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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是魏晋玄学的标志性思想家，其《周易注》作为由汉易向宋易的过渡环节中很关键的一环，已被世人公认为是义理易学的代表。王弼扫除了汉易中烦琐的易象，而代之以一股清新的玄学清流。易学史的发展证明，《周易注》中的形上学思想以及其以义理解《易》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本文第一章从易学史的角度对王弼易学的思想来源进行追溯。首先说明了《周易注》的取义倾向受《左传》、《国语》及《易传》等取义说的影响，其次考察了其与汉代费氏易学和荆州学派的关系，说明王弼易学并非空穴来风，其继承了费氏易学以传解经的解经方式，也继承了荆州学派的易学资源，而且王弼并非援《老》入《易》第一人，因为汉末已经存在儒道合流的思想潮流。另外，通过对《周易注》中引用《左传》、《论语》、《汉书》、《孔子家语》、《庄子》等诸子百家的研究，说明《周易注》广征博引，广泛吸取诸子百家中与《周易》相契之处，有的略有差别，有的完全相同，有的进行了发展。本章第三节考察了王弼与其同时代的何晏在思想上的差别，说明了开“正始玄风”的何晏，在后期渐渐趋同于王弼的思想，那么王弼对正始玄学乃至魏晋玄学的贡献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第二章主要考察了《周易注》的注易方法。首先阐述了《周易注》对汉代注《易》方法的继承体现在采取了汉易八卦方位图、取象说、阴阳气化说、卦气说、乾升坤降说及互体、卦变、旁通说等等，那么所谓王弼“尽扫象数”，也就不能理解为王弼根本就不谈象数，而应理解为王弼扫去了汉易中的任意比附之象。而在对《周易注》取象说的分析中注意到，王弼即使是取象，也往往和爻位说等取义方法联系起来注解，这也是其不同于汉易的地方。第二节从《周易略例》中来探寻王弼的注《易》方法，主要是采取了一爻为主说、唯变所适、得意忘象等方法来注《易》，这些方法背后的思想根源也来自于他对《老子》、《庄子》等道家思想的理解和借鉴。王弼自觉地进行了方法上的革命，扫除了汉代象数易学的弊端，并用他的新方法完成了《周易注》，开当时玄学之风气。
在对《周易注》的思想渊源及注解方法有所了解之后，文章主要从形上学和人道观两个角度，对其蕴涵的思想进行揭示。
第三章从易学史的角度出发，以汉代象数易学为参照系，对《周易注》中几处体现其本体论思想之注，包括《乾》《坤》《彖》注、大衍义等，进行了详细地厘析。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汉易常常用卦气说、纳甲说、乾升坤降说、元气说等构建出一个宇宙生成论的模式，《周易注》则一扫汉易的繁琐，直接用乾健坤顺等取义说来解，表现出了王弼用《老子》思想来注《易》的倾向。本章第五节从“有无之辨”的高度对《周易注》的本体论进行了总结和提升。王弼《周易注》中的本体论来自于其《老子注》，他是在二者能够相互发明之处作了新的阐释。王弼所开创的玄学派的形上学及其本体论，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一思维路线由程朱继承下来，发展为理本论的形上学体系。
第四章对《周易注》的阴阳、刚柔、动静、性情、时观等进行了研究。在阴阳观上，说明了王弼并非不论阴阳，《周易注》中也谈到了阴阳气化论。在刚柔观上，《周易注》继承了《彖传》的刚柔观，强调了刚柔兼济的原则。在动静关系上，王弼把静放在绝对优先于动的地位，这是服务于他“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建构的。在性情观上，王弼借鉴了《老子注>以“自然”来释“万物之性”的思想，反对人为造作，主张“因物之性”：“性其情”，还包含着以性制情的含义，王弼“.性其情”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时”观上，我们从君子的角度来把握，“知几其神乎”，只有得道之君子能够正确地把握各种时机，知微知彰。
第五章从政治思想、义利观、君臣观、夫妇观等几个方面分别考察论述，从中看到了王弼在《周易注》中所表现出和儒者同样的情怀，诸如进德修业、扬君子抑小人、尚贤等。在本体层面上讲引《老子》思想解《易》的王弼玄学易，在世俗的人伦日用层面，比如君臣观和夫妇观，和儒家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第六章对《周易注》引用《老子》思想之处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概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无为本”、“道法自然”、“贵柔、尚谦”、“无为而治、息乱以静”等几个方面，说明王弼以《老>注《易》的根本作用在于，不仅是在解释方法上实现了变革，更在于实现了形上学的变革，“以无为本”取代了以元气说、阴阳学说、取象说等为主导思想的汉代易学，汉易发展成了玄学易。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老子注》还是《周易注》，王弼创建新的形上学，其宗旨或者落脚点在于对其所处的社会提出治理的根本方略，即“息乱以静”这一条基本治理原则。
《周易注》对儒道两家思想的兼容并蓄，体现了王弼思想的复杂性或者包容性，其容纳了儒家和道家思想，并在对易学的阐释中实现了儒道会通。就和汉易的比较而言，《周易注》所蕴涵的政治思想，多是汉易所不具备的，因为汉易多是从取象说的角度对《周易>进行注释。王弼用《老子》思想丰富了《周易》的内涵，为这部历来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著作，注入了一股玄学之流，也即儒学玄学化的实现。“息乱以静”的命题，是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是他所认为的根治社会的一剂良药，所以，《周易注》的本体论与人道观又是不可分割的。
王弼的道家风骨处处又渗透着济世的情怀，这也正是《周易注》的精神魅力之所在。唐孔颖达在此基础上作疏，从此《周易注》被尊奉为《周易正义》而流传于世；程朱理学也吸收了《周易注》的形上学及其义理解易方法等。《周易注》的生命历久弥新，在各个时代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本文第一章从易学史的角度对王弼易学的思想来源进行追溯。首先说明了《周易注》的取义倾向受《左传》、《国语》及《易传》等取义说的影响，其次考察了其与汉代费氏易学和荆州学派的关系，说明王弼易学并非空穴来风，其继承了费氏易学以传解经的解经方式，也继承了荆州学派的易学资源，而且王弼并非援《老》入《易》第一人，因为汉末已经存在儒道合流的思想潮流。另外，通过对《周易注》中引用《左传》、《论语》、《汉书》、《孔子家语》、《庄子》等诸子百家的研究，说明《周易注》广征博引，广泛吸取诸子百家中与《周易》相契之处，有的略有差别，有的完全相同，有的进行了发展。本章第三节考察了王弼与其同时代的何晏在思想上的差别，说明了开“正始玄风”的何晏，在后期渐渐趋同于王弼的思想，那么王弼对正始玄学乃至魏晋玄学的贡献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第二章主要考察了《周易注》的注易方法。首先阐述了《周易注》对汉代注《易》方法的继承体现在采取了汉易八卦方位图、取象说、阴阳气化说、卦气说、乾升坤降说及互体、卦变、旁通说等等，那么所谓王弼“尽扫象数”，也就不能理解为王弼根本就不谈象数，而应理解为王弼扫去了汉易中的任意比附之象。而在对《周易注》取象说的分析中注意到，王弼即使是取象，也往往和爻位说等取义方法联系起来注解，这也是其不同于汉易的地方。第二节从《周易略例》中来探寻王弼的注《易》方法，主要是采取了一爻为主说、唯变所适、得意忘象等方法来注《易》，这些方法背后的思想根源也来自于他对《老子》、《庄子》等道家思想的理解和借鉴。王弼自觉地进行了方法上的革命，扫除了汉代象数易学的弊端，并用他的新方法完成了《周易注》，开当时玄学之风气。
在对《周易注》的思想渊源及注解方法有所了解之后，文章主要从形上学和人道观两个角度，对其蕴涵的思想进行揭示。
第三章从易学史的角度出发，以汉代象数易学为参照系，对《周易注》中几处体现其本体论思想之注，包括《乾》《坤》《彖》注、大衍义等，进行了详细地厘析。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汉易常常用卦气说、纳甲说、乾升坤降说、元气说等构建出一个宇宙生成论的模式，《周易注》则一扫汉易的繁琐，直接用乾健坤顺等取义说来解，表现出了王弼用《老子》思想来注《易》的倾向。本章第五节从“有无之辨”的高度对《周易注》的本体论进行了总结和提升。王弼《周易注》中的本体论来自于其《老子注》，他是在二者能够相互发明之处作了新的阐释。王弼所开创的玄学派的形上学及其本体论，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一思维路线由程朱继承下来，发展为理本论的形上学体系。
第四章对《周易注》的阴阳、刚柔、动静、性情、时观等进行了研究。在阴阳观上，说明了王弼并非不论阴阳，《周易注》中也谈到了阴阳气化论。在刚柔观上，《周易注》继承了《彖传》的刚柔观，强调了刚柔兼济的原则。在动静关系上，王弼把静放在绝对优先于动的地位，这是服务于他“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建构的。在性情观上，王弼借鉴了《老子注>以“自然”来释“万物之性”的思想，反对人为造作，主张“因物之性”：“性其情”，还包含着以性制情的含义，王弼“.性其情”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时”观上，我们从君子的角度来把握，“知几其神乎”，只有得道之君子能够正确地把握各种时机，知微知彰。
第五章从政治思想、义利观、君臣观、夫妇观等几个方面分别考察论述，从中看到了王弼在《周易注》中所表现出和儒者同样的情怀，诸如进德修业、扬君子抑小人、尚贤等。在本体层面上讲引《老子》思想解《易》的王弼玄学易，在世俗的人伦日用层面，比如君臣观和夫妇观，和儒家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第六章对《周易注》引用《老子》思想之处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概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无为本”、“道法自然”、“贵柔、尚谦”、“无为而治、息乱以静”等几个方面，说明王弼以《老>注《易》的根本作用在于，不仅是在解释方法上实现了变革，更在于实现了形上学的变革，“以无为本”取代了以元气说、阴阳学说、取象说等为主导思想的汉代易学，汉易发展成了玄学易。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老子注》还是《周易注》，王弼创建新的形上学，其宗旨或者落脚点在于对其所处的社会提出治理的根本方略，即“息乱以静”这一条基本治理原则。
《周易注》对儒道两家思想的兼容并蓄，体现了王弼思想的复杂性或者包容性，其容纳了儒家和道家思想，并在对易学的阐释中实现了儒道会通。就和汉易的比较而言，《周易注》所蕴涵的政治思想，多是汉易所不具备的，因为汉易多是从取象说的角度对《周易>进行注释。王弼用《老子》思想丰富了《周易》的内涵，为这部历来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著作，注入了一股玄学之流，也即儒学玄学化的实现。“息乱以静”的命题，是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是他所认为的根治社会的一剂良药，所以，《周易注》的本体论与人道观又是不可分割的。
王弼的道家风骨处处又渗透着济世的情怀，这也正是《周易注》的精神魅力之所在。唐孔颖达在此基础上作疏，从此《周易注》被尊奉为《周易正义》而流传于世；程朱理学也吸收了《周易注》的形上学及其义理解易方法等。《周易注》的生命历久弥新，在各个时代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辉。