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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世异时移，我们做事都会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企业家定企业战略，领导制定工作规划都是这样。如何在诸多的不确定中得到确定，我以为须遵循“道法自然”这个基本准则，这个自然既包含了天地之间自然的规则、经济社会存在发展的规律，更包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事法则。不论做什么事，也无论做什么官，不去思考、践行上述的法则与规律，肯定会出问题。我坚信且一直恪守的一句话是“事残缘于心残”，简言之，做事出了问题，没有如愿或圆满，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或者情况有变的原委，其实是因为做事之前没有想好、想透，所以我们要道法自然。老子所言无论有无、难易、高下、音声、前后等现象界的种种，都在自然回旋的规律中相互为用，互为因果。没有一个绝对的善或不善，美或不美的界限，也没有圆满或残缺的界线。因此，《道德经》启示我们要认识道的妙用，效法天地宇宙的自然法则，不执着，不落偏，不自私，不占有，为而无为。所以他便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所以我们要道法自然，这样才能“处无为之事”，领导者可以“行不言之教”。
再说做官，中国历史上做到青史留名的大小官不少，我这里说两位深谙“黄老之道”的名将和名相，一个是中唐时期的名将郭子仪，另一个是北宋初期的名相赵普。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后，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率军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又平定仆固怀恩叛乱，并说服回纥酋长，共破吐蕃，朝廷赖以为安。郭子仪70大寿，全家的人全来拜寿，只有他的六儿媳升平公主没到。儿子郭暧一气之下打了皇帝的金枝玉叶，并斥责道：“你依仗皇父就不来拜寿，我父还不愿意当皇帝呢！”郭子仪知道儿子打了“金枝”以后，带着儿子就去向代宗皇帝请罪。代宗对郭子仪说：“儿女闺房琐事，何必计较，老大人权作耳聋，当没听见这回事算了。”郭子仪谢过皇恩，回家后把儿子痛打一顿，小两口又和好如初了。郭子仪自知功成身退，做到了“处无为之事”，领导者可以“行不言之教”。大唐因有他而获得20多年的安宁，史家称“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年八十五寿终，一生可谓高山景仰，功德圆满。
赵普(公元922-公元992)，北宋初期的名相，虽读书不多却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预谋者、“杯酒释兵权”的导演者，三度为相，为一代名臣，从政50年，终年71岁。赵普读书少，却留下“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美名。赵普曾三次上表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告老，均遭到宋太宗的挽留。赵普所参与制订诸如“强干弱枝 分化职权”的重要方针，从事“休养生息、安定求俭”的政策，一直影响着宋朝三百年的统治状况，关系到国运民命的大问题。从赵普的生平中看不到与《道德经》的关系，但他深谙“黄老之道”的精髓并屡屡化危为机，赢得一代名相的美誉。
人类历史上千古兴亡的人物，从做人与做事两个立场来讲，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忠与奸，在纯粹哲学的角度来看，很难下一确切的定论。从商汤、周武的征诛开始，一直到秦汉以后，凡是建立统一世系的帝王，以及辅弼大臣，没有一个不深通《道德经》之精妙，或暗合黄老之道“有无相生…前后相随…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道家真谛。做事与做官的领导之道决定了为政治国的德业事功，领导者的做人处世，便要效法天道，“作而不辞，生而不有”，尽量地贡献出来，而不计较名利，功成而弗居为己有。这是秉承天地生生不已，长养万物万类的精神，只有施出，而没有丝毫占为己有的倾向，更没有相对地要求回报。领导者如能效法天地存心而作人处事，这才是最高道德的领导之道。如果认为我所贡献的太多，别人所得的也太过便宜，而我收回的却太少了，这就是怨天尤人的怨恨心理，也有孛于效法天道自然的领导之道。
处在领导地位的人，对于互相怨憎的诽谤，和互相爱护的称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受迷惑。否则就会落入“纣为长夜之饮，通国之人皆失日”“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的笑骂之中。其实，由道的衍化而为德于仁，德再衍化而为仁、义、礼、乐，再由仁义礼乐衍化而为权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恪守不怨天，不尤人的风格，时刻省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的境界。
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为政治国所遵循的“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领导之道。
再说做官，中国历史上做到青史留名的大小官不少，我这里说两位深谙“黄老之道”的名将和名相，一个是中唐时期的名将郭子仪，另一个是北宋初期的名相赵普。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后，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率军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又平定仆固怀恩叛乱，并说服回纥酋长，共破吐蕃，朝廷赖以为安。郭子仪70大寿，全家的人全来拜寿，只有他的六儿媳升平公主没到。儿子郭暧一气之下打了皇帝的金枝玉叶，并斥责道：“你依仗皇父就不来拜寿，我父还不愿意当皇帝呢！”郭子仪知道儿子打了“金枝”以后，带着儿子就去向代宗皇帝请罪。代宗对郭子仪说：“儿女闺房琐事，何必计较，老大人权作耳聋，当没听见这回事算了。”郭子仪谢过皇恩，回家后把儿子痛打一顿，小两口又和好如初了。郭子仪自知功成身退，做到了“处无为之事”，领导者可以“行不言之教”。大唐因有他而获得20多年的安宁，史家称“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年八十五寿终，一生可谓高山景仰，功德圆满。
赵普(公元922-公元992)，北宋初期的名相，虽读书不多却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预谋者、“杯酒释兵权”的导演者，三度为相，为一代名臣，从政50年，终年71岁。赵普读书少，却留下“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美名。赵普曾三次上表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告老，均遭到宋太宗的挽留。赵普所参与制订诸如“强干弱枝 分化职权”的重要方针，从事“休养生息、安定求俭”的政策，一直影响着宋朝三百年的统治状况，关系到国运民命的大问题。从赵普的生平中看不到与《道德经》的关系，但他深谙“黄老之道”的精髓并屡屡化危为机，赢得一代名相的美誉。
人类历史上千古兴亡的人物，从做人与做事两个立场来讲，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忠与奸，在纯粹哲学的角度来看，很难下一确切的定论。从商汤、周武的征诛开始，一直到秦汉以后，凡是建立统一世系的帝王，以及辅弼大臣，没有一个不深通《道德经》之精妙，或暗合黄老之道“有无相生…前后相随…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道家真谛。做事与做官的领导之道决定了为政治国的德业事功，领导者的做人处世，便要效法天道，“作而不辞，生而不有”，尽量地贡献出来，而不计较名利，功成而弗居为己有。这是秉承天地生生不已，长养万物万类的精神，只有施出，而没有丝毫占为己有的倾向，更没有相对地要求回报。领导者如能效法天地存心而作人处事，这才是最高道德的领导之道。如果认为我所贡献的太多，别人所得的也太过便宜，而我收回的却太少了，这就是怨天尤人的怨恨心理，也有孛于效法天道自然的领导之道。
处在领导地位的人，对于互相怨憎的诽谤，和互相爱护的称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受迷惑。否则就会落入“纣为长夜之饮，通国之人皆失日”“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的笑骂之中。其实，由道的衍化而为德于仁，德再衍化而为仁、义、礼、乐，再由仁义礼乐衍化而为权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恪守不怨天，不尤人的风格，时刻省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的境界。
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为政治国所遵循的“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领导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