中国与南中国海周边部分同家还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情况下，印度积极加强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政治军事活动，必定会给这一争端的解决带来更大的困难，也无疑会给我国恢复在该地区的领上领海主权带来新的战略压力。近年来，有关印度政府实质性加强与争端各国军事合作的报道不绝于耳，其军火公司不惜血本向有关国家出售武器装备的行为也愈发变本加历，印度军方甚至明确警告中国不能在南中国海“为所欲为”，而媒体披露的关于印度海军将在南中国海全歼中国海军的讣划更是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必须看到，冷战后印度“东进政策”的实施不仅为部分争端国拉拢区外大国干预南中国海争端的战略提供了除美、日之外的又一个选择，而且极大地刺激丁这些国家扩张海军力量的欲望，严重影响了该地区本就十分脆弱的“力量平衡”，进一步加剧了南中国海争端的复杂程度。
印度只是被利用?
必须看到的是，冷战后印度的“东进”虽然表面上受到东盟国家的欢迎和美国、日本的支持，但相关各方在具体的利益谋求和策略选择上并非完全一致，由于彼此之间更多存在的是互相利用的成分，因此不可能在某些具体行动上完全抱成一团。这种状况不仅客观上限制了印度在南中国海地区所能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所能选择的应对方略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实际上东盟国家对于印度进入东南亚和南中国海的意图并非没有疑虑，特别是当它们体认到印度的“东进政策”可能与其世界大国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尤其如此，更何况后者在冷战时期的一些做法，比如与前苏联结成军事同盟、支持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活动、在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主权归属上与印尼的争端等，仍然会给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冷战后东盟推行的所谓“共同圈外交”中，中国一直处于第二圈，而印度则被列入第三圈，这一定位在经贸领域的实际发展中得到了最为直接的验证。比如在200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量已经占到东盟贸易总额的18％，而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量却还只占其中的2％。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也并未因为印度对东盟的强势外交受到明显的实质性损害。相反，无论是在经济贸易领域还是政治安全领域，印度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与中国相比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短期内也不可能达到在外交竞争中挤压中国的目的。
就美日两国来讲，虽然它们从现实利益出发支持印度进入南中国海，但这种支持更多表现为一种具有即时性质的策略。针对印度海军谋求在“从索科特拉岛到苏门答腊岛”的广阔海域发挥主导作用的企图，美国的反应是给予“强烈抨击”。实际上，印度设想的所谓“亚洲安全体系”虽然是以印美日联合为名，但本质上却是要最终排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同样，尽管美国并不愿意看到南中国海主权归属中国，但它也绝不希望该地区转入印度的控制之下，另外日本介入南中国海的最为显性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其“海上生命线”的畅通无阻，因此也绝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线”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手中。
就印度本身而言，如果它不能尽快解决国内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仍然有可能重新陷入20世纪80年代被东南亚国家嗤之以鼻的境地。特别是联系到其在南中国海地区各种可能的政策意图，理所当然会给人以力所不及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