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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是社会民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回首我国公车制度改革的十七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但也面临着许多的阻碍。本文在分析国内部分地区公车改革的经验上探讨公车制度改革面临的难题，并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公车制度提出相关对策。
关键词：公车改革 阻碍 对策
全面而深入的推进我国公车制度的改革是一项加强廉政建设，降低行政成本的艰巨任务，是一场涉及众多利益群体的复杂的改革。近年来，我国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都进行了相应的公车改革，本文就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公车改革面临的现实阻碍，并借鉴国外公车管理经验提出相关的建设性意见。
一、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公车，即公务用车，是指政府财政为了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为了方面执行公共事务而依据法律配备的车辆。我国的公车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的社会化服务不断完善和私家车的普及，现有的公车制度存在着诸多弊端，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1.公车运营成本高，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我国每年的公车支运营成本是巨大的，调查显示，一辆公车的运营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五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来自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用车以及超编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但是根据民间学者的统计全国公车数量约为200万至350万辆，每年消费支出约为3000亿—4000亿元。这些数字触目惊心，国家财政为此不堪重负。
2.公车私用、超编配置严重，使用率低。我国的公车管理缺乏良好的监管机制，再加之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导致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认为，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占用三分之一。除此之外，公车也成为某些官员的“面子”，公车的配备超编，一些没有资格配备专车的官员也在享用公车；公车的高规格配置，一些官员的公车配置豪华，引起民众的普遍反感。
3.公车导致的腐败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我国的公车管理涉及公车的采购、维修、保养以及保险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成为领导干部运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回扣。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将自己私人事务产生的燃油费、过路费等费用进行公车报销，使得国家财产据为己有。这些因为公车制度而产生的腐败现象使得人民群众质疑政府的作为，引起强烈的不满，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二、我国公车改革的三种模式以及现实的的阻碍
公车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关注政府改革成效的一个指标，近年来，各个地方政府在不断探索公车改革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经验的成绩，但是也面临着许多的现实困难。下面就总结中国目前公车改革的集中模式，并具体分析现实困境。
1.公车货币化改革模式。公车货币化就是统一取消一般的公务用车，保留相关的执法车和作业车，每月给相关的工作人员发放交通费用补贴，个人在限额内进行报销，若有结余归自己，超出不外支。车改后，如果因公用车，可以通过出租车或公车服务中心等方式解决。
2008年4月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率先推行公车货币化改革，在该区的车改货币补贴方案中，区委、区政府正职8万元/年，区人大、政协正职6.5万元/年，副职4.5萬元/年，普通公务员差旅补贴为1600元/年。这种破冰式的改革因为车补标准严重背离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工资水平，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于2009年7月被迫终止。
杭州市2009年5月推行的市级机关公车改革也涉及公车货币化，杭州市向政府公务员发放“车贴”，每个月直接打入公务员市民卡，可用于刷卡付费、加油等交通支出，但不可以兑现、不可以超市消费。补贴分为九个等级，局级干部每月2600元，最低每月300元。通过车改，杭州市节约了财政支出，车改试点单位用车补贴比车改前公车开支下降了32%。除此外，齐齐哈尔市通过货币化车改减轻了财政负担， 车改前2003年全市公务用车实际支出交通费为9762万元， 车改后财政年需支出交通补贴4067万元， 每年可节省资金约5695万元。
各地公车货币化的改革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不仅减少了公务用车的数量，有效的遏制了公车私用的现象，减轻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但在试点中也遇到了现实的困难：
1.1车改补贴标准难以确定。车改标准的设定是制约货币化改革的首要难题，一方面要给予相关工作人员适当的补贴以方便相关工作的展开，另一方面车补标准要考虑社会公众的反应，不能脱离了当地的经济水平。现在的车补标准的设定主要是根据级别来设定，级别高的补贴高，级别低的补贴低，这造成了公务员在标准内尽量结余，产生行政不作为现象。
1.2车改补贴成为变相加薪。在车改货币化的实践中，对于行政人员的交通补贴逐渐演变为额外的福利，例如在弓长岭区的车改中，给予高级领导的车补竟然达到8万元/年，这种不切实际的补贴容易演变为新的腐败。
1.3车改补贴的级差较大，影响基层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公车货币化的改革试点中，对于高级官员和基层官员的补贴差距较大，在弓长岭区，补贴标准因为级别大小最大差值为4500多元/月，在杭州车改中，最大差值为2300元/月，齐齐哈尔的最大差值为1400元/月。在杭州车改补贴标准的相关采访中，一名基层公务员反映，由于工作性质问题，他每月的交通费用在一千元左右，300元满足不了他的相关工作的开展。这种差别较大的根据行政级别的补贴没有与行政人员的工作性质相挂钩，工作量大的补贴不够用，工作量小的补贴结余，这种现实情况影响了基层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2.公车集中管理模式。公车集中管理模式主要是将各个机关的公务车辆全部交由公车管理中心来集中管理，统一调度使用，机关领导和办事职员如果需要用车，需向公车管理中心提出申请。 2002年山东省泰安市成立了市直机关的公车管理服务中心，将53个机关的100多辆公车集中到一起，根据实际情况每辆公车每年补贴8000元的用车代币券，实行公车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实行公车集中管理以来，全市1700多名公务人员使用90余辆公车，车辆利用率提高40%，保障能力达到95%以上。
2010年云南昆明市在四区启动“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试点工作。将所有的公务用车集中管理，将一部分用于组建区级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各个机关工作人员需要通过公车专用卡租用车辆，平均每年节省交通开支561万元。
将公务用车集中管理的模式有利于优化公车资源的配置，有效的提高了公车的重复使用率，降低了车辆的运行成本，使得原本各个机关管理公车的权力收回到集中的管理机构，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有：
2.1公车管理机关协调难度较大。车辆管理中心的服务意识不强，用车手续比较繁杂，加之行政事务的增多导致集中使用的车辆数量紧张；加之用车单位性质不同，单位之间用车矛盾增加，车辆管理中心的协调难度加大。例如，泰安市的60余辆公务用车就不能够满足纷繁的行政事务。
2.2行政人员的官本位思想严重。行政人员，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取消专车就等于取消了特权。集中管理后，车辆规格统一，这使得部分官员认为驾驶低档车有损“面子”而将压力传递给车辆管理机构，除此外，还有官员直接绕开公车管理中心直接调用下级单位的车辆。
3.强化管理监督模式。强化管理监督模式主要是通过对公车加强管理，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严格的限制车辆的编制、规格以及使用方式，压缩公车消费，敢于接受社会监督。近年来，中央国家机关不断完善公务用车管理制度， 广泛推行公车的政府采购制度， 定点加油和维修制度， 单车核算制度，公车耗油和运行费用统计通报制度， 按月统计经费支出制度等， 公务用车费用支出得以压减。除此外，山东省烟台市对全市内7000多辆公务用车，采用统一标识，接受社会监督；自2007年以来，湖南省对省直机关的公务车辆的保险、维修和加油等服务实施了政府采购招标，通过“定点维修、加油”节约财政资金。
这种模式的车改风险比较小，通过专门机构和社会的监督，可以有效遏制公车私用的现象，让公车的使用透明化，采用招标制度也是引入市场化措施，加强了公车的服务。但是也存在着不足，诸如：强化监督管理的强度以及持续力；公众对于公车私用現象的监督是否有效；政府招标过程中存在着回扣等交易等不足。
三、我国公车制度改革的对策探索
1.采用渐进式改革，逐渐限定公车的规格和总量。任何一项涉及众多利益结构的改革，都不宜采用大刀阔斧式的变革，如果改革的度没有把握好，可能加剧社会的阵痛。我国的公车改革也是如此，宜采用渐进式的改革，逐渐限定公车的规格和总量。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明文规定，专车只允许各部部长，副部长级别的官员享有。诸如，德国只有总统、总理、副总理以及各部部长、国务秘书等才有资格配备专车，一般的公务员在办理公务时可以用单位公车，也可采用租车。法国政府各部委只给部长、部长级代表和国务秘书配置固定的专车和专职司机，司局长以上高级官员只配备专车，但不配备专职司机。另外，法国政府规定，个人使用公务用车的发动机排量不得超过1.4升。除此之外，国外政府还严格控制公务用车的数量，美国联邦政府公车只有5.6万辆；柏林市公车数量为92辆，其中，专车37辆，一般公务车15辆，送文件车23辆。我国的公车改革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逐渐的压缩公车的数量，控制公车的规格。
1.1严格政府公车预算管理，统一购置。实行公车预算管理，是减少公车浪费的一个可行性步骤，法国政府就制定了严格的预算管理，政府统一购置公车，有效的避免了公车购买中的混乱局面，控制了政府公车的数量。
2011年3月，财政部引发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对我国公车购买环节的预算编制情况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但是，实行的效果不是很好，我国应该成立专门的“公车购置委员会”，在制定省级预算时，省级“公车购置委员会”参与其中预审，再上报代表国家的“公车购置委员会”统一预算，统一购买，然后再根据各个省的预算进行统一划拨。这可以避免各级政府公车采购中出现的诸如回扣、混乱的局面。
1.2厅级以下干部取消专车，鼓励私车公用。我国深受古代官僚主义思想影响，官员很注重自己的面子，这是阻碍我国公车改革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心理因素。部级以下全面取消专车是不现实的，只可以渐进的实行，首先厅级干部以下取消专车制度，不配备专职司机，在办理公务时可以使用单位的公车；其次鼓励厅级以下干部私车公用，对于使用自己私车的干部，给予一定的交通补贴和车辆耗损补贴。
2.引入市场化措施，保障公务用车。公车的购置、维护和管理都需要很高的成本，为了降低成本，提高车辆的使用率，国外的许多政府都引入市场化的管理措施，采用租车、定点维修点等措施。日本总务省长长期都是从出租汽车公司租用车辆，新加坡用于接待外宾的车队也是临时租用的。我国也可以引入市场化措施，提高公车的服务质量。
2.1允许市场进入公车管理。政府可以引入市场招标制度，将政府公车保养、维护的服务面向市场，提高公车的服务质量，政府的公车可以在固定的地点进行车辆的检修、维护等保养。除此之外，政府可以向市场租用车辆进行公共事务。
2.2合理制定公车补贴标准，调动基层公务员积极性。一些国家为了减轻公务人员的交通负担，普遍采用交通补贴制度。在日本，政府根据公务人员居住场地到办公场所最短距离实行实报实销制度，并规定最高限额。我国政府制定公车的补贴标准应该实行职位和工作性质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保证高级领导方便从事公关事务，另一方面结合公务人员的工作性质，根据各个机构的工作性质，给予经常出差的工作部门比较高的补贴，可以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但是补贴标准应该符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防止补贴过高，成为变相的“福利”。 3.严格监管公车使用，重视监督结果的公示。对公车的管理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公车的数量和规格，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已有公车的管理，加强社会的监督。美国如果发现公车私用现象，才去的惩罚措施为“临时或永久取消其使用公车权，扣除一个月的工资甚至永远开除公职”；在法国，使用公车处理私人事务可以被视为触犯刑律，国外严厉的监管机制是其公车很少被私用的保障。在我国的公车管理中也应该加强对公车的监管。
3.1严格控制公车的调派制度。我国的公车监管应该成立专门的机构，行使公车的调派任务。该机构要实行严格的公车使用登记制度，详细的记录每辆公车外出的起始时间、行驶地点，归还时间以及行驶公里数。当节假日时应该将公车统一封存，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申请使用。
3.2对公车实行科学监控。在瑞典，采用电子监控公车私用现象。在每辆公车上安装了带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任何人使用公车，必须按下“公务”或“私用”按钮，车才可以启动。然后，卫星监控公车，将公车的行车轨迹发往监控台，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核实与惩罚。我国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在每辆公车上装上GPS定位系统，利用卫星监控车辆的动态，每辆公车在使用时需要向卫星发布导航路线，当违反规定私自使用时，卫星自动切断信号，车辆无法行驶。
3.3及时发布公车使用情况，引入社会监督。公车管理机构应该及时发布公车使用的情况，将公车在每月的使用频率、维修次数、总消耗费用等信息发布在网上，使得公车使用情况透明化。在博茨瓦纳，每辆公车都有明确的颜色标注，甚至政府设立的加油站都是粉红色的，在周末，加油站休息不给公车加油。在我国，可以给公车采用统一标识和车牌以监督公车使用现象。在我国浙江平阳县2007 年将全县机关单位的公务车辆采用统一的牌照，并建立了社会监督机制，在节假日，公车私用现象大为减少。建议将我国的全部公用车辆采用统一的颜色，并在车身印上“中国某地公务车”标识，以方便社会力量的监督。
四、用法治约束公车管理
在国外，许多国家都注重用法律来保障公车管理。在法国1947年就颁布了第一个有关公务用车的政府令，逐步形成了公务用车购置、管理和使用的比较完整的法规制度。德国1993年颁布了联邦机构一级的公务用车管理条例。我国于2009年由国管局等部门重新修订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对于党政机关的公车使用和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加之各个地方的公车管理方法，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总的来说，对于公车管理的法律没有形成体系。因此，在健全法律体系方面，应该注重将公车购置的预算程序、公车使用违反惩罚措施、社会监督等纳入法律体系；在执法方面，应该给与车辆管理机構相对独立的权力的权力，对于违规使用公车、利用职务之便套用公车费用的官员给与严厉的惩处；在法律保障方面，应该注重保护社会监督者的安全，给与违反公车管理的公务人员以解释权等。
参考文献：
[1]中国行政法学会行政成本课题组.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模式与建议[J].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5期.
[2]何路社.引入歧途的“公车改革”.共识网.2011年7月20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2011/0720/40057.htm.
作者简介：周星晨（1992—），女，汉族，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
关键词：公车改革 阻碍 对策
全面而深入的推进我国公车制度的改革是一项加强廉政建设，降低行政成本的艰巨任务，是一场涉及众多利益群体的复杂的改革。近年来，我国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都进行了相应的公车改革，本文就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公车改革面临的现实阻碍，并借鉴国外公车管理经验提出相关的建设性意见。
一、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公车，即公务用车，是指政府财政为了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为了方面执行公共事务而依据法律配备的车辆。我国的公车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的社会化服务不断完善和私家车的普及，现有的公车制度存在着诸多弊端，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1.公车运营成本高，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我国每年的公车支运营成本是巨大的，调查显示，一辆公车的运营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五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来自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用车以及超编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但是根据民间学者的统计全国公车数量约为200万至350万辆，每年消费支出约为3000亿—4000亿元。这些数字触目惊心，国家财政为此不堪重负。
2.公车私用、超编配置严重，使用率低。我国的公车管理缺乏良好的监管机制，再加之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导致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认为，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占用三分之一。除此之外，公车也成为某些官员的“面子”，公车的配备超编，一些没有资格配备专车的官员也在享用公车；公车的高规格配置，一些官员的公车配置豪华，引起民众的普遍反感。
3.公车导致的腐败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我国的公车管理涉及公车的采购、维修、保养以及保险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成为领导干部运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回扣。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将自己私人事务产生的燃油费、过路费等费用进行公车报销，使得国家财产据为己有。这些因为公车制度而产生的腐败现象使得人民群众质疑政府的作为，引起强烈的不满，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二、我国公车改革的三种模式以及现实的的阻碍
公车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关注政府改革成效的一个指标，近年来，各个地方政府在不断探索公车改革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经验的成绩，但是也面临着许多的现实困难。下面就总结中国目前公车改革的集中模式，并具体分析现实困境。
1.公车货币化改革模式。公车货币化就是统一取消一般的公务用车，保留相关的执法车和作业车，每月给相关的工作人员发放交通费用补贴，个人在限额内进行报销，若有结余归自己，超出不外支。车改后，如果因公用车，可以通过出租车或公车服务中心等方式解决。
2008年4月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率先推行公车货币化改革，在该区的车改货币补贴方案中，区委、区政府正职8万元/年，区人大、政协正职6.5万元/年，副职4.5萬元/年，普通公务员差旅补贴为1600元/年。这种破冰式的改革因为车补标准严重背离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工资水平，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于2009年7月被迫终止。
杭州市2009年5月推行的市级机关公车改革也涉及公车货币化，杭州市向政府公务员发放“车贴”，每个月直接打入公务员市民卡，可用于刷卡付费、加油等交通支出，但不可以兑现、不可以超市消费。补贴分为九个等级，局级干部每月2600元，最低每月300元。通过车改，杭州市节约了财政支出，车改试点单位用车补贴比车改前公车开支下降了32%。除此外，齐齐哈尔市通过货币化车改减轻了财政负担， 车改前2003年全市公务用车实际支出交通费为9762万元， 车改后财政年需支出交通补贴4067万元， 每年可节省资金约5695万元。
各地公车货币化的改革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不仅减少了公务用车的数量，有效的遏制了公车私用的现象，减轻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但在试点中也遇到了现实的困难：
1.1车改补贴标准难以确定。车改标准的设定是制约货币化改革的首要难题，一方面要给予相关工作人员适当的补贴以方便相关工作的展开，另一方面车补标准要考虑社会公众的反应，不能脱离了当地的经济水平。现在的车补标准的设定主要是根据级别来设定，级别高的补贴高，级别低的补贴低，这造成了公务员在标准内尽量结余，产生行政不作为现象。
1.2车改补贴成为变相加薪。在车改货币化的实践中，对于行政人员的交通补贴逐渐演变为额外的福利，例如在弓长岭区的车改中，给予高级领导的车补竟然达到8万元/年，这种不切实际的补贴容易演变为新的腐败。
1.3车改补贴的级差较大，影响基层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公车货币化的改革试点中，对于高级官员和基层官员的补贴差距较大，在弓长岭区，补贴标准因为级别大小最大差值为4500多元/月，在杭州车改中，最大差值为2300元/月，齐齐哈尔的最大差值为1400元/月。在杭州车改补贴标准的相关采访中，一名基层公务员反映，由于工作性质问题，他每月的交通费用在一千元左右，300元满足不了他的相关工作的开展。这种差别较大的根据行政级别的补贴没有与行政人员的工作性质相挂钩，工作量大的补贴不够用，工作量小的补贴结余，这种现实情况影响了基层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2.公车集中管理模式。公车集中管理模式主要是将各个机关的公务车辆全部交由公车管理中心来集中管理，统一调度使用，机关领导和办事职员如果需要用车，需向公车管理中心提出申请。 2002年山东省泰安市成立了市直机关的公车管理服务中心，将53个机关的100多辆公车集中到一起，根据实际情况每辆公车每年补贴8000元的用车代币券，实行公车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实行公车集中管理以来，全市1700多名公务人员使用90余辆公车，车辆利用率提高40%，保障能力达到95%以上。
2010年云南昆明市在四区启动“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试点工作。将所有的公务用车集中管理，将一部分用于组建区级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各个机关工作人员需要通过公车专用卡租用车辆，平均每年节省交通开支561万元。
将公务用车集中管理的模式有利于优化公车资源的配置，有效的提高了公车的重复使用率，降低了车辆的运行成本，使得原本各个机关管理公车的权力收回到集中的管理机构，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有：
2.1公车管理机关协调难度较大。车辆管理中心的服务意识不强，用车手续比较繁杂，加之行政事务的增多导致集中使用的车辆数量紧张；加之用车单位性质不同，单位之间用车矛盾增加，车辆管理中心的协调难度加大。例如，泰安市的60余辆公务用车就不能够满足纷繁的行政事务。
2.2行政人员的官本位思想严重。行政人员，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取消专车就等于取消了特权。集中管理后，车辆规格统一，这使得部分官员认为驾驶低档车有损“面子”而将压力传递给车辆管理机构，除此外，还有官员直接绕开公车管理中心直接调用下级单位的车辆。
3.强化管理监督模式。强化管理监督模式主要是通过对公车加强管理，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严格的限制车辆的编制、规格以及使用方式，压缩公车消费，敢于接受社会监督。近年来，中央国家机关不断完善公务用车管理制度， 广泛推行公车的政府采购制度， 定点加油和维修制度， 单车核算制度，公车耗油和运行费用统计通报制度， 按月统计经费支出制度等， 公务用车费用支出得以压减。除此外，山东省烟台市对全市内7000多辆公务用车，采用统一标识，接受社会监督；自2007年以来，湖南省对省直机关的公务车辆的保险、维修和加油等服务实施了政府采购招标，通过“定点维修、加油”节约财政资金。
这种模式的车改风险比较小，通过专门机构和社会的监督，可以有效遏制公车私用的现象，让公车的使用透明化，采用招标制度也是引入市场化措施，加强了公车的服务。但是也存在着不足，诸如：强化监督管理的强度以及持续力；公众对于公车私用現象的监督是否有效；政府招标过程中存在着回扣等交易等不足。
三、我国公车制度改革的对策探索
1.采用渐进式改革，逐渐限定公车的规格和总量。任何一项涉及众多利益结构的改革，都不宜采用大刀阔斧式的变革，如果改革的度没有把握好，可能加剧社会的阵痛。我国的公车改革也是如此，宜采用渐进式的改革，逐渐限定公车的规格和总量。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明文规定，专车只允许各部部长，副部长级别的官员享有。诸如，德国只有总统、总理、副总理以及各部部长、国务秘书等才有资格配备专车，一般的公务员在办理公务时可以用单位公车，也可采用租车。法国政府各部委只给部长、部长级代表和国务秘书配置固定的专车和专职司机，司局长以上高级官员只配备专车，但不配备专职司机。另外，法国政府规定，个人使用公务用车的发动机排量不得超过1.4升。除此之外，国外政府还严格控制公务用车的数量，美国联邦政府公车只有5.6万辆；柏林市公车数量为92辆，其中，专车37辆，一般公务车15辆，送文件车23辆。我国的公车改革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逐渐的压缩公车的数量，控制公车的规格。
1.1严格政府公车预算管理，统一购置。实行公车预算管理，是减少公车浪费的一个可行性步骤，法国政府就制定了严格的预算管理，政府统一购置公车，有效的避免了公车购买中的混乱局面，控制了政府公车的数量。
2011年3月，财政部引发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对我国公车购买环节的预算编制情况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但是，实行的效果不是很好，我国应该成立专门的“公车购置委员会”，在制定省级预算时，省级“公车购置委员会”参与其中预审，再上报代表国家的“公车购置委员会”统一预算，统一购买，然后再根据各个省的预算进行统一划拨。这可以避免各级政府公车采购中出现的诸如回扣、混乱的局面。
1.2厅级以下干部取消专车，鼓励私车公用。我国深受古代官僚主义思想影响，官员很注重自己的面子，这是阻碍我国公车改革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心理因素。部级以下全面取消专车是不现实的，只可以渐进的实行，首先厅级干部以下取消专车制度，不配备专职司机，在办理公务时可以使用单位的公车；其次鼓励厅级以下干部私车公用，对于使用自己私车的干部，给予一定的交通补贴和车辆耗损补贴。
2.引入市场化措施，保障公务用车。公车的购置、维护和管理都需要很高的成本，为了降低成本，提高车辆的使用率，国外的许多政府都引入市场化的管理措施，采用租车、定点维修点等措施。日本总务省长长期都是从出租汽车公司租用车辆，新加坡用于接待外宾的车队也是临时租用的。我国也可以引入市场化措施，提高公车的服务质量。
2.1允许市场进入公车管理。政府可以引入市场招标制度，将政府公车保养、维护的服务面向市场，提高公车的服务质量，政府的公车可以在固定的地点进行车辆的检修、维护等保养。除此之外，政府可以向市场租用车辆进行公共事务。
2.2合理制定公车补贴标准，调动基层公务员积极性。一些国家为了减轻公务人员的交通负担，普遍采用交通补贴制度。在日本，政府根据公务人员居住场地到办公场所最短距离实行实报实销制度，并规定最高限额。我国政府制定公车的补贴标准应该实行职位和工作性质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保证高级领导方便从事公关事务，另一方面结合公务人员的工作性质，根据各个机构的工作性质，给予经常出差的工作部门比较高的补贴，可以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但是补贴标准应该符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防止补贴过高，成为变相的“福利”。 3.严格监管公车使用，重视监督结果的公示。对公车的管理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公车的数量和规格，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已有公车的管理，加强社会的监督。美国如果发现公车私用现象，才去的惩罚措施为“临时或永久取消其使用公车权，扣除一个月的工资甚至永远开除公职”；在法国，使用公车处理私人事务可以被视为触犯刑律，国外严厉的监管机制是其公车很少被私用的保障。在我国的公车管理中也应该加强对公车的监管。
3.1严格控制公车的调派制度。我国的公车监管应该成立专门的机构，行使公车的调派任务。该机构要实行严格的公车使用登记制度，详细的记录每辆公车外出的起始时间、行驶地点，归还时间以及行驶公里数。当节假日时应该将公车统一封存，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申请使用。
3.2对公车实行科学监控。在瑞典，采用电子监控公车私用现象。在每辆公车上安装了带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任何人使用公车，必须按下“公务”或“私用”按钮，车才可以启动。然后，卫星监控公车，将公车的行车轨迹发往监控台，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核实与惩罚。我国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在每辆公车上装上GPS定位系统，利用卫星监控车辆的动态，每辆公车在使用时需要向卫星发布导航路线，当违反规定私自使用时，卫星自动切断信号，车辆无法行驶。
3.3及时发布公车使用情况，引入社会监督。公车管理机构应该及时发布公车使用的情况，将公车在每月的使用频率、维修次数、总消耗费用等信息发布在网上，使得公车使用情况透明化。在博茨瓦纳，每辆公车都有明确的颜色标注，甚至政府设立的加油站都是粉红色的，在周末，加油站休息不给公车加油。在我国，可以给公车采用统一标识和车牌以监督公车使用现象。在我国浙江平阳县2007 年将全县机关单位的公务车辆采用统一的牌照，并建立了社会监督机制，在节假日，公车私用现象大为减少。建议将我国的全部公用车辆采用统一的颜色，并在车身印上“中国某地公务车”标识，以方便社会力量的监督。
四、用法治约束公车管理
在国外，许多国家都注重用法律来保障公车管理。在法国1947年就颁布了第一个有关公务用车的政府令，逐步形成了公务用车购置、管理和使用的比较完整的法规制度。德国1993年颁布了联邦机构一级的公务用车管理条例。我国于2009年由国管局等部门重新修订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对于党政机关的公车使用和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加之各个地方的公车管理方法，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总的来说，对于公车管理的法律没有形成体系。因此，在健全法律体系方面，应该注重将公车购置的预算程序、公车使用违反惩罚措施、社会监督等纳入法律体系；在执法方面，应该给与车辆管理机構相对独立的权力的权力，对于违规使用公车、利用职务之便套用公车费用的官员给与严厉的惩处；在法律保障方面，应该注重保护社会监督者的安全，给与违反公车管理的公务人员以解释权等。
参考文献：
[1]中国行政法学会行政成本课题组.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模式与建议[J].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5期.
[2]何路社.引入歧途的“公车改革”.共识网.2011年7月20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2011/0720/40057.htm.
作者简介：周星晨（1992—），女，汉族，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